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暴风骤雨（二）砍大树挖财宝" class="reference-link">第29章　暴风骤雨（二）砍大树挖财宝

春耕的困难——斗出财宝就不愁——砍挖运动开始了——“大胆放手就是政策”——挖窖指示——斗争扩大化——伤员和农会打起来——刘少奇建设整顿队伍——贫农“坐江山”，干部靠边站——运动再度出现曲折

1947年2月20日东北局群众工作会议结束后，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报告，汇报前一段土改运动的成就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经过反奸清算和“煮夹生饭”两个阶段的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报告中说：“全东北（南满除外）共分配土地约3 160万亩，计西满1 800万亩，松江670万亩，合江320万亩，东满310万亩，牡丹江60万亩。得地的人共约400万人，计西满200万人，松江86万人，合江47万人，东满60万人，牡丹江7万人。”

下一步的计划，报告说：“我们决定目前仍是以全力消灭夹生饭，其办法是在继续深入土地斗争中，彻底打垮农村中的封建堡垒，肃清国特、地下军等反革命组织。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组织发现培养真正劳而又苦的积极分子。使基本群众真正获得斗争果实，使地到手、粮到口、马到槽、枪换肩，和准备今春生产密切联系起来。但估计到在春耕前夹生饭还不能完全消灭，到春耕开始时则必须迅速转入生产运动。动员一切干部力量及所有党政机关、地方部队突击春耕，帮助和组织群众生产。配合政府公开布告，规定地主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回已分土地，任何人不得荒芜耕地，奖励互助，奖励模范、劳动英雄等办法，其目的在于保证所有耕地全部种上。”

报告说：在组织生产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甲，旧的生产秩序破坏，新的生产秩序尚未建立。乙，土地的分散和生产工具的分散不相适应，加以战争的破坏，牲口减少，贫雇农普遍地缺乏耕畜。丙，由于土地分配的不彻底、不合理，及战争情况的动荡，地主的反攻造谣等原因，部分群众对使用土地还有所犹豫顾虑。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等待观望心理。因此今年的生产在一般地区的具体要求是将去年的耕地全部种上，防止新荒。至于在工作较好的地区，因土地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故群众生产的情绪很高。均已开始积粪买马，酝酿组织互助，准备多施肥料，多铲多耥，妇女也准备生产。这些地方群众反映保证今年可增加生产。”

形势的发展正如《报告》所预料的，甚至更为严重。通肯县通报情况反映：农民元气不足，生产中还有重重困难。“一般农民受了多年困苦，他们初得土地贫弱无力，要种缺种籽、缺马料、缺农具，特别是牲畜的困难。凑钱、插犋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济大事；借贷换工也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总是人家的。基本问题解决不了，农民分得土地，自己无力耕种，在困难面前容易动摇。甚至对于地主不敢决裂，对富农不断依赖，翻身是困难的。例如，百祥区地主吕默家，暗藏财富没有清出，群众就依赖他；不但不和他决裂，还企图叫他出来领导生产换工小组。”

而地主呢？虽然地被分了，但暗藏的财富还在，家里还有老底子，经济上并没有彻底垮台。“例如百祥区刘家乡地主陈万顺，他素日依靠150垧地剥削农民，每年除全家好吃好穿消费，还买了许多金银首饰，又把11个5斤3两重的银元宝于5年前就埋藏在院中地下。划地斗争，他拿出了140垧地，不但元宝依然暗藏着，还把金银首饰又都埋藏起来。计算一下，他地下埋藏的财物还比他土地价值高出一倍以上。这样的地主很多，成了普遍现象。他们企图：虽然丧失土地，仍然保持经济不垮，还可进而用此优越条件向农民趁机反攻。三圣宫区大地主刘俊，被清算拿出土地后，就暗向农民放风声‘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把犁杖挂到屋檐上，也吃他几年’。”

伦河区孙王乡的农民首先行动起来，他们提出“没有马，没有牛，斗出财宝就不愁”的口号。深入斗争乡里的两家地主，从地下挖出金镯子12副，银器5斤，270套衣服，1 800尺布。还找出80石粮食，60床被子，解决了全乡麦种、马料、牲口和单衣的困难，搞起了春耕。县委将孙王乡“斗财宝”的经验推广开来，别的乡工作队也领导群众纷纷干起来。全县144个乡，有80％的乡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全县统计前后共斗出金子13斤8两、银子794斤、布匹38 089尺、牛马1 104匹、现款350万元。解决了春耕中生产资金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少贫农的生活困难。

在斗争中县委总结了一些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经验是：

“许多次斗争证明：被清算地主除了土地之外，没有一个不埋藏财富，而且很难斗得干净。我们如果只分了土地，不动浮财是不对的。不注意他们埋藏财富，只土地即留给中农水平，也是不合适的。留给他应少于贫雇农分的地，对于浮物财产还应尽可能追出。否则地主经济还不会垮下去，因为他们的浮物财，无论如何是比基本群众富裕得多。”

“分了土地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但发展生产之重要前提，则是群众获得适当的果实作为生产的资本。东北农作牲口有着重大的作用，在分地后，群众翻身的重要环节是‘有马’。”

