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暴风骤雨（三）反“左”纠偏，平分土地" class="reference-link">第30章　暴风骤雨（三）反“左”纠偏，平分土地

“扫堂子”运动——张闻天保护工商业——毛泽东下令纠左——重划成分，落实政策——平分土地——1948年的春荒——鼓励生产互助，允许冒尖致富——农民翻身，参军支前

1947年11月东北解放区各县传达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后，开始贯彻贫雇农路线，整顿原有干部队伍，继续深入土改斗争。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平分土地抓生产被放在一边，抄家斗财产仍然是主要任务。在“砍挖运动”的基础上，有的地区更进一步，发明了群众会战“扫堂子”运动。

“扫堂子”是从呼兰县长岭区兴起的。当地贫雇农大会成立后，群众要求交流翻身经验，互相参观果实，看看压迫自己的外屯地主斗倒了没有，并互相提供材料进行联合斗争。长岭区好大喜功的领导，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显示运动声势浩大和轰轰烈烈。

12月21日这天，各屯贫雇农都扛着红旗、敲着锣鼓、坐着爬犁整着队伍，6 000多人聚集在刘泉井开大会。县长和书记做动员后，群众立即分头行动起来。“刘泉井当即集合村民，布置16个岗哨，禁止行人出入。黄旗、公民、井堡等屯都连夜动手，先扫清本屯。一方面怕别屯来时斗出了果实要对半劈，更重要的是怕别屯笑话自己没有斗彻底。当晚金家屯就斗出了十副银镯及五副金镏、金钳。翌日便互派代表，参观检查，联合斗争。本屯亦进一步广用智谋，搜挖底产。井堡起出了前刘家在场园中心埋藏的一满缸衣服，并起出老王家在粪堆内埋藏的七袋麦子，小五岗一天起出的东西达400万元之多。平房屯当晚即向地主进行了一次理直气壮的政治攻势，公开告诉他要‘全区大扫堂子’。在大力威迫下，当即起出金子一两多、衣服百余件。杨玉屯到平房屯去扫时，亦斗争5麻袋衣服及布匹。因杨玉屯果实少，故平房屯情愿完全给他。裴堡在一个小猪倌鼓动下也到平房屯去扫，因他给该屯地主家放猪，知道猪棚下有地窖，结果起出两窖上等衣服百余件。而地主们有一部分慑服于贫雇农威力，看到大势已去，把东西悉数交出。一部分地主一听到敲锣打鼓，便吓得魂不附体，小五岗一家地主的小孩，看到贫雇农们一进院子时，便‘妈’的一声吓昏了。由此可见这次运动声势之大。现在是农村里贫雇农大军到处锣鼓喧天发动斗争，地主富农编成组轮流给贫雇农打场，而中农则非常积极地起浮财、拉东西，或看守果实，看犯人等。”[1]

呼兰县委不仅支持了“扫堂子”，而且发明了干部“思想站队”。将区乡干部全部集中反省坦白。提出了“死罪免死，大罪从宽，戴罪立功”的口号，将干部们变成了与地主一样的打击对象。《东北日报》于12月31日发表《呼兰突点经验》的社论，肯定和赞扬“扫堂子”的作法，认为这才是贯彻贫雇农路线。社论中提出了“江山是谁打下的——贫雇农”，“江山谁来坐——贫雇农”的口号，对这场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仅可以抄本屯地主，还可以抄外屯和城里的地主，起出东西就归你们村，这样的好事谁不争着去！又热闹又好看，比种地强多了。“扫堂子”很快波及许多县区。宾县报道说：“此间群众又从被九斗、十斗之地主家起出大批金银及衣服，足证地主狡猾，其经济不易斗垮。常安区财神岗被斗八次之多的地主王敬和，此次由于充分发动了广大贫雇农妇女参加斗争分地，算细账，又起出成批衣服130余件。在平分土地前王家妇女伪装穷困，各家借针借线，这次却在她们身上搜出好线10斤多。该区老营口村地主王木匠家，数日前还各处借米借盐，他的女儿过冬打着赤脚，老婆子耍着单，他自己披着麻袋片。但此次斗争又起出粮又起出好几年的陈盐及衣被百余件。永安屯地主卢兴斗，过去虽每斗必重挫，一家子伪装下不来炕，钻在麦秸里取暖。这回又斗出新布60多尺，衣被10余件。”“凡此事实教育了贫雇农，他们警觉地说：‘斗争十次还比咱们强得多，以后随时怀疑着他们点。’现各区深入细密的斗争仍在继续中。”[2]

