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陈云来到七道江" class="reference-link">第24章　陈云来到七道江

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昌图干部转移记——辽南部队退入“关东州”——分兵招致失败——陈云、萧劲光去南满——七道江会议力挽狂澜——坚持南满，大闹天宫

1946年10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我南满根据地和部队的处境日益艰难。

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结束后，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退过松花江，进入北满。萧华、程世才等指挥的部队仍留在南满坚持斗争。但是我们的根据地已被分隔开，一时无法相互照应。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4个月的补充休整，攒足了力气，依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月中旬发起大规模进攻。杜聿明考虑到松花江尚未封冻，进攻北满有困难。南满有丰富的粮食和矿产资源，共军的力量相对弱些，于是制订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调集8个主力师十余万人，从10月19日起分三路向南满发起进攻。

南满我军如何应付这严峻的形势，一时成为东北局密切关注的焦点。《七七决议》之后，北满开始了大规模建立根据地、土改和剿匪斗争。但是南满的情况不同，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长期作战得不到休整，减员十分严重。各县区政权遭到地主武装破坏，无法维持工作。为此，东北局在7月25日发出指示，要各地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大力创造根据地，加强党政工作。指示中说：

今后各满遇敌大的进攻而又不能歼灭敌人时，则一般只应退到本军区分内去打圈子，打游击，不应再向后退。特别是对于已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区域，在任何时候必须有一部分兵力继续在该地区内活动，借以巩固该地区的群众斗争和牵制敌人。如果对于群众业已发动地区而仍然抛弃，则我们将可能永无根据地，而处于流浪漂泊的困难境地。

各满的地区与各师的地区，和各县的地区，是今后各该地区的党、政、军力量的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谁把自己的根据地搞好了，谁就可以避免流浪、漂泊、无家可归的困难境地。谁就有吃、有衣、有鞋穿，有作战配备，有情况明白不遭敌袭的便利条件。谁如不做好本地区内的群众工作，谁就会成为流浪、漂泊的逃难者。且哪一地区的群众工作薄弱，也是哪一地区成为敌人进攻的首要对象。哪一地区的群众工作做好了，便比较的能取得局部休战的机会。已划定的各地区内的军队，在敌人进攻该地区时，也只应在该地区内采取集中或分散的斗争行动，而一般的不应退却逃跑到其他地区。[1]

南满我军进行了一段时期的休整后，从9月起发觉国民党军有发起进攻的迹象。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南满领导在岫岩召开独立师团以上干部和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和保安团长参加的紧急战备会议。辽东省委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辽南省分委书记林一山作了形势报告；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作了军事作战方针的报告。会议分析了南满的形势，认为国民党新6军等几个师随时可能向我进攻，南满将出现敌众我寡的严重局面。我们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被敌人吃掉或被赶出南满；二是敌人占领交通线和大村镇，我们被赶到山区打游击；三是敌人占领铁路沿线，我们占据中间地带，建立根据地。当时大家是想力争第三条道路，而且多数干部认为有这个可能。所以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做到“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力争在各县山区建立小区域的根据地。[2]

但是，10月份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来势之凶，超出了大家原来的估计。在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军队依靠当地的地主和伪满人员，组织保安团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清剿。这是极为毒辣的一着，因为当地人熟悉情况，引导国民党军很快就破坏了我党各区县的机构。在无法立足的条件下，我南满地方机构陷入混乱，各区县的同志只好向安全地区转移，以求生存。原昌图县委副书记萧岗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南满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萧岗所在的昌图县，原属陶铸的辽西省委领导。四平保卫战结束后，昌图和康平相继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委机关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都建立起县政府，网罗地方的土匪、地主武装、流氓成立“清剿队”，驻扎在各大集镇，互相协同呼应，与我方的村屯农会为敌。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一连串不幸事件相继发生。8月15日县长许芝在拔掉敌人一个村公所后，率领队伍转移寻觅宿营地时与地主武装发生战斗，不幸牺牲。二区区长纪恩荣在夜间活动中被叛变的区中队杀害。县财粮科长许杰卷款投敌，区县武工队不少人携枪投敌或离队逃跑。萧岗与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意识到，在昌图坚持下去已经不可能，只有向东边的开原、清原靠拢，那里还有我们的政府和部队可以依靠。

