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退过松花江

放弃长春——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投敌——黄克诚汇报我军困境——蒋介石得意地飞到东北——184师海城起义——拉法战斗——林彪求和，毛泽东要打——毛泽东下决心与国民党破裂——山东我军牵制蒋军增兵东北

1946年5月19日深夜，我军各部队遵照前线总指挥部的命令，悄悄撤离守卫一个月的四平。国民党军队还不知道，第二天一早又用大炮向四平轰击。打了半天不见反应，才发现对面阵地已经空无一人。到20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才占领了四平。

林彪的总部从梨树转到公主岭的范家屯。下一步向何处去？毛泽东是有指示的。就在5月19日同意放弃四平时，毛泽东还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东北局和林彪立即布置守卫长春。电报说：“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1]

长春还能不能守？罗荣桓听到四平战事吃紧的消息后，不顾病体未愈便匆匆赶到长春。他到达长春正是19日，没有休息，就与东北局负责人一起去范家屯找林彪。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有的同志舍不得放弃长春，主张守；罗荣桓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2]彭真等听了罗荣桓的分析，一致同意放弃长春。散会后，林彪留在前总组织部队后撤，罗荣桓、彭真等回到长春，组织东北局机关乘火车撤往哈尔滨。[3]

5月23日，毛泽东又电令彭、林，要他们守住长春和公主岭。电报说：“（一）望坚守公主岭。（二）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待谈判。（三）立即部署公主岭及长春的守备。（四）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但是这个指示已经无法执行了。林彪和彭真当日都回了电报，林彪在电报中报告：“我军自四平防线撤出后，连日一面抗击敌人，一面进行转移。白天受敌机轰击，行军多在夜间，部队甚疲惫，被敌人切断掉队的甚多，目前无法组织兵力进行战斗。已令各部如遇敌时，则向敌进路的侧面转移，避免单独决战。现具体敌情及各部具体情况，均无法得知，我电台正在转移中。”彭真在电报中报告：“长春方面幅员广大，周围地势平坦，我兵力不足，不可能固守。为避免被迫作战，我们（林罗等）决定撤出长春。我们昨夜退出，现已抵哈尔滨，林仍率主力在前线指挥。”[4]

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是就地停止，还是继续进攻？在统帅部内也是有争论的。蒋介石派总参谋长白崇禧到沈阳督战，白传达“老头子”的意见：只要打下四平，与共产党谈判就有了面子，不必再向长春北进。但是杜聿明坚持要打下长春。他向白崇禧陈述：夺取四平后如果不乘势前进，必将前功尽弃。因为共军扩充非常迅速，“国军”却不能尽量补充，现在停战是对共军有利。长春是东北首府，小丰满水电站是东北最重要的电力来源，拿下小丰满可以保障沈阳、长春的电力供应，否则小丰满电站被共军控制，东北用电都成问题。白崇禧还不放心，问杜攻占长春和小丰满是否有把握，杜回答有绝对把握。白崇禧才同意按杜聿明的原订计划打，他本人则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

杜聿明送走白崇禧，就乘火车赶到泉头前方指挥部，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入四平，杜聿明立即下达命令，要各部队以扇形攻势追击共军，以广正面搜索捕捉共军主力，包围歼灭之。并下令给孙立人和廖耀湘：谁先进入长春，就奖励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谁知命令下达后，郑洞国就报告说：新1军军长孙立人不服调遣，到20日还没出发。杜聿明一听，心急如焚。新6军和71军都已经出动，新1军作为中路按兵不动，造成两翼突出，如果被共军捉住一头就会吃大亏。他火速乘车到四平前面的双庙子，孙立人来见他说：“部队作战过久，疲劳不堪，要求停止休整。”杜聿明耐着火气，对他说明自己的分析和决心处置。谁知孙立人一再纠缠，两人扯到中午也没说通。实际上孙立人是心里有气，新1军在四平正面打了一个月，结果让廖耀湘从右翼突破，抢先进了四平。而新6军又于19日继续北进，孙立人算计着新1军无论如何迅速，也赶不到新6军之前进入长春。所以他认为杜聿明指挥不公，让新1军打硬仗，新6军占便宜，因此满腹牢骚，不肯前进。杜聿明没有办法，只好强迫命令新1军前进。对孙说：“现在已到中午，各路进展顺利，没有遇到抵抗。新1军应照令迅速前进，否则长春攻不下，出了问题要你负责。”孙立人见杜长官发火，只好口头答应，很不高兴地走了，实际上还是拖延磨蹭。[5]

