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冬季攻势（二）：辉煌的战绩" class="reference-link">第37章　冬季攻势（二）：辉煌的战绩

卫立煌走马上任——“固点联线”的死守策略——我军攻克辽阳——毛泽东与林彪商讨战略——连克鞍山、营口——政策问题——国民党高层在东北战略上的争吵——60军仓皇撤往长春——夺取四平——辉煌的战绩，形势的转折

1947年东北我军秋季攻势结束时，蒋介石就估计到陈诚不可能扭转东北的局面。他需要物色一个比陈诚更合适的将领去主持东北的战事。这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打硬仗；二是与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们有良好的关系。他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安徽合肥人。青年时代到广州投奔革命，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卫士。在大革命时期的东征、北伐战斗中，他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他任国民党第14军军长时，指挥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攻占苏区军政中心安徽金家寨（今金寨）。蒋介石对他大加赞誉，将金家寨由镇升县，改名为立煌县。当时国内以人名命名的县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广东的中山县。抗战时期卫立煌指挥了山西的忻口战役，打击了日军的锐气，振奋了国人的抗日信心。后来他到延安访问，目睹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从心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他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往来，互相帮助。1943年11月他接替陈诚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经过血战打通了中印公路，这是他军人生涯最辉煌的顶点。但在蒋介石心里对卫总是不信任。因为卫的资历与蒋差不多，又非黄埔出身，与蒋的关系达不到亲密的程度。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位于何应钦之下。卫立煌对这个空头衔愤怒之极，拒不到任。蒋也觉得不好意思，送卫立煌到美国和欧洲考察，等需要时再起用他。

东北的局势越来越危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召回卫立煌。国民党内能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官就那么几个人，卫立煌算是能打仗的。现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多数是当年的远征军，卫立煌与他们有共同作战的亲密关系。让卫立煌去主持东北的军事，无疑是最适合的了。在蒋介石急电催促下，卫立煌于1947年12月从国外回到上海。

蒋介石接见卫立煌，直言不讳地要他去东北收拾局面。卫立煌表面上再三推辞，心里却准备接受任命。当时卫夫人韩权华和卫的老部下都强烈反对，劝卫立煌千万不能跳入这个火坑。陈诚的夫人谭祥为了让陈诚脱身，亲自来到卫府求情。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又说：“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韩权华听了非常反感，心想：“救了你们一家，岂不是坑了我家？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你的替死鬼，这叫什么心理？”卫的高参陶振武也劝卫婉言谢绝此事，谁知卫立煌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得那么周到。”陶振武默然退出，心想卫不甘寂寞，贪迷做官到了这个程度，一定没有好结果，等着瞧吧。[1]

分析当时卫立煌的心态，东北最高军政长官的位子对他无疑是有诱惑力的。没有一个将军甘愿赋闲在家，卫立煌的自信心还是有的。到东北搞得好，他就是一方大员，蒋介石不能不依靠他。搞得不好，凭他与共产党多年的交情，也不致坏到哪里去。权衡之下，卫立煌作了两手准备。

当蒋介石接见他，要他去东北担任最高长官时，卫故意沉吟不答。他心里很明白，靠陈诚留给他的这些兵力，根本不够。蒋介石看出他的心思，主动提出给他增派部队，原来被消灭的部队可以恢复建制。这样，卫立煌能掌握的兵力肯定超过陈诚。卫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组成“东北剿总”，卫任总司令，取代原来的“东北行辕”。1月22日，卫立煌飞抵沈阳就任。

卫立煌上任后，立即向巴黎发了电报，请他的姨侄女婿汪德昭回国来当他的秘书。汪德昭是物理学家，与军事向来无缘，为何要把他从几万里之外喊来？原来他们之间有秘密的关系。

汪德昭，江苏灌云县人。早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33年赴法国留学，导师是物理学大师郎之万教授。郎之万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过贡献。汪德昭受进步思想影响，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左派领导人。卫立煌在法国游历，认识了汪德昭，并且了解了汪的背景。卫向汪表示愿意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并请汪代他秘密转达口信。卫立煌到沈阳后，电请汪德昭回来当他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为的是借助他与“某方”取得联系。汪德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暂停科学研究工作，回国单身来到沈阳。当时东北“剿总”的人都以为汪是靠亲戚关系回来当官的，国民党内部裙带成风，谁也没有怀疑汪德昭。卫立煌有这样一个可靠助手，所有机密电报都让汪过目。遗憾的是当时国共双方处于决战时刻，局势十分紧张。汪德昭多年在国外，国内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到辽沈战役结束，也不过半年多时间，不可能与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这件事情没有成功。[2]