这样一来，地主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的财源，只要不断斗下去，不断打下去，就总会斗出财物来。东丰县联合村发动妇女斗地主，兴起“扒棉袄”。50多名妇女分头到地主家去扒棉袄。老田家妯娌俩去扒地主姜仲礼的棉袄，地主跪下磕头求饶，被她们一脚踢开，扒下棉袄就走。一下午时间单扒棉衣就有100多件。第二天大家在一起开会，核计棉衣还不够，一些妇女提出抓地主来“过堂”，追财物；两个妇女立刻就抓了一个地主来，一伙人围着斗。有的中农妇女看着害怕，往后躲，大家就对其进行教育，激起她们的仇恨。上级来的领导对联合村妇女的做法很支持，写成经验总结登在《东北日报》上。并表态说：“在扒棉袄斗争中，有的妇女想着干，但摸不着底，总要问一声：‘同志，我们扒他的衣裳行不？’这时，领导上须要表明态度，放手让他们大胆干，使她们相信自己能够干大事。”[3]

“扫堂子”的规模越搞越大，农民纷纷成群结队进城串乡，想搞哪里就搞哪里，想斗谁就斗谁，有的赶到几十里外去扫荡，几天几夜不回家。一位记者在绥化县津河街看到这种热烈场面，被称为“威风大会”。

天刚黎明，日头没冒红，白茫茫的银色大雪原上，呼啸着老北风，落着‘树挂’。各屯子已冒起炊烟，闹哄哄的人声夹着牲畜的嘶叫，健壮的贫雇农大声吆喝着，妇女儿童上爬犁。整个屯子骚动着，半小时后，扫荡队出发了，每一条大道上奔驰着络绎不绝的爬犁。

在大扫荡中，爬犁已成为整个阶级发动、队伍广大与否的标志之一。不同乡的熟识贫雇农见了面，总得问一声：‘你们乡今天出动多少爬犁？’（每张爬犁载六、七人到十人）来衡量对方战斗力的强弱。在大扫荡中，每乡每天均有30到50张爬犁出动。

17日津河全区600余雇贫农，在津河街上开威风大会。任何年代均未允许过的雇贫农的威风，今天要大抖一下。大扫荡前夕（16日夜），兴奋和紧张就笼罩了全区160多个村屯。有的乡青壮年雇贫农一夜未眠，彻夜反复搜查地主富农五六次，并在地主门上，钉上他们丑恶阶级的白牌，便利于扫荡队的进击。次日（17日）9点多钟，一队队扎红枪、乘爬犁、凛凛威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雇贫农队伍，飞驰进街，红色的旗帜，在寒风中招展。这一天有600多副爬犁、1 000多匹马随6 000多雇贫农大军而来。

雇贫农有力量，雇贫农就到处显威风。十一乡38个屯在开威风大会时，千余雇贫农集合在一杆十丈高的大红旗下，旗子在空中飘扬。一边写着一个大“威”字，一边是“消灭封建，彻底翻身！”在五里外即可看到。各乡在雇贫农大会上，均举行了地主富农展览。在全体雇贫农面前，介绍他们的封建剥削史。津河十二乡地主的狗已被全部消灭，一来便于雇贫农随时破门而入，二来狗皮可以给雇贫农缝手套。地主的菜刀权也被全部剥夺，需要切菜时，拿到保管菜刀的雇贫农家去切。

雇贫农整个阶级起来进入运动，就显出了他们浩大的气魄。津河十九、十三、五乡是著名的“一扫光”队伍，他们的口号是“打遍天下封建，走到哪打到哪，天下地主是仇人！”第四乡的雇贫农队伍，举行了来回60里的远征，三天两夜未归本乡。

……

地主们颤栗在这个强大攻势下，以前那种威风、那种抗拒，现在是基本消失了。双河山阎嘴子屯到阎家屯地主阎占魁家扫荡，阎家老娘们要求给她家留下几个枕头。雇贫农瞪她一眼说：“你想想咱们以往好多年没有枕头怎么过的？而今让你也把麦秸草当枕头吧！”地主要求雇贫农给他们多留些粮食，雇贫农答复得很干脆：“你们从前不是说过，锄头在房檐挂20年也不愁吃穿吗？扛走！”[4]

1947年底到1948年初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北解放区“扫堂子”之风刮得极为猛烈。但是张闻天所在的合江省却顶住了这股潮流，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刘英同志回忆：“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1947年冬到1948年春，东北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刮起了一股‘扫堂子’风，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挖出来分掉。这些地方在充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为了更多地挖浮财，开始在村内‘扫堂子’，后来发展成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堂子’。这样做，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也被当作地主、富农斗了，财产被分了。当时《东北日报》和有的省报大量报道‘扫堂子’的经验，号召效仿这种做法。合江有些干部也沉不住气了，责问省委为何不发动‘扫堂子’，甚至怀疑、埋怨省委右倾。闻天当时非常坚定。他毫不含糊地表态：‘扫堂子’的做法是‘左’的东西，不能搞。他亲自掌管的《合江日报》，对《东北日报》、某些省报刊登的‘扫堂子’的经验和社论一律不予转载。”[5]

