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军工创业记" class="reference-link">第35章　军工创业记

没枪没炮怎么打仗——百万吨粮食出口之谜——金日成伸出援助之手——何长工软硬兼施搞武器——创建珲春军工基地——东北局军工会议——团结日本技术人员——大连“建新公司”——东北军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读者一定还记得本书前面讲过的，当我们的十万大军在1945年秋季匆匆赶到东北时，面临的是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七无”状况。天已转冷，关内来的老部队还穿着单衣，瑟瑟发抖。武器弹药就更成问题，“老兵老枪，新兵新枪”，招收的新兵一见国民党来，就哗变叛乱，新枪成了土匪手里的武器，用来对付我们。当时可真是困难极了，任你有天大的本事，没枪没炮没子弹还怎么打仗？

可是到了1947年底，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我军全线出击，几十万大军在中长铁路沿线四处打击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和机枪扫射打得国民党军抬不起头来。他们觉得很奇怪，共军哪儿来的这么多弹药？他们看到的共军也不是从前穿得破破烂烂的“土八路”，而是穿着新棉袄，戴着大皮帽的威风凛凛的正规军。

两年之间的这个巨变，是我们军工战线的同志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当我们注视着前方战场的激烈战斗时，也不要忘记军工战线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在轰鸣的机器旁和炼钢炉前为前方赶制炮弹、子弹和手榴弹，并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

后勤是一条广阔的战线，战争机器需要四方的支援和供应，才能正常运转。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向读者详细介绍那些为前线征集粮食、草料的人，那些用火车、汽车、马车昼夜为前方输送物资又运回伤员的人，那些带领民夫跟随大军南征北战的人，那些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那些勤俭持家的财经工作人员。我们介绍的是在后方白手起家，办起军工厂，为前方制造弹药的人们。

1945年秋季进军东北时，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考虑到接收东北后的建设问题。当时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搞后勤和军工生产的干部奔赴东北，由东北局负责分配工作。不料到达沈阳后，苏军对我党的态度相当恶劣，什么武器和物资都不肯给。我们的同志只好“钻空子”，到处找工厂和仓库，抓一把算一把。就这样从沈阳运出一批旧机器、无缝钢管等原材料，用车拉着向南满转移。

1946年的上半年是在大动荡中渡过的。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当时后方机关今天转移到这里，明天又转移到那里，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生产基地。四平保卫战时，我军的武器主要是靠刚到东北时收缴的一些日伪军装备，弹药是有限的，打一点就少一点。四平之战后，我军退过松花江，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如果再得不到大批的武器和弹药，战争几乎是无法再打下去了。

武器从哪里来呢？一条是到北满各地去找，像朱瑞同志领导的炮兵那样，漫山遍野去寻找日军遗弃的弹药和装备。许多部队都这样做了，当然也有一定收获。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求，东总考虑的结果，只有向苏联方面去买。

苏军撤离东北时，拉走了大批日军武器。这些武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堆废铁，毫无用处。当时一部分留在朝鲜，一部分放在满洲里中苏边境。我方得到这些信息，便想方设法与苏军联系。但是苏联的“国际主义”向来不是无偿的，你总得让他们得到相当的好处，他们才肯“支援”你。

王首道回忆：“1946年苏联因春旱秋涝谷物歉收，需要进口粮食。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同苏联远东公司驻哈尔滨代表波依克商谈，要求进行贸易，但都遭到拒绝。于是在11月派刘亚楼赴苏联直接与苏联政府外贸部门负责人面洽，苏方始同意谈判。他们先提出要粮15万吨，后又一下子增加到100万吨；我方代表叶季壮开始只答应给50万吨，以后苏方要得越来越多，直至要求每月运交30万吨。经过多次谈判，才达成每年出口100万吨的协定。对于这笔巨额的贸易，有些同志有不同的议论，但东北局的领导彭真、陈云等一直积极支持。当时苏方用‘秋林公司’，我方用‘东兴公司’的名义进行贸易。由于缺乏各方面的准备和经验，早期的对外贸易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运输，一下子集中和调运这么多的粮食，简直难以想象。因此，运粮的问题曾被列为全区第一位的中心工作，东北局为此专门讨论了4个钟头，确定由吕正操负责解决，并要求在1946年12月份突击修复280台机车。还要组织大批干部、工人从事粮食的集中、保管和装卸，这个工作由李立三、刘向三负责。至于具体的收购、调运工作，各级地方政府都安排有专人负责。各省、县、区都成立了购粮委员会，各省委并为此发出紧急指示，如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由于上下一致同心协力，这项外贸任务终于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出口粮食和肉类换回食盐、布匹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使东、西、北满各根据地的军需供应有了保证，而且普遍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在开展外贸工作方面，始终得到陈云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如他到大连、图们和朝鲜了解情况后，在准备和萧华赴南满的前一天，即1946年11月20日，曾亲笔写信给我、叶季壮和邵天同志，对于用5 000吨麦、2 000吨肉类向苏军管理的大连换取食盐、火车零件等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1]