卫立煌上任后立即着手抓兵权。经蒋介石批准，山东的国民党第54军于1948年1月从葫芦岛登陆，增援锦州。由范汉杰任锦州指挥所司令官，下辖54、93、新5、新8四个军，共14个师。这些师中大部分是去年秋、冬季被我军消灭后又重新组建的。锦州的兵力得到很大的加强。卫立煌在锦州地区组建了195、88、26、暂52、暂55、暂62六个师；在沈阳组建了25、79、87和91师。加上原有的兵力，卫立煌手中共掌握了4个兵团、15个军、37个师，加上其他直属部队，总兵力达60万人。超过了陈诚整军扩建时的总人数。[3]

有了这些实力，卫立煌心里安稳了不少。他的战略方针就是保存这些实力，在他看来，用这些兵力进攻解放区是不够的，但防守一些战略要点还是有余的。所以他上任后便主张固守东北，提出“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面”的作战方针。一方面确保沈阳的安全，命令抚顺、铁岭、本溪、辽阳、新民等城市加强防务，保护沈阳外围。保持鞍山至营口的联系，维护辽南的出海口。同时命令长春、四平等孤立据点死守，牵制我军的兵力。卫立煌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保存力量，以待时局变化。

卫立煌上任没有几天，我军又在辽南大干起来。公主屯战斗结束后，严寒的天气迫使我军休整了近20天。寒流过后，林彪决心在解冰期到来之前再打几个胜仗，把眼睛盯住了辽南的辽阳、鞍山和营口。这些城市的敌军守备力量较弱，孤立无援。拿下这些城市，就切断了国民党军的海上补给线；对于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支援关内各解放区作战，开辟一条海上通道，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1948年1月30日林彪电令四纵、六纵和炮兵首长：“辽阳之敌由四、六纵队及军区炮兵担任攻击，由四纵首长统一指挥。六纵可留出一个师作攻城预备队，同时随时参加打增援。”第二天，四纵和六纵就完成了对辽阳城的包围，在四纵吴克华司令员的指挥下，进行各项攻击准备。

辽阳守敌是新5军暂编54师，因为没参加公主屯战斗而幸存。加上城内其他部队、铁路警察等总共约11 000人，战斗人员约7 000人。这个师只有4门野炮、6门机关炮和16门迫击炮，武器装备比其他部队要弱。辽阳是一座古城，有相当坚固的城墙，敌军以此来组织防御，在城墙上部署很多火力点，城下挖了壕沟。但是城内房屋密集，纵深防御比较差。

四纵为了打好这一仗，进行了细致的战前准备。战前下了一场大雪，遍地银白看不清目标。各级指挥员都几次到前方看地形，研究突破口，交代任务，并制成沙盘进行演习。为了了解城墙内敌军的情况，他们找城里逃出来的居民和为敌军修过工事的老乡询问，把城里的楼房街道和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摸清了。这些准备工作搞了5天，为迅速攻克辽阳提供了条件。

2月6日7时，我军炮兵部队集中60多门火炮，开始向城东北角的高丽门猛轰。炮弹像雨点般倾泻在城头上，打得敌军纷纷逃窜，到城下找隐蔽处躲起来。炮火准备后，四纵11师31团突击队迅速发起冲锋。4连冲到城门下，一个班长犹豫不敢前进。五班战士、共产党员范垂礼挺身而出，高呼：“谁是党员跟我走！”抱着机枪冲进浓烟滚滚的城门。他的模范行为鼓舞了其他战友，4连最先突入辽阳城。范垂礼看到一群敌人向他们反扑过来，端起机枪猛扫。敌军转身逃跑，30多人被范垂礼俘虏，还缴获了两挺重机枪和一门六零炮。战后他被纵队记了大功。

12师34团担任助攻，突击班2连2班负责爆破小南门。他们9个人分为三组：一组清楚城门前的障碍，二组炸城门，三组支援。战斗打响后，我军炮火的浓烟未散，突击班就迅速冲了上去。班长炸开第一道鹿砦，再炸第二道铁丝网时碰到地雷负了伤。第二组没有片刻犹豫，上去继续爆破前进。第三组用爬犁拖着120斤重的炸药包跟进，到了前沿，两个战士扛起炸药包跑到城门下，一声巨响，小南门炸开一个大缺口。二班完成突击任务，仅用了12分钟。