春耕是有时间限制的，斗争要与“煮夹生饭”结合起来搞。斗当前急需的问题，次要的放后。不能千篇一律一开斗争会就是好几天，耽误了春耕生产。

“斗财宝是为了搞垮地主，帮助群众自己发家致富。所以斗出果实，必须注意正当分配和处理，反对浪费。应真正是分到贫苦勤劳的农民手中，用到群众发家致富的必需步骤上。”

其教训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地主财宝埋藏机密，应一方面利用地主内部矛盾，发现材料；一方面发动群众追寻。如果真正群众性的阶级自觉，因之捆打自然也不能限制（目前说）。但应启发群众了解，只打还是盲目性的。应多用具体方法，发现材料，是比较实际的。”

“斗争应是群众性的，几个干部孤立地东跑西跑是不好的。流氓乘机抓一把，浑水摸鱼，更应事前很好掌握，县区派人出头领导。”

“斗争对象应是被清算地主，如果增加新对象，打击到中农和一般富农，就可能妨害生产。”[1]

海伦县的情况也是如此。东北局下达准备春耕的指示后，县里也面临着资金缺乏、生产资料严重不足的问题。讨论时有人提出：可以组织群众买柳条编筐编席子，卖到城里换钱。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没有多大作用，远不如挖财宝能得到直接的利益。爱乡区的两个屯首先行动，自兴屯农民通过“斗大树挖财宝”，抄出的金银就卖了500多万元，买进60多匹好马和40万元的豆饼。这样一来小户家家都有了好马，另外他们还帮助沿江最穷的屯子解决困难，送去20多头牛和粮食衣服。墨乡屯群众到县城斗大树，得到近3 000万元的果实。一次从城里拉回本屯的就有现款500万元，光小麦就买了140石。除本区解决春耕困难外，还向周围9个屯子的小户提供了24 000多斤麦种的补助。这些消息传到了县委，县委大加赞扬。决定将“斗倒大树好种田”的运动迅速推广到各区。[2]

砍大树挖财宝，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春耕生产和贫农生活上的困难。东北局1947年11月关于土改运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煮夹生饭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去年冬季群众没有衣服，一个是今年春耕群众没有马匹、种子。各地又用挖财宝解决了春耕困难。在春耕时发现地主留地太多，在煮夹生饭中发现，单分掉地主土地还不能打倒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因地主家庭财产相当大，在分土地后地主并不在乎。有地主还说：再过三年又可翻身。挖财宝后地主的威风才真正地打下去了，狗腿也不靠地主，地主的亲戚也散了。各地都提出了新问题，于是又来了一个砍大树挖底产运动。对中小地主总是照顾太多，这些除一般富农不挖底外，大中小地主及恶霸富农大富农都挖了底产，多余的土地分了。但在挖底运动中发生一个偏向：就是有些地方因农村的挖底产，许多农民就大批进城。各地掌握不住，有些县城工商业一时搞乱的也有。但不久均纠正过来。”

东北局的这个报告，是在土改运动“左”的倾向处于高潮时期写的，因此并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事实上从1947年春季“砍大树挖财宝”开始，到1948年2月“扫堂子”之风被纠正，东北土改运动经历了最为动荡的时期。

1947年6月，松江省委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总结半年群众运动工作，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东北局副书记高岗到会讲话。他说：“所谓熟了的地区，就是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把封建地主阶级从经济、政治、武装上彻底摧毁。不仅要分掉恶霸地主的土地、牛马、浮财，而且要挖出他们的家底。这样才能最后摧毁恶霸地主的经济基础。”省委负责人在会上提出了“大胆放手就是政策”，他说：“大胆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对领导干部思想来说，就是要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留丝毫余地。任何恶霸地主的哀乞与叫骂，我们都毫不同情。……在斗争中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那么，大胆放手会不会违反政策呢？不会的。放手就是根据政策来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放手也不是不要领导，放手本身就是有领导的群众路线。一切与此相反的，都是违反群众路线的。什么人不让我们放手？那就是蒋介石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手是自己长的，放不放由我们自己。一切束缚自己手足的行动，都是错误的。”在谈到具体政策时，这位负责人说：“中地主和大地主一样处理，同样要彻底摧毁其封建基础。小地主可以照顾些，但整个来说，照顾要看群众的自愿。群众不愿意就不照顾，不能由我们规定。现在不要怕地主受穷或叫骂，地主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地主受饿。”他也指出，对富农要有所区别，对工商业要有保护政策。[3]

