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从和谈到破裂

中共中央拒绝向东北增兵——东北局在抚顺开会——陈云强调建立农村根据地——罗荣桓劝告不要幻想和平——马歇尔到延安——蒋介石推翻政协决议——毛泽东命令在东北大打

在国民党政府和国统区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声中，苏军很难在东北再呆下去了。1946年3月初，他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国民党东北行营密切注视苏军动向，不断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在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与东北民主联军处于对峙状态，双方都不主动进攻。国民党新6军集结在盘山、辽中、沟帮子一线；52军一部分驻扎在沈阳铁西区，一部分在新民。由于杜聿明到北平动手术，国民党军队没有指挥官，也无法行动。在杜聿明的推荐下，原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职务。郑洞国是杜聿明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曾在广西昆仑关血战中并肩战斗，打败日本侵略军。后来郑洞国任中国远征军副总指挥，在打通滇缅公路战斗中多次建功。在国民党将领中，郑洞国是一位勇敢善战的指挥官，在部队中威信很高。

苏军撤退后，东北局应该怎么办？彭真也没有想好。2月底东北局机关由本溪迁到抚顺，为了建立根据地，进入东北的部队都分散行动了。黄克诚率3师主力由法库北上向四平转移，萧华、吴克华的三纵、四纵在辽东半岛，359旅和山东7师去了北满。林彪带着山东1师和3师的7旅在沈阳与抚顺之间牵制国民党军主力。除此之外，剩下的就都是不顶事的地方武装了。

毛泽东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东北局虽然收到了，由于各部队都在流动状态下，大部分干部都没看到。对下一步行动，大家的意见也不统一。根据国民党军队大举增兵东北的情况，东北局曾向中央请示，希望能将新四军叶飞纵队和华北杨得志纵队调往东北。3月4日中央复电彭真、林彪，拒绝这一要求。说：“如我先向东北增兵，给国党以借口；我增彼亦增，彼快我慢，结果不仅拖延东北战争形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实际责任人民一时亦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因此，中央要东北局“准备独立坚持，切不可希望再增一兵一将”。[1]

当时国共双方军事对峙的态势，对我方是不利的。国民党军队是名正言顺地根据中苏条约进驻东北。老百姓对“中央”都抱着幻想和期望。而我军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支持，打完了仗连伤兵都要自己抬，这种无根据地作战造成的种种困难，令人恼火。我们的部队看起来人数多，除了内地来的老部队，新收编的部队多是乌合之众，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倒戈叛变。我们的部队一分散，握不起拳头，也没办法和国民党军队打大战。

为了解决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行动方针问题，3月6日到8日，东北局领导人在抚顺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萧劲光、伍修权等。会议着重讨论东北局势，和战问题，城市与乡村问题，是否应准备长期作战和战争指导方针等。

关于抚顺会议，现有的历史书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陈沂在一篇文章中说：“总的说，会议对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当时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些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2]

伍修权回忆抚顺会议：“在此以前，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抚顺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3]

这些回忆反映出当时东北局领导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并不统一。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关。虽然在秀水河子，沙岭打了两仗，但国内的大趋势仍然是和平气氛多于战争，中共中央还没有下决心与国民党破裂，党内多数人也不希望战争。韩先楚上将回忆：“由于处于认识过程中，又受到当时与国民党和平谈判这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从（1945年）九月下旬起，中共中央虽多次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但中间曾多次发生过摇摆和变动，以至在东北局领导层和广大干部中间，对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和城乡关系以及作战方针问题，都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混乱。”[4]

当时来到东北工作的干部，多数愿意在城市工作，不愿意到农村去作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彭真在4月19日为东北局起草的《切不要忽略根据地的建设》指示中，严厉批评了这种倾向。他指出：“现在各机关的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群众不发动起来一切都谈不到，机关再健全也无用。切不要把人员堆积到机关中，机关工作待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再健全也不迟。对于斤斤计较工作地位高低，贪图享乐，不愿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生根的少数干部，应给予严厉的批评和纠正，应切实肃清党内没落阶级的或个人主义的堕落倾向。”他强调：“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持久的、更残酷的、更剧烈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5]

主持北满工作的陈云，是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领导人。他在抚顺会议召开之前的2月25日就致电东北局，指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滞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这样下去，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6]

然而，这些意见并没有在会议后形成决议。抚顺会议后，罗荣桓因严重的肾脏病，实在坚持不住，只好前往大连养病。在萧华的南满部队司令部停留时，罗荣桓为局势担忧，写了一封信请萧华转达给东北局。信中提出四点建议：

1．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期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且自己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2．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拼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西满部队应迅速根据东北局指示，赶快合编组织两个机动纵队，并加强指挥。

3．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造成主力运动战更果敢条件。

4．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应就地取材利用人力建设医院，安置病员。要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作战化与加强下层领导。[7]

在东北局抚顺会议期间，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6年3月4日，两架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飞机的轰鸣声与热烈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天。机舱门打开后，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老人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就是五星上将马歇尔。

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委托，为了调解国共两党的内战和争端，马歇尔已经忙碌了近四个月。他仍然在尽自己的努力，用最大的耐心斡旋于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在基本立场上他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但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本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主张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给中共以一席之地。这比赫尔利的偏袒和粗暴，无疑是一个进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马歇尔将军致谢。感谢他为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认为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表示中共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在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当时外界谣传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毛泽东特地要周恩来转告马歇尔：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8]