这时六纵也从城西南突破，两个纵队8个团的兵力如潮水般涌入辽阳城。32团与31团一起从高丽门突入，为了争先插红旗，两个团拥挤在一条窄街上。这时敌军一个火力点复活了，向我军疯狂扫射，造成两个团200多人伤亡。其他部队进攻顺利，将敌人步步压缩到城中心。敌军利用两个公馆的高墙企图顽抗，我军战士架起“人梯”，向院子里扔手榴弹。敌人丧失斗志，只好投降。一群残敌向北面突围，被四纵、六纵的外围部队截获。辽阳战斗共进行了8个小时，全歼守敌，胜利结束。[4]

毛泽东看到我军攻克辽阳的捷报，非常高兴。2月7日致电林、罗、刘，在祝贺胜利的同时，毛泽东考虑到下一步的战略问题，要林彪注意“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他强调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东北野战军利用结冰期再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5]

林彪10日复电，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他说：“目前距解冰时间只有20天，20天以后江上即不能过人马，地面则因冰雪厚甚日解夜冻，白天遍地泥泞，须拖迟20天到1个月地才能晒干。我军拟利用泥泞期进行20天到1个月的休整，以便调换民夫，补充新兵、手榴弹、鞋子及开各种会议。部队届时拟摆在锦州和新民之间一带，一面整训，一面随时准备打击范汉杰兵团北上与新民、沈阳敌南下打通交通线的企图。”

对战略局势的估计，林彪告诉毛泽东说：“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抑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6]

辽阳战斗结束后，四纵和六纵仅休整了4天，就接到东总夺取鞍山的命令。四纵、六纵刚打了胜仗，士气高涨，2月12日就向鞍山进军，第二天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鞍山的包围。鞍山守敌是52军的25师，在新开岭战役中曾被四纵消灭，后来重新组建，但老兵很少，装备也很差。全师仅有野炮、山炮各3门，防坦克炮10门，迫击炮34门。加上地方杂牌部队，战斗人员也不过7 000多人。要守住这么大的鞍山市，几乎不可能。鞍山守敌被我辽南独立师监视已近一年，与沈阳联系断绝，完全靠空投维持，官兵士气低落。但是鞍山与辽阳不同，辽阳是个小城，目标集中。鞍山是个工业城市，高大建筑多，市内有制高点，日本人留下许多坚固碉堡，敌军企图依靠大城市的复杂地形和防御体系进行顽抗，等待沈阳的援兵。

我军进攻鞍山的部队有四纵的10、11、12师，六纵的17、18师，辽南独立1师和炮兵师，总共7个师的兵力和70多门火炮，超过敌军6倍，占有绝对优势。在仔细侦察了敌军的部署和火力分布情况后，四纵决定以12师、独立1师和炮兵对鞍山东南的神社山阵地进行攻击，10师在东北角作辅助攻击，11师为总预备队。六纵决定以17、18师从西南角共同进攻，扫荡铁路以西市区的敌人。

2月16日早晨开始扫荡外围的战斗。12师的36团2营向鞍山市东南的制高点铁架山发起进攻。15门火炮向山顶猛轰，因炮弹过于集中在主峰一点，忽略了对两侧敌军阵地的打击。山路陡峭加上积雪融化，部队攀登相当困难。两侧的敌军火力向我军猛烈射击，造成第一梯队的很大伤亡，第二梯队也受到阻截。但是我军战士不顾一切，用“搭人梯”的办法向山顶攀登。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占领敌人几个火力点。由于伤亡太大和疲劳，2营无力再继续扩展。下午，36团首长命令3营投入战斗。这次炮兵把大炮对准敌军的前沿阵地猛轰，对敌人实行全面火力压制，并将障碍物炸开缺口。3营9连一拥而上，突入敌军铁架山两侧阵地。炮兵拉着一门精度良好的山炮跟在步兵后面，边走边打，有力地掩护步兵前进。这一手很有效，9连仅用15分钟就将一连敌人消灭，占领了铁架山。同一天六纵和独立1师也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基本肃清了外围的敌人，逼近市区。