就在杜聿明为孙立人不服管制而发火，为廖耀湘孤军前进而担心的时刻，下面突然报告：林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前来投降。这个叛徒的到来使国民党方面欣喜若狂，据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现年27岁。自幼即随林彪，至今十余年。曾参加共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嗣在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及从林彪抵东北后，升任共军民主联军作战科长，为林彪之亲近重要部属。于5月19日国军进驻四平街时，知共军所行非义，径向我军投诚来归。其投诚自述书中有云：‘本人痛悟过去共军破坏交通、阻挠接收之种种行为，危害国家民族至深至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继此以往将被国军逐入黑龙江内兴安岭一带大山，冻饿而死。故特决心来归，自动投诚，以作尚在迷忽中之份子之先导。’”[6]

王继芳的叛变给我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随身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向国民党方面交代了我军各部队的实际情况。杜聿明这才了解到，林彪的部队在四平之战后，主力受到重大损失。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并失去战斗力，目前正在向松花江以北撤退。杜聿明得到这些可靠情报后，立即改变以往的谨慎作法，命令新6军等以机械化部队为先导，大胆分兵冒进，紧追不舍。在攻占公主岭和长春后，不仅未作片刻停留，反而向长春铁路两侧迂回扩张，力求把我军截在松花江南岸。

这是我军在东北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林彪军事生涯中最倒霉的一段日子。自5月21日起，当我军从四平向公主岭地区撤退时，国民党军以多路平行纵队，坐着汽车开着坦克对我军进行迂回包抄。国民党军显得大胆自信，一个团一个营就敢孤军深入，完全不像以前那样集中兵力、步步为营。这时候我军也顾不上夜行军，只要腿快不被敌人追上就行。国民党飞机在头顶上扫射轰炸，把许多部队都打散了，团不成团，连不成连。有的部队被敌人割断，落在后面，与上级失去联系。有的边撤边打，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疲劳不堪。大家都感到奇怪：国民党怎么一反常态，追着赶着我们打？后来才知道是叛徒王继芳造成的恶果。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示对王继芳的奖赏，授予他少将军衔，并调到军统特务机关工作。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毛人凤抛弃了这个叛徒，不许他去台湾，王继芳只得隐藏起来。重庆解放后，王继芳被人民政府捕获，专程送到四野总部驻地武汉，公审后枪决。

国民党军队大踏步前进，5月21日占领公主岭，22日占领范家屯，23日就占领了长春、海龙、德惠、农安。以后几天又沿长吉铁路占领九台和永吉。88师一部沿松花江边南下，直扑小丰满发电站。我军罗华生部2师4团急行军三昼夜，赶在敌军前面于24日深夜到达小丰满。在江桥和两侧的公路上组织防御。25日，国民党88师到了小丰满，企图占领小丰满发电站，切断我军退路。2师4团战士们猛烈开火，阻止国民党军前进。我军七纵及其他兄弟部队在4团掩护下匆匆过桥，撤到松花江东岸。4团战士阻击了一个小时，看到部队都已过江，便撤出战斗，炸毁了松花江桥。随后，4团又在松花江沿岸布防，占领制高点。国民党军占领小丰满水电站后，在夜里从两面渡江，企图迂回包围4团。4团战士已经六天没有休息，极度疲劳，不宜与敌军硬拼，便主动撤出，向蛟河方向退去。

1946年5月下旬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罗荣桓同志后来回顾这个时期的情况，痛心地说：“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有些同志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新缴获来的武器看成是自己的，不去充实和补充主力。这样的部队虽然有武器，但很不巩固。敌人一进攻，散的散，叛变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7]国民党军的快速推进，把我军各部队切断或冲散，造成了进入东北以来我军最严重的损失。从下面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5月29日林彪给吉林军区领导人的电报中说：“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500多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到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此为我军进入东北，唯一被歼的事实。”