读了上边一大段回忆，使人产生了几个问题：既然是苏联缺粮，我们主动卖给他，为什么他还拒绝？外贸问题为什么要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出面谈判？为什么与苏联的贸易会成为“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的问题？1962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四野战史审查讨论会，许多四野的老首长到会发言。其中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发言特别重要，在谈到解放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时，他说：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

刘亚楼的话，为我们解开了疑问。1946年的下半年，是东北我军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国民党军打到松花江边，随时可能攻入北满，东北局和林彪当时都作好了放弃哈尔滨到山区打游击的准备。当时我军的武器弹药极度缺乏，急需得到补充。这样就有了与苏方的谈判。但是苏方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有条约，拒绝了我方要求。为此刘亚楼参谋长亲自赴苏，依靠他在苏联多年的经验和关系，达成了以粮食换武器的协定。但是苏方并不是以废铁的价格将武器卖给我方，而是层层加价，这方面我方肯定是吃亏的。但是为了战争，不得不勒紧自己的腰带，用宝贵的粮食去换取武器。没有东北老百姓的支持，没有各级政府同志的努力，就不会有1947年形势的转变。

在东北我军最困难的时期，金日成向我方伸出了援助之手。1946年6月，当国民党军队向南、北满大举进犯时，东北局确定了以朝鲜北部为我军战略后方的应急方针，并派萧劲光和朱理治去平壤与朝鲜政府联系，建立了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办事处以“平壤利民公司”的名义作掩护，由朱理治同志负责，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是做好南满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转移工作；二是借道朝鲜为走廊，沟通南、北满及大连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三是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

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同志回忆：1946年6月，“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我军主动放弃安东、通化时，先后曾有18 000余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了鸭绿江以东。这些伤病员和后勤人员撤到朝鲜后，中间虽经多次精减，直到安东、通化收复前仍有5 000多人，到1947年6月还有2 000多人留在朝鲜境内。按当时朝鲜北部的条件和处境，这么多伤病员长期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是很不容易的。朝鲜领导人和政府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

“安东、通化撤退后，我方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多达2万多吨。为避免暴露目标，朝方政府动员了大批劳动党员出来肩挑人扛，从江边转移到隐蔽地点存放。安东、通化收复后，这些物资几乎又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朝鲜同志一方面接待我方人员，帮助我方转移和保管战略物资。更令人感动的是，朝鲜政府主动地支援我方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丁雪松回忆：“过去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两年多来，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2 000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12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提出的24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110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600到800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答应无偿赠予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不仅东北是如此，华东解放区也曾派人到朝鲜采购大量炸药和军用物资，从海路运到山东半岛，支援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当东北的局势有所好转后，东北局与朝鲜通过贸易方式互通有无，互相支援。朝鲜供应我方的物资除无烟煤、水产品和民用产品外，主要是与军用有关的硫酸、硝酸、甘油炸药和苦味炸药等；东北供应朝鲜的物资主要是粮食、烟煤和民用产品。

在与朝鲜同志交往的过程中，东北局办事处的同志们为朝鲜同志的热情帮助而深受感动。他们回忆：“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同志，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般都给予了圆满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说，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于我们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另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金日成的态度也影响到驻朝的苏军和苏联顾问，他们当时也给予我方不少帮助，给我方解决了不少问题。[2]