于是，他们将百余人的干部战士组织成一支小小的队伍，带上30多匹骡马，在1946年10月9日夜里悄悄穿越中长铁路，向开原县前进。一路上昼伏夜行，边走边打听。当他们到了开原马家寨村，从老乡那里得知区政府驻地就在附近的下肥地。大家精神振奋，白天行军赶到那里。不料萧岗走进区政府大门，看到一片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人正在拆卸电话。萧岗大吃一惊，恰好遇到当地的区长留下来处理善后，他告诉萧岗：国民党新1军正向东满进攻，已经到了开原。县政府和各区都已撤退，只留下武工队准备打游击。他劝萧岗他们不宜在此耽搁，应赶紧撤往通化，才能找到我党政机关。萧岗等见事态严重，赶紧回去传达，继续向清原方向行军。为了避开敌人，他们决定不走公路，专走崎岖小路，翻山越岭进入东南的鸡冠山区。虽然山路迂回曲折，毕竟要安全得多。

走了两天，队伍到了清原南的一个村子。萧岗意外地发现西满的铁法大队也转移到这里，他们马上找到铁法大队负责人，希望以后一起行动。对方满口答应，不料第二天一早竟不辞而别，而且去向不明。萧岗等感到非常伤心，显然人家为了保全自己，有意甩掉了他们。艰难时刻，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看来除了自己想办法，别无选择。大家决定按原计划抄小路进发，天黑时到达一个小山村，萧岗去向群众探路并了解敌情。老乡告诉他们：这里靠近清原到梅河口的公路干线，白天国民党军车往来频繁，但是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到通化去。走公路去通化显然是太危险了，大家又设法找到一位山东老乡。这位忠厚的老乡告诉他们：有一条山间小路可以爬过山顶，下到公路；在公路上走二三里地，对面有条小路进入山区，可以到通化。大家认为虽然有危险，也只能这样走了。

黄昏前他们整队出发，山东老乡在前边带路。满山的树木和茅草，似路非路。狼穴和野猪窝随处可见，在星光照耀下队伍艰难行进，半夜才爬到山顶。到达山脚下的路边，萧岗他们派出小分队卡住岔路口，监视敌人。并再三感谢带路的老乡，在生死关头帮助了他们。部队趁着茫茫夜色，在公路上快步疾行。刚走不远，碰上两个开小差的逃兵，黑暗中把他们当成国民党的部队，向他们投诚，并报告了部队番号和行动情况。萧岗他们立即把这两个叛徒逮捕起来，痛斥其叛变行为。黑夜里不能带他们走，又不能开枪，大家商量后，用刺刀判处了两个逃兵的死刑。部队继续前进，很快到了公路与上山小道交接的岔口，进入山区的安全地带。队伍脱离了险境，萧岗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天明时队伍到了一个村子，萧岗他们冒充国民党“别动队”，敲开伪保长家的门，向他要粮要饭。保长也不怀疑，拿出鱼肉来招待这些“国军”，还安排他们在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队伍出发，由保长带路向通化前进。走了十多里路，前面的侦察员跑来报告，说他们与我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萧岗等几个负责人精神一振，奔上前去，与我主力部队的侦察小分队会面。这时，他们才向保长公开了身份。保长吓得低头哈腰认罪不迭，念他带了路，大家没伤害他，放他回去了。队伍向我军主力部队的师部前进，大家感觉像回到了家，脚下有劲多了。与主力部队联络之后，第二天队伍到达通化。屈指算来，在路上已经走了整整十天。[3]

昌图县这些同志的经历，反映出当时东满、南满在国民党军事进攻下的严峻局势。要指出的是：萧岗他们是地方武装，还不是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下，我南满部队承受了空前的压力，处境更加困难。

