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张莘夫事件与反苏浪潮

苏军在东北搜罗财富——卢冬生司令在哈尔滨被害——雅尔塔密约公布引起国人抗议——张莘夫之死——国统区反苏浪潮——中共采取克制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后，国民党军在我军的攻势下，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轻举妄动。新6军停留在盘山、辽中一带，52军在新民和沈阳西郊，13军在凌源、平泉一带巩固阵地，暂时停止了前进。

说起来秀水河子之战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战斗，沙岭之战国民党军还没有被消灭，但是这两战对杜聿明的思想震动很大。他本来就认为，靠两个军的兵力接收东北是远远不够的。13军调到热河，又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力量。他紧急请求蒋介石再向东北增兵。蒋介石也意识到接收东北绝非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在马歇尔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用美国军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港口运送新1军、71军、60军和93军到秦皇岛，向东北大举进军。

这样大规模的运兵需要时日，当时又正值停战协议生效，一时不会再有大战。杜聿明的身体也支持不住了。他患严重的肾脏病，已经卧床不起，遂于2月18日离开指挥部到北平住院开刀。蒋介石对杜的病情甚为关心，派特务头子戴笠前往探视慰问，还要审查给杜动手术的医生是否可靠。杜聿明考虑自己的病短期好不了，便推荐他的老同学和副手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代理他的职务。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平息了一个多月，但是在政治上却步步紧逼。2月下旬，在中国内地的几个大城市，爆发了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

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军原来应该在1946年1月初撤兵。因国民党政府来不及调遣足够的军队接收东北，双方商定苏军缓撤一个月，到2月1日撤走。但是到了2月中旬，苏军还没有撤走的意思。蒋介石坐不住了，美英政府也对此极为关注。

苏军为什么迟迟不走？最主要的原因是东北的经济利益。日本人在东北经营了十几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东北丰富的资源和物产，谁看了都会动心。苏联经过卫国战争，国家打得残破不堪，苏联红军到中国参战，穿的军装都是破破烂烂的。他们既然占领了东北，当然不能空着手回去。所以苏军就利用驻军东北的几个月时间，大力搜集财富。

当国民党接收人员到达长春后不久，苏方经济顾问斯拉德考夫斯基就向张家璈提出了中苏共同经营东北的一揽子方案。东北主要的154个大型工矿企业，他们都要插手。张家璈表示：根据中苏条约，双方可以签订贸易协定，中国欢迎苏联投资，可以聘请苏方技术人员，但这些经济活动要等苏联从东北撤军之后才能进行。苏联顾问态度强硬地表示：日本人在东北的一切工矿设备都是苏军对日作战的战利品，苏方都有权处理。张家璈反驳说：战利品这个名词只适用于敌人的作战武器及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供应品，根本不能包括工矿企业。双方不欢而散。

1945年12月5日，蒋经国、张家璈等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量苏联撤军与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事宜。马林诺夫斯基对撤军避而不谈，却一再强调经济合作问题。他表示：苏联要求进行经济合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安全。过去东北是反苏根据地，以后其他国家可能会插手东北经济。如果是单纯的经济贸易活动还没什么，如果有别的企图，苏联不能不警惕。马林诺夫斯基还故作大度地说：东北所有重要工矿企业，都是苏军的战利品。苏联可以让给中国一半的股权，作为中苏合作开发东北的资本。对苏联这种毫不掩盖的贪婪，蒋经国等当场拒绝。[1]

国民党政府虽然嘴硬，但实际上软弱无能。他们的军队开不进来，在各大城市的接收大员不过是光杆司令，根本挡不住苏军的手脚。在占领东北的几个月时间里，苏方使用一切力量，将大量工业设备拆卸装车，运送回国。鞍山钢铁厂的炼钢设备、轧钢机，小丰满水电站的发电机，抚顺、阜新的矿山机械，沈阳兵工厂的机床，甚至连长春工科大学25个工业实验室的教学器材，都变成了苏军的“战利品”。从东北开往苏联的火车日夜忙碌，而苏方却以运输困难为理由拒绝按时撤军。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65％的电力供应设备被苏联拆运而去；鞍山、宫原、本溪等钢铁工厂设备的80％被搬走；抚顺、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劫掠甚重。美国官方调查后认为：“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20亿美元。”[2]

