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拾破烂建炮兵" class="reference-link">第27章　拾破烂建炮兵

共军的大炮是哪里来的——朱瑞受命建炮兵——延安炮校奔赴东北——两手空空退出沈阳——抢出来的破坦克——拣破烂建炮兵——从修械所到修炮厂——《炮字第一号命令》——三下江南炮兵参战——朱瑞制订炮战原则——再次收集炮弹——用贸易换装备

在城子街和德惠战斗中，当我军的大炮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将一排排炮弹倾泻到国民党军的头顶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惊愕万分。他们作梦也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共军居然有了大炮！

这些大炮是从哪里来的？富于想象力的国民党人马上与苏军联系起来。他们一口咬定，我军的重武器都是苏军撤退时暗中送的。直到几十年后谈起国民党在东北战争的失败，还是耿耿于怀。当年的一位接收大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当时据莫斯科称：共计步枪80万支、轻机枪2万支、重机枪5 000支，各种不同型包括迫击炮5 000门、战车1 500辆、坦克车600辆、飞机800架，以及松花江中舰艇等。从松北逃出的难胞所见：如许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这位先生很肯定地说，自我军占领佳木斯后，“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1]

照这位接收大员的说法，我军如果有这么多重武器，国民党军队恐怕熬不到1948年就垮了。这无疑是为他们在东北的失败寻找借口。当年任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澄清过这个问题。他说：“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指编写中的四野战史——作者注）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批武器。”[2]

我们查阅当年的历史档案，想搞清楚我军大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东北我军建立起来的第一支炮兵部队，居然是干部战士漫山遍野拣破烂建起来的。

1945年9月25日，一支千余人的队伍从延安出发，汇入了十万大军闯关东的洪流。这支不起眼的小队伍，是延安炮兵学校的师生干部们。此刻，他们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奔赴东北组建炮兵。领导这支队伍的是一位身材瘦长、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就是炮兵学校的校长朱瑞。

朱瑞190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的一个书香之家，上中学的时候正赶上大革命风潮。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便跑到广州投考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1925年他作为左派青年代表被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后，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了进行武装斗争，急需培养大批军事干部。遵照组织决定，朱瑞又到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以优秀成绩毕业。1930年回国后，先在中央军委和长江局工作，1932年到达中央苏区，曾任红5军团政委、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战中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底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中央准备任命他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他主动找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军队的炮兵建设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对他这种不计个人名利、主动考虑革命需要的态度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朱瑞刚开始着手工作，为我军培养炮兵专业人才，中央发布了进军东北的命令。据东北来人说，那里遍地是武器，随便让我们拿。炮校的使命是赤手空拳奔赴东北，去“接收”大炮。朱瑞接受命令后，与他的副手邱创成、匡裕民同志向炮校全体人员传达了任务，进行动员，大家进行了简单的准备，就匆匆上路了。

这支1 000多人的队伍，出发时留在延安77人，一路上又被军区截留，晋绥军区留下131人、太行军区留下42人、晋察冀军区留下70人。当11月下旬到达沈阳郊区时，还有1 069人。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朱瑞与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领导人乘飞机先飞到山西辽县，又改乘汽车取道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去东北。10月中旬到达沈阳后，朱瑞拿着朱德总司令的介绍信找苏军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联系。马林诺夫斯基对朱瑞很客气，但当朱瑞提到实质性问题，请苏方援助我军建设炮兵时，他就表示为难了。他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他们不便公开支持我方，建议朱瑞同苏军后勤部门联系。朱瑞以为苏联人说话算数，便先协助东北局做其他工作。听说炮校的队伍到了承德，他又亲自前往迎接。

当朱瑞带领炮校人员到达沈阳，准备开始接收时，现实像是一盆冷水，让他们从头凉到脚。在延安听说日军的大炮和装备都留在东北，有大炮6 000，骡马坦克无数，弹药器材堆积如山，等着我们去拿。到沈阳一看，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苏军只管往火车上装东西运回国，谁会给你一门炮。大家不甘心，立刻分头行动，寻找大炮和坦克。几天跑下来，调查到37门火炮，30多辆坦克和7个炮弹仓库。但是荷枪实弹的苏军岗哨根本不让他们靠近，朱瑞等去找苏方交涉，甚至苦苦哀求（朱瑞比喻为“申包胥哭秦廷”），也毫无效果。眼看武器拿不到手，大家都窝火极了。此时苏方正要把东北局赶出沈阳，各部门都乱糟糟地准备搬家，也顾不上理会这些没有炮的炮兵们。先到的部队和机关都撤退了，也没人管他们的事。就这样，他们赤手空拳来沈阳，又赤手空拳退出沈阳。这给了大家深刻的刺激。朱瑞与同志们发誓：“万事不求人，一切靠自己！”苏联人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抓”。朱瑞等领导定下方针：“分散人员，征集资材，建立家业”。主要任务是搜集武器和器材。炮校从延安带来的全部经费，是297两1钱7分金子。他们决定能拣就拣、能买就买，实在不行就抢。[3]