这个会一开，加上报纸大量宣传，原来土改“煮夹生饭”的政策就被冲破了。“砍挖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普及到东北解放区的各个乡村。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1947年春季的灾荒有密切关系。由于自然灾害，剿匪和搞运动，新的生产组织尚未建立等多方面原因，大量土地没有及时进行春耕。到青黄不接的时节，许多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粮荒。宾县、双城、五常都是最早开辟的根据地，土改也搞得最深入，也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1947年6月20日的《东北日报》以《宾县五常双城等地大力解决群众粮食》为题，作了报道：“据5月调查，（宾县）全县有59个村缺粮较严重，种大地时已吃糠皮。其中24个村因去年中央胡匪扰害，地未侍弄上，分地未得粮；6个村因去年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分地少，分坏地；其他因天涝，或因底子太穷，甚至有两个村去年因雹灾，未得收成。”农民打柴禾、编草帽、往哈尔滨拉炭、卖瓦盆，换钱买粮食，贫农提出“人吃野菜，马吃夜草，猪吃榆树钱”，节省出粮食给下地干重活的男人吃。但即使如此也解决不了问题，“由于贫雇农太穷，节约互助所得太少，公家负担多，贷款放粮也不易。只有第三个办法——继续深入土地斗争，向封建地主追赃要债，挖黑物，获得很大成效。”各区都发动贫雇农到地主家里挖粮食、起浮财，获得大批粮食和钱财、衣服，分给村民。这一下调动起老乡的积极性，“有个别落后贫农知道地主隐藏黑物，从前竟不敢说。现在则毫无顾虑地报告农会。有的由于群众真正抬头，狗腿子、两面光转变态度，把秘密泄露出来。有的因为在生产中贫农团结中农的政治影响，致中农大胆反映材料。所以封建地主巧妙地把东西粮食藏在坟墓里、鸡窝下、夹墙内、树底下、顶棚上，而外表却装穷作酸，开荒刨地，吃高粱皮，吃豆饼，企图蒙蔽贫雇农，而终于瞒不过群众的耳目。这种斗争展开了，财神岗的贫农说地主王树先‘这一下可真垮了’！空心沟的贫农责骂地主张五麻子：‘你藏着粮食布匹，珍珠金银，不是想翻把吗？现在就挖断你的命根子！’而大多数劳动哥儿们说：‘打垮封建，割断尾巴，吃饱肚子，好好铲趟’。吃粮困难的村屯，基本原因是由于封建地主压迫剥削苛毒，被中央胡匪抢掠。所以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祸根是你——封建地主造的，困难还得你解决。’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在斗争中又提高了一步。”

在分完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后，又开始深挖地主隐藏的家底。这并不是东北农民的新发明。早在红军时期，中央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扩红和筹款。而筹款的主要来源就是到地主老财家里“挖窖”，搜尽他们的财产以维持红军的生活必需。这固然是一种最便捷的方法，但只适用于作战的白区，而不适用于根据地的红区。因为这有杀鸡取卵的副作用，挖光了就不会再有，也会搞乱地方经济。如果根据地这样搞，势必很快山穷水尽，导致经济来源枯竭。现在土地改革中这样搞，究竟行不行？东北局领导为此请示中央。此时毛泽东正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刘少奇、朱德主持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土改工作的具体领导。1947年7月15日，中央工委复电东北局，提出《关于土地改革中挖窖问题的几点意见》。全文如下：

东北局并报中央：

已有电已复，兹根据华北各地挖窖初步经验，提出下列各项供你们参考。

（一）挖地窖斗争必须与彻底解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相结合，决不可离开农民基本要求孤立地进行。必须确定斗争对象是地主阶级，特别是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对农民的地窖，决不要挖动。每一地主，有无地窖财宝亦应依靠群众力量调查清楚，并根据群众意见加以区别。对地主所供出隐藏财物的窝主，必须调查确实，不可乱斗。特别是供出的中、贫农分子，尤须注意。如确系窝主，可用教育说服团结等方法使之将地主的财物交出了事，不可侵犯中农贫农自己的财产。

（二）因地主地窖和埋藏的财物不易确知其多少及斗至何种程度方为彻底，因此应确定斗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在生产中缺乏粮食、衣服、耕畜、农具、种籽、肥料资本等各种困难。如斗出的果实，能够基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不能确知地主是否还有埋藏的财物，这样在广大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适可而止。不要主观地漫无边际地斗下去，也不要企图经过一两次斗争就将地主隐藏的财物全部斗出，应尽可能减少地主的逃跑和自杀。

（三）广泛运用群众路线，这是决定斗争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必须以贫雇农为骨干，联合全体中农共同向地主斗争，特别是耐心说服教育发动被地主欺骗利用的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参加斗争。对每个斗争对象的确定，及如何斗法须经群众民主讨论和决定，坚决反对干部强迫命令及少数积极分子脱离广大群众的恐怖行动。斗争的领导必须掌握在正派贫苦的积极分子和忠实可靠公正廉洁的干部手中，保证斗争果实不被贪污浪费，能真正落到全体贫苦农民手中。在流氓和贪污腐化干部当权又没有可靠工作团的地方暂时不要进行，也不要在报纸上公布挖地窖的消息，如流氓分子和少数坏干部自动进行必须加以制止。

（四）斗争方法一般的是：1．发动群众力量，利用地主家中的长工婢女进行周密调查，并争取教育被地主利用的落后分子将地主隐藏的财物交出。2．用忠实可靠的群众和民兵监视地主，以防财物转移。必要时将地主扣押以防逃跑。3．以群众大会的压力，群众激烈斗争的威势，逼迫地主讲出财宝地窖的所在地。4．用个别谈判说服等软的方式，或分化其家属内部，或利用其亲属戚友及其他地主进行劝说，甚至在谈判中只提出一定数量的财物，令其交出了事，不提他的全部。或在谈判中讲明并保证给地主留下百分之几的数目。总之，要以群众斗争与个别谈判等软硬各种方法配合斗争，一般情况下，软的方法收效较大，决不可只用硬的方法，弄成僵局。

（五）挖出的一切果实，应由群众大会选出若干忠实可靠的农民组成保管委员会（工作团可派干部参加），专司登记、看守、保管、监督之责，但他们没有动用和分配果实权力。同时由群众大会宣布严格纪律，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吞占斗争果实。不经群众大会决定不得动取一钱一物，违者给以处罚，工作团要教育一切团员严守群众纪律，不得拿取和动用群众果实。上级领导机关应严禁任何干部将群众果实作为私人馈送的礼物。