这种浩劫不亚于战争破坏。《大公报》记者陈纪莹在沈阳采访时，专门去了工业集中的铁西区。这里原来有大大小小4570个工厂，百人以上规模的工厂近千家。他写道：“这些工厂曾支持了整个东北，甚至于华北民生需用。曾有20万以上的工人在靠着它维持生计。但当我次日去到那里巡礼时，若不是还有烟囱，我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铁西工业区。好多工厂连门窗都没有了，机器呢？不用说。假使有残存的，不过是一些毁坏不堪用的车床。”[3]

苏军一方面拆卸工业设备，一方面搜集东北日本人的巨额资产。他们把伪满中央银行和中国、功成、益发等公私银行的全部存款，包括纸币、抵押品、金银外汇等席卷一空，作为战利品划为己有。由于不给任何收据，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钱。这些银行财产，有的是伪满的公产，但也有很多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私产。苏方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东北自行印发钞票，号称“红军票”，用这种纸币强买日本人的房屋财产。《大公报》披露：“苏军入我东北，使用苏军总司令部印制的军用票。这种军用票，将来要由中国收回，所以苏军在我东北的军费是完全由中国负担。苏军在我东北发行的军用票有多少呢？苏方却未告诉我们。这种军用票，是目前东北的主要货币，没人晓得发行的数额，使用者不需偿还代价。大量地使用出来，大量地流入民间，东北的金融情况可知。举一个例，譬如长春、沈阳等名城的房屋建筑物，凡可接收的，每每有了新置产者。契约上签字卖产者是日本人，所得的购价是军用票。东北原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东北金融如此，不仅影响了东北民生，也影响了全国的金融。”[4]

在苏军占领的大城市中，一度出现了奇怪的“上高”市场。集市贸易和旧货市场，本来是很平常的，到处都有。但是“上高”市场却是贱价买好货的地方。工厂的倒闭和被拆走，造成大量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失业。滞留东北未能遣返的日本侨民，房产被苏军作为战利品没收，生活无着，他们只好靠变卖家中可以卖的东西，换取一些糊口的“红军票”。买主当然是苏军占了多数，他们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管看中的好货叫“上高”。在长春、沈阳、哈尔滨等苏军集中的城市，这种“上高”市场的规模也就特别大。只见满街的平民，特别是日本人，男女老幼，席地而跪，以不同的语言呼喊着出卖物品。这种百业萧条、变卖家产兴盛的现象，也是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的“特产”。苏军在东北的军纪也相当糟糕。凌辱强奸妇女的现象时有发生。

国民党在东北的接收处处受阻，只得到苏军劫后的烂摊子。他们指责苏方偏袒共产党和八路军，其实是完全歪曲了事实。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东北局从进入沈阳直到被苏军驱赶出沈阳，其间也是受了苏联不少窝囊气，甚至受了气还不能和苏联人公开斗争，只能暂时忍耐。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苏联大使就故意与中共领导人保持距离。毛泽东对秘书胡乔木说：苏联使馆胆子小，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5]。1945年10月，东北局就向中央反映，苏军在沈阳拆卸工厂设备。中央10月4日回电要他们顾全大局，先考虑同国民党的斗争，说“本此认识，某方秘密搬走机器物资与人民有利，免得落入官僚资本之手。但不知民间工业及农业公司的器材物资是否仍予保留，大批工人失业如何布置，人民心里如何反映。”[6]然而苏联的“国际主义”是从不吃亏的，既然出兵东北，就要捞够了才行。

苏军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使中国共产党人看不惯。不少同志认为，我们既然来了，苏军就应当撤走。当时到达北满的同志曾向苏方表示了这种态度。为此，苏方找了哈尔滨中共负责人李兆麟，要他专程到宾县向陈云、高岗解释。主要的意思说：“现在事情很清楚，苏联的利益是主要的。大家（指各国共产党）都应服从这个总的利益。可是你们则不了解这点，有些同志以中共的利益为主体，看不见总的利益的重要性，这些同志是坐在树上自伐其枝。如果你们给我们很多不便，迫我们快走，对于你们是不利的。斯大林的方针是不会错的，这方针就是你们的方针，不会限制你们的，只要你们照顾地方特点就够了。只有你们给我们更多的方便，我们对你们的援助也方便。应当看到今天的东北和华北不一样，今天没有苏联在东北，就算你们暂时取得政权，国民党和美国联合力量也会把你们弄掉的。我们在东北的时间越长，对你们越是有利。”[7]