1947年底，东北我军转入全面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被压缩在中长线沿途的二十几座大、中城市里。东北大部分地区都在我解放区的控制之下。这时，苏联的态度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与我党我军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开始帮助我方进行解放战争。这年10月东北局召开军工会议，任命何长工任军工部长，负责军工生产。李富春交给何长工一个重要任务：当时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存放着一大批武器，是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这批武器对苏联来说是废铁，却是我军极其需要的。为把这批武器搞到手，东北局曾派李富春、萧劲光等人多次与苏方代表卡瓦洛夫谈判，都遭到拒绝。何长工去与他谈判，开始也谈不通。何长工以硬对硬，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卡瓦洛夫还是不答应。何长工急了，对他说：“你是个保守分子，没有一点国际主义。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卡瓦洛夫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欺负，态度软下来。何长工也软硬兼施，投其所好，搞来一些白酒，找来一些文工团的同志，办了几次舞会。卡瓦洛夫喝够了酒，跳舞跳得很高兴，最后终于同意将这批武器交给我方。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事，说明苏联政府的态度有了转变。但也不可否认，白酒和跳舞也是促成此事的一些不可少的环节。不管怎么说，何长工完成了任务，拉回来一大批枪炮、坦克，在战争中发挥了作用。[3]

在我们的军工企业尚未建立，军工生产还不能满足战争需要的情况下，向各方面搜集武器弹药能解决当时的战争需求。但要来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打一仗就会少一些，要想源源不断地保证武器和弹药供应，配合我军越来越大规模的战争，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我们的军工生产体系来。从我军进入东北那时起，一些同志就已经在艰苦创业了。

1946年的4月间，从梅河口到通化的铁路线上，喘着粗气的火车头拉着一列列满载人员和物资的货车，缓慢地向通化开去，一节铁闷子车厢里坐着一群干部和军人。车厢里堆满了半旧的机器和钢材、无缝钢管等等，说他们是军人，但更像是工人。领头的一个四方脸、浓眉大眼、体格健壮的中年汉子，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后勤部下属的军工部部长韩振纪。

韩振纪是河北高邑人，年轻时考入保定陆军讲武堂学习，后来到孙连仲的第26路军当参谋，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当了红军。1933年入党。他在红军中当过侦察科长、营长、副团长、红军学校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他在115师当过副团长、团政委，后来又把他调到新四军任军工部长。从此，他与军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时，他是新四军2师参谋长，奉命去东北工作。到了沈阳，东北局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当军工部长，具体的任务是在沈阳、鞍山、本溪一带搜集机器和物资，创建我军自己的军工厂。

万事开头难，当时形势极为动荡，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我军在节节后撤，东北局各机关也是几日一迁。韩振纪带着人到处转，大企业是一片荒凉破败，机器设备几乎都被苏联人当“战利品”拉走了，剩下的也说要让国民党来接收，不许我们拿。我们的人就到小厂子去找，这样找到一些机器和钢材。由于形势变化，东北局决定将通化作为我军在东北的后方基地。这些搞军工的也奉命向通化转移。

韩振纪等人到达通化之前，一些先期到通化的干部已经在那里铺了一个摊子。当时大家的想法不是建立军工生产体系，而是主要搞接收。结果口张得太大，把许多非军工生产部门都接过来了，如林务局、矿务局、发电厂、电灯公司等，造成机关庞大、人员过多。一个材料处就有400多人办公。这根本不符合战争时期的需要，除了收集一些物资，军工生产还没有上马。韩振纪看到这些情况，果断作出决定，凡与军工生产无关的部门，一律脱钩，转交给地方政府管理。有用的机器和生产用的原材料，尽可能装车，向延吉地区转移。

1946年的5月到7月，这些军工干部的生活是在艰难的旅途中度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侵犯南满，我军被迫放弃了通化和丹东。韩振纪将机器和物资运到朝鲜境内，还带着一批沿途招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7月底他们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

珲春地处山间盆地，图们江和珲春河在这里汇合。从长春到这里相当困难，但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交通便利。通过朝鲜可以沟通与北满的联系。这里有丰富的木材，电力是从朝鲜输送过来的，水力发电成本低廉，可以保证源源不断。这里到苏联边境仅30里，到朝鲜仅10里，有公路和铁路通行。距图们有150里，隔一座大山，也有公路交通。大家认为这里具备隐蔽的好条件，背靠朝鲜可以购买军工生产所需的化工和机械材料，资源、动力和交通情况也都不错，决定在这里建立我军的军工生产基地。