当年在《合江日报》工作的同志，对张闻天敢于坚持党的政策、敢于反“左”的精神，更是记忆犹新。一篇回忆文章这样写道：“当时，《合江日报》社一位副总编辑正在乡下参加土改，看到《东北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呼兰县长岭经验，《合江日报》却没有反映，很为着急，就回到省城找张闻天同志。闻天同志说：合江有合江的情况，跟别的省不一样，不一定要那样办嘛。先不要着急，等等看。当时合江有个别的边远县区，未经省委同意也搞起了‘扫堂子’，并要求作为成功的经验介绍推广。闻天同志一面电报中央，一面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他根据党的政策和土改斗争的实际情况指出：‘扫堂子’的做法实质上是只顾眼前利益，是过‘左’的错误倾向。他说：扫什么堂子？你扫我的，我扫你的，人吃马料都扫光了，明年的生产怎么搞？抢来小米，牵来马，用小米喂马，这是糟蹋物资，这么搞，不都把大家搞穷了？闻天同志认为打破村屯界限，联合‘扫堂子’，反复‘扫荡’，只能引起纠纷，制造矛盾，造成混乱。这样搞打击面容易宽，阶级阵线容易搞乱，侵犯了富裕中农就必然会动摇中农，同时也会动摇贫雇农，使贫雇农担心分了土地将来富裕起来也保不住。就在这个时候，合江省桦川县三区在呼兰等县‘扫堂子’经验的影响下，一夜抓了几十人。其中除个别确是漏划地主、富农外，绝大多数是上中农，甚至还有一般中农。张闻天同志听到这个情况，亲自下去做干部群众的工作进行了纠偏，并及时做出团结中农的指示。”[6]

1948年1月初，合江省几个县的农民学着邻近省“扫堂子”，集合了几百辆大车来到佳木斯城外，准备进城挖浮财。佳木斯市委感到很为难，如果同意农民进城，私人工商业就会被一扫而光；不让进城，又怕说成是包庇地主、资本家。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张闻天亲自召集干部开会。他根据《土地法大纲》的原则指出：农民随便进城挖浮财的做法是与我党当前的保护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如果不及时制止，合江各城市私营工商业将在短时期内全部搞垮。他说：把铁工厂、木工厂都分了，开春谁给农民生产和修理农具？把被服厂分了，谁给部队战士缝衣服？农民进城看起来是多分了一点浮财，但从根本上说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包括贫雇农的利益。他还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时候不到过早消灭，我们就要犯“左”的错误。大家统一思想后，张闻天立刻起草《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指示》。于1948年1月12日报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

《指示》说：在一个多月来普遍的平分土地大运动中，已有数县发生了违反城市工商业政策的现象。其表现有以下几种：

1．地主兼工商业者，挖后门，挖家底，并挖家底之外，采取罚款。结果是全部一扫而光。或者关了门，贴上出兑的广告。

2．原有地主，在日本没收其土地后转为工商者，仍定为地主，有被挖家底者。

3．“八一五”后，已全部脱离土地的封建剥削，转为工商者，有全部被没收或被挖家底者。

4．曾在敌伪作了点事，转为工商者，或与敌伪稍有关系者都认为是敌伪残余，有被没收、被挖者。甚至有派人往城市一二十天，借故清算工商业者。

《指示》批评了这些错误做法，并指出：

以上的认识做法，都是不对的，与我党现阶段的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对农民贫民这种行为不加领导，是一种尾巴主义；若继续下去，不加纠正，将使我合江各城市工商业，在短时间内有全部搞垮之危险。这不仅对开展生产、繁荣经济有妨碍，而且对目前的战争与农民的需要，也将是很大的损害。因此，特规定如下：

1．地主兼工商业者，除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即没收其土地及出租的牲畜、在农村的房屋，并废除其高利贷）外，其他一律不动。

2．凡在1946年3月以前之纯工商者，不管其过去出身是否地主或富农，一律保护。

3．根据东北局8月8日决定中所允许没收的工商业，即伪满大汉奸、大特务、大把头、大恶霸之配给店，及1946年7月以后为逃避斗争而搞点买卖的化形地主及反革命国特的伪装商店，应坚决没收外，其他过去有错误与缺点，而现在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的工商业者，除要其向政府上坦白外，不能没收其工商业财产。

对农民进城挖浮财，《指示》中明令禁止。“农民不得直接查封工厂、商店，更不得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凡农民入城没收清算工商业，各区书记应负责审查与调查清楚。不能没收者，应向农会解释清楚。同时在贫雇农大会、代表大会上，必须将工商业政策讨论清楚。”“凡未经市及县公安局，或市及县政府，私自查封没收者，为非法行为。”[7]

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件得到中央的肯定。1948年1月31日中央电告东北局：“合江省这一指示，经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

