第48章　胜利" class="reference-link">第48章　胜利

刘玉章的52军逃往营口——毛泽东批评林彪——九纵急行军南下——52军部分漏网——卫立煌逃离沈阳——沈阳守军联系起义投诚——沈阳解放——接管也是战斗——胜利的喜悦——大军南下入关

林彪在指挥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时，没顾得上派部队去占领营口。

毛泽东对营口是非常重视的。我军攻克锦州之后，营口就成了东北国民党军逃往关内的唯一出海口。在10月18日他与林罗刘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时，在电报中告诉林彪：“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以后的几天中，毛泽东连发几封电报，催促林彪调十纵、十二纵去占领营口。[1]

林彪也不是不想要营口，10月21日，郑洞国刚刚放下武器，林彪即发布命令要十二纵和一兵团所属的几个独立师迅速南下。考虑到他们距离太远，一时难以赶到，便命令参谋处长苏静带着重炮连去辽南独立2师，2师隐蔽在盘山，距营口最近。苏静乘车从锦州匆匆上路，24日到达盘山。

苏静刚走，情况变了。林彪决心以十纵死守黑山、大虎山，阻止廖兵团南下营口，命各纵队迅速前进，准备在辽西平原进行决定性的会战。22日林彪命令：“因敌（指廖耀湘——作者注）不向营口撤退，辽南独立2师去营口无仗可打，应即返回，进至新民与一半拉门之间，侧击敌人。”十二纵则继续南下，去监视铁岭和沈阳的敌人。[2]

就在我军布下围歼廖兵团的天罗地网时，却让国民党52军钻了空子。当廖兵团奉蒋介石的命令西进时，52军也开到新民维护廖兵团的后方。当时军中上上下下情绪低沉，认为凶多吉少，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后来听说杜聿明向蒋建议占据营口，必要时在辽南抵抗，蒋没有表示反对；52军军长刘玉章立刻跑到沈阳活动，主动要求去打通营口。卫立煌本来也想留条后路，批准了这个方案。52军仿佛捞到了救命稻草，动作出奇迅速。10月23日拂晓52军从辽阳、鞍山出动，24日黄昏就到达营口。因南满我军主力已全部调出，他们仅在海城遇到地方武装的轻微抵抗，就占领了营口。

当林彪获悉国民党军占领营口的消息，黑山阻击战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各主力纵队正向黑山全速前进，辽南独立2师也正在堵截廖耀湘兵团的南逃路线，眼下真是无兵可派。25日9时，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一、敌52军部队23号占海城、牛庄，昨（24日）已占营口，我在辽南只有地方武装，辽南独2师已不能先占营口。二、我一个独立师昨日已插到铁岭以南与敌对战，我十二纵本晨可包围铁岭，意图拖住敌人。三、昨日新6军、71军及207师一个旅各一部向我黑山、打虎山进攻，四次冲锋，均被击退。四、我六纵本日可插到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断敌退路，其他各纵均陆续前进，首先抓住敌人。”

毛泽东看到电报，大为不满，当天18时回电批评：“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后，又根据52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52军部队于24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长春各独立师现在何处？我们认为这些独立师应迅速经铁岭附近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牛庄、海城，并以主力位于大虎山、营口之间，配合你们主力夹击敌人。”[3]

林彪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也感到问题严重，当天电令十二纵南下。十二纵此时尚在长春以南的公主岭，纵队司令钟伟当即拉起部队出发。然而不凑巧的是：长春经四平、梅河口到清原的铁路被破坏，不通火车。十二纵只好沿着中长铁路步行南下。当他们到达铁岭的时候，已经是10月30日了。[4]

