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改造国民党俘虏" class="reference-link">第38章　改造国民党俘虏

184师起义后再叛变的教训——筹建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国民党军官不服气——中央和罗、谭首长对改造俘虏的指示——形式多样的学习改造——如何对待高级战俘——“回忆历史，自我清算”——审俘工作经验——改造战俘，瓦解敌军

随着我军在战场上不断取胜，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战俘，应当怎样处理？

在1947年以前，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俘虏人数并不多。当时部队都是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后方，对俘虏大多是战后随即处理。身体好、无恶习，符合当兵条件的，马上补充进我们的部队。国民党士兵受过正规训练，军事技术好，拉过来就顶用。每次战斗结束后，以俘虏补充部队，使我军建制经常保持满员。这在当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这些国民党兵多数受反动思想的毒害，有些老兵参加过对日作战，立过战功。他们从心里是看不起我军的，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自觉地调转枪口来为我方作战，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在东北敌强我弱的大环境下，就显得更加困难。

1946年5月30日，我南满部队在围攻海城的战斗中，国民党守军184师求援无望，在潘朔端师长带领下，师部及一个团2 000多人宣布起义。这是我军进入东北以来，第一支国民党部队成建制地投向我方。当时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打击了敌人的士气。我方对此极为欢迎，将该部改名为“民主同盟军”，保留原编制。将他们拉到后方通化地区学习整训。

南满辽东军区对184师给予了种种优待，每天吃的都是大米，蔬菜供应也比我军各部队都多一倍。穿的衣服及日用品也作了特殊供应。相比之下，我军从关内来的老部队，吃的是高粱米，穿的是灰布破军衣，真是艰苦极了。但是这种优待非但没有感动一些国民党军官，反而把他们惯得越发骄横了。生活上挑三拣四，成天不满意；2 800多人的队伍，排以上军官倒有400多，但是不能撤换，也不让我军的干部派进去。如果要整编他们，就说我们像杜聿明一样欺负他们非嫡系部队。这些家伙养在我们的根据地里，天天闲来无事，军官们就聚在一起赌钱，暗中抽大烟的也有。我方当然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于是这些家伙又讲怪话说：“到共产党这里，升官也不发财。”

由于184师起义是处于我军包围下被迫的选择，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仍然坚持他们原来的反动立场，过来后处处与我方作对。当时他们所到之处，我们的地方政府都组织群众大会欢迎。一些军官反而说这是我方的政治宣传，是拿他们当“展览品”。一些军官白天假装进步，夜里偷听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窥测动向。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南满大举进攻。我军放弃通化，向临江地区转移。184师中的反动军官认为共产党不行了，就密谋叛变，拉起队伍再回到国民党那里去。副师长杨朝伦平日沉默寡言，骗取我方信任，暗中却和其他人串联商量叛变。他们劝说潘朔端将军遭到拒绝后，决定自己行动。当我军放弃通化，向临江撤退时，上级命令184师从石人矿车站乘火车走。杨朝伦眼看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拉起1 000多人叛逃而去，造成一起影响极坏的政治事件。没走的人在潘将军带领下转移到北满根据地，整编后并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1]

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第一次改造国民党部队的经过，成绩当然有，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总之，人心的向背是与战场上的胜负密切相关的。当我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时，不仅国民党军队气焰嚣张，看不起我们，就是老百姓对我们也是半信半疑，袖手旁观。在这种环境下改造国民党部队，再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他们也不领情。所以，笼络的方式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有在我军强大起来之后，在战场上狠狠地打，彻底打掉国民党军的威风，叫他们看到我军就胆战心惊，从士气上先压倒对方，才谈得上改造他们，使用他们。我军改造国民党战俘的工作，就是这样起步的。

1947年初，“三下江南”战役结束后，大批国民党官兵被我军俘虏。对国民党军官当然不能放虎归山，他们被集中押送到哈尔滨收容看管。当时我军没有收容战俘的机构，临时将驻在佳木斯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招待所调来，占用哈尔滨市的“马迭尔”和“老北京”两家旅馆，作为这些国民党军官的临时收容所。这里地处闹市，看押管理都不方便，于是又找到了原日本陆军医院的旧址，挂上“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牌子，开始了对国民党中、高级军官管理、改造的工作。

