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class="reference-link">第21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光复后的哈尔滨——陈云到北满——李兆麟将军被刺杀——夺回哈尔滨——为民除害——粉碎姜鹏飞暴动——“活佛”李明信受审记

与北满地区剿匪的同时，在我方控制的大中城市里，与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的斗争，也在激烈进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北满最大的城市哈尔滨。

当年的哈尔滨，是一座繁华而又混乱、复杂的城市。它位于中长、中东铁路的交汇处，松花江从城北缓缓流过。它是通向苏联和连接北满的重要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多年来哈尔滨处于俄国人和日本人的轮流控制下，发展成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城市。19世纪末，沙俄势力开始进入哈尔滨，十月革命后，大批沙俄贵族、资本家、地主和白匪军官逃到这里聚居，把哈尔滨变成帝国主义分子享乐的天堂和国际间谍活动的场所。他们在城里建起了教堂、饭店、商行、公司、旅馆，一座座俄罗斯风格的建筑使你感到如同身处异国他乡。所以哈尔滨有“东北小巴黎”之称，与沈阳、长春等城市有明显的不同。“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在这里经营，把哈尔滨变成了繁华而又混乱的城市。日本投降时，哈尔滨有居民76万人，其中有26个不同国籍的侨民10多万人，当然最多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战后动乱期间大批日伪残余和地主恶霸逃到这里，加上原有的军政警宪官吏多达8 000余户。这个城市藏污纳垢，有50多座外国教堂、250多处反动会道门活动场所、大烟馆120多处、高级西式舞厅10多个、坐窑妓女2 000多人。全市旅馆、客栈多半带有公寓性质，三教九流混居其中，成为投机走私、特务土匪聚散的巢穴。

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第一批空降部队于8月17日占领哈尔滨机场，19日苏军进驻哈尔滨，占领了这座北满最大的城市。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随苏军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当年的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来到哈尔滨，成为最早进入这里的中共党员。李兆麟又名张寿篯，辽宁辽阳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入党。以后他到北满组织抗日游击队，担任过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他与日军进行过多次战斗，在形势最艰难的时期，他带领队伍远征转移，写下了著名的《露营之歌》。后来他率部撤到苏联，与周保中将军会合，保存力量，等待时机。1945年8月他回到哈尔滨，被苏方任命为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他积极开展工作，联络抗联和东北地下党同志，当获悉中央来的干部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消息后，他立即派两位同志去沈阳接关系。这两位同志见到了彭真和陈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之后，陈云要他们向李兆麟转达东北局指示，做好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接收政权和收集物资四项工作。并告诉他们：东北局马上派干部到哈尔滨开辟北满的工作。

1945年10月中旬，东北局派钟子云等10多名干部来到哈尔滨。建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钟子云任书记。李兆麟的公开身份是苏方任命的滨江省副省长，钟、李二人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上，积极活动起来。他们控制了当地的保安总队，发展起3 000人的队伍。随后，关内来的干部陆续到达，分散到周围各县去开展工作，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像火种一样撒向各地，抢在国民党前面站住了脚。

1945年11月16日，陈云来到哈尔滨，他秘密地住进了一所小小的“大和旅馆”，在这里开始领导北满斗争。根据东北局指示，成立了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撤销滨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张秀山任书记。还成立了中共哈尔滨市委，钟子云任书记，李兆麟为常委。从此，北满的工作走上了正轨。

此时，国民党也开始了抢夺北满的活动。隐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跳出来公开活动，网罗伪满官吏、军警，组织地下军，配合国民党占领东北。当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长春后，苏方对我党立刻变了脸，向中共东北局下了驱逐令，在赶东北局机关出沈阳的同时，于11月17日要求我党、军机关退出哈尔滨。11月20日又下了“最后通牒”，限我方于三天之内撤走，违者解除武装。在交涉无效的情况下，陈云召集张秀山、钟子云、李兆麟等同志开会，决定暂时撤出哈尔滨。11月22日夜，北满分局机关有秩序地撤到离哈尔滨一百里地的宾县，在那里安营扎寨。

一个月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得意洋洋地从天而降，先接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12月26日，国民党委任的哈尔滨市长杨绰庵一行20多人从长春来到哈尔滨，住进了道里区的“荣屋旅馆”。当时我党在哈尔滨公开活动的只有李兆麟一人，为了避免冲突，李兆麟辞去了松江省副省长的职务，仅保留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之职。但是李兆麟仍然可以到处活动，出席政府和社会团体的集会。他在这里享有很高的声誉，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忌恨。特务机关几次图谋暗害李兆麟，均未得手。但在1946年3月9日这天，他们终于向李兆麟下了毒手。