11月28日东北局从沈阳撤退时，负责保卫工作的高克领着5个日本人抢出两辆破坦克。走到郊区的小桥子村，坦克出了故障。他担心会被土匪劫持，很着急，想找总部联系。路过的李自群在附近的马关桥村遇到朱瑞，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朱瑞听后马上说：“不管是哪个部分的，只要是我们自己人，都要支援。”他就地从警3旅调了一个排，派炮校的孙三和3旅的一位指导员前去接应。高克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撤出沈阳时，我领着5个日本人开着两辆坦克出来，途中遇到彭真同志。他说：‘高克，你真有两下子，把坦克也给拉来了。现在我告诉你，你人在坦克在，丢了我找你算账。’我向彭真同志保证：‘有我高克，就有坦克。’走到小桥子村，坦克出了故障，走不动了。我想请过往的部队支援一下，他们都说有任务，不理我的碴。几个日本人见我们自己人都不理，都在叽叽咕咕想逃跑，也不帮我修理坦克。当时土匪又多，真把我急死了！想不到朱司令员会派部队来接应我，我当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马上叫日本人给我修坦克。朱司令员在马家湾子村见我们开着坦克回来时，高兴地说：‘我们有了坦克了！’朱司令员真是有全局观念，有战略眼光。”朱瑞不但接收了坦克，还把高克留下当了战车大队的副大队长。[4]

到了抚顺又有收获，市委的同志找到他们，请求把存放的一批火炮带走。炮校的人赶到一看，竟有各种火炮和高射炮27门。当时我军正在撤出抚顺，局势紧张，车辆和工具都没有，拉炮的只有几匹骡子，虽然有炮车却没有履带轮子。大家把破坦克的轮子拆下来代用，马拉人推，把这些宝贝运到了通化。

在通化，炮校正式开张了。随队的干部和学员分为山炮、野炮、迫击炮、高射炮和战车五个大队，实际上是空架子。大家看着手头这些破破烂烂又缺少炮弹的铁家伙，心里直嘀咕：“这样破烂的炮，我们自己又没有工业，怎样去修理？不懂这技术如何去掌握呢？”“这样破烂的炮，要啥缺啥，怎样办教育呢？今后这些东西坏了又怎样办呢？”在通化贴出布告招生，群众不知道这些身穿灰棉衣的“八路”是干什么的，还等着国民党来。炮校只招到四五十人，炮校虽然成立了，但没学生，无事可做，这些人才闲着等于浪费。朱瑞请示东总，决定将人员分散到各部队。这叫“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5]

在通化没住多少日子，到了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局决定将后方机关和部门迁往北满。炮校也加入了这大搬家的行列。大家把搜集来的十几辆坦克和部分大炮零件装上火车，加上他们的全部“家底”装了20来节车皮。当时到处混乱无序，火车头十分缺乏。他们走走停停，还要躲避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在路上消耗了1个多月，才转移到北满的宁安。当时正赶上北满部队剿匪，四辆能开动的坦克被派去参加作战。炮校于1946年5月迁到牡丹江，算是初步安定下来。

当时北满大地上，到处可见日军遗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有些是苏军进攻时打坏的，有些是日军没来得及转移而丢弃的，破烂的坦克、汽车、大炮倒在荒郊野外，值钱能用的东西大多被人拆走，至于遗弃的各种炮弹就更多了。朱瑞看到这些情况，果断地作出决定：分散干部，搜集物资，建立家业。炮校上至首长，下至伙夫、马夫，通通派出去，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山沟、荒野，只要有炮就去。没听说有炮的地方也要去看看，能否找到意外收获。

在1946年冬季3个月的时间里，朱瑞和炮校的同志几乎走遍北满，对于日军曾经驻守过的地方，作过战的地方，他们都去搜寻遗留的火炮和炮弹。在那些日子里，东起绥芬河，西到满洲里，南到长春，北到虎林、爱辉的广大区域，都留下了炮校师生的足迹。据当年的炮校副校长匡裕民中将回忆：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季节，到荒郊野外去寻火炮、拣器材，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手伸出来就冻麻木了，拆卸零件时手掌沾上钢铁，能被粘掉一层皮。在深山老林里，一脚踏进深雪，就陷入半个身子。有时脚还够不到地，只好滚动身子往前行进。在密林中常被倒地的大树挡住去路，只好绕个大圈。为了防备土匪和野兽的袭击，至少三人一组才能走路，有时连向导也会迷路，只能在林中露宿。虽然历尽艰辛，只要找到一门大炮，大家就会惊喜得大喊起来。走近一看，不是缺摇架，就是少瞄准镜。但是大家并不丧气，在附近仔细挖掘，把散落的零件收集起来。有一次接到老乡报告：日本人撤退时，曾将几门大炮推到镜泊湖里。朱瑞得知后，亲自率领一个连赶到湖边搜寻。湖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大家用镐刨开冰层，发现了炮身。朱瑞高兴地喊叫：“快去找绳子，把它拽上来！”大家拉紧绳索，喊着号子，齐心合力拉上3门大炮。[6]在这一带还找到了日军的秘密仓库，一下就找到了15万发炮弹，这使大家极为兴奋。有些战争中破坏的武器，只要还有能用或能修好的零件，他们也都将其拆下，装在车上拉回来。