总攻鞍山的战斗于19日晨开始，四纵和六纵从两面对市区之敌形成钳形攻势。敌军迅速收缩，一部撤往制钢所厂区，凭借高大厂房死守，一部依靠神社山制高点死守；一部在转盘街阵地死守。我军刚冲入市区，由于不熟悉城市作战，动作比较谨慎，进展不快。摸清敌军的重点守备区后，我军重新部署兵力，分头消灭敌人。

四纵12师35团担任主攻神社山的任务。这是一个小山头，四周被楼房环绕。敌人依托坚固的大楼顽抗，1营要先肃清楼房内的敌人，才能接近神社山。经过激烈战斗，1营占领了四座楼房，部队在这里集结进攻神社山。由于楼房遮蔽了炮兵的视线，我军的大炮只能轰击山顶，却打不到敌军的前沿。1营在不利条件下发起进攻，爆破之后一个排的突击队就向山上冲，结果被第二层障碍物挡住。这时山两侧的敌军火力集中向我突击队射击，一个排全部伤亡，第一次攻击失利。

35团调整部署，以3营驱逐神社山以西的敌人，让1营改从西南角进攻。将一门山炮和全部机枪集中到大楼前，面对山上的敌人扫射。2连2班班长王福禄主动承担突击任务。这个聪明的班长看到前边突击队失利的教训，建议先从大楼向南绕，再向西运动，避开敌人火力。得到连长批准后，王福禄就带领一班人冲了上去。他一人冲在前面，先察看好地形、前进路线和敌人的火力点，再叫两挺轻机枪掩护，他乘敌人被压制和手榴弹的烟雾迅速冲到地堡前，炸毁地堡就让战士往上冲。他看一段，打一段，进展很快。仅用7分钟就打到山顶，炸毁9个地堡。在运动中友邻部队以为他们是逃跑的敌军，用重机枪向他们扫射，王福禄负了轻伤，他机灵地拿出白毛巾向山下摆动，制止了误会。冲上山顶，他一边用冲锋枪扫射，一边施展我军的政治攻势，向敌军喊道：“我就是52军解放过来的，解放军优待俘虏！”16个敌人被他连打带喊，终于放下武器。神社山战斗结束后，纵队首长对王福禄讲究战术的打法十分赞赏，专门总结经验在全纵队推广学习。[7]

经过17个小时的战斗，鞍山守敌25师和其他部队共13 000多人被全部歼灭。在清理战场时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一些国民党的军官、伪政府人员和逃兵混入工厂和居民区，使我军很难分辨。为了不让敌人漏网，看见可疑者一概拘留，这样不可避免地错捉了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战斗结束后，外国通讯社发出消息说：鞍山战斗中许多技师和工人未能逃出，下落不明。中共中央领导十分关切，2月25日致电林彪：“据美联社称：鞍山技师及工人仅有少数逃出，留下有技师约500人、工人及家属3万人。这批钢铁工业的技术人员是很重要的财富，必须注意收集、照料，并派得力人员在他们中间工作，争取他们。”

林彪和政治部主任谭政非常重视，马上向四纵政委彭嘉庆、六纵副政委刘其人调查询问。并将他们的答复转告中央：“彭谈了两件事：一件是快解决战斗时，敌一股约千余从市内突围，追至沙河埠（鞍市外围）被我解决。内有工人、技术人员100余人随敌突围，天明后开始清送市政府。另一件是战斗结束后，有2 000俘虏押在市外铁丝工厂，经两日始处理完。据谈：该厂在清扫外围时已无敌，他们曾派人在厂内进行工作，要厂长工人照常办公，负责保护机器，不要逃走。借房子押俘虏，不致引起他们的误会。刘其人来信说：攻鞍山是在夜间10点钟左右才结束战斗，当时敌之师部率2 000余人及伪市党部、市政府、警察局等均退集钢铁公司。结束战斗时很难分清职工人员与敌伪人员，当时即全部带出城外，拘留2天，于清查登记后移交我市政府，并建议市府将技师、工人给以救济并争取其为我工作。因我部随即转移至另处作战，事后他们如何处理未详。我们认为部队在攻击城市作战时，负责保护工厂，争取技术人员为我服务的工作，是缺乏注意的，而且是做得很不好的。经中央指示后，今后当加注意。唯刘其人所说的一点确有困难，因为攻击城市作战中，敌常利用工厂等坚固建筑物抵抗，解决战斗后敌军官尤其高级军官又多改装，混入工人及市民中。如不严密清查，即易漏网。此点只有在事先事后向工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并非有意把他们当俘虏看待。是否有当，仍望指示。”[8]