5月30日林彪致东北局的电报：“我在吉林附近渡江部队被敌机械化部队切断，有四个团未渡江来。该四部无电台、无地图、无群众之引路报信，并在土匪的扰乱下将遇到很多困难。而且渡江之诸部队建制皆不完全，逃亡与疲惫现象极严重。”

6月2日林彪致东北局电：“被敌隔断尚未找得之部队，梁兴初缺一个团，罗华生部缺一个营，万毅部缺四个营。万部减员最大，有的团只剩得半数。”

黄克诚的3师也遭受到严重损失。5月24日他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电报说：

从我所了解的东北部队部分情况及地方情况和我对今后作战意见，略报如下：

（一）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15 000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7 000左右，7、10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干部亦换三次，团级干部伤亡尚小，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

（二）部队从四平撤退尚有计划，长春撤退则已有些混乱。西满四个旅，一个旅到北满，一个旅到东满，两个旅到西满，其他各部情况不明。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撤退是走不动，不愿跟走；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

（三）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作生意、作手工，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主要是由于后方工作太差。但干部在长春撤退前逃跑的尚少，在战场上一般均积极勇敢。

（四）地方工作在西满只有法库、康平、昌图、通辽几县比较普遍的有初步基础，其他各县除县城外，乡村中有些则有了点工作，有些则完全没有工作。土匪问题尚未解决，长、哈、齐占领后，西满散匪达一万以上，进剿很难消灭，不窜则散了。因为集中兵力于四平，亦无较多部队进剿，地方武装有部分尚不巩固。地方工作进展迟缓，是由于时间短、干部少、土匪多及干部恋着城市不肯下乡。工作作风亦有毛病等。分配土地农民情绪很高，但提得较迟，一时难普遍开展。故从西满说，我们尚无广泛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

（五）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一般的战士艰苦精神比之内战与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

在当时各方面给中央的报告中，黄克诚的汇报是最详细的，也是真实的。这表现出黄克诚一贯说真话、说实话的作风；报喜不报忧、文过饰非的那一套，黄克诚是不会做的。他向中央坦诚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而目前争取一个时间来整理部队，恢复疲劳，提高士气，肃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为最有利。待敌分散后作战，即失掉一些城市，这样做亦较稳妥。”[8]

5月26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四平之战后我军情况，并请示今后作战方针。电报说：“东北我军经长期苦战，主力甚为疲惫。敌已占四平至长春线及郑家屯、西安至海龙线。我西满、北满甚为空虚。同时东、西、北满土匪尚未肃清，今又乘虚弥起，现敌向我军前进，我甚难作有力抵抗。今后作战方针，请中央指示。”[9]5月27日毛泽东复电说：“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外交方针已告恩来，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10]同日毛泽东在给各大区的电报中说：“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表示中央已经吸取了教训，不会再打这样的消耗战了。[11]

四平之战后，国民党方面气焰嚣张。杜聿明打算乘胜进军，越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但是两件事情使得他在松花江边停住了脚，一是蒋介石来到东北，二是南满我军发起鞍（山）、海（城）战役，从后面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刚刚占领四平，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飞往东北。5月2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白崇禧、张家璈陪同下在沈阳机场降落，由于事先保密，只有熊式辉和杜聿明等少数几人前往迎接。蒋介石参观了沈阳故宫和北陵，视察了沈阳工业区，接见了东北国民党军部分营以上军官，看望了国民党伤兵。5月29日，出席了沈阳市民的欢迎大会。在一周的活动中，蒋介石都是笑容满面，情绪极佳。东北的达官贵人、地主富商也争先恐后地向蒋大献殷勤，送上写有“民族救星”、“世界伟人”字样的锦旗。蒋介石更加飘飘然起来，仿佛中国已是他的一统天下。杜聿明也向蒋介石表功，在记者招待会上，杜聿明得意洋洋地说：“四平是国军打下来的，不是共军让出来的。”他宣布：“目前共军主力已被击溃，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上校在四平撤退前向国军投诚。”30日蒋介石又飞往长春作短暂视察，途中特地飞经四平上空，观看硝烟散去的战场。