尽管张闻天努力纠正“左”的倾向，但能起的作用毕竟有限。各解放区土改中“左”的错误倾向越来越严重，几乎有失控的危险。毛泽东在陕北不断接到各地报告，有的任意提高成分，打击中农，有的将干部当“石头”搬掉，基层组织陷于瘫痪；有的进城没收商店，导致工商业的混乱；更严重的是不少地区任意处决和打死人，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地主恶霸，而是无辜家属或有些问题但罪不当死的。毛泽东对此极为忧虑。1947年12月25日到27日，他召集在陕北的中央委员和陕甘宁、晋绥边区的领导同志在米脂县杨家沟开中央扩大会议。会上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导方针。然后，会议便转入当前土改斗争中政策问题的研究。当大家反映了各地土改中发生的种种“左”的问题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给大家谈起历史的教训。他说：内战时期（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左”，在城市中不但被孤立，而且后来也立不住了。农村中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片面的工人利益，把工商业很快搞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伤了一部分中农。对于土改中的“搬石头”，毛泽东说：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要犯冒险政策，延安审干（指康生的“抢救运动”——作者注）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根据毛泽东和与会同志达成的共识，起草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议》。提出了土改运动中避免对中农、小工商业、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照顾开明绅士，区别解放区中劳动致富的新富农与旧富农的界限，不应过分强调斗财产，对地主富农给生活出路，严禁乱打乱杀人等十项政策。为了详细解释这些政策，他委托任弼时起草有关土改政策的指示。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央讲话，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在审阅讲话稿时，特地加写了几段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均必须严肃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们反对乱杀人，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拖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关于审查干部，毛泽东写道：“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力，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8]

1月14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无论是讲话和起草指示，都强调纠正土改中各种“左”的错误，把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月15日，他与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10，有3 600万人，这是一个财宝。我们废除他的私有权，但我们要他这个人，分土地给他，让他生产，这是社会的劳动力。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乱子，不可能胜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不打人，打人是野蛮的方法。杀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不杀。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特别是土改政策，毛泽东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贫雇农单独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9]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反复强调，大声疾呼，在全党全军中引起高度重视。那些头脑发热、搞过火斗争的人被泼了一头冷水，开始清醒起来。对那些坚持党的政策的同志，毛泽东的指示是极大的鼓舞，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地改革运动健康深入地发展下去，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8年1月底，东北局接到中央一系列纠“左”的指示后，决定立即刹住“扫堂子”、“抖威风”等错误做法，认真检查前段运动中的失误。

纠偏和检查从哪里入手？东北局认为：要害问题是定成分。一个村子里斗谁不斗谁，团结谁依靠谁，完全决定于他家是什么成分。究竟什么样是地主，什么样是富农，什么样是中农，历来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相对合理的界限。各解放区的情况也不一样，东北地广人稀，在关内被划为地主的，在东北可能够不上富裕中农。如果按照老经验，就很可能搞成扩大化。东北局决定从划清成分入手，先抓一两个典型，总结经验教训。

呼兰县长岭区是“扫堂子”的发源地，东北局派工作组到长岭的梁家屯作蹲点调查，解剖一只“麻雀”。全屯被斗争的共26户，真正的大地主只有两户。其他被斗争户，多数属于成分定错。富农被定为地主，中农被定为富农。工作组根据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对成分进行了重新划定。

例如，韩某一家13口人，2人劳动，自有28垧地，又租入20垧。雇4个工，有6匹马、8间房。村里定为中地主，是错的。因为家里有人劳动，是区别地主和富农的主要标志。工作队将其定为富农。

王某家里16口人，3人下地劳动，有16垧地，雇一个工，有4匹马，14间房。原定为小地主。工作队认为：不能把雇一个工就当成地主。按他家实际收入平均算，生活水平并不高，只能定为富裕中农。

吴某家里10口人，2人劳动。自有9垧地，不雇人，有3匹马，1辆车，3间房。有时雇短工，有时还卖工夫。村里定为富农。工作队认为这样的家庭连富裕中农也算不上，只能定为中农。

王某家里16口人，3个劳动。没地，租入20垧，有4匹马，没房，有时雇短工。村里定为佃富农，工作队认为只能划成中农。

从以上例子看，原来定成分时，只要家里有地有房雇了人的，就被定为地主。家庭经济状况稍稍富裕，雇过短工的，就定为富农。这显然是不符合政策的。土地改革主要是消灭剥削，自己拥有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又完全不劳动的才是地主。虽有土地房产，但本人参加劳动的就不能定为地主，而是富农或富裕中农。这里的区分，要看家庭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而定。类似这样定错成分的情况，在被斗争户中占了一半。这些家庭无疑是被挖了底财，甚至被扫了堂子，净身出户。长岭区土改中“左”的倾向，从具体分析中暴露出来。