鞍山解放后，四纵接到进军营口的命令，又匆匆挥师南下。营口守敌暂58师官兵军心涣散，全无斗志。副师长王家善派人与我军秘密联络起义，提出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拟于3月中旬起义投诚。林彪开始不相信，认为是敌军的缓兵之计，一面命令独立1师开始进攻，一面命令敌军立即起义。在我军的压力下，王家善等军官于2月26日逮捕52军副军长郑明新及营口伪市府、警察局头目，率部起义。营口顺利解放。林彪鉴于过去国民党军降而复叛的教训，向中央请示：“为了避免其进后反复起见，在数日内可否命令其全部缴械，然后开至我根据地内部整训。盼复以便遵行。”27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对其进行整编。并提出三点：“一、废除原称号，改用人民解放军称号，亦不用民主联军等称号。二、照我军例，有一师人就称为师，有一团人就称为团，不要名不符实，其师长团长等军官不要升格。三、给养不要特别优待，宁可初期较差，逐步升至我军水平。总之，以老实态度对待他们，不用虚名笼络方法。”[9]看来，随着胜利越来越多，各种政策性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往往比指挥打仗还更复杂。

东北我军的猛烈攻势，使防守各个据点的国民党军队一片惊慌。各地的求援和告急电报如雪片般飞向沈阳和南京。但卫立煌一概不为所动，辽阳、鞍山、营口相继失守，法库的暂26师弃城突围，被十纵和三纵围追堵截，歼灭于通江口地区。然而卫立煌就是不派兵出援，只是将主力集中于沈阳一带，补充兵员装备，督促各部进行军事演习。他认为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是围城打援，消灭沈阳的主力，所以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蒋介石眼看东北局势恶化，焦急万分。东北国民党军是他的精锐部队，也是他进行内战的本钱，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权衡之下，他决定将沈阳的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与范汉杰部会合，这样既可与共军决战，也可撤入关内。2月20日，他派人飞到沈阳传达命令：留下53军及207师守沈阳，其余主力尽快撤往锦州。

卫立煌闻讯大吃一惊，没想到蒋介石反复无常，对他许下坚守东北的诺言一下不算数了。卫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撤离沈阳等于是让他送死，当然不能答应。于是他马上把副总司令郑洞国找来商议对策。

卫立煌向郑洞国传达了蒋的意见，问郑有什么想法。郑洞国不摸底细，不敢贸然表态。卫立煌说：“如果委员长坚持这样决定，我们当然也只好服从。不过，现在放弃沈阳去打通锦州，途中要通过几条河流，加上共军设有几条坚固的阻击阵地，依我军目前的士气，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接着他与郑商量：“我们最好能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然后再乘机出击，是有希望扭转战局的。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完全能够坚持下去。你看如何？”

郑洞国心里矛盾重重，他比较倾向于蒋而不赞成卫的战略，晚年的郑洞国叙说他当时的想法说：“似这样将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分散困守着十余个孤立的据点，等着被解放军分而治之，在战略上是极其被动的。如能正视战争失利的现实，将主力设法拉出去，将来或许还能卷土重来，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也清楚卫将军所强调的那些困难都是事实。当时在沈阳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得筋疲力竭，士气非常低落，倘一旦失去城市依托，向锦州方向运动，确有可能中途被解放军主力包围消灭。我反复思忖，觉得还是先在沈阳守上一个时期，看情况再打通锦州稳妥些。”

卫立煌又征求了赵家骧、廖耀湘等将领的意见，大家也都认为目前不宜向锦州撤退。于是卫立煌派郑洞国随南京来人一同飞往庐山，向蒋介石陈述他们的意见。当郑洞国向蒋介石转达了卫立煌的意见后，蒋介石不加思索地说：“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吧。”郑洞国又陈述了东北解冻后行军困难，部队缺员多等理由。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他以决断的口气对郑说：“你回去告诉卫总司令，叫他不要再迟疑了，赶紧准备由北宁路打往锦州，否则以后会后悔不及的！”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情况，卫十分焦虑，当天下午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蒋的指示。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此时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也不能丢下长春、四平等地的十几万军队不管。最后大家还是赞成卫立煌的计划，赵家骧参谋长又奉命前往南京重申东北将领的意见。蒋介石见东北将领们都不想撤，总算让了一步，允许东北维持现状，并指示卫立煌加紧整训部队，待条件许可，就从沈阳向锦州打。[10]