蒋介石到东北，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来拜见，自然也就停止了军事行动。蒋介石走到哪里，都要听取汇报，并亲自指挥。这种作法非但没有显示出蒋的高明，反而打乱了杜聿明的部署。蒋到沈阳后，我军南满部队即对鞍山、海城的国民党60军184师发起进攻。杜聿明见后方空虚，火速调孙立人的新1军南下，去解海城之围。蒋介石开始完全赞成，第二天却对杜说：“我已允许孙立人休息三天，命令184师死守待援。”杜聿明大吃一惊，对蒋介石说，这样鞍山、海城会出乱子，沈阳也将危急。蒋却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紧，我看184师守得住。”等三天后新1军在沈阳集结完毕开向海城，184师已经起义，鞍山、海城的战事也结束了。蒋介石的瞎指挥，让杜聿明等无可奈何。

我军南满部队撤出本溪后，经过一段休整，恢复了战斗力。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都开往四平前线，南满兵力不足，60军的184师分散在鞍山至营口铁路沿线的几个城市。5月25日，南满吴克华的三纵接到上级命令，以两个旅、一个炮兵团的主力会同辽南军区两个团，向鞍山发起进攻。鞍山守敌只有两个营，根本不是对手。我军用炮火摧毁了国民党军队在鞍山市郊两个制高点的防御工事，国民党守军即向市区逃跑。我军勇猛追击，很快推进到市里。一部占领鞍山炼铁厂，主力将敌人包围在市中心的女子中学大楼内。我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大楼连续实施爆破，国民党军眼看要被炸上天，350人被迫投降，我军当天占领鞍山。

驻守海城的是184师主力。184师原是云南部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削弱云南军阀势力，以到东北“接收主权”的名义将60军调往东北。60军不是蒋的嫡系，到东北后政治上、部队待遇上均受歧视，使这些云南官兵极为不满。大家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送死，情绪低沉。我军三纵解放鞍山后迅速南下，5月28日包围海城。当天黄昏我军向海城郊外的玉皇山、双子山敌军阵地发起进攻，由于没有炮火支援，我军与184师反复争夺，战斗了一夜。第二天我军集中炮火摧毁玉皇山顶的184师阵地，夺取了制高点，完成了对海城的包围。184师师长潘朔端起初还想固守待援，枪毙了两个作战不力的连长。后来感到支持不住，急电杜聿明请求突围。沈阳回电命令他们死守，不许撤退。潘师长眼看救援部队一个不来，感到这是老蒋有意置他们于死地，以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在我军宣传教育下，潘朔端师长派人前来联系，请我军代表进城与他面谈。深夜12点谈判成功，潘师长率师部及一个团共2 700人宣布起义，放下武器。我军于5月30日晨占领海城，184师起义部队由我军护送到后方整编。

海城起义震动了国民党军队。杜聿明命令新1军和南满国民党驻军迅速南下解救。我军在逼近大石桥时，派184师军官手持潘师长亲笔信令其守军投降。谈判持续了两天，驻守大石桥的184师551团团长口头答应，却迟迟不降。原来他已接到杜聿明委任他代理师长的命令，企图拖延时间待新1军来援。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我军于6月2日黄昏向大石桥发起进攻，集中炮火摧毁敌军外围主要工事。敌人招架不住，向营口方向突围逃跑，被我追击部队全歼于大石桥西北。此时，前来增援的国民党新1军已接近海城，我军遂主动撤出海城、大石桥，结束了鞍海战役。

鞍海战役是我军南满部队打的一场漂亮仗。他们充分吸取了沙岭之战的经验教训，集中优势兵力和炮火，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他们还把军事打击与政治工作相结合，促成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的第一次起义投诚。这对于牵制敌人兵力，减少我军主力的困难，鼓舞我军士气，都是很有作用的。南满部队鞍海战役的胜利，受到中央和东北局的表彰。

国民党军队的向北推进，并没有在松花江岸边停住。在夺取小丰满发电厂的同时，88师一部渡过松花江，占领了松花江对岸我军部分防御工事。杜聿明获悉新6军占领小丰满和永吉，十分满意。以为蒋介石即将下达停战令，这样可以同共军隔江对峙。他向蒋介石汇报，要求暂时停战。蒋介石打开地图一看，见拉法是永吉以东铁路公路的交汇点，便指点着说：“拉法非常重要，必须派一个团固守。”杜聿明当然也愿意在松花江北岸占住一个据点，以便下一步大举进攻。便立即指示廖耀湘，要88师派一个加强团去拉法。廖耀湘一路进军，也是趾高气扬，以为共军已经溃不成军，便派263团孤军深入，于6月初先后占领了拉法和新站。