万事开头难，当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后方又在进行土改和政权建设、军队后勤生产，得力的干部都被抽调去干这些工作，人手总是不够用，不可能将许多干部用于俘虏改造工作。教导团初建时，除了少数领导干部，其余的管理人员多数是第一次解放长春时接收留用的伪政权职员。这些人素质不高，政治觉悟也差，常与国民党军官们勾勾搭搭，通风报信。1947年10月内部进行清理，清除了一批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调来一批我军政治工作人员，工作才开始走上正轨。教导团初创时期，财政也很困难，俘虏一批又一批往这里送，床板、棉被都来不及供应，新来的人只好铺些稻草睡在水泥地上。基本条件不完善，给管理改造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这些国民党军官，尤其是新1军、71军的，刚来时思想非常顽固，气焰也很嚣张。明明作了俘虏，还撑着架子死不服气。认为他们被俘“完全是上级指挥错误，自己走了背字，才被土八路捉住”。有的说：“八路是以大欺小，以多打少，否则还不知道谁胜谁负呢！”还有的竟恬不知耻地说：“你们八路是死拼命，死的太多了，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打下去，才放下武器的。”嫡系部队来的俘虏对蒋介石极为效忠，听我们的干部直呼“蒋介石”的名字，很不习惯，公开抗议说：“我们称呼你们的领袖是毛主席，你们起码也应该称我们的领袖为蒋先生吧！”他们不服管教，经常装病、睡懒觉、不参加学习，暗地里喝酒、赌钱。到处钻空子，借外出看病的机会，对医务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进行反动宣传。故意破坏卫生设施，把水管子和抽水马桶全堵塞或搞坏，然后就起哄。甚至还有的嫌伙食不好，对我们的干部说：“优待俘虏要天天给大米、白面和肉吃，曹操当年优待关公，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还有美女服侍呢。”为了制服这些家伙，我们只好采取监狱关犯人的方法，楼上楼下、过道内外和各道口上卫兵林立，枪上刺刀，森严壁垒。被关押者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各队之间不得接触交谈，室外活动的区域和时间都要有严格规定，这个队活动完了再让另一个队出来。吃饭休息时不许出屋，出来的人要被哨兵大声喝斥，赶回屋内。到内部的小店买东西要持购物牌子，并限定人数；打水、打饭也是如此。如发现反动行为（如反动言论、破坏公物）即关禁闭惩处。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国民党军官的抵触情绪很大，他们说这里是监狱、集中营，高呼“空气、阳光不是我们的”之类的抗议口号。

这样的僵局是无法开展思想改造工作的，教导团领导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引起了重视。这时，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教导团也得到一些财政拨款。他们购置了铺板、草席、炊事用具、鞋袜等，改善了生活基本设施。调换了炊事员，菜里的油盐多了，开水也保证了供应，建立了卫生所，给患病的俘虏治疗。日用品的供应也有了改善。这些国民党军官感到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情绪逐渐平静下来，能够遵纪守法，不再寻衅闹事了。

管理制度也作了很大的调整。团里确立了“解放军人守则”，撤销了室内和道口的警卫，取消了购物牌子，活动时间大家都可以自由往来，不再“划地为牢”。管理干部改变作风，不再张口“反动”、闭口“顽固”地训人，而是与俘虏们生活在一起，尊重他们的人格。一些不称职或成分复杂的坏干部被清除，减少了麻烦，俘虏们感到心情舒畅，对立情绪慢慢消除。

但这些改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性质变了。团领导一方面要连队管理干部大胆放手，发挥民主管理的力量，通过组织俱乐部培养积极分子，在学习、打扫卫生、出公差勤务、组织文艺活动等方面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责任心，比我们的干部每天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地忙于事务要好得多。我方干部的主要职责是监督他们的思想动向，对他们进行审查和改造。团领导强调：虽然工作方法改变了，但仍然要有敌我观念，要做到“外宽内严”、“内紧外松”。

“解放军官教导团”内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外面的变化更大。1947年是我军根本扭转东北局势的一年。秋季和冬季攻势中，国民党军整师、整军地被我军歼灭，俘虏中不仅校官越来越多，也有了将官。他们一批批地被送到教导团，再也不是横着脖子不服气，而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有的甚至是第二次当俘虏了。国民党军士气的低落，正是我军进行瓦解敌军政治工作的好机会。