根据现有的条件和总部的要求，韩振纪等干部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枪炮生产的技术太复杂，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他们在珲春先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六个厂是东北我军最早的军工基础。

子弹厂是在日本人遗留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延吉郊外20多里的一个村镇，有个日本人修建的子弹厂。据说原来有300多部机器、日产量可达40万发。抗战结束后，这个厂子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搬迁，所剩无几。我们的人到珲春后，决定把这个厂剩下的东西全搬到珲春建厂，搬来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 000万发，还有20多个日本技术工人。经过一个月紧张的装机与试生产，到9月初生产出第一批子弹。头一个月统计下来，共生产三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发。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韩振纪和大家都十分高兴，准备扩大生产，争取每月完成40万发的生产任务。

手榴弹厂的情况比子弹厂要困难些。刚建厂时连粮食都没有。厂干部到附近农村清算了几个恶霸，筹了一些款，并发动群众帮助厂子解决了粮食问题。在建厂时原打算搞个化学厂，以制造炸药为主。但是只有原料，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人员，机械设备的问题一时也解决不了。子弹厂已经开始出成品，化学厂还没个头绪。韩振纪亲自来厂蹲点，决定改为生产手榴弹。他调了几个延安来的干部担任厂子领导，从当地招收了一批工人和学徒。整顿了厂里的工作，建立了一套生产、检验、统计和奖惩的规章制度。这样，从厂长、政委到各股的干部都各司其职，每天的生产情况都有详细的统计。干部亲自下车间组织生产，解决各种问题，情况很快有了起色。生产走上正轨，头一个月就生产出手榴弹35 000个。

手榴弹厂最初的试生产中，使用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生产日式短柄手榴弹。领导上考虑这种手榴弹部队战士用不惯，而改为试制我们自造的长柄手榴弹。大家给它取名叫“七一式”。如何使我们自造的手榴弹具有威力，干部们在野外反复试验。原来每个弹壳里装55克黄色炸药，结果爆炸的碎片大小不匀。他们就改装60克和65克再试验，结果60克炸药的手榴弹爆炸效果最好。大家决定以60克炸药的手榴弹为标准计量，我军自制的手榴弹定了型，也开始了批量生产。

军工生产是技术性要求很强的工作，干部和设备、原料的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珲春军工基地有很特殊的情况，工人和技术员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这就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政策性问题，我们的干部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付出的精力甚至比生产本身还多。

机器厂建成后，安装了许多机器。如果充分使用，需要七八百名工人。但是当时只有240名工人，真正懂技术的就更少了。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领导上都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各级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技术工人有的是从鞍山、本溪、通化带来的，有的是在当地招收的。开始时他们对我党不了解，虽然人是解放了，但思想上并没有当主人翁。因为工资比较低，经常闹情绪，积极性上不来。一个厂子只有五六个政工人员，有些还是刚从部队调来的年青干部。但是这些同志劲头很足，经常深入工人中和他们一起干，与大家交朋友。在条件不成熟的环境下暂时无法成立工会，干部们就寻找工人中有威望、作风正派的人，培养他们做积极分子，来带动大家。这个办法果然很灵。子弹厂的股长于震密是招聘来的技工，享受薪金待遇。他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供给制，还处处干在前面，受了感动，主动要求取消薪水，与干部们一样吃供给制。他说：“我要做主人，不愿做长工。为什么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又在外面呢？我宁愿做小小的掌柜，不愿做长工的头子。”受他的影响，其他几个拿薪金的技工也不要了，大家同甘共苦，全改为供给制。对于震密这样的积极分子，厂长、政委给以信任和支持，他当股长后工作一直很出色，他家是小地主出身，家庭生活是不错的，在厂子搬迁时，他表示可以脱离家庭跟厂子走。

