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平息通化叛乱

日伪残余云集通化——国民党特务与日本军人搭钩——逮捕孙耕晓——大年初一之夜的激战——处决日本战犯

当林彪指挥他的老部队在辽西平原与国民党军队开战时，在遥远的边境小城通化，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通化位于吉林省南部的中朝边界，老爷岭和龙岗山把它夹在中间，浑江静静地从城旁流过。这里原来是一个宁静的小山城，日本占据东北后，在大栗子沟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铁矿山，这里又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便大力进行开发。伪满洲国设立了通化省，将通化升级为市。到战争后期，日本人认为通化地处山间盆地，易守难攻，战略资源丰富，想把这里做为战略后方基地。他们制订了庞大的开发计划，要将通化搞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将抚顺、本溪的矿山机械迁到这里。甚至打算当日本本土危急时，把天皇也迁到这里来。所以当苏军全线进攻后，日本关东军总部和“满洲国”皇帝溥仪、王妃、大臣，都纷纷逃到通化。

从此，通化变成了一个热点，形势不断发生着变化。1945年8月底，苏军进入通化，解除了聚集在那里的日军武装，实行军事管制。9月底，冀东曾克林部队的一个团进驻通化，将其置于我军控制之下。10月，我军开始大量进入南满地区，东北局从沈阳派出干部，刘西元任地委书记，组建起不公开的党组织。由山东渡海过来的6师18团3营（邹大鹏部）从辽东半岛行军来到通化，这支老部队在通化开展工作，一支朝鲜人组成的抗日联军老部队——李红光支队（当时叫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配合八路军行动，驻守通化，是当地我军的主力部队。

11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向沈阳逼近。东北局撤离沈阳后，打算将通化作为后方基地。12月初，根据东北局的部署，总部直属的东北军政大学（延安抗大来东北的干部）、炮兵学校、航空学校（在沈阳搭起来的架子）以及后勤部的供给部、卫生部和教导团共3 000多人，从抚顺向通化转移。通化的地位显得更重要了。为了强化对通化的领导，以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任通化军区政委，朱瑞、陈正人等我军高级干部也先后来到通化。

当时，通化的情况相当复杂。大批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残余人员滞留在此，据文献记载，原关东军第125师团主力、第134混成旅团主力和溃散的日军官兵，在当地矿山和“开拓团”就业的日本侨民，从沈阳、长春逃难来的日本人和伪满宫廷人员，总数多达37 000人。加上当地的伪满部队、警察，人数就更多了。日本投降后，根据有关协定，在华北、华东等地的日军分批集中到塘沽、秦皇岛、上海等港口，乘船回国。但是东北日军的遣返迟迟没有进行，因为人数太多，苏方要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后，把这个大包袱甩给国民党。暗地里，苏方将日军官兵成群列队装上火车，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沈阳等地的日军战俘则在苏军强制下，拆卸工厂的机械设备，装上火车运回苏联。在各大城市居住的日本侨民，财产被苏军剥夺，生活无着，只好乞讨度日。日本女人更为悲惨，经常遭到苏军强奸，或沦为舞女娼妓。通化地处偏远，苏军住了不久就走了。八路军来到通化后，开始清算日军罪行。清查户口，命令日本人填写历史卡片，交代个人来历。拘捕了一些在那里担任高职的官员，并公审、枪决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当中有伪满“通化省次长”管原达郎、“警务厅长”川濑石仙、“交通厅长”大田哲夫、“文教部次长”前野茂、“大同学院院长”井上忠也等人。一些罪恶累累的日本军官大为惶恐，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的法西斯分子。他隐藏在通化石人沟煤矿，四处串联日本军人，阴谋叛乱。

1945年11月八路军到通化后，成立了“通化地区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等组织，以民间机构方式管理和控制日本人。在通化剧场召开日本侨民大会，宣布共产党的政策。与会大多数日本人都表示拥护这些政策，服从民主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但是，一些法西斯分子并不甘心于失败。藤田大佐以石人矿日本老人的身份发表讲话说：“希望我们各尽自己的义务，创造一个使各民族都能安心生活的社会。”另一个日本人更狂妄地说：“现在叫我们日本人立即来一个180度大转弯是不可能的，希望日解联的先生考虑这一点。”甚至要在场的日本人“遥拜皇宫”，“三呼天皇陛下万岁”。[1]这些法西斯分子不但不低头认罪，还想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抗，连日本人都感觉他们太愚蠢，通化现在是八路军的天下，岂能让藤田这些人翻天！几天后，通化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逮捕了藤田等人，关押在龙泉旅馆，因人员太少，看守不严，藤田越狱潜逃，化名田友躲藏起来。