1948年1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召开“国军工作会议”。谭政主任主持了会议，研究瓦解敌军问题和对俘虏的处理和改造问题。会议重温了1946年11月14日中央对俘虏工作的指示，对中央指示中规定的几项政策进行深入的学习和领会。

中央在《指示》中说：“对俘虏释放或留用，应权衡利害，灵活运用，应以积极争取为主，不应以消极放走了事。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意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外，一律分期释放。”国民党士兵除老弱和兵痞放走，其余大部争取补充我军。

“俘虏教育问题，是争取俘虏极重要工作。派干部必须选择有能力经验及社会地位者，特别对比较高级俘虏起作用很大。应尊重其人格避免用俘虏招待所或解放招待所等字样。在方式上要特别注意，首先要善于迁就，切忌过分刺激；应顾及他们旧生活观念，道德观念，及对我仇视成见与怀疑恐怖心理。不使他们安心下来，一切政治都谈不到。要关心照顾其生活，诱导他们敢于说话。即使反动言论，也不急于批驳或下结论。先做启蒙运动，慢慢在政治上提高。这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走一些曲折迂回的路子，才能打通思想。但有些地区只是公式化地优待俘虏，请吃饭、看戏、发东西，但不在教育上注意，或生硬地谈问题，结果耗时费财，问题未易解决，甚至引起反感。他们愈不满，我们愈防范，最后不是镇压逃跑，就是随便处理，结果影响很坏。‘一把小米养恩人，一担小米养仇人’，因此在方式上应该很好的检讨。”[2]

1948年4月21日，罗荣桓政委和谭政主任向各部队发出《瓦解敌军之新策略》的指示。指示中说：“最近以来，在敌军内部出现了一种较前不同的变化：有些中、下级军官被俘时隐匿真实姓名、职业及逃跑者已大为减少。有的自动承认，有的以小报大（如尉官报校官，不愿意回去）。因为蒋军败局已定，回去无出路，还会受监禁。而曾经我放回及继续被敌军任用者，战场上抵抗亦不及以前坚决，并发现有鼓动别人缴枪者。辽鞍、四平、吉林被我攻克后，53军（东北军）、60军（云南军）及个别暂编师的人员找关系、与我接头谈判者，较前积极。”

罗、谭首长指出：“为针对敌军此种日益增大的失败情绪，进一步瓦解敌人，特别是降低敌方军官的抵抗意志，除已有的口号与办法外，拟采取一项新的策略：凡在作战时不坚决抵抗并迅速缴械者，或在攻城时让开缺口，使我能迅速进展；以及类似此种行动者，均按情况准许立功受奖。并在放下武器后，不问官居何职（罪大恶极者除外），不宣布为俘虏，不送后方，当场释放，动员其继续立功。必要时尚可允许其带回自配之武器，并掩护其安全通过我解放区。估计这样做，会使许多军官消失其被俘后为前此所不能消失的顾虑，即经我一度训练，而被我开释者，必遭国民党拘禁（段培德、陈明信、陈家珍均已押送南京）。”[3]

中央和野战军首长给了明确的指示，交代了具体的政策，下面的工作就更好作了。1948年上半年送来的俘虏军官，思想和精神状态都比以前的俘虏有很大的变化。我军的强大和英勇，彻底打掉了国民党军官的威风。对于自己的被俘，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不服气，反而为自己保全了性命感到庆幸。他们说：“能够不被俘自然最好，但是，不幸被俘了，也没什么，反正学习些日子也是要放的。”对东北战争的前途，他们已然没什么信心。说：“以东北国民党现有的实力对付共产党，是没什么希望啦。如果有生力军前来，尚可挣扎一番。”对全国的战局，他们还抱有幻想，认为鹿死谁手尚未可知。高级军官特别注意看报纸、听广播，但看到蒋介石节节败退，他们也是垂头丧气，愁眉不展。

教导团根据这些俘虏的思想特点，决定开展多种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改造。首先是搞好文体活动，让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总比闷在房间里胡思乱想要好。针对国民党军官文化程度较高，喜爱说说唱唱的特点，团里的俱乐部分别组织了平剧（京剧）、秧歌、话剧、歌咏、乐队等好几个表演队，排练节目。每逢节假日就组织各类体育活动，打球、下棋，没有这方面特长的人就当观众，看热闹。团里还经常搞些美化环境的活动，栽花、打扫卫生、出墙报，院子里到处可以听到歌声和笑声。俘虏们的苦闷解除了，对立情绪也缓和了，通过这些交往与我方干部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迈开了第一步，接着就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最初干部们没有经验，将上千名俘虏集中在礼堂里听报告，由干部们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献，一气讲上4个钟头。然而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俘虏们说这是“受洋罪”，有的装病不到，去了也不听，在会场里睡觉、开玩笑、在旁人身上画王八、在凳子上写乱七八糟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干部们深深感到，这些俘虏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