10月27日，廖耀湘兵团陷入我军合围，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卫立煌在沈阳急得坐卧不安，令52军立即北上，驰援沈阳。刘玉章接到命令，只得派25师的一个团先出发，再召集军师级长官商量对策。军参谋长廖传枢认为：廖兵团目前情况不明，再把52军调回去，分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嘛！到不了鞍山就会被共军吃掉。他问副参谋长：“牛庄、盘山已经发现敌情，总部知道吗？”副参谋长说：“得到情报时，部队已经出发了。”刘玉章本来就考虑如何留在营口不走，听到这话马上说：“你们起草一个电报发出去，并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廖传枢立即拟定电报稿，谎称共军大部队已从盘山南下（当时根本没有此事——作者注），52军返回必遭侧击。援沈无望，进退失据，不堪设想。请卫立煌立即回电指示。几小时后沈阳回电了，刘玉章等急不可耐，大家围着译电员，译一字看一字。只见纸上写着“来电悉，该军固守营口，已电总统派舰来接。”刘玉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25师师长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跳上吉普车去追已经出发的部队。后队变前队，又返回营口。刘玉章收缩部队，修筑工事，眼巴巴等着蒋介石派军舰来救他们。[5]

27日深夜，毛泽东收到林罗刘发来的全歼廖兵团五个军的捷报，表示“极为欣慰”之后连发两道命令。23时半的电报命令“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一小时后，又命令林彪等抽出几个纵队兼程东进，追歼沈阳之敌。

未等毛泽东电报到达，林罗刘就已经考虑南下夺取营口的问题了。27日这天，他们电令辽宁军区司令员陈奇涵、政委张秀山等：“盼你们立即重新架设一座浮桥，以便我大军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继续歼灭沈阳南下之敌。此事万分紧要，务须办到。”然而在宽阔的辽河上架浮桥，谈何容易？没等军区准备好，七纵、八纵、九纵和辽南独立2师就已经开始渡河南下了。

九纵经过六天六夜急行军，27日刚刚赶到大虎山以东。先头部队26师赶上围歼廖兵团的尾巴，投入了战斗。另外两个师还没喘口气，詹才芳司令员和李中权政委又接到总部急电，说敌军有从营口逃往海上的趋势，令九纵立即赶往营口。大仗没赶上，肥肉没捞着吃，又得赶路。但是九纵没说二话，研究情况之后，詹、李命令25师先行，从台安东渡辽河；27师为左路，先占海城，切断沈阳敌军退路；26师待战斗结束后南下，当预备队。

八纵28日上午结束了围歼廖兵团的战斗，退出战场，南下到满都户宿营。准备南下。在辽河边上，他们发现河水既宽又冷，不能徒涉；架桥器材和船只都很难找到。于是29日6时八纵停止行动，向总部请示。9时总部来电：“七、九纵均在渡河，总部始终未让八纵停止待命。你们应即渡河向海城、鞍山急进，截击敌人，不得延误。”[6]

老等总部指示，也得挨批评。八纵不敢怠慢，马上开始渡河。但由于缺少船只，渡河相当困难。林罗刘29日17时向军委报告：“我向营口前进部队昨日已抵辽河沿岸，但只有渡船两只，三天才能渡一个师（不带重武器）。”10月31日早晨，八纵才全部渡完，向鞍山急行军。

渡过辽河之后，各纵队日夜兼程，向营口急行军前进。连续多天的行军作战，战士们已经疲劳到极点。但为了不让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他们忍受着饥饿、困乏，咬牙坚持前进。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困得睁不开眼，为了防止掉队，每个班发一条绳子，班长牵着绳头，班副拿着绳尾，战士们拉着绳子，可以边走边打瞌睡，不至于因困极而倒在地上。首长看着实在不忍心，但谁也不敢下命令休息。为了让战士能吃上一口饭，纵队派出仅有的几辆卡车拉着炊事班往前面开，准备好饭。部队一到，一人接一碗，边吃边走。多数战士脚上打满了血泡，衣服上又是泥土又是汗水。10月30日下午，九纵25师到达营口北郊的石桥子，开始投入扫清外围的战斗。

这天夜晚，从葫芦岛开来的国民党海军两艘炮舰到了营口海面。刘玉章等得望眼欲穿，恨不能马上登船逃命。但是海军指挥官马纪壮告诉他：来自天津的商船队要在葫芦岛卸完货才能开来，让52军坚持等待。31日夜里，船队也到了营口海边，因赶上退潮，进不了营口港。眼睁睁看着船上不去，国民党官兵焦急万分。为了逃命，刘玉章命令手下死守阵地，绝不能让解放军攻进营口、占领码头。