自1946年10月20日起，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集结新6军22师、14师，52军2师及新建的184师、独立第9师共五个师的兵力，向我辽南根据地发起进攻。而我军在这一地区只有辽南军区独立师和分区所属地方武装，实力远不如敌人。当时为了阻击敌军，独立师将师部设在海城与岫岩之间的小孤山，所属各团分布在板子屯、八岔沟和析木城一线。新6军22师的一个团在10月22日向我八岔沟阵地进攻中，首先集中火炮对我阵地进行一段时间的轰击，摧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在炮火刚刚转为延伸射击的瞬间，步兵就冲了上来。敌军善于集中优势兵力，以一个或两个营的兵力冲击我军一个连的阵地。我军起初被炮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炮刚打过，来不及整理阵地组织防御，敌人就冲了上来。仓促之下往往阵地就失守了。如果我军打退了国民党军的一次进攻，敌军的第二次炮火马上又打过来了。在进攻中，新6军显示出熟练的战术配合，他们的山炮、野炮和榴弹炮多向我纵深射击，破坏我方纵深防御。以迫击炮、火箭筒和轻重机枪支援步兵冲击。他们善于集中和有效地组织各种火力，向我军阵地密集射击。而我军本身武器就差，加上战术素养不够，很难阻挡住新6军的进攻。八岔沟、析木城阵地很快被突破，新6军主力则向侧翼迂回，袭击小孤山的我军师部。在敌人的突然进犯下，辽南独立师的部署被打乱，主力不能展开，处于被动。次日独立师首长仓促决定将一分区及2、4团分散于辽阳、青城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师部率1、3团及炮团转移到海城、岫岩公路以南山区，想从侧翼打击进攻岫岩之敌。25日在黄家堡子再次与敌遭遇，炮团9连干部麻痹大意，强调疲劳，中途休息，致使措手不及，丢失山炮两门，掩护其撤退的5连也遭受严重损失。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争取主动，辽南独立师于11月10日转移到盖平、岫岩公路以南。新6军两个师尾随而至，14日我军在盖平的小青沟打退敌军一个营的追击，便大踏步地撤到一面山、步云山地区，暂时摆脱了新6军。由于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新6军的两个师东调去对付南满三、四纵队，改由独立9师进攻辽南。到12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辽东半岛的普兰店，辽南大小城市及主要交通线全被国民党军队控制。辽南独立师率领1、3团经过休整后，又开始反击敌人。12月初先后在八家子、许家屯、普兰店等地与敌作战。但因装备太差，又不能集中兵力，所以一次只能击溃敌军一个连，战果不大。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实力，于12月中旬退入关东州。

留在海城岫岩公路以北山区的一分区及2、4团，在敌军进攻时曾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杀伤部分敌人。在敌人正面推进，后方空虚时，还主动攻克了两个据点，消灭百余敌人。后来敌军集中兵力分进合击、纵横扫荡，使我路北部队处境甚为困难。又因个别领导干部张皇失措，互相埋怨，生搬硬套抗日战争的经验，将部队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分散打游击。这是一个重大失策，我军攥不起拳头，必然被敌人一口口吃掉。果然2团在顾家堡、燕南沟两地连续遭到敌军袭击，伤亡极大，每个连只剩二三十人，武器也大部丢失。4团在转移中也遭受重大损失，一部叛变投敌。部队士气大受打击，无法组织有效的战斗，在11月中旬与地方工作人员撤退到关东州。五分区部队因战术不灵活，与地方武装配合不力，在当地站不住脚，也被迫撤往关东州。[4]

所谓“关东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能使我们辽南仅存的干部和军队保存下来？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旅顺、大连属于苏军控制区，国民党的控制区到新金县的普兰店一线为止。中间有一段空白地带，紧靠苏军驻守旅大岗哨的前沿。东起刘家，西到石河驿，东西长约四十里，南北宽约五六里，按条约规定为非军事区，国民党军队不得进入。我军把这个地方又称为“岗边”，当时苏军对我党采取暗中支持的态度，除允许我方人员到大连从事采购军用物资和医治伤病员外，对我辽南部队和县区干部到“岗边”避难和休整表示宽容。这样就为遭受国民党军强大军事压力的我辽南部队提供了一个根据地。在南满最困难的时期，辽南独立师在这里保存了骨干，被打散的各区县干部经过一段周折，也陆续进入这里休整。原中共辽南省分委书记林一山同志回忆：“半年多实践证明，坚持敌后游击战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游击战中，‘岗边’不仅是一、五（分区）地委，也是省委、地方主力的后方。但游击战初期，我们对‘岗边’可以依托认识不足，更不理解中央关于‘辽南背靠关东州’的意义，后来在斗争中才逐渐明确起来。在这块‘一枪可以打透的根据地’里，设立医院，办训练班，休整队伍，培训干部，筹集物资。尤其是旅大地区给提供了兵源、物资和休整地点；一、五专署还在此进行贸易，筹集资金，解决了军政需要的经费。这一地区成了我们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可靠基地。”[5]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在普兰店到貔子窝一线修筑了严密的封锁线。设置了20多个据点，布下多处雷场，配上鹿砦、铁丝网、陷阱、木栅栏等障碍物，企图把我军死死困在这个狭小区域之内。