这些国民党军官受了多年反动教育，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说服改正的。为了摸清他们的活思想，团里组织连队学习，鼓励俘虏们大胆发言，说错了也不要紧。于是一些人谈出了自己的一些真话。他们虽然被俘，但对蒋介石总抱有幻想，认为他们的失败只是战场指挥的失误。辽沈战役结束后，新1军、新6军的军官很不服气，说“我们根本就没打，是队伍搞乱啦。如果我们有时间把队伍拉开打，那还不晓得会是什么局面呢！”有的说：“是蒋不了解情况乱指挥，如果是我们自己指挥的话，起码还能打上几个月！”还有人说：“尽管我们东北的军队完了，华北的傅作义还是相当有办法的，何况又有美国人的支持。”到了1949年元旦，南京政府鼓吹“和谈”，一些俘虏也随声附和地说：“该和，还是和了好。不要欺人太甚，狗急了也会跳墙。”有的说：“过去共产党主张和平，所以受到人民拥护，在战场上打胜仗。这次是国民党要求和平，如果共产党不答应，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那么共产党也会得到和国民党相同的后果。”当我军准备渡江时，一些人着急地说：“长江天险不可破，渡江不可能成功。”直到我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他们才长叹一声：“唉，大势去矣！”心存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使得这些俘虏情绪低沉，开始考虑各自的出路。一些高级将领认为已被划为战犯，后半生只能老死狱中，改造不改造都无所谓了。团以下的军官惦记自己的家人，急于获释，所以处处表现的驯服积极。有的家在南方，失去了联系，自己感到没有前途，只好作长期打算，先在这里呆下去再说。还有的想表现好一些，幻想将来在共产党里得到一官半职。总之，他们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

教导团根据这些活的思想，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改变了以往集中上大课、满堂灌的方式，把学习文件发给每个人。让他们自学，写笔记，在小组讨论会上谈心得体会。多次组织外出参观，如到双城乡村看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到哈尔滨的电厂、面粉厂看工人们积极生产的场面，用事实教育他们。这些俘虏们以前抱有成见，认为参观是“故意摆好样子给他们看的”。当他们真正转了一圈之后，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里也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共产党的领导确实是得人心的。

团里邀请了高崇民、阎宝航两位先生来作报告。当时他们的身份是民主人士，阎宝航以亲身经历控诉了蒋介石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特务制造重庆较场口和南京下关血案，毒打民主人士的法西斯罪行。在座的俘虏受到很大震动，对国民党的内幕有了初步了解，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开始动摇。团领导乘热打铁，将政治学习更深入一步，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解放区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和报纸上的最新文章。邀请东北局领导李立三来作报告，介绍解放区的建设情况。学习这些的目的，领导上提出“追求真理，辨别是非，认识时代，确定将来”的口号，勉励大家努力改造思想，脱胎换骨。

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下设6个连，收容的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1947年秋季攻势以后，国民党军官被俘人数猛增，并且送来一批高级将领。为适应新形势，教导团又专设了一个高级组，集中管理军、师级战俘。辽沈战役结束后扩大为两个高级战俘队，军级为一队，师级为二队。

高级战俘的管理与中下级军官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跟随蒋介石多年，很多人是蒋的亲信，指望他们在短期内改变立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被俘后，就没有积极争取获释的表现，而是撑着长官的架子，旧部下见到他们仍然毕恭毕敬。平日高傲自大，口出狂言，对战败很不服气。对这些特殊的战俘我们也有特殊政策，这些人社会经验丰富，世故圆滑，轻易不暴露真实思想，个别谈话很难有什么效果。而且这些人很抱团，有“共患难”的意识，从内部很难打开缺口。但另一方面，他们地位高、身份明显，不易隐瞒历史问题。我们不会轻易释放或处理他们，改造工作可以慢慢来。