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工人，不可能与共产党员一样要求。有的人尽管有些毛病，但只要大节好，肯积极为我们工作，也要给予信任和重用。机械厂的副厂长刘更新原来是沈阳兵工厂的老工人，日伪时期自己开过小工厂，当过工头。我军进入东北后，他参加了万毅将军的部队，担任修械所所长。调到珲春的机械厂后，对工作热心负责，深入车间亲自动手，管理很严。他带来的十几个人都是他的徒弟，对他绝对服从。刘更新在工人中有威信，缺点是脾气大、好争功，情绪不太稳定。但是这些缺点与他的成绩比起来，显然是优点多于缺点，因而被提拔为副厂长，在生产上发挥了作用。

珲春是朝鲜人居住区，当地多数是朝鲜人，军工厂招工时朝鲜人占了多半。朝鲜工人吃苦耐劳，工作情绪很高。但因语言不通，无法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手榴弹厂的副厂长周洪奎是朝鲜族，伪满时期在图们当过厂长，擅长铸造技术。他当了副厂长后，工作十分积极，与工人一起在车间里翻砂。他铸造手榴弹壳，1 500个里仅有6个废品。在当时设备简陋的条件下，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情况最复杂的是日本技术人员。我们的军工厂缺乏中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只能从留用的日本人中挑选。在珲春的军工厂中，日本人担任的工作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如子弹厂有20多个日本人，都是熟练工人。制造子弹主要依靠他们。一度制造冲模的日本人闹情绪，模具供不上使用，直接影响到子弹的产量。手榴弹厂有60多名日本人，重要技术岗位几乎都是他们的人。如制造科科长是个资本家，原来在日本本土开工厂。美军炸毁了他的工厂，才到中国来谋生。对制造技术是内行。科里下属的工作股主管绘图，股长也是个日本青年。手榴弹装配的主要工序拉火精药股，股长也是个日本老头，思想很顽固，但工作很认真，对拉火技术很有研究，过去是制造“毒瓦斯”和“发烟筒”（即烟幕弹）的。精药组的装配工人也全部是日本人。厂部直接领导的研究室，主任是个日本化学博士，伪满时期陆军研究院的研究员，当过军工厂厂长。厂部还有个技师，是个从事炸药生产30年的日本人。本来让他当制造科科长，但他胆子小，推动不了工作，所以调到厂部管技术。此人是个日军中尉，但很忠厚，不滑头，可以在技术上使用他。

这些日本人战败之后，心里是不服气的。由于生活困难，情绪波动很大，经常在一起酝酿回国，消极怠工。1947年8月，各地遣送日本侨民回国。这些日本人得到消息，就在一起秘密开会，在厂房里写标语：“我们回国，你们回家！”由于语言不通，大道理讲了不少，但收效甚微。我们的干部对这些日本人是不信任的，但是技术上缺了这些人不行。干部们软硬兼施，不听劝就强迫命令。在车间里建立严格的统计，每天产量高的就表扬，产量低或质量差的就批评。装病不上工的就强迫他干，不干也得干。在会上严厉指责坏人的活动，不许法西斯思想抬头。这些手段还是有效果的，日本人服从命令的意识较强，说不通就下命令，他们也就不闹事了。[4]

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粗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韩振纪领导的珲春基地是规模最大的，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建起了若干军工厂。毛泽东对东北的军工生产寄予厚望。1947年7月10日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8月29日答复林、罗关于进行秋季攻势的计划时又强调指出：东北我军应在明年开始平绥线作战，在张家口、北平间打开一个缺口，“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11月13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林彪和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5]

毛泽东把东北军工建设提到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高度，引起东北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从1947年春季“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局就已经重视军工生产问题了。罗荣桓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他了解到：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我军的发展，只靠日伪留下的弹药已经远远不够了。部队枪械弹药的补充，除了战场缴获外，一定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东北有工业基础，我军的军工生产也建立了一些工厂。但是这些工厂比较分散，缺乏统一计划，质量也有待提高，为此，必须加强领导。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为了强化军工生产，罗荣桓亲自找伍修权和何长工谈话，委托他们来负责军工生产工作。伍修权、何长工分别到各地调查军工企业的具体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1947年9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工会议，各地军工企业的负责同志都出席会议。会上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东北军工生产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根据东北局军工会议了解的情况和大家的汇报，东北局于11月7日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报告。从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东北军工生产的分布和规模：