地处安东、通化和临江地区的我南满根据地，是国民党军攻击的主要方向。这里有我军的后方基地和三、四纵队主力。我军进入东北初期，东北局就将通化作为后方基地。这里有煤矿、铁矿，有日本人遗留的兵工厂、货币印刷厂、银行、医院和仓库，基础相当不错。所以东北局将一部分后勤机关、炮兵学校、战车部队都迁到这里，打算好好建设一番。国民党军队要夺取通化，迫使我军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无法在南满坚持下去。

11月1日新开岭战役的胜利，虽然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但对战争全局并没有起到转折性的作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没有停止，据萧华11月5日致中央军委的报告，国民党52军2师占领安东后，又进占凤城；71军91师于11月1日占领桓仁；195师同日占领通化；60军主力仍在清原、梅河口一带守备。萧华承认：“敌这次进攻，主要是利用我东北根据地不巩固这一弱点，敢于实行钻隙突破，大胆迂回与利用东北纵横公路网，使用机械化快速部队抢占城市。”[6]

南满根据地为什么会被敌军如此迅速突破，除了敌人军事上的优势之外，南满我军在防御中犯了分散兵力，分兵把口的错误。不但捏不紧拳头，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例如新开岭战役结束后，四纵12师的35团奉命在石头城子一带行动，牵制安东之敌，掩护主力向东转移。由于国民党新6军主力在那里进行梳篦式扫荡，团领导为避开敌军主力，竟将部队分散为三路。部队分散后情况更为严重，该团3营在向八河滩转移时，因行军疲劳在大洋沟休息，遭到新6军两个营的袭击。按当时情形可迅速组织转移，但营长却命令一个连死守高地，没有命令不许撤退。这一连人被敌军重重包围，打到只剩40余人，仍未接到营里指示，最后只好自行突围。与主力会合后在一个小车站休息时，又遭敌军袭击。部队处于混乱状态，又往大洋沟跑。那里有敌军阻击，导致全营溃散。该团2营在团政委率领下转移，一听到枪响就赶紧逃跑，竟被伪警察武装追了一路，既不查明情况，也不还击。跑到安全地点时，全营大部分跑散，政委身边只有几个警卫员。只有1营积极与敌周旋，打退敌军进攻，保全了实力，与纵队会合。[7]

对南满分兵把口，不能集中兵力的做法，总部十分焦虑。几次去电报批评，督促他们改变作战方法。10月26日林彭高陈致电南满三纵：“你们自敌发动攻势以来，最近尽是打的击溃战，或被敌击退。这种仗就会使士气越打越低，使敌人越加猖狂。你们所使用的兵力远没有达到绝对的优势，而又未注意到断敌退路，故形成这种结果。望你们坚决实行六至九个团打敌一个团的方针，以四、五个团担任攻击，其他的摆在周围捉俘虏，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南满形势。如你们不执行总部指示，则南满局面将必日趋严重。”

但是这种被动局面没有扭转，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南满根据地急剧缩小，到11月中旬，国民党军又占领了辑安，并向长白山区压缩。我南满根据地仅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县和两道大沟。这一狭长地带，本来就人口稀少，相当贫穷，一下聚集了三四万部队和机关干部，吃住都十分困难。动荡的形势引起部分地方武装叛变，土匪、地主也四出活动，骚扰破坏。群众受正统观念影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不肯与我方接近。天气已经相当寒冷，我们的部队没有后方物资接济，缺少棉衣棉鞋，吃住也很困难。南满还能不能坚持，成了摆在面前急需决断的大问题。

林彪预料到南满问题的严重性，召集东北局领导研究解决。正在主持北满土改工作的陈云主动请求去南满工作，萧劲光在大连搞军工生产来东北局汇报，也要求去南满工作。东北局同意了陈、萧的意见，形成决议。10月27日陈云、萧劲光就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图们绕道朝鲜去临江。10月31日，林彪电告中央军委：“敌将进攻南满及进攻开始后，我们前后有七八个电报，总是叫他们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分兵把口，反对打击溃战。但他们恰恰没有逃去这三个圈套，故打了很多击溃战，每次伤亡大缴获小，部队疲惫不堪，形势日益恶化。现决定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9个师、4个炮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2/5以上，武装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地区全为山地，下层干部多，气候人口条件均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东北整个局势甚大。”[8]