教导团的干部们首先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对高级军官进行身教。平时与他们一起学习、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过旧历年，团里的炊事员休假，团首长带领机关科室和连队干部为战俘们做年饭，亲自端到各个房间。这些国民党高级军官感到非常惊讶，背后说：“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这在国民党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官兵关系，就莫怪人家能打胜仗！”在1948年初冬季攻势中被俘的新6军军官，来团后非常高傲自大。但是对团里干部努力工作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们渐渐地愿意和我们的干部接近，我军干部的作风对他们的影响，不亚于在战场上的作用。

高级战俘对我方是很有用的，他们熟悉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组织情况，亲自参与战争决策，了解很多机密情况。但是要他们交代这些材料是很不容易的，一对一的审问，我们的年轻干部经验不如他们，问不出什么材料。团领导细心观察，寻找突破口。国民党内部总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过去在同一个军的，因贪污分赃不均引起某人的不满；或因某人有后台而吃得开、升迁快，有的人没有后台，受到排斥；或因战败互相推卸责任，攻击谩骂他人。在嫡系与非嫡系部队之间，这种矛盾就更突出。利用这些矛盾，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团干部看了这些高级军官写的自传后，利用散步活动时间与他们闲扯，在其兴高采烈不注意时，向他们提个问题要他们讲讲。问到一定程度即不再深入，让他们写出来，看完材料后再深追一步。就这样从高级战俘中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报告给上级部门，供野战军首长参考。

与思想教育同时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对俘虏进行政治审查。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队，社会经历复杂，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我方叛徒，有的曾犯下严重罪行。对每个俘虏的情况，必须审查清楚，才能决定如何处理，能否释放或使用。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最初，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干部没有经验，审查工作搞得很不得力，方式简单。对国民党军官总是习惯用审问的方式，在小房间里一问一答。问话照例是姓名、年龄、籍贯、出身、学历、职务那一套，然后就问有什么问题要坦白，交代政策就是“说了没有关系，你不坦白我们也知道。”这样审查俘虏当然不会说实话，于是临走时再冷冷地警告说：“回去再考虑考虑。”结果是可想而知，基本上审不出什么问题来。

当时我们的干部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轻信所谓的“积极分子”。有些俘虏很会表现，一来就装做顺从的样子，对我们的干部溜须拍马，假装积极，并经常汇报一些俘虏的情况。我们的干部把这些家伙当成“积极分子”，依靠他们提供的情况去审查，结果引起俘虏的反感。国民党军官也痛恨告密者，这些“积极分子”在俘虏中处处受打击，抬不起头来。团领导经过周密调查，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是别有用心的坏人。他们之中有国民党特务和从我方叛变的叛徒，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采用伪装进步和恶人先告状的方法，骗取我方信任。如果重用这些人，审查改造俘虏的工作就会误入歧途。我们清洗了这些坏人，对思想上真有改变，表现好的俘虏，我方给予鼓励支持。如一个中校团副，领着大家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进步的表现，被培养为文艺活动积极分子。

我方改变了对俘虏军官的审查方式，一般不再采取单独审问的方式，而是结合政治学习，让他们写自传，号召他们“回忆历史，自我清算”。通过自传了解一个人的经历、政治观点、思想动态，在自传中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干部就利用休息和散步的时间，以谈天的方式，有目的、有对象、有重点地了解一些问题。但是不露声色，以免引起对方的警觉和不安。在学习会上让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大家评议，由此可以给一个人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对个人的释放或留用，或作其他处理提供了依据。

个人的回忆后来不仅限于自身的历史，他的所见所闻都可以写出来。这样我方就可以了解敌人许多内部情况，如国民党军队内的政工系统、特务组织和作战指挥，为我方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对我们的军事、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审查工作是很需要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的，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们的干部积累了经验，掌握住俘虏的心理活动，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总结出以下几种方式方法：