31日这天，詹才芳、李中权率九纵主力到达营口市郊，布置进攻营口。不料52军以攻为守，想乘我军远来疲乏，立足未稳，打九纵一个措手不及。52军的25师和军属辎重团一天向九纵25、27师发起几次进攻，敌军一度冲进我25师师部所在的村子，进行激烈巷战。九纵渡河的时候把重武器都留在后边，此刻不能组织强大的火力进攻敌人。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硬拼是无济于事的。詹才芳命令部队向后稍撤，做好准备再进攻。

11月1日上午，海水涨潮，接应52军的船只开进营口港。早等得不耐烦的国民党官兵争先恐后往船上拥。由于船只太少，不敷使用，刘玉章下令抛弃所有的卡车、马匹等辎重，打乱建制，把人员全部塞上船。每条船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没有半点空间。就是这样才塞进一半人，刘玉章优先安排特种部队，多数步兵都上不了船。刘玉章许愿只要船只有空，让他们从阵地坐上卡车直接开到码头登船。

就在52军忙乱上船时，九纵和辽南独立2师开始向营口市区进攻。经过1日全天激战，九纵三个师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阵地，进入营口市区。不料晚上敌军以团为单位，向我军发起反冲锋，这是刘玉章丢卒保车，掩护主力撤退的举动，目的是迟滞九纵。因为刘玉章等上船之后，又赶上退潮。船要在码头上停泊一夜，到2日早晨才能出海。这些人挤在船上，岂不是活靶子么？52军的军官们心情紧张，辗转反侧地熬过这漫长的一夜。

2日早晨，趁着涨潮和浓雾，船只慢慢地驶离营口港，向海上的国民党海军战舰靠拢。与此同时，九纵与独立2师向市区发起总攻。留下的敌军全无斗志，被我军分割包围，仅3个小时，营口市区就被我军占领。26师把大炮拖到码头上，向逃离的船只猛轰。一艘满载三千多敌人的轮船被击中起火，引起剧烈爆炸。船上的人纷纷跳海逃生，不少人被烧死或淹死。当天七、八纵先头部队赶来营口参战，然而九纵已经结束了战斗。

在解放营口战斗中，我军共歼灭52军的2师、25师大部及军属辎重团共14 800多人，缴获各种火炮88门、轻重机枪301挺、长短枪2 574支、汽车66辆和大批弹药物资。刘玉章率52军1万余官兵逃走，成为东北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侥幸逃脱的部分。[7]

话分两头，当七、八、九纵南下解放营口和辽东半岛时，林彪遵照毛泽东的电令，指示一、二、十二纵向沈阳急进，解放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

10月27日，卫立煌就再没得到廖耀湘的报告，急得派出飞机到辽西上空侦察，只见地面上一片混战，卫立煌知道廖兵团算是彻底完了。28日上午，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3军军长龙天武率少数残兵，疲惫不堪地逃回沈阳。他们报告说：26日廖命令他们向沈阳撤退，49军在最后掩护。他们不了解情况，也没有派出部队侦察，结果遭到解放军拦阻截击，把队伍打得稀烂，谁也不能掌握了。他们只好沿途收拾残部，跑到新民车站乘火车逃回来。卫立煌愤慨地对部下骂道：“我早就向委员长说过，一出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划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们看，我不是说中了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然而一切牢骚痛苦都已无济于事，他们都清楚大势已去，问题是如何逃生。

杜聿明在葫芦岛也是忧心如焚，廖兵团兵败如山倒，是他也没有预料到的。30日蒋介石命令他去沈阳布置防务，当他飞到沈阳上空时，空军通知地面机场已经失控，千万不要降落。杜无可奈何地转而飞向北平，在机场上正遇到蒋介石。杜向蒋汇报了东北的情况，蒋窘态毕露，沉默不语，只是要杜回葫芦岛等命令。空军司令王叔铭请示蒋：“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答：“叫他到葫芦岛指挥。”说完就登机飞回南京去了。