同一天，东北局领导人电告南满领导：“南满所存军火与重要物资除急用者外，其余立即转至朝鲜边境内，伤兵医院应放在主要道路以外的乡村中。只要没有物资需要掩护，则敌人要占什么地方就让他占（如通化）。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成为主动，才能各个歼灭敌人。才能使敌人的力量每次整个失掉一股，而我军能在战斗中以俘虏补充伤亡。使敌人越打越小，我越打越大，至少也能保持原额。用胜利提高军民的信心，稳定地方工作。”“你们必须坚持以南满主力放在三纵队方面，在通化的周围进行战斗。而对于安东周围则只坚持乡村与歼灭乡村小镇的小敌，因此四纵队仍应照我们从前的规定抽出主力靠近三纵队。”“你们必须预防因丧失城市而准备放弃广大地区，退至某些狭小地区的打算。在军事上要坚决反对分兵防御与分散兵力，同时进行几个目标，或分散兵力到处打不痛不痒的游击战的三种错误方针，而必须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败敌人的方针。”

1946年10月27日，陈云、萧劲光肩负重任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去临江。火车开到宁安县境内的斗沟子车站停了下来，夜里，一辆货车在前方爬坡时，由于燃料缺乏，动力不足，从坡上滑了下来。眼看就要与陈云的列车相撞，一位扳道工奋力扳开道岔，那辆货车就翻倒在一边，铁轨被损坏。陈云和萧劲光只能等待铁路修好再前进。当他们从平壤绕了一大圈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时，已经是11月27日了。

陈云、萧劲光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召开了由南满军队和地方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陈云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成立东北局南满分局，统一领导南满的党、政、军工作。陈云同志任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为副司令员。领导机关调整之后，陈云向大家传达了党中央和东北局对南满工作的指示，肯定了辽东省委、军区一年来的工作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陈云要求大家，不论先来后到，不论有部队没有部队，都要讲五湖四海团结一致，坚持南满斗争。[9]

但是，一个多月来的撤退和困难的局面，大多数干部情绪低沉。天气已是寒冬，部队没有棉衣御寒，吃的是冻硬的窝头和酸菜，有的部队甚至没有房子住，烤火度日。这样恶劣的环境，大家感到南满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再待下去不是到鸭绿江里喝水，就是到朝鲜去流亡。有的对上级不战而放弃安东、通化很有意见，说“领导让打哪里，就要丢掉哪里”。南满部队领导早就作好了带领三纵、四纵撤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听陈云、萧劲光说要在这里坚持，大家都转不过弯来。萧劲光在会上说：“南满可以坚持，不过要经过几个来回，像武松打虎一样，经过几个来回的反复搏斗。”话音刚落，引起一片哄笑，令萧劲光相当难堪。大家认为萧劲光的话不着边际，我们现在元气大伤，还有什么力气打老虎？会议没有统一思想就结束了。[10]

会后，陈云和萧劲光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半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分头召开座谈会，找同志们个别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通过大家的反映，他们感到问题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一方面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压力，更主要的原因是南满领导内部的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但是这个问题靠行政命令是解决不了的。萧劲光原来准备在热水河子打一仗，用一个纵队打敌人一个加强营。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研究作战方案时，一些领导干部却不同意。说是弹药不足，兵员要补充，总之是没有把握，不想打，让萧劲光碰了钉子。看来要完成东北局交给的任务，真是困难不少。

在调查研究一段后，陈云与萧劲光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南满虽然困难不少，但必须坚持下去。因为敌人的战略是“先南后北”，我们若放弃南满向北撤退，正中敌人下怀。坚持下去就能打乱敌人部署，争取西、北、南满互相配合，扭转局面。南满是东北最富的地区，人口多，工业基础好，又可以沟通大连、朝鲜，与山东解放区保持联系。坚持南满对我们东北全局，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坚持南满不是一件容易事。陈云和萧劲光一致认为：在大敌当前，根据地紧缩、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要坚持南满根据地，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战争改变形势。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坚持内外线作战，增强内部的信心，全力打退敌人进攻。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陈云要萧劲光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南满斗争策略。