这时，国民党势力开始向通化渗透。在国民党东北行营指使下，在东北国民党未能直接控制的地区，派遣地下人员四处活动，建立组织，收罗伪满人员、地主、土匪和日本军人，为国民党武装接收作准备。辽宁省党部头目李光忱派遣近藤和阿部两个日本特务（二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携带20万元活动经费到通化，找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策划反共暴动。孙耕晓，原名孙耕尧，伪满时期先后当过中学校长和王道书院（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的机构）院长，通化省宣传部长等伪职，是个汉奸。日本投降后又摇身一变，接收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通化县党部书记兼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中共通化地委和军分区是不公开的，而国民党党部则是公开的。但是行政机构的专员公署、县政府、公安局等都是在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控制下，国民党是空架子。孙耕晓接到指令和经费，兴奋起来，每天四出活动，企图借助日本军人的力量，把共产党、八路军从通化挤出去。

通过日本特务拉线，孙耕晓与藤田搭上了关系。孙耕晓对藤田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到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组织日本义勇军，配合中央军作战。”藤田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我们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接着，藤田提出了举行武装暴动的三个条件：一是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二是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三是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孙耕晓同意后，他又临时加上第四条：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孙耕晓为了从共产党、八路军手里抢占通化，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与日本法西斯军人结为同盟。他不仅答应了藤田的要求，还封藤田为他的“军事部长”。二人狼狈为奸，积极策划叛乱。[2]后来藤田被捕，我方在审讯时问他：“你参加国民党组织举行暴动的动机是什么？”他交代说：“日本战败后，许多日本军人加入中央军。我们要打算保障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非造成中国的内战不可。同时国民党政府是国际上公认的，我们日本人不维护国民党，就不可能得到安全的保障。所以我们日本人乘此次国民党势力伸入东北的时候，应配合他们一起来打八路军，并驱逐他们出境。帮助国民党统治东北，求其保障日本人在东北的生命财产安全。”[3]

此后，孙耕晓与藤田分头活动，组织日本军人和伪满人员密谋暴动。当时通化日军中有许多人没有交出武器，他们把私藏的枪支找出来，按编制组成部队。不仅召集了通化城内的日本人，还串联了附近二道江、临江、辑安等地的日军做外援。为八路军炮兵学校、航空学校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也有一部分加入了叛乱者的行列。孙耕晓联系了伪满军人和警察，他们之中一些人已被我军收编，在孙耕晓的鼓动下准备充当内应，搞垮共产党的政府机构。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准备在1946年的旧历大年夜（2月3日），乘大家都在过年，戒备松懈的时候发动暴乱。

但是，敌人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对我方机构内部人员进行策反时，一些同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坚决站在了革命队伍一边，使敌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露出了马脚。国民党特务对我通化县大队警卫营侦察员王晓峰进行三次策反，王晓峰虽然是当地人，但他自愿参加革命，不怕敌人的威胁，把敌人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使我方掌握了敌人的动向，对敌人的行动进行了侦察和监视。在敌人即将暴动的前夕，我通化军分区后勤部军械股长沈殿铠，发现他的舅父刘靖儒是暴乱的重要头目，出于良心和正义感，他大义灭亲，向组织揭露了敌人的暴动阴谋，使组织上掌握了敌人暴动的具体计划，包括信号和口令。

这时已经是2月2日的下午，距离敌人暴动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在这紧要关头，通化军区政委吴溉之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军区、专员公署、市委、公安局以及炮校、航校的负责同志都赶到这里，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动员一切力量，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镇压敌人，保卫通化根据地。会议迅速作出决定：派出部队分头捕捉叛乱头目，占领高地和集合场所，通知各机关、团体、部队即刻处理内部叛变分子，并坚守岗位，原地不动。派一个连的老部队为机动力量，消灭敢来进犯的敌人。因通化城内部队不多，派人火速通知附近的李红光支队前来增援。

按照会议部署，军分区参谋长茹夫一带领沈殿铠及警卫战士直奔敌人的暴动指挥部，一举擒获匪首孙耕晓等人，并缴获命令13件、密令1件、行动细节1件、纪律1件等文件[4]。他们把孙耕晓押到军分区司令部，由吴溉之政委亲自进行突击审讯。孙耕晓毕竟是个怕死鬼，他如实作了招供。供词中说：

