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一）" class="reference-link">第19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一）

东北匪情——叛乱蜂起——方强到合江——二打刁翎——匪患再起——东北局发出剿匪令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必先拥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东北境内到处猖狂活动的土匪武装，是妨碍我党我军建设根据地的心腹大患。

东北的土匪问题，由来已久。凡是历史上社会动荡和混乱时期，也就是土匪兴盛的时期。东北的土匪又称为“胡子”，是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职业的小股地方武装。民国初期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就是土匪起家。土匪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是不堪官府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逼上梁山的；有的是当地土豪恶霸，乘着乱世拉起人马占山为王的；还有的是社会渣滓、流氓恶棍，纠合在一起欺压平民百姓的。当时东北有句俗话：“不当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可见土匪之盛。日本人侵占东北后，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民众抗日武装及其他地方武装通通称为“土匪”，从1938年到1942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讨伐”，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抗战胜利后，伪满政权的垮台、新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争，动荡的局势又给土匪发展造成了机会。但是此时的土匪，多数是“政治土匪”，与以前的情况又有不同。较大的土匪武装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类是日伪残余势力。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垮台后，遗留下大批伪军、警察、官吏、特务。日本投降后，曾发布命令让伪军伪警自行解散，造成几十万散兵游勇流落东北各地。苏军占领东北后，出于稳定社会、维持城市和交通治安的需要，组织或默许这些敌伪人员继续他们原来的职责。所以这些伪军伪警并没有被解除武装，一些罪恶累累的汉奸生怕以后会清算他们的罪行，受到惩处，便趁时局未稳，相互勾结，聚集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

一类是封建地主恶霸。东北地广人稀、“胡子”出没，多数村屯的富户为了保家，或多或少都有枪支。日本投降后，这些地主在所谓“自卫”、“保家”的口号下，自行组织“大排队”等地主武装。当我党在基层建立政权后，这些地主武装便与土匪勾结起来，又与封建会道门“家理教”、“一贯道”相结合，强迫群众参与其中，与我革命政权为敌。

一类是惯匪和流氓地痞。这些惯匪在日伪时期曾有过抗日行为，也受到日本人的讨伐和追剿。但是他们并没有走上正确的抗日道路，而是以抢劫杀人为生，成为社会公害。抗战胜利后他们趁火打劫，搜集日军遗留的武器弹药，占山为王，以图发迹。

一类是野心家和投机分子。他们乘日伪政权垮台，各地治安混乱之机，为了升官发财，纷纷拉起队伍，聚集武装，打出各种旗号，结帮为匪。

1945年下半年是东北土匪猖狂发展时期。造成这种情况固然与社会动荡的大局势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国民党特务的支持和操纵。当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进入东北时，在东北各城市活动的国民党“地下军”就四出活动，以“接收”为名，大量收容网罗伪满官吏、军警和特务，对他们封官许愿，建立看守机构，等待国民党军队到来。游荡在县城农村的土匪恶霸也纷纷前来投靠，国民党特务给他们封上一个空头官衔，便承认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例如伪满汉奸姜鹏飞，国民党当局委任他为新编第27军中将军长，将他的部队从秦皇岛空运到长春，又派他到哈尔滨收容伪满汉奸，配合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占领。所以，这个时期的土匪多数是政治土匪，老百姓管他们叫“中央胡子”。北满合江地区著名的土匪首领李华堂被任命为国民党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雨新为东北先遣军中将副军长，曹兴武为东北先遣军第15战区总指挥，等等。当时国民党对土匪的加封委任如同一场闹剧。各路土匪为了捞取一官半职，大量虚报人数，明明只有百来人或上千人，却夸大为几十万人。如曹兴武的“先遣军”号称40万人，当国民党命令他集中10万人进攻哈尔滨，他只聚集了5 000人。国民党也来个官衔廉价大拍卖，先后在东北各地加封委任了30多个“总司令”和“总指挥”、23个“军长”、158个“师长”。这些草头将军既没有穿上国民党正式发给的军服，也没有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委任状，而是每人一块白绸子，上面写着官衔名称，究竟算不算数，只有天晓得。[1]