在守与撤的决策上，国民党最高军事领导层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与卫立煌的方案都有合理的成分，也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按蒋介石的话去做，东北国民党军很可能入关，这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一旦成为事实，解放战争的时间必将延长，华北和中原的问题也不会那么顺利解决。然而蒋介石和卫立煌都是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卫要把东北国民党军置于他的控制下，当然不能照蒋的指示办。出沈阳是有危险的，但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已经挥军南下，攻克锦州，卡住了东北的大门时，国民党军才匆忙西进要好得多。所以军事上的事没有万全的，或多或少都要冒险。但像蒋介石与卫立煌这样争吵扯皮，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本来就很微小的希望也失去了。

我军在辽南连克三城，完全控制了沈阳以南的中长铁路，断绝了国民党军队的海上运输。沈阳西北地区也在我军控制之下，切断了锦州与沈阳之间的交通。沈阳以北只剩下长春、吉林和四平三个孤立据点，处于我军的包围监视中，互相不能支援。由于国民党高层在东北战略上的争吵，卫立煌拿不出大动作来改变被动局面。东北我军领导又作出新的决策：在解冰期到来之前集中主力夺取四平，切断沈阳与长春间的联系，争取将沈阳守敌吸引出来，再歼灭一批。

1948年2月27日，东北野战军总部下达夺取四平的作战命令：以一纵、三纵、七纵和炮兵主力统归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歼灭四平之敌。以二、六、八、十4个纵队及独立4师担任打援，分布于四平以南的铁路公路沿线。以东满4个独立师监视吉林之敌，九纵牵制锦州之敌，防备他们出动增援。为了打好这一仗，总部给各部队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由于我军集中主力攻击四平敌，便可能减低对沈阳方面之作战戒备。而（敌）北上增援之可能却会同时增大，因此，我军必须积极准备打援。为求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如在我未发动总攻击前，沈阳之敌大举出援，我攻四平部队则准备留一个师进行佯攻，其余部队全部南下参加打援。如在我军已经发起对四平总攻击，沈阳方面敌人开始北援，我预设之打援部队应在开原至长岭子一线顽强抗击，争取时间，保证我攻城部队顺利地夺下四平城。”[11]

四平在林彪脑海里的印象太深了，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和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那惨烈的战斗场面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两场真正的较量，双方都投入了最后的兵力。但是那两场战斗我军没有打赢，各级指战员们是憋了一肚子火的。这次打四平能不能成功，林彪也不是有绝对把握。他从最坏处着想，从下达命令时就设计了两套方案：能打下来最好，打不下来也求得在野战中歼灭一部分增援敌人。

然而国民党军却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郑洞国从蒋介石与卫立煌的争吵中就感到前途无望，暗中准备从东北脱身。3月初他借口胃病发作，去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就医。卫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他的请求。郑洞国如同得了大赦，马上打点行装、订机票，心想总算可以离开这个倒霉的东北了。谁知两三天内形势突变，国民党的侦察飞机发现我军大部队正向四平方向集结，看样子是要再次攻打四平。卫立煌担心四平失守，长春和吉林的部队也会被逐个吃掉，为保存力量，卫立煌决定放弃吉林，将驻在那里的60军向长春撤退。于是，他命令郑洞国副总司令与赵家骧参谋长飞往吉林去部署撤退。