“我叫孙耕晓，原名孙耕尧，原住安东省宽甸县，现住通化县中昌区十三所十四班，43岁，曾在东北大学肄业，伪满时代充任佟江中学教务主任，代理校长，通化省支会宣传部长等职。康德七年任通化地方职员训练所所长。康德十年任王道学院教务主任及院长等职。自日本投降后，我即被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任为通化县党部书记兼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叫我组织暴动，反共反苏。去年11月底，李光忱复从沈阳派遣特务近藤携款十万元给我作活动费，并允在事成后再给1 000万元，作为收买日本人的专款，组织国民党与日本人的联合政府。我在进行策动时，即与以田友军事部长为首的日本军人密切配合，决定在2月3日4时举行暴动，将通化共产党、民主政府、自卫军全部消灭，成功后即成立中日联合政府。此次计划里应外合，城内有暗藏之李营长以下数十人，县大队林队长以下20人，专署李志义以下20余人，公安局董志祥以下10余人。而以通化之3 000余日本人为主力。外部有温德涛之数百人，三区小南岔部队一部，林子头武装3 000余及三原浦1 500人作为外合。以上这些配备均由我和田友在事前共同决定，已颁发数十道命令和指示，决定在早晨4点钟以电灯闪灭两次为信号，开始暴动，口令是‘山和川’。命令中山队长警卫连等以主力占领师道学校北侧高地，命令日人主力袭击公安局后占领电报局。命令日人丰岗队长率领队伍占领玉皇山阵地，日人佐藤队长率领队伍袭击专员公署，命令日人小林队长袭击市政府、法院及工兵科，并与内应分子取得联系。命令日人寺田队长袭击通化支队司令部及无线电台，并占领北侧高地。令日人柴田队长率领队伍消灭所在地区的驻军，同时占领该高地。当已占领高地时，以悬挂国民党党旗为标志。我并命令国民党地方党员与直接作战部队一致行动。”

最后，孙耕晓还交代说：“过去曾两次准备暴动，第一次是在1月17日，第二次是在1月27日，都因事先被你们发觉未能动作。这一次因为省党部李光忱严令必须坚决行动，同时计划周密，布置妥当，想不到又被你们发觉了。”[5]

经过审讯孙耕晓，吴溉之、茹夫一进一步掌握了敌情，形势确实十分危险。当时通化我军部队多数去外县剿匪，城里兵力只有两个连。当地的县大队虽然也有两个连，但多数是孙耕晓的内应分子，根本不可靠。地委和军区领导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去逮捕藤田等叛乱的组织者，一路去整肃内部。在我军迅猛出击下，一批日伪军官束手就擒，只有藤田、刘靖儒等主要头目逃脱。

各单位抓紧时间清理内部的敌人和可疑分子，由原伪满人员收编组成的县大队被缴了械，由矿工组成的县大队前来接防。当炮校、航校行动起来时，发现一些留用的日军技术人员正往坦克里加油，日军驾驶员也爬上了飞机作起飞前的准备。一切都表明他们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我军迅速俘虏了这些叛乱分子，飞机、坦克、大炮都置于我军控制之下，为平定暴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完成这些任务后，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夜晚了。有的同志认为暴乱头目已经抓获，暴动大概搞不起来了，于是放松了警惕，特别是电业局没有坚守岗位，员工们回家过年去了。没想到凌晨4时，电灯突然两明两灭，暴动还是开始了。

前伪满“王妃”、爱新觉罗·溥杰的妻子嵯峨浩是通化暴乱的目击者。她与“皇后”婉容等在大栗子沟被八路军俘虏后，转送到通化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她们受到了优待。大年初一这天，她们吃了公安局长送来的丰盛的晚餐，早早就寝了。深夜，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公安局的电源也被切断。随着一阵杂乱粗暴的脚步声，一个日本军人冲进嵯峨浩的房间，喊道：“我是第一个赶到的中山，来救你们了！”

楼下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嵯峨浩向院子里张望，只见手提沾满鲜血的军刀的日本军人来来往往，正从公安局往外搬运武器。几个公安局的看守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正在打开牢房的锁。嵯峨浩以为公安局已经被日军掌握了，就扶着病重的婉容“皇后”向外走，刚下了几级楼梯，就响起了猛烈的机枪声。窗户的玻璃被震得粉碎，钢筋水泥墙被打得墙皮四溅，原来八路军又包围了公安局大楼。吓得嵯峨浩等赶紧跑回房间，躲在墙角，用被子盖住全身。只听外边机枪和手枪的射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顽抗的日本兵一个个中弹倒地，发出临死前的惨叫。溥仪的老乳母也被炮弹片炸死，做了暴乱的无辜牺牲品。

嵯峨浩回忆：“天终于亮了。柔和的阳光射进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房间，我们悄悄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日本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房间里。”

“唉，这里没有日本兵了，请不要再打枪了！”

“职员们一下喊了起来，枪声一下子停止了。从窗口向外望，能看见那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八路军漫山遍野，正在向山上冲。”[6]