一、个别谈话：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了解一个俘虏的目前思想情况及其历史。但是这个方法却是不完全的，这种方法，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可以用（能从谈话的言词间发现矛盾）；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尤其青年新干部，收效不大。我团成立初期，便是用此种方法，在工作上就吃了一些亏。原因是俘虏没有一个愿意暴露他的真实历史、坏思想。我们的干部又无经验，往往谈了半天，不得要领。而更坏的则是俘虏们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天花乱坠地说上一套，稍不经心就会被其假象所迷，得不到真情况。如果非要当面来谈不可，根据我们的经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谈话之前一定要掌握一些材料，研究对方的个性、历史等。谈话中非必要时，切忌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办法，而是从闲扯逐渐地引到本题。这里又要注意两个偏向：一个是有问题的俘虏，一扯起来就海阔天空，无尽无休，故意的使我们抓不着其所以然来。这时应适当地加以扭转，不然不但白白地浪费了时间，而且会使对方洋洋得意。认为有了对付我们的方法，而越发地不肯把真事说出来。另一个则是须严防操之过急，这样会过早地暴露出企图，使俘虏提高了警惕，以后的工作更加困难了。

二、参加俘虏的日常活动：在我们两年来的审俘工作中，这个方式收获是比较大的。在形式上要和俘虏们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学习讨论会和文艺活动。由此可以去认识了解俘虏的假象，因为我们的干部与其相处既久，比较熟悉之后，其警惕性就会降低。特别是在日常生活、闲扯、游戏中，俘虏们就最容易暴露思想。但在学习讨论会上需要注意，因为俘虏们通常把学习表现的好坏，认为是我们衡量其思想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因此，一般在学习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假象。特别是当我们的干部在场时，假象就更严重。因此不能单纯地根据俘虏们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内容正确与否，来判断他们的思想；反之，倒是在学习态度上。譬如有的人一向不表示意见，有的人谬论百出，有的人好钻空子，有的人肯于揭穿或反驳谬论，有的人讲得驴唇不对马嘴，有的人一味乱奉承我们。虽然每一种类型的动机不完全是一致的，但这里就多少也有些是可以作为我们审查工作的参考资料的。

三、听取俘虏间相互的反映：干部少、工作多，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到普遍深入的了解，因此，单凭干部的活动是不可能的，而会顾此失彼。为此，通过俘虏去了解俘虏，就成为我们审查工作中的一种方式。但是需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及主观上的分析，否则往往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像我们团在成立初期，某些干部全靠听取所谓“俘虏积极分子”的反映，发生的毛病极多。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先有了个“积极分子”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存在，因此对其反映，一般就不够客观；常常是分析得少，信任得多。而所谓“积极分子”又怎样呢？第一，俘虏终究是俘虏，因此不管多么进步（特别是在东北解放前），除少数外，其大多数还是想回家的。也就是说，在回家这一点上，俘虏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次，由于俘虏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的思想意识（圆滑世故）比较浓厚（特别是中、上级的）。而且成分又极为复杂，有青年知识分子、有地痞流氓、有特务分子、有职业军人、有嫡系、有非嫡系等。因此，对真假“积极分子”的鉴定，与反映情况动机，及事实真伪的判断上，需要加以分析考虑。否则就会造成工作的损失。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了俘虏反映的情况，因为有些是真实的，而且积极分子也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搜集的材料要全面、要广泛，结论不要下得太早。对“积极分子”则应该是在使用中去鉴定，并重其品行、历史等。经过审查确定为真的“积极分子”之后，注意不要使其在俘虏中暴露。否则一般俘虏对他警惕起来，对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

四、从决定释放的俘虏中搜集反映：我团常在释俘之前，召开释放俘虏的座谈会，一方面可以收集对我团工作比较真实的意见，同时也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一些俘虏的思想问题。另外对素日表现较好的进行个别谈话，一方面布置其回去后瓦解敌军的工作，一方面通过他们搜集一些留团俘虏的思想、历史材料。这种了解的方式，收获是很大的。因为俘虏临行之前，一般的多少都有点感恩报德之心；另外由于整天与其他俘虏在一起，向领导上反映情况，多少感到有些“对不住人”。甚至是怕报复，影响自己回家。如今回家的问题既已解决，又离开了解放团，所以将过去没有反映过的事情，这时可能比较详尽、没有顾虑地说出来。这对我们审查了解，帮助极大。