猖狂的国民党军占领拉法还不知足，又南下向我军主力1、2师驻地蛟河进犯，并炮击蛟河城。我军在撤出四平后，已经连续行军十余天，看见国民党军还是穷追不舍，决心狠狠打他一下，让他们知道我军的厉害。

拉法位于松花江以东，铁路通向哈尔滨、吉林和图们。在当时确实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拉法是个小村子，地形低洼，无险可守。国民党军这一个团是孤军深入，其他部队都在松花江以东，这是犯兵家之忌的冒险作法。如果是四平之战前，杜聿明是绝不敢这样做的。现在他占的地方越多，兵力必然就越分散，我军不再守大城市，就可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

梁兴初接到命令，于6月7日夜间率1师主力从蛟河出发，进攻拉法。1团和2团沿铁路两侧，迂回包抄敌人。凌晨3点战斗打响，我军勇猛冲向拉法两侧的小高地，与国民党军激烈交火。国民党军做梦也没想到我军又打回来，团长用电台向88师师长韩增栋求援。韩再向杜聿明报告，杜不准拉法守军撤退，要他们固守待援。其实国民党军兵力如此分散，哪里来得及增援？战斗没打几小时，我军便突入拉法村中，将敌人分割歼灭。

拉法战斗结束后，我军决定乘胜前进，扩大战果。8日晚上1师和2师主力一起出发去消灭新站的敌人。新站这个镇子比拉法要大，国民党驻了三个营，村外有土墙、水沟，他们修筑了工事，还在路口架了铁丝网。我军有打秀水河子的经验，到达后先侦察了地形，作了周密布置。深夜2时，战斗打响，我军突击队仅用15分钟就突破了东南角的阵地，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南边和西南进攻的部队一度冲进街内，但遭到敌人的火力反击，又退了出来。天亮后，四架敌机轰炸拉法，乘火车前往拉法参战的我军一个营来不及停车，受到严重损失。敌机在拉法的轰炸，使我军民伤亡百余人。9日黄昏，增援的2师和警备2旅的部队赶到，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1师首长果断更换部队，调动有生力量继续进攻。国民党军在我军连续进攻下终于顶不住了，团长被打死，守敌1 800多人全部被消灭或俘虏。我军缴获各种炮十余门、轻重机枪70多挺。敌人团长的尸首被装在棺材里送到松花江对岸，廖耀湘如同挨了当头一棒，与杜聿明互相抱怨，推卸责任。[12]

拉法、新站战斗的胜利，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使大家从低沉的气氛中又看到了希望。东北局首长在11日的通报中指出：“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我指战员切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致敌人分散，换取灭敌机会是有利的。”

6月6日，蒋介石与马歇尔协商后，宣布停战15天。这并非是蒋介石需要和平，而是在有利的形势下，休整国民党军队，准备对共产党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马上飞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研究对策。毛泽东认为，我党“决定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根据这一决策，周恩来回南京继续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则于13日电告林彪等人：“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15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13]

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回到南京，蒋介石就傲慢地开出了和平的价格：要求中共退出察哈尔、热河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这些苛刻的条件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这样，国共的全面破裂就在所难免，全面内战也就迫在眉睫了。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东北方面，真打起来是否能顶得住。6月22日他打电报给东北局，指出：“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8天至30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其余一切不给），7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你们现在即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动员全党全军克服任何动摇犹豫恐惧心理，利用我方各项有利条件，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14]