我军在进入东北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在政策上出现一些失误。主要是盲目收编土匪武装，以招兵买马的方式扩大队伍。1945年11月，原抗联干部孙景宇到佳木斯后，认为李华堂、谢文东原来曾当过抗联的军长，可以联合，便委任李华堂为三江自治军司令，谢文东为富（锦）、绥（滨）、同（江）三县司令，孙荣久为勃（利）、宝（清）、林（口）三县司令。还收编了一些小股土匪。虽然表面上将队伍发展了8 000多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基础。在东满、西满等地区也有类似现象。结果国民党一来，这些“明投八路，暗投中央”的土匪纷纷叛变。他们在国民党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袭击我后方武装，屠杀地方干部，破坏交通运输，造谣惑众，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仅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江地区，叛变土匪多达33 000多人，杀害我干部154人。他们甚至袭击杀害苏军，1946年2月6日，李忠祥匪帮在桦川县境内袭击苏军汽车，打死苏军19人。3月份在林口县境内，苏军一个排被鲍德水匪帮全部杀害。[2]

东北各地土匪的全面叛乱，给我方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开进，我军正在北宁路上节节阻击，后方形势的混乱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难以组织有效的反击，不得不组织撤退，并抽调主力回过头来先解决土匪武装。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不分兵打匪，到处不能站脚。不仅城市被土匪占据，乡村也是土匪的世界。正是由于分兵太迟，部队到达各地太迟，结果还是没有能够防止1945年12月底及1月初东北各地大批新部队及地方武装的叛变。苏军原决定1946年1月5日撤退，国民党地下军及所利用的伪满军官、警察、特务潜伏在我们新部队及地方武装内的分子，他们的口号是‘先当八路，后当中央’，于12月底举行大批的叛变，整连、整营、整团、整旅的叛变，到处杀害我们的干部。当时西满、北满、东满大部分县城被他们占据，他们以为苏军1月5日一定撤退，这样一来，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到时苏军没有撤退，而各地主力部队亦逐渐赶到，这就给了我们时间。苏军仍控制铁路线及大城市，我军就在各地进行剿匪，逐渐收复一些县城。但土匪并未肃清，（只）不过打击了土匪猖獗的威风，克服了这一严重的土匪威胁。”[3]

1945年12月的北满，到处冰天雪地，两辆苏联军用卡车从牡丹江出发，向佳木斯缓缓开去。车上除了苏军官兵，还有几位中国人。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浓眉大眼、体格健壮的军人，是新任合江军区司令员的方强。他们是12月初到达哈尔滨的，受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的委托，前往佳木斯开辟后方根据地。

当时正是北满土匪猖狂活动时期，牡丹江到佳木斯的火车中断，无法通行。他们只得在苏军护送下乘汽车赶路。这一带丘陵蜿蜒、森林茂密，行至林口，突然遭到叛匪袭击。车上的苏军用冲锋枪扫射，打跑了土匪，天色渐晚，再走实在不安全。大家只好在林口火车站旁的苏军司令部留宿，方强打听到这里本来是我方控制的地区，由于收编的土匪突然叛变，勃利县城被土匪占领，形势变得混乱危险。方强建议张闻天先留下来，由他们几个军队干部去佳木斯。于是，张闻天只好折回牡丹江，转往宁安下乡蹲点。[4]

方强这位红军时期的师政委、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秘密通过了土匪出没的勃利县，于12月18日到达佳木斯。他给合江省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带来了北满分局的文件和陈云的指示，省工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认真的学习讨论。

会议分析了合江当前的严重形势，承认我军现在人员少、装备差，处于极其困难时期。也承认了前一阶段在阶级关系和局势变化上认识不清，在收编地主武装、任用伪满官吏等问题上犯了错误。大家一致同意：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党的力量，剿灭土匪。要坚决反对消极防御，立即组织反击，争取在两三个月内扭转局面。会议通过了贯彻宣传东北局的剿匪指示、整编部队、建立党的基层支部、发动群众、联合苏军等12项工作计划，开始了剿匪斗争的第一步。