苏军撤离时拉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当时苏方的态度，不可能交给我们。但是朝鲜同志和我军关系很好，告诉我方不少情况。根据朝鲜同志提供的线索，朱瑞亲自带车越过鸭绿江，到平壤去和苏军远东方面军将领交涉。朱瑞凭着他在留苏时学会的一口流利的俄语，与苏方讨价还价，以物易物，终于换回了一批火炮和弹药。

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炮校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炮（包括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个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朱瑞在1947年3月25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谈到他们“分散人才，征集资材，建立家务”的经过时，感慨地说：“在抓取资材、器材中，由于我们人多办法多，脚长手长，态度蛮横，甚至有不少‘违反政策，脱离群众，妨害团结’之处，这是我们应深自检讨的。当时有些人对我们的责难是有理的。但东北大乱，不能不乱，循规蹈矩，因噎废食，缩手缩脚，办不得大事。且资材遍地，先入为主，历史时机，稍纵即逝，不抓是不对的（可惜我们来得太晚，抓得太少）。故有些人讨厌我们，并无条件非难或否定这一抓，是错误的。干部分散得很宽，只要有炮及有我军队处，都多少派了人去。上自首长，下自伙、马夫，都人各一方，无论城市、乡村、山沟，那里有东西便去，无东西也去，毫不怜惜人力。如此者三个月，才有上面的结果。这一毫不怜惜的分散，也是正确的。不如此则无此后的胜利的集中与团圆。如果强调集中、等待，便会大大害着我们自己，坏了大事！有人责备我们满天飞，也是不对的。”[7]

1945年10月关内第一批部队到达时，曾以当时到手的武器组织起一个炮兵旅。旅下设两个炮团，1团为山炮团，共五个连，15门山炮。2团为野炮团，有三个连，17门野炮。两个团总共不过1 000人，很不充实。干部多数是早先延安炮校派遣的毕业生。各部队除了从关内带来少量迫击炮以外，当时也收集火炮，但既没有条件修理，也无力组建炮兵。有个别部队曾吸收部分伪满官兵成立炮兵连，主要是为了应付作战和剿匪，战斗结束后就放下不管了。炮校到达东北后，向各部队派了一些干部，由于过于分散，组织不起完整的炮兵部队。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时，东总曾临时建立了一个“炮兵调整处”，但在当时情况下没起多大作用。四平之战结束后，林彪迫切地感到建立炮兵部队的重要性。部队撤到北满后，随着东北局领导机构的调整，东北局《七七决议》的发布，领导上开始重视炮兵建设。林彪等听取了朱瑞的意见，并委托朱瑞起草了《炮字第一号命令》，于1946年7月9日以林彪、高岗、彭真、朱瑞、邱创成五人名义，下达到东北我军各部队。从此，炮兵建设开始走上了正轨。

《命令》首先分析了炮兵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一）我军在东北，对收集武器，组织炮兵，参加作战，均有一些成绩，但因客观条件限制（如器材不多，战争环境），及主观经验缺乏，故目前炮兵在组织、训练、作战各方面还有不少缺点及困难，其最基本者：

（甲）在领导上，对“炮兵为建军骨干”（朱总司令）“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毛主席）的意义，还认识不够。故尚未能尽力克服困难，支持及协助炮兵部队的组成、充实与发展。甚至有害怕将来集中使用，不愿积极组织炮兵者。根据现在情况，炮兵的编成距需要固远，然亦未达到最低的可能。

（乙）由于领导上重视不够，故在编成上人员、武器、马匹均甚缺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某些炮兵干部专等上级拨兵拨马，也缺乏自力更生、创造部队精神。故现有各炮兵不但分散、不充实；且器材、型式（长短、大小、轻重）十分混杂，不合战术要求，尚未能达成骨干作用。