然而，中共北满分局不但没得到苏军的好处，反而吃了大亏。12月13日，陈云到了哈尔滨，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在北满开展工作。会上决定卢冬生为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是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军。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部队中战斗。后来他跟随贺龙回湖南开辟湘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深得贺龙信任。长征到陕北后，他被中央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军进攻东北，他与抗联同志组成的国际88旅一起回国，在哈尔滨工作。他是红军老战士，又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是当时少有的人才。开完会后，卢冬生带警卫员去火车站为陈云一行人取行李，在回来的路上看到几个苏军士兵趁着夜深人静在拦路抢劫。卢冬生非常愤怒，上去呵斥他们，并亮出了自己的苏联军官证件。这几个苏军穷凶极恶，竟持枪对准卢冬生。卢要带他们到有关部门去解决问题，在半路上，苏军突然向卢冬生开枪。可惜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在革命事业最需要的时候死在苏军败类的手里，遇害的时候年仅37岁。[8]

苏军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1946年2月11日，在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一周年时，三国同时发表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文。协议中关于“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的条文，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发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的谴责，在2月21日公开声明：中国政府未参与雅尔塔会议，不受密约的约束。中苏之间仅以中苏条约为依据。2月22日，文化界知名人士傅斯年、王云五、宗白华、林超、储安平、赵超构、任美锷等20人发表声明，抗议三大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声明说：“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中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的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的多次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对《大西洋宪章》以来各种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所标榜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9]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张莘夫事件”，推波助澜，在国统区内掀起了一场反苏加反共的浪潮。

“张莘夫事件”的由来是：1946年1月7日，国民党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成员张莘夫受张家璈的派遣，随苏军代表从长春出发，接收抚顺煤矿。在沈阳停留期间，张莘夫听说抚顺有八路军，惧怕不敢前往，坚持要有苏方人员陪同护送。14日，苏军中长铁路负责人马利中将称抚顺方面已经联系好，请张莘夫去接收。张莘夫与随员5人和铁路公安队士兵7人，乘苏军提供的列车前往抚顺。到了抚顺煤矿事务所，苏军司令问他们来干什么，张说奉东北行营命令前来接收。苏军司令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拒绝再谈，把张莘夫一行送到一座房子里住下。

第二天，苏军带着当地公安局长和几名武装公安队员来找张莘夫，局长对张说：“此地是解放区，没有我们长官的命令，任何人不能侵入。你们带来7名士兵，违反我们的法律，应受处分。”张莘夫不服，与其争吵起来。待来人走后，张莘夫找苏军司令要求保护，并与沈阳通话，要马利中将快来。

16日下午四时，苏军司令来找张莘夫，说送他们回沈阳。并说只许接收人员走，不许7名武装士兵走。张莘夫感觉凶多吉少，双手颤抖着收拾好行李，在苏军陪同下去了车站。晚上8点多，火车开到抚顺西郊李石寨，遇到一队武装人员。将张莘夫一行8人拉下火车，带到一个小山岗用刺刀杀死。留在抚顺煤矿的7个人，据说八路军政委命令不许杀，将其全部释放。[10]

关于张莘夫之死，有些具体情节到现在仍然搞不清楚。国民党方面在2月10日公布消息，恰巧与雅尔塔密约公开联在一起。无疑是火上浇油，引起国民对苏军的极大愤恨。蒋介石通过张家璈责成国民党东北行营调查此事，电报说：“张君等此次接收抚顺煤矿，事前既得苏方代表之邀请，当时苏军又不能负保护之责，致酿此事端，实属不幸。希即向苏方交涉质问，要求查明其负责人，予以处分。”东北行营军事代表董彦平前往交涉，苏军代表特罗增科中将于2月28日答复中方说：“关于葬埋在抚顺的张新福（即张莘夫——作者注）尸体，将经奉天城卫戍司令转递给奉天市长。至于张新福随员的尸首，则都被匪贼于行凶处烧掉了，因而未能找到。此事我已通知阁下，同时谨通知于阁下的是：关于苏指挥部采取办法，以便揭破与捉获杀死张新福和其随员的罪犯，现在尚未达到成功。干出这个案件的匪贼，连一个也未有捉到。”[11]