当时我军在合江的部队只有一个特务团（是在一个连的老部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00余人；一个新兵团，700余人；以及依兰、勃利两个县大队，总数才2 000多人。方强把部队重新整编，将特务团改为1团，新兵团改为5团；集中使用。经过短期突击整训，1946年1月12日在依兰县城召开剿匪动员大会，重点是剿灭松花江、牡丹江地区的大股土匪，恢复对县城、村镇的控制，恢复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佳木斯市的铁路、公路交通。

当时合江境内的土匪，大小十几股，总数不下2万。其中谢文东部在勃利的湖南营、石头河子地区，李华堂部在依兰、刁翎地区，张雨新部在西刁翎、勃利地区，孙荣久部在勃利、林口。他们号称“四大旗杆”，各有人枪千余，有的还拥有重机枪和大炮。1946年1月，土匪主力集中在依兰东面的村镇里，准备夺取依兰县城。方强指挥部队从依兰开始反击，先打团山子、道台桥，歼灭谢文东部一个旅，缴获步枪200多支。1月下旬，我军进攻三道岗，“四大旗杆”匪帮联合起来顽抗。他们拉来山炮野炮轰击我军阵地，并向我军发起三次冲锋。我们的老部队发挥了骨干作用，与匪徒拼刺刀，坚守阵地一步不退。土匪究竟是乌合之众，在真刀真枪的白刃战前吓破了胆，溃退下去。三道岗之战是关键的一战，打掉了土匪的威风，我军转为主动进攻，一口口地吃掉土匪。在夜袭张雨新老窝双河镇时，张雨新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穿鞋，赤足逃窜。他的参谋长以下官兵300多人当了俘虏。我军夜袭三道岗的王顺屯时，匪首前半夜刚娶媳妇办酒席，此刻正酣睡未醒。300多土匪被击溃或被俘虏，被掳来的妇女也得到解救。2月，方强指挥部队声东击西，回头打松花江北岸的清河、大罗勒密等地，消灭李华堂部六七百人，在通河与松江军区剿匪部队会师。这月下旬，陈云、高岗来通河视察，方强等同志汇报了合江剿匪工作。陈云给了合江军区部分枪支、经费，还分给他们一部电台。从此，合江与北满分局有了经常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剿匪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5]

“四大旗杆”匪帮遭到打击后，残匪隐蔽到刁翎地区。刁翎位于合江、牡丹江、松江三省交会处，也是勃利、依兰、林口等县的连接地。这里是一个盆地，四周是高山，森林茂密。在伪满时期曾是抗日联军的根据地。因为这里远离铁路，地形险要，适于打游击。土匪们企图在这里盘踞，与我军长期周旋。在当时条件下，仅靠我军的力量和有限的武器装备，想打下刁翎确实很困难。

这时，苏联红军为了惩罚土匪对他们的袭击，前来协助我军剿灭刁翎土匪。1946年2月下旬，苏军出动一个机械化营，开着几十辆汽车、装甲车和我军359旅、合江军区地方武装分两路出发剿匪。苏军走大路，我军走小路。一夜行军，苏军先到，因为地形不熟，在黑背遭土匪袭击，死伤数十人。我军四个团随后赶到，向土匪迂回。土匪发现有被包围的危险，便向三道通、莲花泡一带深山溃逃。这一战我军消灭土匪300多人，俘虏土匪团长2人。

战斗结束后，方强留下一个团驻守刁翎，主力部队继续向三道通、莲花泡等地追击，并沿铁路线南下清剿土匪。土匪也很狡猾，他们化整为零，行动飘忽不定。依兰骑兵大队在牛心屯发现土匪踪迹，由于思想上轻敌，没有摸清土匪情况，也没等主力部队上来，就冲进屯子里。结果被藏在屯子里的500多土匪包围，郎大队长被土匪杀害，100多县大队战士全部牺牲。这是北满剿匪中我军蒙受的最重大损失。第二天军区主力部队开到牛心屯，苏军两辆装甲车开路，我军随后进攻，与土匪激战3小时，将500多土匪全部消灭，为依兰县大队的同志们报了仇。这是“一打刁翎”。