（丙）在使用上，不是要求过高，再不就是使用不惯而放在一边，步、炮多属单独作战，缺少协同。由于训练不够，炮兵作战指挥本身亦颇多差误。

（丁）干部原有及炮校分派者外，吸收及改造旧军队炮兵官兵者不多。尤未注意适当集中使用通晓炮兵的人材，甚至有鼓励已有炮兵干部改行者。

（戊）弹药收集、整理、保管极不注意。器材收集、调整、爱护及修理亦不够。

《命令》第二部分阐述了总部为加强炮兵建设，适应今后作战需要而作出的一系列指示与决定。

首先是深刻理解炮兵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党的建军与作战指导，现正处于走向正规化与正规战的过渡。标志这一转变之基本的与最重要的设施之一，便是炮兵。编成一定数量的炮兵，并使之与步兵及其他兵种正确协同作战，不但将改变我军的组织机构，也将改变我军的作战和战术形式，因而也会根本改变我军作战的指导方针（从游击战、运动战到正规战、阵地战）。坚定明确地把握住这一转变，是我军在建军途径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关键。”“希望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参谋人员及炮兵部队与炮兵干部深切认识这一意义，并体会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在我党现时建军中表现的伟大思想。一切对炮兵忽视与漫不经心，都将造成对建军的损害。”

《命令》中确定我军炮兵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广泛地、普遍地发展与适当地集中使用”。根据这个方针，总部决定：“凡我主力的及地方基干的团和旅，都必须尽一切方法收集整理器材，各组成一个步兵炮连。已有炮兵连者，务求其充实，给以必要训练，以备逐步扩大为基干炮兵营。各军区、纵队、师已有之各炮兵独立的营，应即充实兵员、马匹，进行整理。如能扩大至四个五个以上的连，即可建立小团，但以确实充足为限。”总部第一期整训计划是：扩兵2 500人，编成一个野重炮团、一个步兵炮团、一个战车大队、一个防空炮团，直属总部。并将东满、北满和牡丹江军区所属的三个炮团充实为“三三制”的炮团，南满要自行充实所属的两个小团，北满还须在北安和佳木斯组建两个炮兵营。这个计划应在一个月内完成。为解决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抽调有文化和战斗经验的班长或战士参加短期训练班，由炮校干部担任教员。各部队还要注意收集旧炮兵将校，经过审查和教育改造后，适当使用于参谋部门和教育单位。对通晓维修、观测、通讯的专业人员和兽医，也要送到总部来分配工作。对改行的炮兵干部，必须无条件收回。为了建立炮兵指挥系统，需要在各级机关增设炮兵参谋、主任等编制，“最主要的是莫搭空架子，莫贪空名”。

《命令》强调指出：“为扩大与充实炮兵编制，各兵团必须有计划指导收集修理以直达批发现炮兵各种器材。为收集保管及支应器材弹药，在各级后勤供给或军械部门下，必要时得专设炮兵械弹科或炮兵械弹管理员。他目前中心工作为收集本地区或防地内为敌人遗弃的一切炮兵弹械，绝勿再放任抛弃满地。”“观测通信器材最难得，但散于各步兵部队及个别同志者不少，应一律收集交炮兵使用，有些属于首长者，亦应割爱，使之用到是处。”最后，《命令》强调了步兵首长要加强对炮兵的领导和爱护，注意对炮兵的正确使用。

《炮字第一号命令》的发布，对东北我军的炮兵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朱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命令的最基本的精神，乃是在思想上确定炮兵的重要性；建设上，要求炮兵应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作法上，确定炮兵应以‘广泛普遍地发展与适当地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

此后，朱瑞全力以赴投入了炮兵的建设和整顿工作。建立正规化的炮兵团需要相当多的经费，靠炮兵自身的财力、物力是没法解决的。朱瑞向东北局领导人汇报了自己的设想，表示要在三个月内装备、训练出四个团开赴前方打仗。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表示：一定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他专门拨出6 000万东北币，折合黄金3 300两，交给朱瑞作经费。这在当时条件下真是一笔巨款了。陈云还同朱瑞谈了他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归纳为“分析、反复、比较”六个字。朱瑞深受启发和鼓舞，回来召开党委会进行传达。他将陈云同志的谈话归纳为“一席话，六千万；六个字，金不换。”最后他向大家说：“我已经向东北局和陈云同志立下军令状了，保证在三个月内装备、训练出四个团，开赴前方打仗。现在就看我们的行动了。”看到上级这样关心炮兵，大家都感到精神振奋。

紧张的工作开始了。第一项任务是修理火炮。朱瑞手里虽然有几百门炮，除了少数从泥土中挖出的比较完整，其余都是拾破烂和剿匪得来的，不是缺这就是少那。大到炮架，小到表尺、瞄准镜和螺丝钉，少一样也不行。还有一些炮是从几门残缺的炮上拆零件拼装起来的，器材老旧，偏差极大，经过射击和长途行军，经常发生故障。要想把这些破旧家伙变成能作战的大炮，可是要费不少功夫。建设炮兵必须同时建设火炮工厂，这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工作。