军工企业的分布为：

在佳木斯以北之兴山有子弹厂、手榴弹厂及炼钢厂；

鸡西有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小机械厂；东安有化学厂、电器材料厂；

珲春有迫击炮弹厂（比较大），图们以北的石岘有手榴弹厂。

齐齐哈尔有六零炮弹厂，

佳木斯有修械厂，

牡丹江有修炮厂，

在哈尔滨用私营工厂组织炮弹生产，

辽东辑安可造手榴弹、九二步兵炮弹，可复装山炮弹。

以上地区共有机床498台，其他机器460台，共958台。辽东最多，有241台；珲春有180台，其他地区较少。

军工系统共有6 490人，其中日本人1 226人，朝鲜人498人。

1947年的生产情况：原计划生产300万个手榴弹，因北满天气造成弹药返潮，秋季作战中大批手榴弹打不响，被退回来。所以限量生产，每月5万个。重点解决防潮问题。

迫击炮弹能完成10万发。利用旧子弹壳复装子弹，完成500万发。完成掷弹筒弹10万发，掷弹筒300个。打下了炼钢和化学厂明年生产的基础。

军工会议后，确定的明年生产任务如下：

兴山、鸡西、石岘、辽东四厂生产手榴弹200万个；自制弹头复装子弹2 000万发，自制弹壳300万个；后年达到子弹完全自制。

迫击炮弹50万发，珲春生产36万、鸡西10万、辽东4万。

六零炮弹50万发，齐齐哈尔生产15万、鸡西10万、哈尔滨25万。

鸡西装配掷弹筒弹25万发。

山炮弹40万发，炮兵司令部复装15万、辽东5万、大连制造20万发。

九二步兵炮弹10万发，辽东生产3万、本部生产7万。

炼钢厂1948年要求炼钢500吨，满足兵器和工具需求。化学厂要求生产出无烟火药。

修械厂和修炮厂在完成修理任务同时，试制步枪和九二步兵炮。

为了完成1948年的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6]

这次重要的军工会议，将东北我军的军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何长工就任军工部长后，立即开始整顿组织、理顺关系。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东北的军工干部来自关内各个“山头”，各干一摊，要铲平“山头”，统一领导，有些同志的职务可能会受影响。好在大家都很顾全大局，不在乎升还是降，不计较官大官小。何长工撤销了原属各军区的军工部，把各纵队的修械厂一律划归军工部管理。在有军工厂的地方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一共设了9个办事处，分别在珲春、兴山、鸡西、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基本上就是原来那里的领导人。根据军工会议定下的生产计划，给各办事处进行了生产分工。大家各司其职，有分工有合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

军工生产上了规模，马上就遇到了原材料的困难。何长工组织采购人员到各地购买原料，因战争年代，物价动荡，货币贬值，往往作了预算领出钱来，原材料又涨价了。向苏联订货又不能及时到达，东北局也不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供应军工生产。何长工学着朱瑞的办法，组织“挖窖”队伍，到处寻找日本人留下的秘密军火仓库。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的地下仓库一个个被我们找到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军火保存得非常好，仓库都是钢筋水泥铸成的，存放的武器弹药不靠墙、不沾地，都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挖出的大批武器弹药能用的马上送往前线，其他军用物资由军工部统一分配。“挖窖”解决了当时相当大的困难。[7]

技术人员的问题与原材料的问题同等重要。由于缺乏技术人员，严重制约了军工生产的发展。然而人才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何长工在各地调查时了解到：我们的军工主要靠留用的日本人，由于生活贫困和回国风潮的影响，日本人的情绪很低落，没有积极性。何长工认为：日本人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军国主义分子，过去犯有罪恶。但多数也是普通的技术工人，不应对侵略战争负责。他们一旦觉悟，就会痛恨过去，为我们服务，把技术传授给我们。为了让他们安心军工生产，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甚至给予适当优待，都是必要的。何长工向罗荣桓建议：让日本技术人员帮我们工作两三年，把我们的人教会再走。对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给予优待。罗荣桓完全赞成，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东北有工厂、有原料，就缺技术人员。有了技术人员，枪炮都可以造。不仅要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教技术，还要动员他们把日本军队埋藏在地下的枪支弹药都找出来，让那些东西为我们所用。”[8]