方强率领合江军区部队，连续进行了4个月的剿匪，一个村、一个县地清剿，收复了17座县城，恢复了合江与牡丹江、哈尔滨之间的公路铁路交通，社会秩序逐渐稳定，打开了建设后方根据地的新局面。4个月来，合江军区部队发展到近6 000人，配备了轻、重机枪、山炮、战马，力量居于优势。而土匪则受到连续打击，不敢像以前一样气焰嚣张了。

张雨新、李华堂匪帮不甘心失败，在1946年4月又窜回刁翎。留守在那里的我独立4团寡不敌众，受到损失。一些干部战士被土匪开膛破肚，暴尸街头，惨不忍睹。为了消灭张雨新匪帮，为死难的战友报仇，我军集中兵力，“二打刁翎”。这时，我军新组建的东北航空学校迁到勃利，带来几架缴获的日本飞机。校长王弼热心帮助剿匪，与合江军区领导设计诱敌。5月5日，他们派出一架涂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在刁翎上空绕圈，投下一封信。内容大意是：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嘉奖张雨新等作战有功，要在5月7日上午亲临刁翎视察。命令张雨新部立即平整简易机场，列队等候熊式辉前来检阅。张雨新接到信后，根本没想到我军能有飞机，信以为真，忙碌着修整机场。我军则在6日夜里运动到刁翎北部山林中隐蔽。

5月7日一早，张雨新集合队伍，还特地穿上日本军装，在新机场等着熊长官的到来。我航校的两架飞机从勃利机场起飞后，一架发生故障，掉到了山沟里。另一架飞临刁翎上空，见土匪果然列队等待，便俯冲下来，用机枪向土匪扫射。张雨新见部属倒下一片，才知道中了计，仓皇夺路逃命。我地面部队乘势追击，打死土匪30人，俘获70人。缴获步枪120支。张雨新带领800残匪逃进牡丹江西岸大森林中，掉队的散匪又回到刁翎，向我军投诚。

1946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我们有成绩，也有教训。在战斗实践中对土匪的基本情况和行动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东北的土匪不是一般的打家劫舍的匪徒，而是十分狡猾、富有经验的匪帮。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出身伪满军官，有作战经验。他们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有广泛的联系，有自己的匪窝，有行动路线，在深山老林中设有密营。在活动区域，还有暗藏的情报人员和眼线。在受到攻击时，他们往往能事先得到警报，逃进深山隐蔽起来。

在战术上，土匪们也有一套。他们避实就虚、避强就弱，在我军进剿时化整为零，回旋、打转、突围，行动灵活。利用对本地情况熟悉的长处，以小股行动解决粮食、住宿和隐蔽的问题。他们进攻的对象是我们的地方政权和区乡武装，在有机可乘时，土匪们便袭击村屯，屠杀我地方干部，破坏交通线，打击我军进剿的小部队，并造谣惑众，瓦解人民意志，策动地方武装叛变。

我军在前一阶段剿匪斗争中，虽然消灭了不少土匪，但是却不能将他们斩草除根，其原因一是存在轻敌思想，将土匪击溃赶跑就不再追击。各军区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各打各的。有的只顾出动部队剿匪，忽视群众工作，群众对我党不了解，也就不敢提供帮助，甚至有的在土匪胁迫下，帮土匪传递情报。所以，虽然一度将大股匪帮打垮，他们逃进匪窝和山林中休整补充后，往往又卷土重来，继续为害。