（六）必须按人口和贫苦程度，将全部果实公平合理地分给贫苦农民，并使中农得部分的利益，严禁干部多分果实。在农民群众中提倡勤俭节用，反对挥霍浪费，一切分到的果实都须用在生产建设成家立业方面去。[4]

我们不惜篇幅，全文抄录中央工委的指示，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参照：当年中央设计的挖窖斗争应该是什么规模、什么政策。然而地方执行起来又偏离到何等程度。群众运动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左”起来可以大踏步往前走，走到与中央政策离谱的程度。要保持清醒头脑的难度是很大的，往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中央所担忧的扩大打击面，流氓分子搞恐怖活动，私分斗争果实等问题都出现了，甚至将运动引向歧途，造成了社会和革命阵营内部的混乱。

在“大胆放手就是政策”的引导下，北满松江省的大部分县乡很快掀起了抄家风潮。村里的地主财物被抄干净了，群众就成群结队到县城里斗大树、起浮财。《东北日报》1947年7月18日报道：“自6月中旬群工会议后，由于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认识了走群众路线和大胆放手的结果，一个月来，双城全县轰轰烈烈普遍展开的深入斗争，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和运动之深入性，为空前未有。四乡农民结队成群手执扎枪，进城起运浮物。每天总有几百辆大车从四门涌进涌出，每乘阴雨坏天，则更纷纷冒雨踏泥前来，吆喝连成一片。构成一幅翻身群众气势豪壮的新图景。据初步不完全统计，全县卷入这场斗争的村屯达70％以上，起出浮物底产总值共约210 500万元，并有枪支若干。群众响亮地提出了‘割尾巴’，‘挖大树根，油水要光，威风要倒，天下是咱们的！’等口号。在群众威力下，地主的地产、浮物与贵重物品，从最隐蔽的地方追了出来，挖了出来。”在这次斗争中甚至有人提出了“打不死地主，就算是对地主的照顾了！”

今天看了这些报道，不免要问：这么多群众进城挖浮财，他们有多少人熟悉城里的情况？谁是打击对象？谁不是打击对象？恐怕谁也不会考虑政策，只见房子好一些，像是有钱的，只管当地主打击就是了。只要抄出财物，装上大车拉回村里，谁不高兴？这样肯定会打击到许多不是地主的中等阶层，造成敌我不分一锅烩。坚持政策反而很难，请看1947年7月4日《东北日报》发自辽东本溪地区的消息：

这是一个夏天的傍午，太阳火热地晒在农民群众头上。恶霸大地主已被清算。

主席站在台上宣布开会了。报告是：斗出土地的总数，各户分得土地的数目……

一位青年农民突然由群众中站了起来，他本是得地户，该是喜欢，然而脸上显出不十分满足似的，咧着嘴说出几句“出乎意外”的话：“地分了，不够种。小地主的地还多，他种不了。我们要分他一些！”

群众鼓掌了。从心里鼓掌了。满场一致地喊出一句话：“分小地主的地！”

主席默然了。主席偏过头问某副政委，他为之默然良久，然后在低声交谈着。

下边还是不断地火热地喊叫：“分小地主的地！”

主席移到台上说话了：“老乡们，这个不能。这是违反政策的。大家就这样吧，散会！”

群众喊声突然肃静下去，火热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直淌汗，人群懒懒地疏散开，脚步移动地怪沉闷地各自走回家里去了。

这篇题为《是谁不放手？对谁放手？》的报道结尾，作者语气强烈地质问：“是谁不放手？是故事中的领导者们。他们对谁不放手？是对基本农民群众。他们对谁又放手了呢？是对封建地主阶级！

不分小地主的地，保护中农利益，是土改政策中明文规定的。但现在的“砍挖运动”竟对维护政策的干部公开指责，中央工委的指示就很难保证得到贯彻了。

斗争很快升级，抄家挖窖成了各村的头等大事，为了把地主的财物彻底挖出来，五常县总结了一套经验。地主为了逃避斗争，预先将财富转移。埋藏的地方有炕洞、锅台、鸡窝、茅厕下，猪圈和祖上的棺木里、花池、大树、小庙、墙壁中间。甚至把贵重东西藏在女人裤子里。有的地主全家分散逃跑，有的将家产化整为零，报为中农成分，要求照顾。有的将东西藏起来，让家人天天在村里讨饭装穷。有的与狗腿子串通好，搞假斗争。会上狗腿又打又骂，地主又哭又闹，群众白白等了两天，也没分到东西，还耽误了铲地。有的去找当干部和在部队的亲属、朋友，寻求保护。有的守财不要命，打死也不说。有的以自杀来吓唬群众。[5]总结了这些现象，就是告诉群众：要深挖细找，反复斗争。只有挖出财宝来才是斗争胜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各地在斗财宝中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体罚、殴打的方式，不少乡村发生了自行处决人的事件。汤原县民主屯群众搜查地主赵某家时，赵妻躺在床上哼哈装病。群众识破将她打了一顿，病也没了。竹廉乡地主乔某的老婆，群众起完了她家的衣服，找她要金子，她就投了江。群众也没理她，还是把金子也起出来了。[6]牡丹江市铁岭区一村将20多名地主逮捕，村里50多名妇女把地主家属集中到一个房子里，追索赃物。她们先将地主家属的屋子搜查一遍，然后从头到脚检查地主家属身上。结果发现裤腿里藏布，腋袖里藏金镏子。搜完后妇女们又每天轮流追问，要地主家属供出其他藏东西的地点。三天内她们挖出布匹、粮食、衣服、金首饰、猪羊鸡等价值1 000多万元。虽然每天从凌晨3点一直追到夜里12点，可是妇女们都非常高兴，谁也不觉得累。[7]