驻守吉林的60军是云南部队，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各省军阀的实力，用各种方式将非嫡系的地方部队调离老家。云南部队被改编为60和93两个军派往东北，为蒋介石打内战充当炮灰。他们在东北经常受到黄埔系的欺压，杜聿明原来的副手梁华盛任吉林省省长时，仗着自己是黄埔出身，盛气凌人，经常干涉60军的事务，军长曾泽生也要受气。对这种混蛋上司，曾泽生强忍怒火，委曲求全。1947年秋季攻势中，我军六纵17师进攻吉林市郊的团山子，在山上防御的182师依靠坚固阵地和装甲列车的支援，与我军进行了两天的激烈战斗。六纵集中十几门大炮猛轰团山子，17师51团连续发起三次进攻。但敌军拼命顽抗，用密集火力向我军扫射，造成51团重大伤亡。49团接着投入战斗，用改变进攻方向，以连续爆破摧毁敌军工事，攻到山顶时，敌军阵地上只剩下5个伤兵。这一仗打得十分残酷，182师被消灭4个加强连，17师也伤亡数百人。由于我军主动撤离，吉林得以保全。当梁华盛鼓吹“吉林大捷”的时候，曾泽生在60军的军官会议上挂出一幅古画，上面画着一只大狮子把几只小狮子推下悬崖。几位团长都不理解这幅画的意思，曾泽生沉重地说：“这是大狮子训练小狮子能力的情景，据说小狮子被推下崖后如果不死，大狮子就承认是它的好儿子，把它领走；如果小狮子摔死了，大狮子就毫不怜惜地丢下尸体走了。我们部队的命运就好比小狮子，在这座孤城里接受上级最残酷的考验。如果我们不坚强，就被毫不怜惜地消灭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振奋，以图自保，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曾泽生说这番话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当他们危急的时候，其他嫡系部队是不会来救援他们的。在座的人听了军长语重心长的讲话，无不为之动容。

3月8日上午，吉林机场突然降落一架飞机。郑洞国、赵家骧走出机舱，立即乘车前往60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当郑洞国向曾泽生等将领传达撤往长春的命令时，曾感到非常突然，好像没听清楚似地问：“什么时候撤？”郑说：“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曾说：“这太紧张啦！官兵没有一点准备，暂21师还有两个团驻在乌拉街和江密峰，请副总司令和参谋长能不能稍微宽限一下时间？”赵家骧说：“不行啊，曾军长，这里距长春200里地，周围都有解放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60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马上行动吧。”曾泽生表示服从命令，郑洞国便开始研究部署撤退的具体问题。他特别强调：撤退之前务必把小丰满水电站彻底破坏掉。曾泽生听了没有表态。

尽管行动是严格保密的，到天黑60军出动时，市区内已经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地主商人拉家带口，开着汽车、赶着马车争先恐后地逃命，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曾泽生亲自指挥特务营维持秩序，将军民分成两路走。走出十多里地，听见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大家以为小丰满电站被炸毁了，但看看吉林市的电灯并没有熄灭。原来曾泽生违抗了郑洞国的命令，让后面的部队把带不走的弹药销毁，保存了电站。

3月10日，60军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行进，带的一点干粮吃光了，国民党兵就沿村挨户地抢劫老百姓的食品。前边的部队把井水喝光了，后面的人只好吃雪解渴。先头部队过了大水河，就破坏桥梁公路，后边的汽车无法通行，国民党政府官员只好弃车步行，狼狈不堪。财政厅长带了一小汽车钞票，到此无法带走，守着钱发愁。后边掉队的大兵趁机抢劫，一人扛一捆，发了一笔横财。

60军逃出吉林，是我军没预料到的。林彪闻讯后命令东满独立师去追，在九台南边的太平岭与60军交火。曾泽生亲自指挥182师抵抗，掩护队伍撤退。我军兵力不够，截下了后边的运输团。60军虽然摆脱了我军的追击，但重武器和辎重物资几乎损失殆尽。当他们于11日逃到长春郊区时，遇见前来接应的新7军38师，总算松了一口气。[12]

60军从吉林的撤退并没有影响我军进攻四平的决心，相反正说明国民党军队已经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按照东总的既定部署，一、三、七纵和炮兵部队于3月2日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对四平的包围。

此时的四平与去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去年夏季的四平攻坚战我军未获成功，因此在我军发动冬季攻势后，敌人错误地估计我军不会轻易地进攻四平；他们甚至认为就是我军来打四平，他们凭借这里的坚固工事也能守得住。因而我军在沈阳附近作战时，陈诚将71军军部及87、91师调到新民，四平只留下88师和保安队等18 000多人防守。这样少的兵力来守这座大城市，兵力不够、战斗力不强和处于孤立的严重弱点就暴露无遗了。71军军长刘安祺临行前忧心忡忡地对留守的部下说：“现在四平就是一个没有盖上盖的棺材，要特别提高警惕，加强防卫，否则就要被共军吃掉。”然而88师师长彭锷却不当回事。到3月7日我军已经开始清扫外围，彭还对部下夸口说：“我们守四平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们的武器好，工事坚固。万一情况不利时，长春的第一兵团和沈阳的第九兵团会来帮助我们的。”[13]