2月22日，国民党官方在重庆组织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反苏大游行。参加者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在游行中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国土不容分割，主权不容侵害！”“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口号。混在游行队伍中的国民党特务有计划地煽动反共，在游行中散发的文件中，有《质中共》一文。明白地骂共产党：“你们有何理由阻挠接收自己国家主权的军队进入东北，助杀政府接收大员，蹂躏东北同胞？”在游行中，一群国民党特务还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社，更暴露出这个游行不仅是反苏，而且在反共。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事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许多学者教授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雅尔塔密约的抗议。2月23日，西南联大王力、王竹溪、向达、朱自清、沈从文、吴大猷、余冠英、马约翰、冯友兰、屠守锷、潘光旦等100多位知名教授在对东北问题的宣言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政府披露中苏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二是“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3月7日，北平各界名人陈岱孙、顾颉刚、齐思和、翁独健、郑天挺、洪业、萧一山、张伯驹等40多人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12]

在国民党官方舆论的渲染下，许多国民都认为张莘夫之死与东北民主联军有关。但是无论国民党方面还是苏方，都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张是共产党军队杀死的。从当年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在政治协商会议和马歇尔使华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是真想有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东北局接到中央多次指示，要他们坚持自卫原则，不反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只是希望我党我军在东北能有一定的地位。张莘夫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很快作出反应。1月18日彭真电告林彪等：“对国民党派往各地接收人员，凡可能引起苏方及我方与国民党外交纠纷者慎重应付，切不可轻率处理，尤不应危害其生命，给顽方以任何向我方政治攻势借口。”

1月26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更明确地说：“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让步。”“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

针对国民党政府策划的反苏反共浪潮，中共中央仍保持着忍让态度。在2月25日给各分局的指示中，一方面表示要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进行反驳，另一方面说：“对苏联与东北问题的解释要特别慎重，我们要站在真正的爱国立场上，主张维护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履行中苏条约，保障远东安全。对东北我们要求和平解决，不反对国军和平开入，但反对反动派在东北打内战、收编土匪伪军、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13]

由此可见，张莘夫的被害与中共东北局和民主联军部队没有关系。但是东北局也有难言之隐。进入东北后收编的伪军和地方武装，当时叛变成风。这些败类打着“八路”的旗号，胡作非为，杀人抢劫。给我军声誉造成极大危害，也使东北局领导十分头痛。老百姓将八路分成老八路和新八路，说老八路好，新八路坏；老八路又分“灰八路”和“黄八路”，“灰八路”是指从山东和华中老区来的部队，穿灰军衣，纪律最好。“黄八路”是指冀东来的部队，穿日本黄军衣，比“灰八路”差些，也还不错。老百姓的这些反映，也是后来东北局痛下决心，大力清理部队的主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决心将苏军从东北赶走，国民党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中共谈判代表叶剑英到北平后，想找熊式辉谈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被熊式辉拒绝。这表明国民党是要独霸东北，不容我党我军的存在。反苏浪潮之后，苏军在东北是呆不下去了。苏联的撤兵使国共双方都摆脱了约束，以后就要真刀真枪地进行较量了。

[1]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

[2]　土屋奎二：《蒋介石密录》中的《国际环境恶化》一节。

[3]　陈纪莹：《从哈尔滨到锦州》，《大公报》1946年3月22日。

[4]　《大公报》1946年3月25日社论。

[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3章。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7]　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8]　《解放军将领传》第3集《卢冬生传》。

[9]　1946年2月22日《大公报》。

[10]　唐允编：《东北问题真相》。

[11]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中正书局1965年版。

[12]　唐允编：《东北问题真相》。

[13]　《中央文件汇集》，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