根据政协会议精神和国内停战协定，成立了由国共双方和美国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马歇尔、周恩来和张治中组成三人小组，为实现和平和整军开始了国内的穿梭巡视。在华东、华北转了一圈后，飞机便飞到了延安。为了欢迎三人小组的到来，延安做了精心布置。机场上搭起红布牌楼，牌楼上插着中美两国国旗，悬挂着中、英两种文字的标语：“欢迎马歇尔将军！欢迎张治中将军！欢迎周恩来将军！”到机场迎接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有服装整齐、精神饱满的仪仗队；还有6 000多延安各界群众。这种隆重热烈的场面，是延安前所未有的。

马歇尔下了飞机，毛泽东上前与他握手。通过周恩来的介绍，毛泽东对马歇尔说：“欢迎马将军到延安来视察！”马歇尔回答：“感谢毛主席的盛情欢迎！”检阅仪仗队后，主人将客人送到杨家岭休息。

当天下午，马歇尔到枣园拜访毛泽东，他们进行了会谈。马歇尔强调了停火的必要性，告诉毛泽东：他已经向蒋介石表明，如果中国不统一，美国就不能给予援助。毛泽东答应遵守停战的各项协议，并希望停战协定能引用于东北地区。马歇尔解释说：据他理解，停战协定本来是可以引用到满洲的，但共方事先宣布在那里有特殊权益，对引用停战协议有怀疑。蒋介石怕引起国际纠纷，也不愿意执行小组去满洲。[9]

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马歇尔、张治中一行。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他说：“马歇尔将军及张、周两将军为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中国而奔波宣劳，全国人民皆应感谢，中共亦致谢意。中共刻已准备一切努力于建国事业。”马歇尔也致了答词。[10]

被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所感动，张治中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毛泽东笑着补充说：“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11]在这种欢笑的气氛中，谁还怀疑和平是遥遥无望的呢？

马歇尔回到重庆不久，便促成派遣执行小组到东北检查停战事宜。但一心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接受与中共平等相处的事实。在1946年2月进行整军方案谈判时，蒋介石就玩了不少手腕。当时马歇尔提出一个整军方案：中国陆军改编为六十个师，中共军队占其中二十个；海军、空军中要给共产党三分之一的编制。他把这个方案私下交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大为恼火。这样一来，中共岂不是占了大便宜？蒋推翻了马的方案，迫使马歇尔将军队比例改为五比一，即国民党陆军保留五十个师，中共十个师。海、空军中也没有中共的份。为了忍让以求和平，中共还是同意了这个整军方案。正当马歇尔准备把它落实执行时，蒋介石又节外生枝，企图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恢复国民党独裁统治。

蒋介石破坏和平，推翻政协决议的消息传到延安，引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毛泽东电令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研究对策。一方面下达命令，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半个月前马歇尔到延安的和平空气，被内战的寒流一冲而散。从中央下达的一系列指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变化。

3月13日，中央电告东北局和林彪：“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强调“只有在国军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应在防御的姿态下组织有力的回击”。

就在这一天，最后一批苏军撤离沈阳。驻在郊区的国民党52军立即向市区开进，着手接收。林彪十分着急，于3月15日向中央建议破坏南满工业区。刘少奇接到林彪的电报，他立即以中央名义于17日复电林彪：

关于南满工业区无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国、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的影响。务望不要作此打算，并向有此思想的同志，做坚定明确的解释。

3月20日以后，形势为之一变。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想恢复他的独裁统治。毛泽东把周恩来召回延安商议后，决定共产党人不出席政协会议，以示抗议。国民党在苏军撤退的同时，加紧增兵东北。马歇尔为了缓解东北的战争危机，曾多次催促蒋介石派遣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小组进入东北。但蒋介石根本不愿承认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合法存在，找种种借口拒绝马歇尔的要求。在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虽然他离去了，但美国的飞机和军舰依然源源不断地将军火和各种物资输送给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不打倒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位，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与和平。于是，毛泽东指示东北局，好好打几仗，杀下蒋介石的威风，巩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位。从3月23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你们应立即放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即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部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3月24日，毛泽东又给东北局、林彪、黄克诚等发出详尽的指示：

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

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12]

接到中央指示，东北局于3月26日向各部队下达作战部署的命令。西满军区主力兼程开赴四平街，归林彪亲自指挥；吉辽军区的罗华生、贺庆积、邓克明、曹里怀四个旅向长春集结。罗华生旅归林彪，其余三个旅在周保中指挥下准备夺取长春；北满抽调杨国夫师南下到四平，359旅准备进攻哈尔滨；南满部队配合沈阳以北之作战；最后，东北局号召大家：“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

形势说变就变，林彪带着小小的指挥机关，匆匆从抚顺赶往四平，准备在那里阻击国民党军。

[1]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2]　陈沂：《四平保卫战》。载《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3]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6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载《辽沈决战》上册。

[5]　见《辽沈决战》上册。

[6]　见《辽沈决战》下册附录《大事记》。

[7]　杨国庆著：《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5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　福雷斯特·波格：《马歇尔传》。

[10]　《大公报》1946年3月6日。

[11]　参见《张治中回忆录》，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