在暴乱发起的时刻，向我专员公署、县政府、通化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业局、电台、报社疯狂进攻的日本军人，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我方。由于事先得到通知，我们的干部战士都依托所在的楼房，固守待援。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日军枪支不多，有人只是拿着军刀参战。在我军密集的火力下，日军想靠近大楼一步都难上加难。旧日本军人被打死打伤，他们原来把希望寄托在炮校的日本人能把大炮和坦克拉出来，后来听说这些日本内应已经被八路军解决了，都傻了眼。天亮以前，虽一度有些敌人冲进公安局和医院大楼，其他进攻机关的敌人都或死或逃。我军拖出大炮，猛轰公安局大楼，几炮打过去，日本机枪手被炸死，其余的则四散溃逃。

由于敌人的情报不准，我方在通化的主要领导机关——通化省委没有遭到袭击。因为当时我党的机关没有公开，只是在一座普通的日式小房前挂了一个“通化地区各界建国联合会”的牌子。门前既无岗哨，也没有小汽车进出，所以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在暴乱发生后，吴溉之政委等领导在这里部署平叛，调兵遣将，保证了指挥机关的正常活动。坚持到天亮，我军的一支主力部队——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3 000多人及时赶来，藤田指挥的日军惊慌失措，向城外小山溃退。我军杀声震天，叛乱分子被击毙千余人，穷途末路的日本军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藤田等叛乱头目仓皇逃进日人居民区，被我军战士从房屋的顶棚上搜查出来，束手就擒。[7]

通化国民党和日本军人策动的叛乱，在我军的打击下完全平息了。通化老百姓纷纷行动起来，支持共产党和八路军，声讨日本法西斯分子的罪行。我党召开了公审大会，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日本军官。孙耕晓则在暴乱刚开始时被紧急处决了。通化城中进行了大搜捕，参与暴乱的日本军人都受到了惩罚。据日本方面的估计，约有5 000多日本军人被捕，一部分被处决了。[8]嵯峨浩回忆：“从窗口上可以看到河岸上枪毙日本人的情景，岸边枪毙人的枪声一直持续了两天。”[9]藤田被我军战士押解在通化街头示众，愤怒的老百姓恨不得把他砸成肉泥。天气寒冷加上惊恐，藤田患了肺炎，一命呜呼。

平息通化暴乱后，吴溉之政委向东北局作了详细报告。在2月4日和6日的电报中，他汇报了通化事件的全部经过，并提出了我党处理这件事的政策：

1．利用这真情实据，扩大国民党勾结日本法西斯分子进行杀人放火、捣乱社会秩序、玷污人民政府的宣传。宣传方式：组织宣传队，开追悼会，开叛变展览会，利用报纸登载这些论文和材料。

2．号召国民党特务和日人参加暴动者自首登记运动。

3．清查被迫日本参加者、而又愿意改正错误者，好的释放。并告其不要受国民党特务之骗。参加还有不改正者、尚怀疑我军者不放。监禁首要分子和校官以上枪决，但数目不能太多。

4．着重审问国民党特务分子，消灭国民党特务。

5．清查户口，有计划迁移。日本人不得居住高地。

6．整理队伍内部。

2月8日彭真复电指示：

1．7日电悉。你们的断然处置很好。

2．所有参加暴动的国民党员暂时一个不杀，也不要释放。不用任何肉刑搜集各种证据、暴动组织计划及破坏行动，让其书面写出，将可保证及国民党组织暴动之日本人，一个不杀，准备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3．对参加暴动之日本人首要分子及战争罪犯应坚决镇压。所有参加暴动之日本人的财产应予没收。应乘机把日本法西斯在通化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坚决肃清。应广泛宣传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唤起人民之警惕。

4．应利用日本法西斯暴动作借口，限令日本人从大坚固或在中心地区的房屋迁出，集中于偏僻及军事上不重要之地区。并限期令日本人交出暴动分子、战争罪犯及武器，否则将限制其自由。并使日本人民了解：法西斯分子不但残害中国人民，而且残害日本人民，以便分化日本法西斯与居民，号召日人共同反对法西斯。

5．国民党主要犯人应即送邹大鹏同志处审讯，并谨防其自杀。[10]

平息通化日本军人叛乱，使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大为提高，南满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是在清查叛乱分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民族情绪下，是在所难免的。后来在对待日本人的政策上，东北局领导多次发指示，对日本军人和技术人员，只要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都可以改造和给予工作。留在东北没有回国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技术人员，被革命队伍吸收使用，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楳本舍三：《关东军总司令部》。

[2]　冈本武德：《青色火焰的回忆》。

[3]　楳本舍三：《关东军总司令部》。

[4]　吴溉之与彭真关于通化事件的往来电报，四野战编室存电。

[5]　1946年3月13日《东北日报》。

[6]　爱新觉罗·浩：《流浪王妃》第5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7]　王元年等：《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第3章第3节。

[8]　楳本舍三：《关东军总司令部》。

[9]　爱新觉罗·浩：《流浪王妃》第5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0]　吴溉之与彭真关于通化事件的往来电报，四野战编室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