1946年5月，我军退出四平后，形势极为不利。土匪们以为国民党马上就要占领全东北，又猖狂起来。8月间，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孙荣久这“四大旗杆”又聚集8 000多人，占据刁翎，准备东山再起。6月以来，北满土匪先后袭击并侵占了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县城，大杀大抢，切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线。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反下，原依兰人民自治军副司令杨清海于10月叛变，拉走队伍，在依兰城里武装暴动，使我方遭受严重损失。同月，以骑兵为主的刘山东匪帮进攻萝北县城，我守备部队受到袭击，损失3个连，县长被杀，机关被毁。这些土匪与东满、西满等地匪帮遥相呼应，四处活动，扬言“杀尽关里来的”，与国民党军队“会师哈尔滨”。我军退过松花江后，急需在北满站稳脚跟，得到休整。土匪的猖狂活动，成为我党我军的心腹大患。于是，剿灭北满土匪，成了我军在松花江以北建立根据地需要首先解决的头等大事。

1946年6月12日，东北局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指出：“在蒋军北进，我主力集结，后方比较空虚之际，合江、牡丹江及东安地区未肃清之土匪乘机大肆滋扰，最近一个月内，先后占我东宁、同江、萝北等县城，截断牡、佳线交通。现在上述地区活动之成股土匪共约七八千人。彼等之企图在于破坏我建立可靠的根据地，配合蒋军正面进攻。估计在十五天停战以后，国民党必然作更大规模之进攻，各地土匪亦将更加积极活动，使我处于腹背受敌之情况。”

《指示》谈到，半年来未能彻底肃清土匪的主要原因是：

一、群众未发动，未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

二、剿匪部队中缺乏老的主力作骨干。

三、土匪多为政治匪（地头蛇），此剿彼窜，化整为零，以保存实力。

四、剿匪部队在战术上，或因主力过分集中，行动迟缓，我之企图暴露，使敌事先有所准备，利用我之空隙突围；或者将敌击溃后部队即回城市休整，未能坚决穷追，歼灭其有生力量；且各地配合亦不够紧密。

因此，《指示》强调指出：“根据目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北满、特别是合江、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现在大城市失掉，如果再不以根据地为主，农民为主，将会使我党在东北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危险。”[6]

《指示》对剿匪工作和兵力作了新的部署，合江军区部队仍由方强统一指挥，追剿佳木斯、依兰、同江、萝北等地土匪；田松支队负责绥阳、东宁等地剿匪；李荆朴指挥牡丹江地区剿匪；温玉成负责珠河、苇河一带剿匪；刘子云负责通河、方正一带剿匪。对西满和黑龙江军区的剿匪工作，也作了相应的安排。

关于剿匪方法，《指示》强调：“所有剿匪部队，必须争取时间，迅速进入指定地区执行任务。并且在指战员中进行深入动员，以提高部队高度英勇果敢的战斗情绪，并切实遵守群众纪律。在战术上采取出其不意地远距离奔袭、合击、穷追等方法，以反复扫荡、严厉镇压。而当土匪走投无路，内部动摇分化，向我投诚时，则必须解除其武装，不得收编。对其上层分子，可以受训名义，集中管理；以免在群众未发动前，在地方上继续活动，企图再起。各个地区之剿匪部队，应互通情报，协同动作，不给土匪以空隙及喘息机会。”剿匪工作要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要派大量干部组成工作团，随部队下乡，对地主进行清算、减租斗争。要使基本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自动起来搜寻土匪，镇压反革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

最后，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决定：牡丹江、合江、东安及松江地区的剿匪工作，均归总部统一指挥。各地匪情及剿匪情况要随时电告总部。各省领导要亲自下去检查，牡丹江、合江地区工作团，由洛甫（张闻天）同志负责组织。[7]

东北局的剿匪指示是行动纲领和战斗动员令，各主力部队稍事休整，便以团为单位，深入到北满、西满的各个地区，开始了更大规模、更激烈、更彻底的剿匪战斗。

[1]　王元年等著：《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第1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　方强等：《合江前期的剿匪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第5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1947年4月给中央的报告，收录于《四野战史资料选编》，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7月编。

[4]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5]　方强等：《合江前期的剿匪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第8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王元年等著：《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7]　参见《四野战史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