炮校转移到北满后，朱瑞就已经着手筹建修理厂了。1946年6月间，他们从宁安运来几部机器，在牡丹江设立了一个工场。请了两个技术工人加一个学徒，开始修炮。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作坊，工人师傅干了一个多月，修好一门山炮、两门榴弹炮，初见成效。大家有了信心，便到处搜寻机器设备，正式建起了一个修械所。修械所有3台车床、1台刨床、4个台钳和1座烘炉，有了车、钳、锻3个工种，有了14名技工和4个学徒。靠这些条件，他们能够每个月修复6门重炮，成绩越来越好，大家积极性更大了。三下江南战役开始，炮兵参战使修复任务急剧增多，制造零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此时有了部队，人手多了，炮兵司令部就派大部分部队进山，到处寻找废弃的炮和零件。这次比以往搜索的面积广泛得多，所以收获也多。找回大批零件后，司令部决定将修械所扩建为修炮厂。1946年底厂子建成，一位修炮专家王厂同志任厂长，大量购置机械，招收工人。把修炮厂办成一个拥有600工人、学徒，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厂子。但是形势发展比生产更快。进入1947年，我军仗越打越大，对炮的需求越来越多。一个修炮厂又不够用了，这年9月成立了炮工处，下属4个工厂：一是修炮厂，专门负责修炮；二是机械厂，负责修理机器制造工具和火炮零件；三是复装厂，专门复装炮弹；四是皮革厂，为拉炮的牲口制造挽具和鞍子。

从拣破烂到修理装配大炮，在短短时间内能达到如此成绩，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艰苦和困难。朱瑞当年给中央的报告，很少谈及这方面的情况。后来炮兵司令部作总结时，才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机器材料方面的困难：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也不是军事机关而是作战部队，并没有由我们管辖的地区。故各地散有的各种机器和炮工材料虽多，可是我们没有权力随便搜集或取用。另一方面来讲，各军区和各级政府对于炮的零件和炮工材料都不认识，因此他们也无法给我们搜集和保管，以至把很贵的炮工材料或是破坏、或是卖给一般工厂当作一般废铁之用，使得我们炮工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困难。还有个别单位把完好的炮弹壳化做洗脸盆或割成铜板出卖，作为本单位的生产。也有把燃烧弹中的黄磷挖出做火柴生产，还有把炮弹内的炸药挖出来做开矿的炸药，或做染布的染料。也有老百姓把完好的24公分口径的大加农炮炸烂以后当作烂铁出卖。可以说，整个东北，不论政府机关、公私工厂或老百姓，大部分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破坏炮及炮零件和炮弹与炮工材料，这种事实是不少的。真正只有少数的军政机关，对于炮兵有相当认识的，才对炮工材料加以爱护和保管或通知我们去搜集。至于好的机器则早为各军区和各级政府取去，我们能取用者，不过是废墟中遗留下来的残缺不全、精度不良或已被火烧过的破烂机器，非经过大力修理是不堪使用的。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炮工中受到不应有的困难。

二、技术方面的困难：我们的工厂大部分是由工人组织起来的，对炮工技术方面没有一位是专家。就是有几位技术干部，也只能在组织管理行政方面起作用，对炮工技术方面也是外行。因此我们这个炮工的起家都是摸索得来的，所以在技术干部和技术上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火炮全部是钢做成的，当炮越来越多而炮的零件越来越少，必须要有化钢炉化钢制造零件，要有大压力机压零件，要有各种磨床磨零件。我们自始至终未能搞到化钢炉、压力机和磨床，我们也没有搞到刻度机，故直到现在还不能造各种炮的表尺。至于炮上的瞄准镜更无一点设备，故我们的炮兵大部分还是缺少瞄准镜，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三、干部方面的困难：在东北大部分的优秀干部，都分散到地方上或在部队里工作。在后方机关中的干部，任何部门都是很少。因此我们炮工处也不能例外，由此干部的困难也就不必多说了。

四、工人工资方面的困难：由于我们管理粮食没有经验，霉烂的粮食很多。更由于好的粮食要送到前方供给战斗部队用，在后方的任何机关就只能发给较次的粮食。而各工厂的工人应发给的粮食也不能例外，不能为他们特别发给好粮食。因此工人不仅得不到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而且应发给的粮食也不是好的，这样更使工人生活艰苦，致使负担大的工人每月需要出卖他自己原有的东西，来维持他一家的生活，这样对于领导工人的困难可想而知了。[8]

再多的困难也被朱瑞领导下的炮兵克服了。生活艰苦熬过去，没有零件自己找，有些没有办法的事情，想些土办法来代替。炮镜和表尺是大炮最重要的部件，找不到也造不出，大家经过无数次努力和实验，炮2团用木头制造野炮代用表尺，李光自制的夜间射击照准灯，比敌人的还好用，被总部命名为“李光照准灯”。有人发现用山炮镜可以改造成野炮、榴弹炮的瞄准镜，于是将拣来的100多个山炮镜都改造了，大体可用。但是仍有一部分火炮没有炮镜，炮手们就用炮膛瞄准射击。