后勤司令员黄克诚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当时不仅军工企业需要日本技术人员，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护士也大部分是日本留用人员。在战争年代，这些人对我军是很有用的。有些同志认为他们是战俘、是敌人，不可以信任。黄克诚不但要用他们，而且指示要对他们给予优待和照顾。他说：“我们的国家需要技术，对（日本）技术人员，让他们生活待遇好一些，一方面可以培养我们的干部，另方面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浪费。我们在东北的专家大概不够500人，专门的博士100人也不到，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对他们的要求只要是‘不反革命，好好替我们工作’这两条就行了。”[9]

有了上级的明确指示，何长工对日本技术人员作了多方面的照顾。他们没有房子住，就给他们安排好住处；子女送进学校。他们手里的伪满票子不能用，就给他们兑换成东北币。何长工还向他们许诺：“待条件允许，我一定负责亲自把你们遣送回国！”这些日本人非常感动，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东北解放后，有些人回了日本，有些技术人员则留在中国，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中国籍，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成员。

东北军工还有一个特殊的基地——大连基地。根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的条约规定，大连被苏联租借为军事基地，国民党军队不得进入。当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南满时，我军相当一批部队和干部撤退到大连，就地隐蔽起来。东北局任命韩光同志为大连市委书记，当时大连的副市长和公安局长也是共产党员。我方的一切活动，只要不给苏方造成外交方面的困难，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干涉。中共中央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可以大有作为。1946年8月指示各地，要利用大连的工业条件，建立我们自己的军工基地。在进行秘密调查后，1947年春，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带领一批干部来到大连，组织军工生产。此时，从延安来的江泽民也带一批干部来到大连。他们在韩光等地下党的支持帮助下，同苏军交涉后，接管了一批工厂，挂起“建新公司”的牌子，朱毅任总经理，江泽民为副经理，开始大干起来。

建新公司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为华东部队采购和生产武器弹药、军工产品，另一方面为东北部队生产军工产品，主要是提供炸药和原材料。江泽民主管东北的事务。江泽民，1903年生于四川江津，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入党，后被派往苏联，长时期在工厂里搞技术工作。1941年回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总后勤部和晋察冀边区从事后勤工作。1947年被派往大连，同年10月东北军工会议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工部副部长。

建新公司的主要设备来源是接收的日伪工厂。其中机械厂4个：大连机械厂、铸造厂、模范厂和震东厂；化工厂3个：满洲化工株式会社、大华、进合化工厂。还有1个制罐厂。上述工厂设备作价15 000万东北币。东北局和华东局又投资35 000万东北币，这是我党在全国最大的一笔工业投资了。1948年上半年全公司有员工6 009人，其中中国职员628人、日本职员84人；中国工人5 181人，日本工人116人。

建新公司的化学工厂主要生产无烟火药和制造炸药的化工产品。机械厂主要生产山炮弹和引信、军工机械。在大连与东北、华东解放区交通隔断的环境下，建新公司怎样购买原料和将成品输送到解放区部队手中，实在是很费周折的一件事。

公司生产用的钢铁、化工原料，基本上依靠朝鲜提供。我们的干部到大连后，即到朝鲜考察工业情况。战后的朝鲜情况也很不好，虽然钢铁和化学工业最发达，但兴南、平壤、顺川、南浦4个化工厂复工不满65％。军火工业中平壤军工厂机器大部被毁或运走，兴南、海州两个火药厂复工仅10％。钢铁工业的3个钢铁厂也只有少量生产。从工业生产条件说，原料中煤最缺乏，电力设备很强，但因缺煤不能发电。原日本技术人员大部分回国，机械除少数被拆尚属完全，但寿命均已超过10年，并缺乏附件。