年青的工作队员邹家骅当时正在宾县参加土改，他写了一篇《宾县砍挖运动散记》，描述妇女的“大扫除”：

财神岗的老爷们都下地去了，老娘们留在家里干活。区工委的同志看到地主王家禄家（已跑）的老娘们常蹲在炕头不下地干活，心想那一定是没打垮。因此就去找过去受过王家禄压迫的老娘们唠嗑，问她们：

“为啥王家禄家的老娘们不下地干活？”

“人家有吃的呗。”

“他家不是被斗了好几茬吗？”

“哼，人家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分了他的还比咱小户强。往年给他家铲地不给饭吃，天阴干活一天算二气。”

于是老娘们斗争的热情被挑起来了，奔走了6个屯，半晌工夫就联合了80多个老娘们把王家禄的大门看起来。南北屯的老娘们一帮帮往院里挤，就这样把王家禄家的老娘们给斗上了。她们外表上穿了破裤、破褂，里面都穿了好几件蓝布大褂，四五条青市布裤。80几个妇女把她们身上的衣服剥下来，给她们换上了破衣。还斗出了3担多粮食，13条八成新的棉被。麻花布的被面洗得净净的，蓝是蓝，白是白，还浆得哗哗直响。她们这斗争做了榜样，接着财神岗东部6个屯的老娘们也学会了。她们集合了60多人要斗争地主王景和家，王景和家的老娘们听说王家禄家的老娘们因为没下地而挨斗，动员她家几个妇女把几十尺布和线都捆在身上，假装铲草跑到地里。赶去斗争的妇女进屋里一看，啥也没有了。当即赶去地里，把她们围上。要她们解开衣服，把几十尺布和线都解下来，还斗出了粮食和二缸大酱。

砍挖斗争范围逐渐扩大，从本屯斗本屯转到各屯互相斗。邹家骅写道：

有各屯斗各屯的，也有两个屯合起来斗的。这样，全村才卷入了斗争。你屯到我屯斗，我屯不服气，再到你屯去斗（因为这里住户的流动性大，前两年在这屯住，后两年就搬到那屯。有的是因为并屯子，在这屯里做下的坏事，人都搬到那屯去了。所以发生了你屯到我屯斗，我屯到你屯斗的现象）。你屯也不服气，又把我屯的地主也抓起来。如老营口谷家屯的群众抓了林家屯的地主牛二鸡子，林家屯的群众又把谷家屯的地主谷玉田抓来。或者是一家地主你屯斗了，我屯再去斗。有一个地主一天被连续斗了5次。果实是各屯分各屯的，哪屯斗出来就归哪屯。[8]

这样大范围的斗争，就使人们产生了疑问。这些被斗争、被抄家的人是否都是地主。一些干部下去检查工作，发现打击中农的现象相当严重。榆树县的一个区在砍挖运动中，一些村里的流氓分子把持农会或自封“翻身队长”，既不经群众讨论，也不经工作队批准，就擅自动手侵犯中农。有的是将中农和地主、富农一起斗争，有的强迫中农奉献财产。有的看到外屯来砍挖，就先下手抄家。例如南梁屯听说附近的六家子要来清算，村长怕外屯来给弄光了，就领着人一气封了13家。有的说：“封上吧，将来风头软了再揭。外屯要来分，什么也不留呀！”吓得中农也是说：“委员，把我家封上吧！外屯来，都完啦！”有的流氓也趁火打劫，说什么“地主穷了，没什么可斗了。中农是小闷头，东西多，日子过得比地主都好。”他们威胁中农：“现在是流血斗争，将来是刮骨斗争。”[9]工作队干部有的知道这样违反政策，但都怕被指责为“不放手”、“包庇地主”，不能有力地出来制止，以致砍挖之风越来越盛，打击面越来越大，局势变得不可驾驭。

砍挖之风从各村搞各村扩展到各村互相搞，又从乡村扩展到城里。乡下农民经常成群结队，坐着大车扛着枪到县城里抓人、起浮财，搞得城里人心惶惶。斗争株连到一些人的亲戚、社会关系，而这些人中有许多是部队家属，或与部队干部战士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也使得部队思想产生了动荡。有的认为自己的家属亲友不是地主，不该斗争抄家。有的认为农民到城里随便抓人、打人、抄家太过分，简直没有王法了。当农民的行动触及到部队的人，或战士、干部的熟人来请求保护时，战士与农会的农民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和冲突。

在土改中与农民发生冲突的军队干部战士，多数出身都没问题，他们是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1947年9月发了几个通报，批评个别单位的干部战士干涉土改。