五、审查历史自传：我们对俘虏历史的审查，依靠俘虏的历史自传及登记表，也是主要的方法之一。但他们所写的历史自传和登记表，一般的讲，多不真实（特别是入团初期写的）。如家庭成分，大部写为贫、雇、中农，或无产阶级；年龄亦大报小，职务多不是真实等。如写历史时，说如何不得志；写过去所作作为，尽量往好处写。职务尽量往非战斗、非政工人员上写。实在瞒不过了，也还要写上“代理”字样。或缩短年龄，以示为非做歹的年限不多。掩盖政治问题，回避社会关系，也非常普遍。有些人把自传写成文艺作品式的，充满美丽的词藻与感伤，以资眩惑眼目，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具体的事实经过，却所说无几。也有的把自传写成歌功颂德篇，除开场白写几句历史外，就满篇都像佛经似的，新民主主义怎样好，“决心悔过自新”、“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希望早日回家”、“誓为人民服务到底”等，驴唇不对马嘴的胡云一套。实际内容就是一句话：希望早日放回家。以上这些都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审查历史自传时，对以下几点要特别加以注意，以免被敌人的假象所迷。（1）不要把历史自传孤立起来看，不要相信他们所写的“思想如何转变”、“无任何有利的社会关系”，应该联系其他一切生活态度、学习表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材料，相互研究，才不致发生错误。（2）看自传严禁粗枝大叶，不用脑筋，应该细心耐烦，集中精神，注意在字里行间发现问题，摘记下来。（3）注意历史自传中的关键问题，如升迁、调动、转业年月、时间、及原因等，特别是长、短期训练，教育的地点、时间、性质、内容，以及写的年代不清，事实模糊的地方。（4）注意自传中所提到人物的政治背景、所在地及时间、和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情况。（5）若发现其突如其来，突然转变的事，有讲不通或不衔接的记载时，应使其重写或口述，最好是口述，更容易发现其矛盾。（6）不完整的历史自传要保留，不要退还给俘虏。对有怀疑的问题，不妨让俘虏写上二三次以上，以凭对照。写一次解决不了问题。[4]

再顽固和狡猾的敌人，在我军的教导团里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造，在政策攻心和严密的审查下，除了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服从管教，重新作人，再无别的出路。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自1947年5月成立，到1949年6月两年内，共收容俘虏15 533名。其中包括中将29人、少将210人、上校397人、中校少校1 484人。其他是低级军官、部分士兵和国民党政府官员。经过一期期的审查和筛选，共释放7 756人。其中有中将10人、少将86人、上校308人。经过一段学习，参加我军的有507人，到各生产部门参加工作的有1 411人。还有5 593人转送到安东等地学习或释放。到1949年6月，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里仅剩俘虏164人。其中等候释放的51人、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的37人。还有76人，内有中将11人、少将28人、上校18人，属于二、三级战犯或有重大问题未审查清楚，后转往抚顺，进入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

我军改造国民党战俘的工作成果是显著的。大批国民党军士兵参加我军后，启发了政治觉悟，调转枪口打老蒋，在战斗中涌现了许多先进人物，发挥了重大作用。国民党军官经过教育改造，认清了形势，大多数转变立场，为我军作宣传，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策反和起义工作。为瓦解敌军，加速解放作了一些贡献。被释放后回到国民党军队继续与我为敌的，实在是微乎其微。我军围困长春时，一些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官回到原部队，宣传我军的政策和外界形势，使困守孤城的国民党官兵军心涣散，人无斗志。郑洞国被迫下令：凡是被共军俘虏过的，不许他们再回来。这种不通人情的做法在内部引起公愤，实际上没能执行。在开原被俘的国民党116师师长刘润川及副师长、参谋长及一个团长，在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一年后，于1948年5月获释，回到沈阳郊区的国民党53军130师驻地。他们想见军长周福成，130师师长王理寰电话请示，周不但不欢迎老部下的归来，反而骂道：“这几个东西都被共产党训练好了，和高福源一样（高原为东北军团长，在陕北作战时被红军俘虏，释放后向东北军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促进了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作者注）回来拉拢来了！你把他们四个人看起来，不要和官兵见面。”卫立煌听说此事，把他们四人接到总部安慰一番，送往南京“受训”，实际上是软禁审查。[5]几个月后沈阳解放，周福成也当了俘虏，来到哈尔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在团里他表现积极，很想争取早日获释。此时他的心情，应该是很理解他的部下，为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懊悔了吧。

[1]　辽东军区政治部报告：《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

[2]　四野司令部编：《国军工作会议参考文件》。

[3]　四野司令部编：《1947年7月至1948年2月东北区摘报》。

[4]　《东政解放军官教导团两年来工作总结》。

[5]　王理寰：《在沈阳酝酿起义及其结果》，载《辽沈战役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