一边修理装配火炮，一边训练炮手和干部。朱瑞把炮校的干部大多分散到各部队，让他们为部队培养炮兵。炮校仍然是培养炮兵骨干的基地，教员不够用，就将伪满炮兵军官或国民党军俘虏拿来使用。每期学员训练4—6个月，山炮、野炮和重炮都学。不但学日间动作，还要学夜间动作，多作行军演习和实弹射击。不仅学会打炮，还要学会伪装和防空。这些学员毕业后，马上分配到新组建的炮兵部队中去。从1946年9月到1947年3月短短半年内，朱瑞已经在北满建起73个炮兵连（包括一个战车连、一个自动车连和两个高炮连），南满也有了27个连，共100个炮兵连。加上60步兵迫击炮连，我军第一支现代化的炮兵部队初具规模。

为了更便利于组织、训练和指挥炮兵部队，1946年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下达了《炮兵第二号命令》。任命朱瑞为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为政治委员，贾陶为副司令，匡裕民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具体规定了炮兵司令部的任务和职责。从此，分散、庞杂的炮兵部队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对我军炮兵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的意义。朱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炮兵司令部的成立，使炮兵建设、今天及将来的领导、企划均有了重心。使炮兵之指挥、管理、教育……，从一定时期的分散状态，得以加速加强统一和系统化。它是东北炮兵发展的一个绝顶重要的成就。如不及时办到这点，便不可能有此后的发展，较大的、有组织的炮兵的参战也不可能。”

在组建和训练炮兵部队的3个月中，朱瑞重点抓了他的直属部队——四个基干炮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辛苦了一百天，“画龙”的工作（修炮、组建部队、训练）是完成了。但是能不能“点睛”，即部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取得总部和各部队的信任，才是真正的要害问题。对此朱瑞也是“战战兢兢”，事无巨细都要督促检查，充分准备，才不至于临时张皇失措，出岔子，打败仗。部队训练好以后，他请总部首长来检阅。刘亚楼参谋长兴致勃勃地与朱瑞一起巡视了四个炮团，观看了他们的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刘亚楼的结论是“还好”，这就是认为炮兵可以拉上来参战了。

1946年11月份，炮兵部队开始集结。部队一拉出来，动作还快，但问题也跟着来了。头一条是不能走路，第一天行军60里，便走得人困马乏。朱瑞马上意识到：要打仗必须先会走路，他指示部队要多拖出来行军，不打仗也要拖。拖了一个月，行军能力有了显著进步，过了第一关。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又针对作战实际，训练部队的伪装、防空和夜行军能力。通过后来的作战，伤亡比估计的要少得多，真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三下江南战役，是对这支年轻的炮兵部队的最初考验。四个炮团拖着80多门大炮随一纵、六纵参加作战。一下江南时，朱瑞去朝鲜办事，由邱创成、匡裕民指挥了炮击其塔木、焦家岭守敌的战斗。二下江南，朱瑞亲自指挥两个炮团参加了城子街和德惠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我军炮兵显示了威力，大长了我军的威风，但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尤其是集中兵力和步、炮协同作战方面，表现出经验不足。正如朱瑞后来指出的：“城子街作战，炮兵将一个工事的敌人打光，步兵携枪进入，高喊‘炮兵万岁’，便说炮兵‘打得好’。德惠作战中，同一炮兵及步兵协同作战，炮兵打了一个钟头，步兵未前进。炮兵把敌工事摧毁，炮火停止；敌人一部复返工事（敌人不可能统统被打死），步兵未拢上（并未认真组织冲锋），便说炮兵‘打得不好’。又如德惠联合作战，六纵队的命令上写：‘待炮兵射击奏效后，步兵开始猛烈总攻’。这个‘奏效’就指着‘一切打平、打光，步兵可无阻拦的冲进去’之意。结果便给步兵以普遍等待的心理，甚至为了等待炮兵，将步兵可能运用于协助接敌冲锋及占领工事的一切机、步枪，小口径炮与炸药均置而不用了。德惠作战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强大炮兵配属步兵作战的，结果一事无成。其中六纵18师一天进攻，耗弹1 000发，未占领一个敌人基本抵抗阵地，便是证明。”

三下江南战役结束后，上至总部，下至各部队都进行了认真的战斗总结。朱瑞考虑的问题更多。经总部批准，1947年3月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会议在韩家村一家小院的三间北房里举行，朱瑞、邱创成、贾陶、匡裕民等炮司首长和各炮团的干部、炮司机关干部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三个：一是炮兵在运动战中的作用；二是炮兵的战术和技术问题；三是炮兵的政治工作。讨论的重点，是第二个问题，即炮兵的战术问题。