此时的沈阳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卫立煌把沈阳防务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于30日下午与赵家骧等乘汽车赶往东塔机场。机场上挤满了想要逃跑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吵吵嚷嚷，乱作一团。等了约一小时，降落了两架运输机。卫立煌在身强力壮的卫兵保护下第一个登机。参谋长赵家骧、国民党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长董彦平、辽宁省长王铁汉、沈阳市长董文琦和潘裕昆、龙天武两位军长也争先恐后地爬上飞机。这时秩序大乱，人们你争我挤，卫立煌的副官把守舱门，把从舷梯往上爬的人一脚一个都踹下去。嫩江省长彭济群从梯子上摔下来伤了腰，有的爬上飞机翅膀赖着不动。赵家骧见无法起飞，急中生智，在舱门口向下喊道：你们不要着慌，马上有四架飞机来到。他假装宣布名单，哪些人乘第一架，哪些人乘第二架。然后又说：等一会飞机来了，都按排定的次序登机，我保证大家都走得了，不要乱抢！这一着果然把飞机下面的人都蒙住了。飞机翅膀上的人也下来了。于是飞机立即起飞，时间约在下午4时。黄昏时飞机在葫芦岛降落，杜聿明、侯镜如前去迎接。卫立煌一下飞机，长叹一声：“差一点见不了面！”[8]

卫立煌等逃跑之后，30日晚上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沈阳防御问题。当时沈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还有53军两个师、207师两个旅、新1军一个师、四个守备纵队（相当于师）和从外地逃进沈阳的杂牌武装，约8万人。除了207师有些战斗力，其余部队都军心涣散，内部极为空虚混乱。

周福成原来是东北军张学良的旧部，经历过西安事变。抗战期间蒋把53军编入远征军，参加了在缅甸的作战。抗战胜利后从越南回国，即调回东北。周福成不是蒋的嫡系，53军也处处受到排挤。因而我党认为53军可以争取，曾多方做工作、进行秘密联络，想启发周福成的觉悟，退出内战，弃暗投明。没想到周福成居然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到了这种局面，还想负隅顽抗。在兵团部会议上，周福成宣布要固守待援，副军长赵国屏、130师师长王理寰等纷纷反对，说这个仗是打不了啦。周破口大骂，扬言要法办他们。众人敢怒不敢言，散会后就开始各找门路，与解放军接洽起义。

这时，我军主力一、二、十二纵正向沈阳进军。十二纵急行军三天三夜，10月28日从公主岭赶到开原。这时钟伟司令员接到林彪电令：“十二纵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钟伟重新部署36师打铁岭，他亲自率34、35师向巨流河前进。铁岭守敌116师的一个团已成了惊弓之鸟，我军一个冲锋，他们就四散逃命，没费多少力气就占领了铁岭。战斗结束后，36师又匆匆上路，赶上了纵队主力向沈阳进军。

31日十二纵到了沈阳以南的苏家屯。这是沈阳南郊的一个大站，占领它就切断了沈阳敌军的南逃之路。钟伟发布命令：今晚集中火力进攻苏家屯，然后向北夺取浑河铁路桥和浑河机场。这里的守敌是207师一部，他们据守碉堡，企图依托宽阔的浑河阻挡我军的前进。

就在十二纵进行攻击准备时，二纵5师从西边赶来了。钟伟原来就是5师师长，见到老战友，非常高兴。大家经过协商，制定了战斗计划。11月1日凌晨，二纵、十二纵集中十几个炮连的全部炮火，向浑河北岸的敌军阵地猛轰了一小时。乘着敌人狼狈不堪，我军冲过浑河铁路桥，扫除敌军据点。当天，二纵5师和十二纵从西南方向进入沈阳的铁西区。

一纵和二纵主力消灭了新民、巨流河的敌人后，势如破竹地向前进军，11月1日，他们从沈阳西北进入铁西区。吴信泉副司令员率一个团冲在前面，与敌人接触。发现敌人三三两两的闲逛，没有要打的样子。我军一冲上去，他们就缴枪投降。十二纵的一个师长见到吴信泉打听情况，吴说：“敌人没有抵抗，你们赶快进去缴敌人的枪吧！”在后边纵队指挥所，刘震接到一纵李天佑司令员电话：“我们的部队已经到齐，东总命令由你统一指挥。”刘震笑着告诉他：“现在已经不需要统一部署了，你们赶快进城肃清残敌抓俘虏吧！”[9]

