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七七决议》指明方向" class="reference-link">第18章　《七七决议》指明方向

林彪当上东北第一把手——东北局在哈尔滨举行重要会议——陈云起草《七七决议》——毛泽东对决议所做的修订——“我们要在东北建立一个家”——一万多干部下乡建设根据地

鉴于东北战场的严峻局势，由于东北局领导层内部的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以摆脱困难局面，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整东北局领导班子。1946年6月16日，中央向东北局下达指示：

东北局：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中央[1]

这是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东北局领导人对中央指示表示一致赞同，并迅速执行和落实。东北局委托高岗和谭政到五常，将林彪接到哈尔滨。从入关到现在，林彪才从前线回到机关，开始了对东北全局的领导工作。

新的东北局开始运转后，首先抓什么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统一认识，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总结，肯定成绩，吸取教训，为以后的工作制订行动纲领。7月初，在东北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领导云集哈尔滨，举行东北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

会议期间，大家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纠正了以往模糊不清的认识。正如后来四野同志们总结的：“首先，对当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农民问题这一实质的忽略或认识不足，因而在工作上偏重和强调了城市，而忽视和放松了农村；实际上也就是忽视和放弃了广大的革命力量——农民群众。这一思想表现在军事路线上，是建军问题上缺乏阶级观点、群众路线，而采取招兵买马，收编、加委的错误做法。在战争问题上则是孤立地处理军事问题，把战争单看做是军队的事情，忽视发展人民群众的战争，因而使我党我军在东北地区内的初期自卫作战中表现得战斗无力。其次，由于对蒋匪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也就在和、战问题上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对东北的严重形势没有足够估计，因而在政治上就麻痹起来，失掉警惕，没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打算了。又加上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而产生了一战成功的侥幸心理，结果除少数为争取政治代价、而又必须坚决要打的仗以外，又要处处死打硬打。许多干部迷恋城市生活，并产生了严重的享乐、腐化、厌战情绪，是和形势认识不足、群众观点减弱等分不开的。这一忽视农民群众的思想以及关于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乃是当时东北党内军内最危险的思维倾向。”[2]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东北局委托陈云起草《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7月5日完成初稿后，林彪一面组织大家讨论，一面向中央报告。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决议，亲自动手作了修改，于7月11日复电林彪。东北局在7月7日通过决议后，又根据毛泽东的电报进行了修订，在7月下旬向党内作了传达。这个决议，后来通称为《七七决议》。

《决议》第一项内容是对东北当前形势的估计。原文强调主要的特点是敌强我弱，因此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由于我们的部队尚不是像关内一样与群众密切广泛结合在一起，许多新部队尚未巩固，另一方面，又由于国民党想争夺东北，而必须从关内继续运兵，在关外继续扩兵，国民党在东北还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敌我力量的对比，现在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是敌强我弱，东北的战争，已经有还可能有打打停停、此打彼停的局面。但由于东北斗争的尖锐性质，规定了东北斗争带有长期性，因此，我们的思想必须有长期战争的准备。过去10个月东北情况经过很多变化，但东北的基本形势乃敌强我弱，不认识这一点，不从这一点作为我党在东北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工作上可以造成不良结果的。目前全党需要明确认识上述的形势，对于敌我力量不轻视、不夸大，不放松一切有利条件，但不作侥幸取胜，而应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斗争。”[3]

毛泽东将这一段改为：“去年8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自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了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与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但是，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在美国反动派的援助之下，违背和平约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从去年11月山海关战役起，至今年6月7日两军停战这一时期内，举行了英勇坚决的自卫战争。目前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战争仍有再爆发之可能。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与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处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尚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与建立根据地的必要与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与粉碎蒋军可能的再进攻；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与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4]

毛泽东对总的形势分析与原文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不同。毛泽东强调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强调我方进行的是自卫战争，完全否定蒋介石政府在东北的“正统”。并指出国际国内形势对我方是有利的，这就使东北同志们认清了战争的性质，鼓舞起胜利的信心。这段分析也反映出毛泽东决心同美蒋反动派破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前几天对李富春、黄克诚报告的批示比较，毛泽东的思想更加明确和发展了。

《决议》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当前东北工作的六项任务。第一项是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自卫战争的观点。原稿的内容是：

“（甲）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自卫战争的观点。我们奋斗的目的，是为实现和平。但和平不是轻易可得的，只能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国际情况变化则是例外，但我们不能寄托于这一点）。必须在党内明白指出，东北斗争异常尖锐的性质，指出被国际反动派所全力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力量还大过我们，他们仍在坚持全部消灭东北革命势力的方针，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决不是诚意调停东北内战，而是以军事援蒋为主要方面，调解内战为辅助方面，两者都是以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在东北扶蒋灭共目的。这种反动政策，虽已引起国际国内民主势力的反对，但尚未遇到决定的打击。因此，我们一丝也不要放弃和平的可能，但党的任务是全力准备战争。同时又必须指出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势力，斗争力量发生对我有利的变化，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其主要方法：充分地发动群众，使我们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将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将使我们建立起牢固不拔的阵地，将使敌人无法战胜。那个时候，国内人民反对内战运动与国际民主势力反对国际反动势力的斗争，共同开展起来，使国内国际反动派既不能和，又不能打，东北和平才能出现。因此和平的胜利是存在的，但和平绝非任何依赖外力和侥幸可得，只能由坚持自卫战争和艰苦群众工作中得来。因此不作长期战争的准备，不能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幻想和平等待和平，是完全错误的，与客观面貌不相符的，这类错误观点，必须全部应以彻底扫除。”