一个题为《阿城医院伤员被地主利用破坏群众斗争的经过》。说是7月11日下午，正旗区农民代表三人，到县里第三医院捉坏蛋医生赵永平。院部知道了就向这三个代表提议：别在院里绑打，免得引起伤员误会。三个代表说对，于是就把赵带走。到大门外上马车，代表怕赵逃走，就用枪对着他。这时被一群回民看到了（赵也是回民），拦住代表问：“为什么随便捉人？”并逼着代表放人。三代表不干，回民就鼓动伤员，一齐动手将代表打跑，赵被放出。事情传开后，有的地主鼓励伤员说：“同志，你们民主联军在前方打仗为国民流血牺牲，负了伤是光荣的。可是工作队、农会在后方随便抓人、打人、抢东西，把人家的媳妇打得死去活来，把孩子都打下来啦，简直比红胡子都邪虎。同志，我们情愿把财产都慰问伤员同志，也不愿叫他们分了去。你们打跑这帮胡子，医院我们来供给。”伤员被地主一顿造谣，信以为真，结成群找农会去打架。结果打伤21人，内有干部3人。并夺了工作队的武器、钱和东西。院部得知后马上开大会，说明打农会是不对的，并扣押了几个坏伤员，展开斗争。并到当地政府道歉，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另一个题为《苇河医院伤员被地主利用破坏群众斗争的经过》。说苇河医院伤员康树全认识一个伪满当区长的恶霸陈玉风。陈知道劳动哥们非斗他不可，所以就叫他老婆给康树全“上洋劲”，做了两双鞋，还叫她闺女和康勾搭。她们向康哭诉：“我家眼看就要饿死啦，把门都给封上，现在咱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吃不上穿不上，政府还要斗争。”康一听也不寻思寻思就火啦，等工作队协同农工联合会来清算陈玉风时，康树全就跑去把封条揭掉。工作队刘主任来了问康：“你为什么把封条揭掉？”康说：“你们也不睁眼看一看，这么穷的人斗他干什么？”刘说：“你好好休养吧，不要你管这事。”康说：“我偏要管，你们就斗争不了！”说完拿起棍子就朝刘打去，刘主任把棍子夺下来说：“把他捆起来！”康夺下儿童团的木枪乱打起来，把工作人员和儿童团都打跑了。刘主任通知县政府派人到医院把康扣押起来，恶霸马上到伤员中去造谣说：“政府把你们那个伤员捆起来戴尖帽子游街，刘主任下命令在街上看见一个伤员捆一个。”伤员们听后，马上跑出去30多个，从街里跑到区农会，把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扔到大街上，夺过儿童团的木枪就折断了。医院知道这回事，马上把他们找回来，又是开会又是找地方政府解释，才把事情解决了。

还有一份题为《浓河七团油坊武装干涉土地改革的经过》，这个油坊是部队搞生产的单位，有个地主李存仁的儿子在那里当兵。当群众要斗争李存仁时，油坊的排长给区政府打电话说：“李存仁的东西愿意全部交出，希望不要打人。”区里答复说：“群众要打政府也不能拦。”这下把油坊的战士惹火了，放出话说：“谁打军属一下，将来打他十下；打死一个，将来打死十个。”区政府把李存仁的老婆抓了起来，油坊的战士十多人拿着皮带去找区长。区长一见不好，连声认错，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一个战士说：“只要不打军属，其他一概不管。”还说：“别说你一个小区长，县长也打得满街跑。”区里只好把李的老婆放了。农会以为没有事了，又到街里来抓人斗争。油坊战士跑出来，将屯里来的人围在街里乱打。还问：“是不是在农会？在农会就打，不在农会不打！”还抓了几个农会的积极分子打了一顿。结果吓得政府和区队的人不敢出门，群众都躲到地里不敢回家。直到军区政治部得到报告，派专人去处理，没收了七团的油坊，抓了为首的三人交群众处理，才把事件制止住。[10]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得知这些消息后，非常重视。于1947年8月22日发出《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纠正非阶级意识和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指示》说：“在解放区进行深入土地改革，基本群众起来斗财宝、挖地窖，解决生产困难，彻底打垮封建势力的时候，在我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中，则有个别发生阶级意识模糊，失掉阶级立场的现象。”其表现是：

一、对农民起来斗财宝、挖地窖的正当行动，不表示同情，不予以赞助，反而认为群众运动“过火”或“过左”。

二、对地主装穷装苦、死皮赖脸的阴谋诡计，不表示愤恨，不予以揭露。反而认为地主被斗得可怜，生怕地主受了委屈。

三、由于上述思想上的错误，因此，甚至发生干涉和破坏群众斗争（如阿城等地的伤病员），枪毙农会主任（如马玉惨案），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如某师警卫连在东丰刘家屯发生的事件），解除工作团的武装、隐藏地主的财物等等打击群众、包庇地主的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

四、在拥政爱民工作中，普遍地发生不分阶级的所谓‘房东工作’，给地主挑水、扫院子，进行各种劳作；甚至偏听地主的花言巧语，接受地主的小恩小惠，因而蒙蔽了自己的头脑，错把地主当做了好人，模糊了阶级的观念。

五、对于地主家庭出身的分子，不加审查、不加选择的随便准其参军，一方面为投机分子、特务奸细开了方便之门；另方面又给地主助长威风，使其得以拿着“军人家属”、“革命家庭”的招牌，来吓唬农民群众。