刘震、钟伟可能感到奇怪，沈阳的敌人怎么这么稀松，一点作战的样子也没有。除了207师稍作抵抗，其余就是开着大门等解放军来接收的。其实几天以前，53军军官就与我方秘密联络，要求起义。

130师师长王理寰与我方早有联系。1948年初，我军放回几位53军的被俘军官，吕正操托他们捎信给王理寰，劝他反蒋起义。后来又有我方地下工作者去沈阳，与王理寰建立秘密联系。王受我方感召，早就不愿再打内战。但因起义条件不成熟，一直未能行动。廖兵团在辽西被歼灭的消息传来，沈阳守军人心大乱。王见时机到来，召集一批军官开会，商量组织起义。10月29日他派参谋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找到辽北军区独立2师，管松涛师长复信表示欢迎。31日，130师在城里贴出起义标语，王要求部下集合，在市内担任警戒，维持好市区秩序，保护工厂物资，等待解放军来接收。[10]

新1军暂53师也在寻求机会。师长许赓扬是东北军出身，这个师由东北地方部队编成，划归新1军，但不是嫡系。许本人与53军关系密切，与我方地下党有过接触。在战局迅速发展，解放军逼近沈阳的情况下，他决定主动采取行动，弃暗投明。从10月29日起，他连续派人出城找解放军联系，也找到了独立2师。30、31日暂53师代表与辽北军区负责人谈判，报告了沈阳市内的情况，辽北军区派出干部随53师代表进城，进行接收。

10月30、31日两天，沈阳国民党军的不少部队都与我军联系起义。31日辽北军区政委陶铸向东北局报告：“新1军之暂53师与周福成部正接洽投诚，他们要求起义，我们要求放下武器，正请示林罗决定。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起义部队太多了，将来怕很麻烦是其坏处。城内工作同志已接上头，据说卫立煌走后，城内已呈现混乱。新立屯失败之残兵游勇散入沈市乱搞。已告其宣布我党我军进城后之各项政策，并号召工人组织护厂、学生护校、职员保护机关、市民维持街道、警察也可利用留下。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11]

林彪、罗荣桓接到电报后，都不赞成接受沈阳守军起义。在国民党军土崩瓦解、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沈阳守军的这种作法只能算作反正投诚。他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是这样看。但局势发展太快，再指示辽北军区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林、罗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12]

在辽北军区答应沈阳国民党军各部的起义要求后，沈阳国民党军政官员商议组织“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以王化一、王理寰、许赓扬、秦祥征等为委员。10月31日，他们到周福成的司令部劝说周起义。不料周态度极为顽固，公然叫嚣要焦土抗战，与共产党拼个死活。骂王化一“你们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政治资本，向共产党换取位置。”王化一告诉周福成：“今天沈阳市内全体百姓和军队、警察，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完全同意解放军入城。你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周狂怒地说：“谁敢？”王理寰站起来严肃地说：“大势已去，不能再打，我这一师不愿无辜替蒋介石去死，决定放下武器。”副军长赵国屏和其他两位师长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周福成脸色大变，像泄气的皮球，颓然坐下，仍拒绝投降。大家决定把他送到“世合公”银行大楼，使其脱离司令部，不能再起反作用。周被送到那里后，卧床蒙头大哭。

11月1日，我一、二纵由铁西区进城，各独立师从东部进占联合兵工总厂，进入东边门。新1军暂53师奉命向我军移交阵地，开出城外。53军各部队和其他地方部队集结在指定地点和大楼内，等待我军接收。重炮11团官兵守护着18门美式155毫米重炮，交给我军说：“这是国家的财产，现在要交给国家了。”汽车11团将全部车辆摆好队形，司机端坐车上等待我军命令行动。第二守备总队少将总队长秦祥征在街上等候我军到来，对我军干部说：“你们今天来缴也行，明天来缴也行，反正我们等着就是。”在沈阳市内的廖兵团散兵也纷纷向我军投诚，一个打着白旗的军官开着吉普车找到我军，拉上几个战士，一路走一路喊：“解放军来了，出来缴枪吧！”到了中午，大街上听不到枪声，看不到混乱，老百姓都涌到大街上，热烈欢迎解放军。