消息传到哈尔滨，东北局领导人心情沉重。他们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局面是国民党占据了极大的优势，而我方则退到了最后的一步。以我军现在疲劳混乱的状况，要想与国民党大打是没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当6月初国民党军队突破松花江防线时，东北局准备放弃哈尔滨，到农村去打游击，让各部队独立开创局面，化整为零。就在他们向中央请示时，毛泽东获悉蒋介石准备停战，立即急电东北局，要他们坚守哈尔滨10天，至要至要！从而制止了东北局机关的再次转移。半个月停战已过，现在毛泽东又指示要打，林彪的信心是不足的。他一直没有去哈尔滨和东北局领导人会合，而是带领主力部队驻在离哈尔滨百余里外的五常地区。准备与国民党打运动战。他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哈尔滨失守，他就到辽南的山区去打游击。

6月24日，林彪以东北局名义给中央发出一封长电，阐述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东北我方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是能不能打，林彪回避作正面回答。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明确要求：“彼如集中力量打东北，则我应在华北、华中发动大攻势，给蒋方以大破坏，迫其停战。这是求得全面停战最有效的办法。”至于东北方面的情况，林彪报告说：“由于东北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干部思想的混乱、部队的不充实与缺乏训练、后勤无巩固基础等等原因，我方的确以目前能取得和平为有利，以便造成有利的条件对付国民党以后翻脸。故我们固然要基本上准备作战，但同时应力争和平，准备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这种让步的限度，以国民党能增多少兵来，我即酌量让多少步。估计他如以军事进攻时，能何时到达何地，我即准备在何时交出何地。这是我们让步的标准。”[15]

毛泽东25日回电，口气是强硬的，没有余地。他告诉林彪：“（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指苏联——作者注）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16]

历史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在1946年初，林彪看到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立足未稳，坚持要打。中央则认为重庆谈判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坚持要停战，不许林彪打。现在林彪元气大伤，没有力量打，毛泽东又坚持要打。其实，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是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思考。胡乔木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面对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地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7]

当时，在西满分局工作的李富春和黄克诚给中央送上一份报告，阐述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的看法。他们认为：二战结束后，苏联严重地受伤了，需要休息与巩固已取得的胜利。美国却相对地加强了，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中国经过抗战，人民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但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联成一片的根据地，目前又得不到国际革命的实力援助。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在抗战后加强了，嫡系军队增多，又得到美国的援助，今后数年还可能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力量。反革命势力虽然也面临严重的困难，但目前均不足以致其死命。

基于上述估计，李、黄建议：我党应力求采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具体办法是，一是让步以达和平；二是拖延以待时机；三是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他们认为，目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很少，只有一、三两条路可走。如采取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部分军队和解放区，还是以让步求和平为宜。但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们让步而放下屠刀，而且把刀拿得更稳，随时可爆发大屠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决打下去的方针，这个方针当然也危险，胜利把握不大，但如打得好可能取得打打停停，可以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的根本变化。

这个报告的观点和所反映出的疑虑，胡乔木认为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由于国共力量对比差距太大，谁也不敢说我方肯定能打胜。但毛泽东不这样认为，他在报告上批示：报告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二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比一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予以坚决的斗争，其结果比付出更大更多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18]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显示出他的魄力与胆量。在形势转折的重要关头，虽然我方面临种种不利条件，但是坚决斗争的方针揭开了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序幕。

就在林彪为如何以疲惫之师与国民党军开战而苦苦思索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6月7日，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遵照中央军委自卫反击的指示，集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和鲁中、渤海、胶东军区部队，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役打了十天，先后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镇，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3万多人。这次战役巩固和扩大了山东解放区，使国民党控制的津浦和胶济铁路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蒋介石慌了手脚，把原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抽回来，应付内地的战事。这就大大减轻了东北我军的压力。对此，林彪是非常感激的。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指出：“1946年5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的军事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19]

杜聿明的军队在占领大小城市的过程中被散开了，他的战线越拉越长，摊子越铺越大，已经不可能像四平之战时那样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一条松花江把双方隔开，东北战场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沉寂。利用这段宝贵的间歇，我党我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踏踏实实的建设根据地，巩固后方的工作。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　《罗荣桓传》第19章。

[3]　杨国庆著：《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5]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6]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接收东北周年纪念册》第10章，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7]　罗荣桓1949年3月29日在四野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载《辽沈决战》上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8]　《黄克诚自述》第14章。《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9]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47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2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23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5]　参见《四野战史资料选编》。四野战编室1960年编。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19]　参见《四野战史资料选编》，四野战编室1960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