总政治部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是由于政治认识上的模糊、剥削阶级思想在头脑中的影响以及部队思想教育放松而造成的。要求各部队普遍开展关于土地改革的政治教育，通过诉苦运动来启发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要支持土改运动，为农民撑腰。凡是发现个别人干涉运动、包庇地主，视情节之轻重，给予严厉处罚，直到交给群众公审。对地主家庭出身的分子，应加强教育；不改变立场的则应进行斗争，直到开除党籍军籍。《指示》最后规定：

我军各级干部，在解放区内，不得与地主阶级礼尚往来，不许接受他们的礼物，不赴他们的宴会，不得与地主女儿结婚。在蒋占区行动时，除政治机关外，亦不得与地主私人来往，并严格警惕和镇压地主阶级的各种阴谋诡计。[11]

此时，中央工作委员会正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各解放区的代表团分别汇报当地的土改情况，彭真率东北解放区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从代表们反映的情况中，上述问题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于1947年8月4日给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报告，分析当前土改运动中的问题和错误倾向，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原则。

针对某些地区领导土地改革的干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刘少奇指出：干部在乡村中拥有无限权力，强迫群众到会，付表决、呼口号，在斗争地主时，强迫群众打人杀人。他认为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他认为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变化值得注意，军队干部多数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亦大多娶地主女儿作老婆，在土改中有帮助其岳父者。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许多地主得我干部帮助降低了原来成分，利用我们各种组织形式来保护自己，压迫群众。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还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们感情大多同情地主。过去领导机关对这些情形熟视无睹。”

刘少奇还指出，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也很严重，“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他们大多不当兵，不服抗勤，负担较少，降低自己社会成分。选举开会完全包办，村干部有的分成二三个宗派，互相反对，轮番上台。总之，没有党内民主，正派人受压制，不能得势，邪风上升。”

刘少奇告诉毛泽东：“两个月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上述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少奇提了十条建议，主要内容是：经过贫农组和农会发扬民主，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组织及干部；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行使各项权力；对人民实行言论自由，监督、鉴定、选举和罢免干部；干部脱离群众的要作自我批评；地富出身的党员应回避本地区的土改，凡包庇地主、破坏土改的须受到处分；为避免群众随便打人杀人，派可靠干部在各地建立人民法庭；在群众向干部斗争时，应保障干部的基本权利，禁止打人、肉刑和在大会上逼供；对犯错误干部及地富出身干部一律采取教育方针，洗刷少数坏人。[12]

毛泽东正与胡宗南的大军在陕北周旋，天天转移，来不及仔细考虑。他读了刘少奇的电报，于8月13日复电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13]

刘少奇指出的现象，在老解放区确实存在。土改中坏人掌权，乱打乱杀，拉帮结派在村里当了新恶霸。工作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犯急性病，走过场，都是有的。但是参与土改运动领导的康生把一些缺点错误任意夸大，无限上纲，将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党员，在土地会议后掀起了一场“搬石头”的运动，将土改引向歧途，在党内造成了极大损失。师哲同志回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等作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托任弼时替中央起草新的工作指示，下大力气纠正那些极左的做法。”[14]

土地会议结束后，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各路代表回去传达，进一步深入土改。本来东北土改已经差不多搞完了，但根据中央的指示还要搞，重点是检查过去的工作，支持贫农掌权，审查原来的干部和工作团。当年的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回忆：“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成绩是伟大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中央有些指示和政策界限吃透不够，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如在‘砍挖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左的苗头，当时虽然制止了，但到平分土地的时候，由于受‘群众运动自发论’的影响，错误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打击面宽；一些地方出现了打杀过重的现象；个别地方农民进城清算了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地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的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我省产生的这种左的倾向，由于《东北日报》的报道、推广，影响比较大。这种左的错误，持续了约两个月，在中央及东北局发出纠偏指示后，得到了彻底改正。”[15]

张秀山的回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1947年10月召开的松江省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他作总结时对前一段砍挖运动的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但已经强调了政策问题。他指出砍挖运动的主要问题是控制不住局面，流氓乘机摸鱼，侵犯中农利益；乡下群众进城，对工商业打击过重；打人现象严重，群众以为打了就能挖出财宝，差不多每斗必打；工作队有强迫群众斗争和放任不管的偏向；干部和积极分子贪污果实，多分果实，没有照顾贫雇农。张秀山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在砍挖运动的基础上，贯彻土地法大纲，防止偏左偏右，执行好对各阶级的政策。抓好平分土地、建党、培养积极分子训练干部三大任务。[16]从他的讲话来看，松江土改的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一切工作即将走上正轨。

时隔半月，风向就变了。为贯彻土地会议精神，东北各地开始了审查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运动。12月2日《东北日报》的大标题是《一切权力归贫雇农！》，二版宾县平分土地报道的副标题是《村干部解除职务听候群众审查，大胆放手把政策交给贫雇农》。针对干部中有包庇地主、两面照顾、贪污果实等错误以及有的地方流氓当道，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以贫雇农大会取代农会，打破原来的组织圈子，让群众发扬民主，平分土地。原来的村干部一律解除职务，检讨个人错误，接受群众审查。原来领导砍挖的当权者一下子又变成了审查的对象。