梁家屯26个被斗争户中，还有6户中农。中农是政策明令保护的，怎么也被斗争呢？工作队调查了被斗原因，井某光复时从仓库里扛了4支枪，农会要起他的枪，斗了他。工作队指出：如果他真有枪，可以追枪，但不能斗经济。因为他的枪是拣敌伪的，如果他自动交出，还可给予适当价钱。李某在伪满时当过屯长，工作队认为让他坦白一下就可以，但不能斗经济。高某当过一年牌长（屯长下面当差的），工作队认为这不算问题，连政治也不该斗。吴某家里没房没地，租4垧地，自家种3垧，转租出1垧。村里说他吃租子，把他定为佃中农。他在会上喊定错了，村里说他捣乱会场，就把他斗了。工作队认为：在会上说他阶级划错，不能算捣乱会场，这是每个农民应有的权利。斗争他是错的，后来村里把他改为贫农是对的。[10]

在对呼兰长岭区梁家屯全部被斗户进行逐个分析和重新划定成分后，我们可以看到斗争扩大化的真实情况。东北局将这个调查报告全文发表，并要求各地根据梁家屯重新划定成分为样板，认真检查前一段土改运动中“左”的错误。并明确指出：划错成分的要纠正过来，斗争过的要退赔，并给予补偿。

运动大方向一转，东北局于1948年2月召开省委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的政策。会后发出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对贫雇农路线作了新的解释，就是要把党的政策和民主权力交给全体农民（必须包括中农在内）。党的领导要向群众解释政策、分析问题、说明利害，提高群众觉悟。而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强迫群众行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

《指示》强调了几个政策问题。一是不能造成基本群众内部的对立。对有错误的群众和坏干部要采取坦白教育的办法，绝对禁止打禁止杀，也不能采取斗经济的办法。二是中农政策，要按新规定划成分，不要把中农划为富农。对有罪恶的中农，只斗政治（主要是坦白悔过）不斗经济，只斗本人不斗家属。对斗错的中农要给予补偿。三是缩小打击面，《指示》说：“东北农村尤其是北满农村的情况，地主占户口4％到5％，占人口7％到8％，富农占户口11％到12％，占人口16％到17％；地主富农合共占户口15％到16％，占人口23％到25％；这一打击面已是相当大，因此在平分土地运动中，必须对地主富农采取分化政策。”对地主应给留生活出路，富农除了分掉他的牲口，其他财产都不要动。这需要对贫雇农作说服工作，为了长久利益，一定要执行党的政策。

《指示》最后强调严禁打人杀人：“现在群众斗争中的打人，多是由追浮物而发生的，这是追浮物的方法问题。党的领导、我们的干部应当帮助农民多想办法，如调查研究斗理斗智，不要依靠打来追浮。我们的干部不仅自己决不领导打人，而且说服农民不打人、停止打人。关于杀人问题，必须坚持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的决定、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布告及中央的规定。死刑之执行属于封建恶霸等斗争对象者，必须经过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县长、公安局长组成之委员会批准，由县长出面执行。属于政治案件者（如国特、地下军等），必须由省委、省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在发现政治案时，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待弄清情况后才决定处理办法。”[11]

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各地认真检查前一段工作，在重新划分阶级时纠正过去打击面太大，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双城县东诚村6个屯子，共730户，挨斗的有151户，相当于4户斗一户。全村总人口3 881人，被斗人口1 432人，相当于17个人斗10个人。这样的打击面确实太大了。在交代了政策后，老乡们纷纷说了真话。有些人本来不该斗，但外屯跑来斗，于是想着叫外屯拣便宜，还不如本屯斗。现在想想，有的人只当了一年富农，有的人雇过一个劳工，有的家里什么也没有，都不该斗。斗了反而得罪了朋友。老乡说：“我以前早有这个意思，怕沾包，不敢说。”只有“扫堂子”的积极分子想不通：“他妈的，一个多月白忙活了，又得往回倒！”[12]

上级领导到龙东县四区头站村检查工作中发现：全村201户中被斗的有62户，其中15户中农和6户贫农也挨了斗。在去年12月“扫堂子”时大多被净身出户或掐了尖。吴某一家八口人，无房无地。只因为十几年前他父亲在世时雇过长工，光复前家里有两辆破车两条牛，就被定为富农。斗争时只给留了一辆车一条牛，拉走了四麻袋粮食，只给留下一石荞麦。李某是河南逃荒来的难民，过去从没雇过人，家里只有二垧地、两间破房、两辆车、一头牛。因为有点“毛病”，也被斗了。家里两口锅被拿走一口，留下一口破的。还想拉走他的牛和车，后来开过大会，大家明白了政策才没再斗。还有兄弟俩是手艺人，哥哥是理发匠，弟弟是裁缝，家里只有两间房。因其父卖过大烟，也斗了。抄走了缝纫机，拉走了粮食。这些被斗户实际上都是贫农，但当时“积极分子”要“彻底斗争”，监视着大家拿东西。群众怕沾包，不拿不行。上级领导来交代政策，群众才纷纷反映，认为这些人都不该斗争。但有些“积极分子”还不认错，觉得错就错了，也不用认错，不用给他们改成分，再分果实的时候补给他们一些就行。[13]