朱瑞在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他结合三下江南作战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我军炮兵作战的基本战术原则。他指出：指挥及战术问题，指挥就是战术。没有战术便没有指挥，我军来东北搞到大炮以后，为了打土匪和作战需要，就开始使用。开始无战术可言，但发展到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战术问题便成为十分重要的了。“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炮兵的‘效能’问题；从消极意义上说，它又是炮兵的‘存在’问题；如何能在与敌人优势炮兵作战之下，既能发挥制敌的‘效能’，且能保护我之炮兵的‘存在’，这便是我们之所以必须考虑炮兵战术问题之目的。”朱瑞强调指出：“我们为人民军队，炮兵为人民炮兵，战争为人民战争。我们炮兵仍属初建，不但器材保证不大，干部经验亦差，弹药不足，无防空设备。而我们的任务又是应该从劣势中争取一定的优势，并必须消灭敌人。这些又都作为考虑与产生我们炮兵战术的基础。这一特定条件规定我们，我军炮兵战术不能全学苏联的（虽然他们也是人民的），又不能全学国民党的（虽然他是超过我们的），也不能照搬日本的（虽然一切火炮均是日式的）。我们必须创造中国的东北的人民的劣势的炮兵的自己一套适合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的作战战术，但又不抛弃作为炮兵兵种古今中外的一般作战法则。”

我军炮兵的战术应该是什么？朱瑞从战斗实践中总结了三条原则。

一是步炮协同的原则。他说：“炮兵是一个独立的兵种，然而从作战目的上说，它又是一个从属步兵的兵种。它的一切主要作用在于支援步兵取得胜利。炮兵如何有效支援步兵及步兵如何正确使用炮兵，这里便产生一串的协同问题。”在以往的战斗中，主要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炮兵方面有些同志不知道炮兵对步兵作战如何配合，不善于服从步兵作战意图及需要；其次，步兵方面，一般过分要求炮兵的威力与作用，因而产生依赖或等待炮兵解决敌人，而忽视步兵运动、冲锋、肉搏作战。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步兵首长不将作战意图告知炮兵，致炮兵进退无所适从。前者毛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

正确的步炮协同配合是什么？朱瑞指出：“正确的配合应是，炮兵依步兵首长指定轰击敌阵的目标，步兵应即开始运动，接近敌人。炮兵射击打中某些目标，或竟打破某些目标，造成敌人伤亡、慌乱，或竟抛弃暂时据守之据点时，步兵应即以自己的机步枪、小口径炮继续掩护步兵投入冲锋。此时炮兵则向敌纵深及两翼延伸与扩张射击，以断敌复返工事或反突击，并支持步兵巩固阵地。而不是等待‘一切平毁，一切解决’，步兵从容进入敌阵。”

二是集中火力的原则。朱瑞说：“极大限度的集中兵力，并集中火力，击破敌人一点，从而扩张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战术。这不仅对步兵，同样对炮兵，都是我军作战战术的铁则。”但是我军作战中，对这个原则体会的不精熟不深切。所以在兵力和火力使用上，常常是分散和不集中的。有了炮兵之后，大家依赖炮兵解决战斗，一个营、一个连分别作战也要炮兵配合。结果将炮兵一再分割，完全零星分散，失掉了它应有的威力。朱瑞举例说：“德惠作战，步兵4个师分4个作战地段，每师又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突破点；配属的30个连、90门炮的炮兵，也与步兵一样一分再分，形成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到处都打，到处都咬，实际上失去一切强大地位，变成无数个步兵营各携一个炮兵连，甚至十来个步兵团各携一个炮兵营在作战。无所谓联合、协同，故亦无所谓指挥与集中。结果一事无成，自属必然。焦家岭作战，开始步、炮均分散，打几十小时，耗炮弹数百，伤亡数百，未解决战斗。后改取集中兵力与火力，以数十发炮弹，30余伤亡，一度冲锋即将敌枢纽地带拿下而解决战斗。”这些教训，就是集中与分散成败之鲜明对照。

应当怎样集中火力？朱瑞认为：主要是统一分配和指示目标，达到集中火力的指挥。为了避免拥挤和暴露，配备可以适当分散。集中火力也不是对准一个目标穷打一阵，由于炮弹有限，炮兵主要是有效克制碉堡，为步兵开路。要以点射敌人具体目标的方式来连续发射，达到集中火力的作用。

还要发扬快、准、猛的战术原则。由于我军火炮少、弹药少、通讯观测设备不全，不能像敌人那样采用通常的战术，而应当扬长避短，“以近战、直接射击为主，远战与间接射击为辅”。也就是炮兵抵近射击的战法。