群众大会又轰轰烈烈开起来了。对前一段的运动又进行否定。在宾县居仁区合兴村的群众大会上，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大会主席问：“去年分地谁作主？”群众说：“官家作主（意为工作团包办）。”又问：“今年夏天是谁作主？”答：“二流子作主。”问：“去年吃过什么亏？”答：“分不到好地。”问：“今年夏天吃过什么亏？”答：“好东西都给二流子贪污了。”问：“今后谁作主好？”答：“贫雇农作主好。”问：“天下谁服从谁？”答：“都服从贫雇农。”问：“贫雇农内部谁服从谁？”答：“少数服从多数。”台上台下一问一答，发动群众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宣布村干部停职，农会解散。新选出30多代表组成贫雇农大会，原来的村干部挨个上台，检讨错误，退还多占的果实。一个大会下来，权力又换了手。[17]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新的贫雇农大会在审查原来的干部时，又采取了与对付地主一样的方式。那些干部在砍挖运动中一直是领导抄家分果实的，这一次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群众们又来抄他的家了。绥化县双河区贫农大会，批斗并扣押了原区长廖某。因廖是地主出身，又是知识分子，有人说他在运动中包庇地主，区政府的职员有很多出身地富，被称为“地主政府”，有人说他在运动中贪污果实。在宣布将他撤职交人民法庭公审后，群众涌到他家，将其家产查封。[18]

由廖区长的问题顺藤摸瓜，又查到继任的傅区长身上，傅某是小地主出身，又做过五年工。在双河区工作期间和任区长后，虽有多分果实问题，但没有大错。县里原来不准备斗争他。但大会讨论时，贫雇农提出：傅某没和家庭划清界限，在工作中贪污，自己多分果实，要求撤他的职。一位工作队员说：傅工作一年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可以转到别处工作。主持会议的县委同志倾向于后者意见，问大家怎么办。台下顿时哄起来，一个贫农喊：是你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要我们说了算，为啥还要划圈圈？说完几个贫农代表跳上台下了傅某的枪，对其实行“专政”。台上台下乱成一团，不了了之。县委研究了情况后，认为要支持贫雇农。于是又开大会宣布清洗傅某，贫农才满意了。《东北日报》发了通讯，标题是《要干部，还是要贫雇农？》，表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这真是乱套了，土改搞来搞去，搞到干部自己头上了。双河区政府的干部对此极为不满，喊道：“这样整下去还得了？简直乱套了，乱到区政府来了。”一位长征老干部也说：“乱套了，这样整下去，把县政府也要推倒了。再这么整，我交枪不干了。”而上级却认为，这是群众的正义行动。[19]这样的宣传导向，起了很坏的影响。一时间干部被当作“绊脚石”打倒靠边，一种极端民主化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论调迅速抬头。

省委对绥化双河区的“经验”进行检查，发现这完全是一场闹剧。所谓的“贫雇农大会”实际上是各乡送来受训的学员，县委为了跟形势，把训练班改成了“代表会”。放纵这些“贫农代表”在会上胡闹，扣押廖区长，解散各乡农会。这些“代表”回到家，都给自己封了“官”，凌驾于干部群众之上，一切他们说了算。有的整干部，有的挖财宝，有的分土地，有的搞“贫农会”，总之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代表”不回本屯，而是住在区政府里吃喝，扬言“审查干部”。有的“代表”回屯召集会议，群众不知他是什么“官”，都不来，他就杀两头猪引诱群众来吃，边吃边讨论改选。群众拥护现在的村长，都不同意改选，“代表”白杀了猪，也没当上村长。有的“代表”回去对富农说：“这次贫雇农当家了，你的东西要一扫光了！”富农们听了，马上杀猪的杀猪，藏东西的藏东西，就是不让人分了去。有的“代表”回到村子，召开“威风大会”，自己坐中间，贫农、中农坐两边，按顺序去打地主。并强迫全村群众都要参加。当时正是秋收打场时节，“代表”说“威风大会”比打场重要，宁可耽误农活。“代表”遇见工作队员，傲慢地说：“扛大活的来了，我是你们的掌柜！”这样的所谓“贫雇农代表”，依然是一群流氓无赖。让这些人掌权，群众不但不会翻身，还会把土改运动搞坏搞乱。省委严厉批评了绥化双河区搞形式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在《东北日报》上公布，彻底否定了双河区以前在报上发表的“经验”。[20]

但是这并没有扭转大局，各地还在反“右”而不反“左”，贫雇农当家甩开了工作队，一些流氓破坏分子上台掌权，把砍挖运动又向前推了一步，发展到“扫堂子”运动。

[1]　丁秀：《通肯县挖穷根斗财宝》，1947年7月5日《群众》第17期。

[2]　丁秀：《通肯县挖穷根斗财宝》，1947年7月5日《群众》第17期。郑学孔：《海伦县斗大树挖财宝的经验》。

[3]　《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4]　《中央文件汇集》。

[5]　《东北日报》1947年7月13日。

[6]　《东北日报》1947年8月4日。

[7]　《东北日报》1947年8月7日。

[8]　《东北日报》1947年8月19日。

[9]　《东北日报》1947年9月6日。

[10]　1947年9月13日《群众》第18期。

[11]　1947年9月13日《群众》第18期。

[12]　《中央文件汇集》。

[13]　《毛泽东年谱》。

[14]　师哲：《峰与谷》，“我所了解的康生”一章。

[15]　张秀山：《松花江畔的暴风骤雨》，载《辽沈决战》下册。

[16]　《东北日报》1947年11月15日。

[17]　《东北日报》1947年12月3日。

[18]　《东北日报》1947年12月21日。

[19]　《东北日报》1948年1月6日。

[20]　《东北日报》1948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