1948年3月，东北局召开了有各省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总结前段土改运动的成绩，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林彪、罗荣桓主持会议并讲了话。3月28日会议通过了《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这个总结的主要精神，就是贯彻中央的指示，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总结》指出，土改运动在彻底扫除封建剥削制度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原则性的“左”的偏向，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和乱打人乱杀人三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偏向，东北局主要从1947年11月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后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方针上进行了反省。

首先，“11月会议”对当时东北实际情况没有做周密的具体的分析。本来，经过一年多的土改，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斗争了地主，肃清了土匪，初步平分了土地，应该说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但是一些干部思想中潜伏着“左”的倾向，提出“中农不是基本群众”，在报上宣传“放手就是政策”。对过去的运动成绩估计过低，认为不彻底，要求不加区别地从头做起，“全面轰开”，对后来的偏向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是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一切要求，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11月会议”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自发论”大大发展起来。提倡“运动等于一切，运动高于一切，运动解决一切”。为了运动“需要乱多久就乱多久”，“没有大乱，我们的手就放不开”等错误论调。不是把党的政策看成工作指南，而是当成“圈子”和“绊脚石”。《总结》强烈批评了“扫堂子”：“就以1月间有些地方进行的‘扫荡’、‘反复扫荡’、‘联合扫荡’（有的称为‘扫堂子’）为例吧，这种形式的运动，未尝不是规模宏大、轰轰烈烈，但是效果怎样呢？第一，贫雇农没有和中农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而是脱离中农，单独行动。第二，在不分村界、区界和县界的‘联合扫荡’和‘反复扫荡’中，成百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人地生疏的地区，必然会造成不择对象、乱斗乱挖，以致造成农村的混乱和区与区间、村与村间的矛盾和摩擦。在人民自己的解放区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破坏民主秩序，显然是不利于人民的，不利于革命的。”

《总结》指出：在“11月会议”时已经产生了“左”的思想和错误，以后的运动把这些错误又扩大了。“如会议决定雇一个半活的为小富农，而会议以后降低标准，修改为半个活。我们的机关报《东北日报》，在这个时期内（到2月中旬为止）不仅没有批判，反而不断传播运动中的偏向和错误，甚至把有些错误的东西引为好的典型，放在显著地位（如‘联合扫荡’、‘反复扫荡’的消息）实际上起了助长的作用。”

《总结》强调：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坚决纠正偏向。要落实中农政策，对地主富农给以出路，损害工商业的要进行补偿，要把土改运动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14]

根据中央的土改政策和东北局的具体指示，各地党政领导认真进行纠偏和重新划定成分的工作。大批被错定为地主、富农的家庭被纠正过来，恢复了原有的权益。在划定成分的同时，进行了平分土地的工作。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三次分地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经过两年的曲折反复，群众开始成熟了。他们由观望和盲从变得学会了当家作主，学会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次分地，各村都普遍实行了“个人提，互相比，大家评”的民主方式。全村的地分为几等，好坏搭配；中农保证“只进不出”，地主家有劳动能力的也同样分一份，让他们生产。政策对了头，工作就顺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平分土地工作就圆满完成了。

1948年2月，东北局发出生产指示，由土改转入春耕。将各地土改干部与工作团及时转变为春耕工作团，省、县干部纷纷下乡，就地加强生产的领导。领导向群众宣布政策：“停止土改，保障人权、财权，确定地权，划回与补偿斗错的中农，宣传生产发家，奖励增产的生产政策与合理的负担政策。”[15]东北农村由动荡转向稳定。群众斗争的暴风骤雨已经过去，阳光灿烂的春天即将来临。

旧的农村经济体制虽然被打得粉碎，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土改中“左”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在1948年春季显现出来。

“扫堂子”给群众造成了心理的创伤，财富使人感到恐惧，生产上也就失去了积极性。南满宽甸县城关西关街就是明显例子，分地之后群众仍然无心生产，既没人拾粪，也没人砍柴。儿童团在街上乱抓乱斗，有货就追。保安村的贫雇农将分给的金银首饰都还给贫雇农大会，说：“这些东西留着是祸害，说不定哪一天要被儿童团绑去斗争。”工作队进行劳动致富的教育，群众听后反应冷淡，中农也没心思种地，想着春耕好歹种些，饿不死就行。分牲口是几户分一头，大家合伙养。结果是谁也不好好养，把牲口养死了。粮食也没分下去，放在贫雇农大会存着。谁家没吃的就去借，大家都吃等食，造成粮食的浪费。村里人没有余粮，也就没人到城里卖粮食。城里人买不到粮食，城市贫民就组织人到农村被斗争对象家里去抢粮食，甚至连中农、贫农家的粮食都背走了，连种子都没留下。还说：“天下穷人是一家，没有吃的就去城外拿。”结果粮食吃光了，春耕生产也成了严重问题。[16]