所谓抵近射击，就是在步兵配合下，炮兵推进到离敌人阵地很近的地方，直接瞄准，迅速打击，达到配合步兵歼敌的目的。朱瑞指出：“抵近一般在夜间、黄昏或拂晓，这样自己才不致被敌人火力消灭。靠夜间作战，山、野及榴弹炮均抵近至200、100以至80米直射。故不但准、快，而且猛。不仅夜间，只要有强大步兵、优势火炮，以精密侦察与周密协同（尤其防敌反突击，阵地隐蔽，指定轻重机枪防空及压制敌小口径炮），则白天亦可抵近至千米、数百米。城子街战斗，野炮曾抵近150米射击（攻击一天一夜，伤亡50人而未拿下之设防院落，仅以8发炮弹、8个伤亡、15分钟之射击与冲锋，便解决了敌人）。”[9]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瑞总结的炮兵战术原则，是行之有效的。我军炮兵靠着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将大炮推近到敌人眼皮底下，猛打快打，步兵随即跟进，迅速消灭敌人。而惯于在后方阵地作战的国民党炮兵对此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我军将炮兵推到前沿作战是“往大炮上挂刺刀”，不是正规战法。然而我军就是靠这些“不正规”的战术，出奇制胜，以弱胜强。

第一次炮兵会议结束后，炮兵建设工作更上一层楼，被列为重点发展对象。朱瑞和他的战友们以更大的热情开始新的工作。一方面充实部队，把基干炮团、战车大队的编制、火炮、弹药和马匹配置完备，炮校招收更多的学员进行培训，在部队中普遍开展炮兵战术教育。凡是主观上能尽力做到的，都去努力做好。但是炮弹问题仍是一大困难。朱瑞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炮弹之少，这是东北炮兵的生死存亡问题。其中迫击炮造弹本为我军老行，这一本事到东北后长期丢掉了。现总部正加紧拟制中，此项不久许能克服。野、榴两种炮弹，可维持若干年，暂无饥荒。只山炮弹与各式步兵炮弹最严重，而且也是最容易消耗及最需要之炮弹，目前尚无根本办法。”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多方收集、搜索和设法制造，最消极的办法才是节省。

这样，炮兵会议以后，朱瑞和他的战友们再次走遍北满各地，收集散落的炮弹和火炮零件。这次比以往人数更多、搜索面更大。除了自己搜集，还采取各种办法收购和交换。从1947年4月到7月，他们在北安、穆棱、鸡西、绥芬河、镜泊湖等地仔细搜寻，又有很大收获。当时炮3团领导向朱瑞反映：北安等地朝鲜族居民中存有不少日军武器，可以用食油和烧酒来换。朱瑞马上命令后勤部门调去一车皮大豆和一车皮高粱，让3团开办油坊和烧锅，用自己生产的油和酒向群众换武器和马匹，结果双方都受益，皆大欢喜。

搜集炮弹的工作又有进展，冬季过去，冰融雪化，许多被冰雪覆盖的火炮和炮弹又露出头来，被大家一一拾起。据1947年7月19日东总给中央的《关于彻底收拾日军遗弃之炮弹简报》，到手的各种大口径炮弹总数为：

榴弹炮弹头约47万颗，药筒27万个，能充分满足现有榴弹炮（约68门）的使用。

野炮弹头60万颗，完整炮弹28万发，能满足使用。

日式山炮编用者约170门，炮弹几乎完全消耗。现用野炮弹头复装代用，每天平均装700发，刚刚够用。大连军工厂已开始自制山炮炮弹，年产20万发，可逐步满足需要，并供关内使用。

加农炮数量很少，炮弹可以用野炮炮弹复装代用。

迫击炮弹已开始自制生产。

美式火炮除缴获外还不能仿造，因缴获不全，美式火炮还不能形成主要火力。

这个《简报》最后说：“为制造及复装各式炮弹，主要须解决炼钢、炼铜、制发射药及信管底火。现除有各式信管200万、底火100万，暂可维持及大连已可自造山炮弹外，其他均只在本年秋方可在北满开始试造。”

为了尽快取得我军急需的火炮和炮弹，朱瑞于1947年6月第二次赴朝鲜，与苏军谈判以物资换装备。我军的强大和东北战局的转变，使苏方的态度也有了一定转变。朱瑞经过多方努力，又通过当年克拉辛炮校同学的关系，与苏方达成口头协议。为了不使国民党方面抗议，苏方每天利用夜间掩护，向我军发送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苏军不用日军火炮）。我方则用农产品折价交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苏军经图们向我方运送了数十列火车的日军旧武器、火炮和弹药，大大改善了我军炮兵的装备条件。朱瑞将这些装备迅速补充到炮兵部队，又投入了新的更大的战斗。

[1]　田时雨：《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言》。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1期。

[2]　刘亚楼在四野战史编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3]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东北炮兵建设概况报告》，1947年3月25日。

[4]　郑建英：《朱瑞传》第10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5]　东北军区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特种兵部队建设》部分。

[6]　郑建英：《朱瑞传》第10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7]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东北炮兵建设概况报告》，1947年3月25日。

[8]　东北军区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特种兵部队建设》部分。

[9]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东北炮兵建设概况报告》，1947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