虽然条件是如此困难，建新公司的同志们不等不靠，在与朝鲜同志的密切配合下，他们以贸易方式多方购买钢铁和化工原料，从海路运回大连，把生产搞起来。东北局指示何长工要全力支援大连，无论是粮食、煤炭、钢铁和铜，要什么给什么。中长和南满铁路都在国民党控制下，要从北满向大连运送物资是很困难的。大家克服种种困难，一条路是绕道朝鲜，从郑南浦海运到大连；一条路是走通化，经安东、普兰店到大连。为了避开国民党的封锁，每次运输都要秘密进行。这期间，何长工几次亲自带队向大连运去原料、运出产品，使建新公司的生产正常运转。公司领导在工厂里建立了完全正规化的规章制度，有工会，实行薪金加奖励的报酬，还建立了社会保险和职工福利。在各解放区中，他们算是最早搞起社会主义的。这些措施使工人真正感到是当家作主，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东北我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局发生了巨大转折。我军占有了东北地区绝大多数的乡村、县城和中等城市，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为了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东北军工事业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原料问题基本解决，工厂设备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有分工的规模生产格局。据建新公司1948年上半年统计的数字，军工一厂完成山炮弹弹体77 000多个、弹壳11 000多个；二厂完成引信8万多个、底火38 000多个。火药厂生产无烟火药17吨，化学厂生产硫酸2 000多吨，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1 200多吨。机械厂生产出冲压机、水压机等军工生产急需的机械。军事上和经济建设生用的铁丝、木板、锅炉等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各地。此外，大连生产的收发报机、电话等通讯设备、药品也是关内解放区的主要来源。[10]

到1948年6月底，东北军区军工部共有大小工厂55个、工人1万多、干部2 500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家业，基本可以满足我军在东北的作战需求。这年4月朱毅到哈尔滨向东北局汇报工作，并商谈供应华东解放军弹药问题。东北局负责人十分重视，派何长工、伍修权去大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为了减少麻烦、加强领导，东北局特派李一氓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专管对关内各解放区的供应和贸易工作。东北局还作出决定：1947年9月东北军工会议确定的由大连制造24万发炮弹供应关内的计划不变。每发炮弹折合200斤粮食，由北满、南满运送粮食和煤支持此事。进一步扩大大连的军工生产，并与私营工厂结合起来，保证完成计划规定的任务。1948年要扩大炮弹、引信、三酸的生产，恢复炼焦厂，制造黄色炸药，仿造子弹机器，恢复扩大安东和南满的有色金属矿，保障大连的军工原料。这些工作后来都一一得到了落实。[11]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分散游击的生产到形成规模集中生产，从枪械维修、生产部分弹药到修理坦克火炮、生产各种枪支大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不仅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有力地援助了关内的解放战争。大连作为最大的转运站，不断将满载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的轮船发往山东半岛。1947年7月29日，中央军委电告林、罗：“我刘邓大军本月歼敌九个半旅、四个师部，5万余人，战果极大。唯炮弹极缺，望多方设法接济刘邓山、野炮弹各1万发。为求速达，运输路仍取海上为宜，望告陈云办理。如何盼复。此外山东亦需炮弹，他们前已电告。”8月15日东北局复电军委：“送华东及晋冀鲁豫三八野炮弹15 000发、榴弹炮弹5 000发，总共2万发炮弹已于本月寒由此起运，经北朝鲜、大连运往胶东。炮弹之分配请中央决定。”

1948年1月5日，东北局在答复中央要求支援关内黄色炸药和资金的电报中表示：“所需各种炸药当尽量速送，黄色炸药可多送些。目前恐将仍由大连运山东。东北财经正在整理，估计今年除为华北印票子外，可帮助关内黄金3万两，并可于今年午以前陆续交完。午以后看战局发展情况才能确定，但3万两是无论如何可做到的。”5月25日，华北解放区领导人聂荣臻等致电中央，请东北帮助解决弹药和医药、医疗器械，开出长长的清单，其中有日、美、苏式炮弹3万多发、各种子弹800万发，以及手术器械、止血药、抗菌素等，东北也尽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东北军工对各解放区的大力援助，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8年底，陈毅、粟裕两位首长曾亲自签发信件，向旅大党组织和工人同志表示感谢。粟裕还说过：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在1948年底的第二次全国军工会议期间，刘少奇听取了东北军工负责人的汇报后，对东北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对几万军工干部和工人的最高奖赏，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1]　王首道：《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载《辽沈决战》下册。

[2]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载《辽沈决战》上册。

[3]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4]　《军工部工作情形汇报》，1947年9月。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　1947年10月东北局致中央关于军工生产的报告。

[7]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8]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9]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　《大连军工事业报告摘要》，1948年10月。

[11]　东北局致中央的报告，194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