1948年春季，东北解放区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春荒，村里断粮，牲口死亡。据《东北日报》5月10日的报道：林甸、明水、肇东、拉林等地的春荒都很严重。林甸由于四年歉收，一些困难家庭开始逃荒，逃到明水县的有200多户，请求政府救济。但是明水农民也普遍缺乏粮食、马料和种子，全县约1/3群众粮食不够。加上春天雨水多，大部分小麦没种上。拉林的粮荒也很严重，群众断粮，马匹饿死。到4月下旬时，仅那家一村就损失20多匹马。种麦子时有2匹瘦马陷在地里，竟然没有力气爬出来，死在地里。一区多数村庄经常吃糠皮，马也饿得瘦骨嶙峋。群众说：“往地里送完粪，就该杀马肉吃了。”有的群众把马退回贫农会说：“我不要这果实了，请农会想法喂它吧。”

林彪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1948年春荒的原因是“去年因秋水过多，沿拉林河各县、沿松花江三肇、扶余、沿呼兰河地区及辽吉一部遭受水灾，南满一部分地区遭受国民党军的抢劫与战争频繁，造成严重的春荒。”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完全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土改中“左”的错误造成农村中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巨大破坏，新的生产组织尚未巩固，农民心理不稳，不敢放手生产。

农村出现牲口大量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砍挖运动和扫堂子运动中，地主、富农家的牲口都被没收。有的地主知道自己的牲口家畜都保不住，就不再好好喂养。不少地主把猪杀光，把猪肉藏在地窖里。马牛让群众拉走时，就已经饿瘦许多。贫农分马时工作也没有搞好，没收时将全村的牲口集中好几天，没有专人喂养。分给贫农时不连马料一起分，贫农家没有马棚、草料，也缺乏饲养经验。马匹得不到照顾，在冬季严寒或春季缺粮时就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

春季粮荒的原因与自然灾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从1947年夏季的砍挖运动直到1948年初的扫堂子运动，这样长一段时期内农村的生产几乎陷于瘫痪。人们都忙着到处斗争地主、挖窖斗财产，然后再分果实。果实分不够就扫堂子，反复斗。这村斗完到外村斗，农村斗完到城镇斗。这样斗来斗去，农村中的青壮年还有几个下地劳动的？就是分了地也没时间种，原来有地的中农看到许多家被斗争，想想自己的土地也未必保得住，也不会好好种地。这样该耕地时没耕地，该积肥时没积肥，缺乏牲口耽误了播种，土地没分好谁也不知该种哪块。尽管从2月起上级就号召抓紧春耕生产，但在一些地区并没有真正落实。

为了渡过春荒，发展生产，东北局和各地领导尽了最大努力。林彪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发放了农业、耕畜、移民、水利、特种作物等项贷款151亿（元），帮助群众代购3万匹耕马，6 500余头耕牛。共调剂了1 738万斤荞麦、稻子、苞米、菜豆等种子与2 020万斤豆饼做马料，解决了某些农民及斗错中农生产中的特殊困难。”“由于去年歉收、战争破坏、今年入春以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全区灾民近150万。我们实行了以工代赈、贷种、轮种、补种与组织副业等项办法，初步克服了灾荒。”