经过四天的外围战斗，3月8日七纵拿下了敌人在四平外围设置的最坚固的阵地——三道林子地堡群，四平城再次显现在我们面前。一纵李天佑司令员手拿望远镜观察地形，思绪万千。从去年夏天起，他就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拿下四平。现在林彪把总攻四平的指挥任务再次交给他，表现了总部对一纵的信赖：一纵，应该是最强的部队。经过侦察，发现敌军的防御重点是在路东，88师的师部在城东北角的油化工厂。如果按原来的部署作战，重拳就打不到要害。李天佑与万毅政委、李作鹏参谋长研究后决定调整攻击部署，从城北进行突破。将炮兵阵地置于三道林子，将一纵由城西南调到城北，与七纵换防，由1师、2师担任北面的主攻。三纵从东南角进攻，七纵由西南方向进攻。在城北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0多门大炮，其他方向上也分配相应的炮火。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我军在调动完成后，各级指挥员又到前沿多次观察地形，研究战斗方案，并进行了演练。

3月12日早晨，雪后天晴。我军步兵、炮兵迅速进入阵地，炮兵先进行了试射。7时40分，五颗信号弹飞上天空，总攻开始了。几个阵地上的火炮一齐怒吼，四平城顿时黑烟弥漫，大地也在爆炸声中颤抖。经过7分钟的炮火急袭，敌军的前沿阵地大部被摧毁。一纵、三纵、七纵和独立2师从五个方向开始突破。主攻的2师沿着铁路西侧越过铁路桥头堡，突入市区。不到半个小时，2师就突进去两个团。其他四个方向的部队也都突破了敌军的防线。敌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路西的敌人迅速向路东收缩，企图集中力量顽抗。七纵穷追猛打，进行街道战斗。到14时，三纵与七纵部队就在中山大街会师，四平守敌被压迫到东北角的油化工厂、发电所一带。一纵1师大胆迂回，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对油化工厂和发电所的敌军核心工事发起进攻。经过连续突击，敌人的阵地一个个被攻克，88师师部仓皇撤退到红万字会和晓东中学内。这时三纵也从南向北压过来，把敌军阵地越挤越扁。战斗到这天夜里，我军暂缓进攻。

13日晨，天刚蒙蒙亮，一纵、三纵和炮兵经过重新组织，对两个据点内残存的敌人发起最后的进攻。此刻，88师的绝望挣扎已经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很短时间的战斗，敌军就被全歼。这次四平战斗仅用了23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一纵和七纵的干部战士都感到扬眉吐气。为了这座城市，牺牲了多少老战士，有多少人的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今天它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手中。18 000多敌人被我军毙伤近4 000人，其余都当了俘虏。缴获各种炮197门、轻重机枪461挺、步枪8 935支、汽车85辆和大批物资。我军伤亡4 931人。[14]

攻克四平为我军的冬季攻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长达3个多月的作战中，我军共歼灭敌军156 000多人，缴获各种火炮1 200多门、枪支69 000多支、汽车300多辆。收复四平、吉林两个省会、鞍山、辽阳、法库、营口、开原等18座城市。解放区占有了东北70％以上的土地，各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而国民党50万大军被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至山海关的三个孤立区域内，被我军分割包围，铁路联系中断，陷入更深的困境。冬季攻势显示了我军的大兵团联合作战和城市攻坚战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指挥员们真正掌握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和“四快一慢”的战术，每次攻城作战，投入的兵力都在守敌的五倍以上。这次四平战斗敌人不到两万，而我军集中了10个主力师和160门火炮，还有3个纵队负责打援。这种牛刀杀鸡的打法保证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比秋季攻势又进了一步。敌人越打越少，我军越扩越大。十一、十二纵的组建和40个二线兵团的组成使我军形成了人数上的较大优势，在士气上也远远高于敌人。冬季攻势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我军最后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2]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3]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4]　《四纵辽鞍战斗典型经验》，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6]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7]　原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8]　原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10]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第9节，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11]　中南军区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12]　杨肇骧：《第六十军在吉林的顽抗和撤退》，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12页。

[13]　苏汉初：《一九四八年四平战役片断》，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15页。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