二纵6师16团1连连长黄达宣和苏指导员带领队伍从大西门进了城，一路警惕地搜索前进，当他们来到“世合公”银行门前，发现这里聚集了不少国民党兵，坐着、躺着，毫无抵抗的意思，手枪扔了一桌子。黄连长问当官的在哪里，他们往楼上指。黄达宣踏着木楼梯“噔噔噔”跑上去，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中等个头的汉子，自称“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黄达宣不知道周福成是何许人，只觉得他挺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我军进城后，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官员、第八兵团和53军军官纷纷找到领导机关，要求保护。东总特地派三纵政委罗舜初进城处理此事。我军在城里征用了四家旅馆，辟为“解放军官招待所”。周福成等将级军官集中在二所，其余的住校级军官。罗舜初召集国民党军官讲话，宣布我军政策。除周福诚等少数人迁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与廖耀湘等一起改造外，大多数军官都被释放回家。王理寰保护沈阳有功，很快就发给“解放证”和“优待证”，让他回家与家人团聚。其余的校级军官也在半月之内全部释放。有的家在北平，我军发给路费，还派人护送到锦西前线，让其自行进入国民党占领区回家。当时许多国民党军官非常感动，异口同声地说：“真没想到，敌对数载的我们，今天会受到这样宽大优越的待遇，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味道！”至于53军和新1军暂53师部队，根据东总的指示，按放下武器对待，处理方法与长春的新7军一样。各师调出沈阳后，在指定地区接受我军的改造整编。清洗了一批有问题的反动军官，部分士兵补充进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中。40年后，中央重新认定他们的起义行动。

国民党沈阳守军中，只有207师拒不投降。11月1日，林罗谭专电下令捉拿207师师长戴朴。电报说：“207师师长戴朴极端反动，已令其部属焚烧物资，望各部注意清查逮捕，以便战后依法处办。”但戴朴本人见大势已去，即化装逃跑。207师各部没接到命令，还蹲在地堡里顽抗。11月2日，207师1旅2团在东大营被我独立师围歼。2旅一部分残兵被我军击溃后，从沈阳市南郊的苏家屯等地退集乔家窝棚，企图以假投降之计逃跑。我军识破其阴谋，将其全部歼灭。至此，解放沈阳的战斗全部结束。总计消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共134 500人。其中有周福成等将级军官106人。缴获各种炮1 685门、轻重机枪4 811挺、步枪71 383支、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以及大批弹药和物资。

沈阳、营口的解放，宣告了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东北三年的解放战争，以我党我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然而谁也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而松一口气，恢复战争留下的创伤，整顿混乱局面，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工业交通和人民生活，是摆在东北局面前的头等重任。前方打胜仗，后方也在日夜忙碌。我军主力回师歼灭廖耀湘兵团时，东北局领导人就预感胜利将会很快来临，必须作好接管沈阳等大城市的充分准备。10月26日，东北局领导人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等在高岗住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接管沈阳的具体方针和办法。会议决定由陈云任沈阳军管会主任，伍修权为副主任兼沈阳卫戍司令员；陶铸为副主任兼沈阳市委书记、卫戍区政委；朱其文为沈阳市长。东北局决定抽调4 000名新老干部前去搞接管工作，哈尔滨除了少数干部留守，几乎是全面出动。28日开动员大会，29日就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南下，速度之快与前方部队行动不相上下。

30日列车到达开原，因沈阳尚未解放，专列在这里停留等候。陈云在列车上昼夜工作、开会，部署接管沈阳的分工、职责、政策乃至办公驻地、起草安民告示等许多复杂而又具体的事项。11月1日晚上，陶铸从前方来信，告诉陈云我军今夜进城，要军管会领导人与他们会合。陈云决定主要干部当夜出发，分乘十几辆汽车于2日凌晨到达沈阳郊外榆林堡。陶铸、伍修权也分别乘车赶到，他们会商了情况，2日下午率领干部进入沈阳市区。