12月11日，萧劲光在七道江前线指挥所召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出席会议的有萧华、程世才、江华、罗舜初、吴克华、彭嘉庆等。萧劲光在会上提出了“以军事反清剿为主，以有力的游击兵团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清剿。恢复广大乡村，恢复政权，迟滞与打击敌人的新进攻。主力集中于适当位置，准备于敌人进攻中，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方针。在分析了敌我情况后，萧劲光指出：“从目前来看，南满的严重情况已经到来，而且可能发展。但这决不能改变我们坚持南满的决心。我们要有克服困难长期打算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下，应坚持南满。”

萧劲光没有想到，他的报告引起了多数与会者的反对。只有少数人同意坚持南满，多数人认为临江地区地形狭窄，大部队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同时兵员、武器不足，寡不敌众。有的同志提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主张撤过松花江，保存力量，日后反攻。会议争论来争论去，两三天也没开出个结果。而这时国民党两个师已向梅河口、辑安以南进军，军情紧急，再这样争论下去是不行了。萧劲光虽是司令员，也不能将意见强加于人，只有搞通思想，才能一致行动。在这关键时刻，他只好向陈云求援，请陈云来做最后决断。12月13日晚，陈云顶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同大家谈了一夜。第二天的会议上，陈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同志坦诚地说：现在南满的形势确实很严重。辽东的领导过去对敌人的进攻估计不足，在战略布署上有错误，结果在敌人大举进攻时思想不一致、不团结，下面群众有群龙无首，无所适从的感觉。所以地方部队大部散，小部叛，群众情绪非常波动，陈云把南满比喻成“风雨飘摇下的豆油灯”，是十分形象的。

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办？有人主张躲避起来，不再出战；有人不顾现实，空喊“坚持”。陈云批评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他给大家讲朱毛井冈山会师的故事，鼓励大家在困难面前不要灰心，要坚持“爬过山顶”，不利局面就会改变。[11]

为什么要坚持南满斗争？陈云形象比喻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条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捉住了牛尾巴，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捉牛尾巴是关键。陈云接着说：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可能也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向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去。但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回南满来。在这些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主力撤到北满，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前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一万多人。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会损失3/4，甚至4/5，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大批敌人，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而且敌人在南满的兵力也不够，我们坚持南满是完全可能的。最后，陈云加重语气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三、四纵队全都留下，一个人都不走。我们在背靠沙发（指苏联、朝鲜的支援）的形势下前进，虽然是艰苦奋斗的前进，还是比退到北满后被敌人打出国境线再打回来要合算。”[12]

陈云的话不多，但掷地有声，分量很重。在紧急关头力挽狂澜，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他入情入理的分析、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在座的同志们心悦诚服。萧华立即表示：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多数同志也纷纷表示了赞成的意见。少数人虽然思想上还不是很通，但也不好再反对。会议的气氛完全扭转了。基本方针确定后，会议转入具体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的研究。最后，会议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一分区、辽宁二分区、安东三分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决定由四纵挺进敌后，牵制敌人，破坏交通线，打乱其部署。三纵担任内线作战，集中兵力顶住敌人进攻，挫其锋芒，巩固现有根据地。

七道江会议是决定南满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陈云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克服了以往的混乱思想和军事上的错误，给我军在南满的斗争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会议结束后，陈云、萧劲光于12月16日电告林彪并告党中央，在通报南满敌情后说：“在此情况下已决定四纵队全部伸出通化、桓仁、浑江以西，安奉路两侧，大闹天宫，消灭弱敌，调动敌人，支援地方。如敌围歼计划不变，则决以三纵一部坚持长白山区外，主力亦到敌后，那时除长白县城外，其余城市都将被占。同时我们估计两个大兵团到敌后作战，在伤兵、减员、补充等问题上极端困难，但不经反复长期艰苦斗争，是不能坚持南满的。”为此他们希望林彪从两方面给予支持，一是“北、西、东满能牵制住当前敌人”，二是“北满给我们一万吨粮食，送到图们以济万余伤兵及几千后方部队机关”。[13]

林彪和东北局完全同意陈云的作战方针，南满北满互相配合，开始了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战斗。

[1]　四野战编室存电。

[2]　林一山等：《难忘的岁月，严酷的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第306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萧岗：《走向胜利的历程》，载《辽沈决战》下册，第273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42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5]　林一山等：《难忘的岁月，严酷的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页。

[6]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7]　《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8]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9]　《陈云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

[10]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11]　1949年4月20日东北局高干会《关于辽东历史问题的结论》。载《党的工作》第17期。

[12]　《陈云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2页。

[13]　《陈云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