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但群众思想的负担却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在东北局号召开展春耕生产，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号召群众劳动致富时，许多老乡还表示怀疑，抱着观望态度。经过斗争和分财物，农村中一种“左”的平均主义思潮又占了上风。要打消群众的顾虑，动员大家积极生产，要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林彪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说：“目前农村中还有两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在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平分土地运动中，由于领导上在开始一个时期内掌握政策不够明确，特别是左偏影响，以致在不少区乡干部与群众中，误认为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就是取消一切剥削，因而对私有权发生动摇。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思想有了相当发展。虽经我们不断解释与教育，并对若干错误措施公开纠正，但迄今为止，群众中怕再斗、再均、怕掐尖、怕公粮负担过重、怕负担不公等思想顾虑，并未完全解除。目前群众想法是‘斗不斗看秋后’。因之，我们除再次向群众宣布（以法令公布）：在基本区停止反封建斗争（经济的），允许冒尖，允许并奖励劳动致富，允许雇佣劳动，允许借贷，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的租佃；以及颁发地照，确定地权等项政策外，必须充分了解农民这种迫切要求安定的心理。秋后一般的不再变动地权（个别太不合理的，由群众自行讨论调整，但严防波动面太大），对负担除支援战争、发展农工业建设所十分必需者外，应予尽量缩减与公平合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生产组织。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自愿、两利原则，许多地方按此原则组织群众生产，得以克服灾荒，解决战勤与生产的矛盾，按时把地种上，并开了新荒。但不少地区强迫命令、形式主义仍极严重。这是由于：（甲）大批新的区、村干部（区干90％是新的，村干则完全是新的）与群众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灾荒严重，战勤代耕任务又多。但对区、村干部政策与作风教育不够，许多同志不知道如何工作与不懂得如何贯彻党的政策。加以对换工生产的认识模糊或有错误，以为现在是‘有福大家享，有活大家干（即不是两利的集体生产），共产国家不兴冒尖，谁冒了尖就不平等啦！’把换工、互助看成是‘均产手段’。于是在‘大家均一均’，在‘团结’、‘互助’等名义下强迫‘插犋’、‘搭配’、‘合作’、‘借用’、‘调剂’、‘自动’、‘救济’等。这种错误认识与前述的平均思想是有关的，而某些地区领导上的急性病、要求过高与过切，也助长了这种偏向。（乙）是实行所谓‘普遍组织起来’，实行‘硬不散会、强迫组织’。‘不组织就是二流子’，‘谁要把小组弄垮了罚五千斤米！’‘所有妇女都要集体下地’，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竞赛口号：‘全村编入换工组，不让一家单独干！’农会与村干部不是以自己的努力生产，团结群众，成为领导的核心；而多是自己不参加劳动，东跑西跑，成为‘监工’式的领导。以上所举，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但强迫命令的情形则相当多。结果在某些地方形成了领导与群众脱离的严重现象。群众说：‘组织起来区上看，他们走了咱就散。’群众向干部要民主，要求允许不参加生产组织。群众说：不组织起来一定不荒地，组织起来一定荒地。‘组织一回，心散一回’，反映很坏。今后必须进一步强调自愿、两利的原则，说明组织起来应在群众觉悟与要求的基础上，相互有利、互不吃亏的条件下，采取逐步组织、逐步扩大的办法。决不可能也不应当企图一下就一个不剩地普遍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借口组织起来，而变相地侵犯私有权与独立劳动的自由权。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和平均主义。要提倡多劳多得、按时记账、民主评工、勤结算、找清工价。为此必须加强区村干部的教育（县以上干部的政策思想已大体解决），各地都应举办区村干部短期训练班，对区村干部施以与本身工作有联系的各种政策与作风的教育。不抓住这一环，即使有好的指示，也无法贯彻。在今天正确地解决群众中、首先是区村干部中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与违反自愿两利的强迫命令组织生产的做法，与某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不顾及群众觉悟与需要的急性病，对于进一步改进农村工作与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17]

路线和政策对了头，东北解放区平分土地运动健康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到1948年3月底，北满松江、龙江、合江、嫩江四省不完全统计，平分土地5 000多万亩，牛马488 000匹。挖出金子近2万两、银子47 000多斤。衣服520多万件。合江省平分土地后，农民平均每人分得7到12亩地，每40到70亩地有一头顶用的牲口。大多数贫雇农每家分了一匹牲口。龙江省每家贫雇农有了一、二匹马。农民分到了土地，组织起生产互助组织，农村的生产走上正轨。据林彪在辽沈战役前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的统计，东北解放区八个省共耕种土地11 365 324垧，开荒590 708垧，超过原计划20％。其中兴修了水利、旱涝保收的良田为23万垧。机关和公家农场耕地为146 654垧，可以供给机关两个月粮食和全年的蔬菜。林彪估计，秋季可以完成预定计划，并增产12％。

土地改革是东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农民翻身解放运动。得到土地的广大农民摆脱了压迫和剥削，真正成了主人。经济上的翻身使他们诚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积极投入保卫胜利果实、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争。农村贫农青年踊跃参军，地方百姓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陈云在总结辽沈战役胜利的六条原因时，其中一条就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那么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18]

[1]　《东北日报》1947年12月27日。

[2]　《东北日报》1948年1月5日。

[3]　王慎之：《联合村发动妇女参加斗争经过》，《东北日报》1948年1月9日。

[4]　张蓓：《消灭封建，彻底翻身》，《东北日报》1948年1月28日。

[5]　刘英：《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忆张闻天在合江》，载《辽沈决战》下册。

[6]　艾国忱：《张闻天与合江日报》。

[7]　参见魏燕茹主编：《张闻天在合江》。

[8]　参见《毛泽东年谱》。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

[10]　《东北日报》1948年2月16日。

[11]　1948年2月15日《群众》第26期。

[12]　《东北日报》1948年2月23日。

[13]　于毅夫：《关于团结中农问题》，《东北日报》1948年3月1日。

[14]　《东北日报》1948年5月18日。

[15]　1948年8月15日林彪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

[16]　《东北日报》1948年2月25日。

[17]　1948年8月15日林彪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

[18]　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载《辽沈决战》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