进城之后，军管会马上发出第一号公告，宣布七项规定：保护人民和市内一切工商业财产；戒严三天，严防破坏分子活动；保护一切公共建筑、机关、设施不遭破坏；蒋军官兵须自动向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任何机关部队不得非法捕人，有坏人可以检举报告；除卫戍部队外，任何部队不得随便入城；在城里的部队必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许自由外出进入影院、剧场等公共场所。

接管沈阳也是一场紧张的战斗。进入沈阳的一、二纵和担任卫戍部队的独立1师、独立4师分头行动，看管各重要机关和仓库、工厂。散入市区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经各部队收容，三天内集中3万多人，对安定沈阳市面的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从11月1日起，国民党飞机连续从葫芦岛起飞轰炸沈阳，重点是兵工厂、军火库和火车站。军管会发动部队和铁路工人奋力抢救，紧急疏散了48节车皮弹药。敌机扔下几百枚炸弹，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东总调来高射炮兵部队，担任沈阳防空。我军的高射炮一开火，敌机再也不敢来了。沈阳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沈阳解放前蒋介石打算将兵工厂内迁。厂长陈修和是陈毅的哥哥，他倾向进步，坚决抵制蒋介石的阴谋，保护了工厂，将其完整地移交给军管会。厂里储存着大量弹药和机械设备，对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有重要作用。陈云感谢陈修和作出的贡献，指挥哈尔滨来的几百干部和技工，与厂内工人奋战几昼夜，抢运出绝大部分弹药和枪炮成品。对国民党公务员、警察等大批旧人员采取稳定政策，让他们仍按正常规定上班，保护好机关档案，银行、邮局、电信、电灯、电车、自来水等重点部门正常运转。接管后三天，沈阳商店开门，水电畅通，市政通讯设施也都恢复正常。为了解决沈阳的粮食、取暖和财政，军管会从南满调来大批粮食，从阜新调来煤炭，从哈尔滨调拨足够的资金，一扫以前沈阳市面萧条、混乱的景象，给沈阳注入了新生的活力。老百姓都佩服共产党有办法。在我军管会的努力工作下，沈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到11月10日左右，接收工作就基本完成，人民新政权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轨。[13]

11月4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领东北野战军总部乘火车到达沈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其中毙伤55 000人，俘虏32万人，投诚起义9万人。我军也付出了67 000多人伤亡的代价，其中阵亡14 010人，伤53 327人。我军在战役中消耗子弹697万发，手榴弹13万发，炮弹15万发。11月9日到12日，锦西、葫芦岛和承德的国民党军分别从海上和陆路向关内撤退，东北全境解放。

战争的硝烟散去了，在东北的土地上，人们迎来了没有战火和枪炮声的和平日子。战士们确实是太劳累了，该好好休息一下了。11月3日，林罗刘发布命令，让各部队休整一个月。“为恢复体力，各部在到达驻地后的前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不正式出操、上课，开会时亦求内容扼要，应多进行文化、娱乐工作。”但又指出“应一切为了新的行动和继续作战，切戒太平、享乐、保守的观念。须指出革命如不能全部胜利，局部胜利是决不能巩固的。只有迅速使蒋介石遭受全部失败，则中国人民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和幸福。”[14]

毛泽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兴奋不已。11月2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解放的同日，就电告林罗刘谭，要他们向全军公开提出准备进行平津战役和夺取平津的任务。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不是幻想，因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东北野战军的百万人马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基地，我党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打败蒋介石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11月18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提前发起平津战役。23日，东北野战军12个纵队、1个铁道纵队和特种兵共84万人，分三路秘密出发。30日，林彪、罗荣桓等离开沈阳，随同大军向关内挺进。这一去又是万里远征，一直把红旗插到了海南岛。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2]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9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4]　钟伟：《雷霆万钧克沈阳》。

[5]　廖传枢：《第52军营口撤逃记》，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06页。

[6]　八纵司令部：《作战日记》。

[7]　李中权：《营口追击战》，载《辽沈决战》上册，第509页。

[8]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

[9]　刘震：《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二纵队》，载《辽沈决战》续集，第139页。

[10]　王理寰：《在沈阳酝酿起义及其结果》，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37页。

[11]　《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13]　李锐：《接管沈阳记事》，载《辽沈决战》续集，第477页。

[14]　《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