毛泽东将这段改写为：“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美英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来说仍感兵力不敷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与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五天及八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期停战。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但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中原区、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苏皖亦有很快大打的可能。对于目前东北，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一部和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才能发生作用，才能取得可靠的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毛泽东在原稿的基础上，对我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立场，又作了更加深入具体的发挥。原稿强调了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坚持准备长期战争，要下决心去发动群众，以增强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在承认敌强我弱的同时，把东北与全国形势连为一个整体来看。既指出了我方的有利条件，也指出了蒋介石的困难，并表示了与美蒋反动派决裂，以战争决定胜负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几个月前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以“保卫马德里”的方式求得和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重申了去年12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观点，强调依靠群众，强调自力更生，才是争取胜利的正确途径。

大方向确定之后，对于具体问题毛泽东同意《决议》原稿的内容，只作了少许修改。其主要精神是：

当前战争的目的，是为保卫解放区而斗争。由于反动派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就不能不举行自卫战争。“自卫战的目的，是为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在经济上，是为劳苦人民争得土地、房屋，以及分粮、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免除失业、发展生产的民主而斗争；在政治上，是为推翻敌伪残余和特务、警察的统治，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由人民自己掌握政权的民心而斗争；在军事上，是为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警察和政治土匪的压迫，为组织人民武装的民主而斗争。”为了进行这些斗争，应当结成广泛的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战线。但是“不要被地主阶级所蒙蔽，不要委任和发展地主武装，必须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

关于我军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一般不作阵地战，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

关于根据地建设，“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工作、文化和建党、建政等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

《决议》特别强调：要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决议》最后确信：“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条件之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向着奋斗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5]

《七七决议》的通过和发表，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是从曲折反复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罗荣桓在辽沈战役前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一决定是具体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是以毛主席的思想作指导的，是完全正确无可怀疑的。这一决定对东北有很大意义，也可以说是转变的关键。当时以这一决定解决了干部中‘战’与‘和’的思想和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一决定，就谈不上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就不可能打开今天这样的局面。”[6]韩先楚上将在《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中也强调：“（东北局）7月7日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议》）。这一决议经中央修改后批准，成为我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针，已然沿着中央指示的道路走上正轨。”[7]

如何落实《七七决议》？摆在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东北局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此，东北局创办了第一个党内刊物，林彪把它命名为《群众》。在7月13日出版的第一期上，林彪写了《发刊词》：

出版党内刊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东北党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种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最中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动群众，所以把我们的刊物就叫做《群众》。

放在我们东北全党全军前面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在东北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建立根据地就好比是为自己造房子，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飘来飘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那么不仅我们会无处可走，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东北人民也就不能翻身，不能有他的地位。

全党全军应该警惕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拿出一切毅力来，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痛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务必在最短的期间内，建立我们自己的家，造成我们自己的房子，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狂风暴雨，我们就有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这篇短文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意思却是再明白不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就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怎样去发动群众？如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东北局在《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中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号召一切可能下乡的同志，均应自觉响应党的号召，跑出城市，跑出洋房，脱下西装，脱下皮鞋，穿起农民服装，背上包袱，暂时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历史长短，不论资格大小，不计个人得失，提倡大官做‘小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乡村中去，到农民群众中去，不怕脏，不怕烂，住到农民的家里去，和农民在一起，学习东北农民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的斗争，解决他们的切身要求，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扫除干部中盲目的乐观，享乐腐化，厌战情绪，留恋城市不愿下乡，以及幻想和平，等待和平等错误观点”。

二是“集中使用干部，组织工作团，选择战略区域和战略基点，首先突破，由点扩大联系成面”。“首先从一个屯、一个村作起，实行‘蝗虫政策’”。

三是开展农村斗争。这“实质上是进行一次伟大的农村革命。”要让农民拿起武器，建立人民武装，“到处捉拿特务、伪警、收缴地主枪支、肃清小股散匪。对那些组织叛变，杀害我干部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坚决镇压，没收分配其财产”。只有解决土地问题，锻炼出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才能奠定建军基础，使政权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通过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党在农村的支部，才能创建巩固的根据地。

四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与工作团配合，发动群众，形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在全军指战员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提高部队英勇果敢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采取出奇的远距离的奔袭、合击、穷追、反复扫荡等办法，以达到在军事上彻底消灭顽匪。”[8]

为了贯彻《七七决议》，东北局下了最大决心。在哈尔滨市庆祝“七一”大会上，林彪、陈云在讲话中向广大干部大声疾呼，号召他们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东北日报》7月7日以此为题发表社论，传达了《七七决议》的主要精神。各机关、部队在深入学习决议和东北局一系列有关指示后，掀起了工作队下乡热潮。报纸上天天刊登干部下乡和农村斗争的消息。据后来统计，东北各地共有12 000多干部下乡，有些是延安来的老同志，有些是刚刚参加革命的东北学生。机关干部3/5以上都走出城市，下到村里。这是继去年十万大军闯关东后掀起的第二个革命高潮。土地改革、剿匪运动和根据地建设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犹如一场暴风骤雨，震荡着沉睡多年的黑土地。

[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2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中南军区1955年初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3]　《中央文件汇集》。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

[5]　《辽沈决战》上册第43—49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辽沈决战》上册第32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　《辽沈决战》上册第91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　《群众》第1期，东北局1946年7月13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