李兆麟在与杨绰庵打交道时，认识了他的女秘书孙格龄。孙格龄是个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白俄。她长得端庄漂亮，性格乖巧。因为能说流利的俄语，便经常出入中苏友协。她在李兆麟面前经常说些进步的话，博得李的好感。当时李兆麟想把她发展成我方的内线，所以同她来往比较密切。谁知孙格龄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她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令，参与杀害李兆麟的阴谋。

在3月8日的一次集会上，李兆麟刚讲完话，孙格龄就来找他，说有关于选举国大代表的情况向他报告，约他第二天下午去水道街9号孙家见面。李兆麟当即答应，第二天如约前来。这里是一座小楼，距中苏友协很近，所以李兆麟也没乘车，单身步行来了。其实这里并不是孙格龄的家，而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窝点。3个国民党匪徒早已埋伏在这里等待。李兆麟一到，孙格龄便笑容满面地迎出来，将他引到二楼客厅坐下，端上一杯下了毒药的茶水。李兆麟喝了一口，感觉不对味。孙格龄借口换茶，走出客厅，发出动手信号。三个特务手持短刀，闯进客厅，穷凶极恶地向李兆麟扑来。李兆麟没有防备，只身搏斗，终因手无寸铁，被凶手连刺七刀，倒在血泊之中。这位抗日英雄就这样惨遭国民党匪徒杀害，时年36岁。凶手们和孙格龄害怕被人发觉，来不及转移尸体，就锁上门匆匆逃去。

李兆麟的司机在中苏友协不见李兆麟回来，看到他留在办公桌上的条子，找到水道街9号，见大门紧锁，心里生疑。转去报告市委书记钟子云。钟子云一面派人寻找，一面向苏军司令部报告。当天夜里苏军就包围了水道街9号，第一次搜查没有发现情况。第二天市公安局来搜索，其中有我方地下人员马亮。马亮仔细检查楼内每个角落，终于在楼内一间锁着门的房间床下，发现了李兆麟的遗体。

李兆麟被害在哈尔滨引起轰动，国民党当局为了混淆视听，造谣说李兆麟与孙格龄有暧昧关系，死于私人报复，企图把政治谋杀歪曲成桃色案件。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一套鬼话，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3月16日头版头条公布了李兆麟被国民党匪徒谋杀的消息，并发表了周保中等抗联将领要求严惩凶手的通电声明。哈尔滨各界人士对李兆麟表示沉痛的哀悼。在此之前还对国民党当局抱有幻想的群众，通过这个惨案看透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国民党特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不死心，扬言要在李兆麟追悼大会上扔炸弹。我方针锋相对，将部队调到哈尔滨周围，放风要在城里武装游行。这一下把杨绰庵等官僚吓坏了，央求苏军保护。苏军答应加强警戒，保证大会安全。我方决定派100名战士进城加强保卫，其余部队原地待命。

1946年3月24日，哈尔滨全城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之中。上午10时，李兆麟将军追悼大会在今兆麟公园隆重举行。中苏友协总负责人报告李兆麟生平事迹和遇难经过，抗联将领冯仲云致词，高度评价李兆麟战斗的一生，对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怀念。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东北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会后几万群众跟在棺木后边游行，为李兆麟送葬。苏军荷枪实弹，沿路站岗，国民党特务受到震慑，不敢轻举妄动。在沈阳和其他城市，我党也组织了各种集会悼唁李兆麟，广泛教育群众认清国民党的真面目。[1]

国民党在哈尔滨没过几天太平日子，形势起了变化。4月下旬，苏军陆续回国，夺取哈尔滨的时机成熟了。根据东北局的部署，要求北满分局迅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在苏军撤退时一举夺取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座大城市。陈云和北满军区司令高岗调集部队，准备夺取哈尔滨。

在4月初，359旅和松江其他部队1万多人，就悄悄从各县进驻到哈尔滨郊区。陈云指示成立临时指挥部，由北满军区参谋长李天佑任指挥，359旅刘转连旅长为副指挥。哈尔滨10个区，我军进驻了7个区。只有市中心的南岗、道里、道外3个区因苏军尚未完全撤走，暂时没有进去。为了和平占领哈尔滨，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我方是先文后武。4月23日在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召开了松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以冯仲云为省长的松江人民政府。并通过决议案，请求人民自卫军进驻哈尔滨，维护市民生命财产。这等于是明白告诉国民党当局：你们已经是不受欢迎的人，趁早滚出哈尔滨。

眼见苏军一天天撤离，我人民自卫军兵临城下，城里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特务和伪满军警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那些曾经猖狂活动的“地下军”、“保安队”的头目自知罪行累累，纷纷换上便衣隐藏起来，有门路的则溜之大吉，逃往外地。国民党市长杨绰庵急得团团转，临时抱佛脚地打电话给中苏友协负责人郭霁云说：“郭先生，我十分焦急，哈尔滨政权不稳，我们只有百八十条枪，苏联红军一走，你们的人进来，我们不得被俘虏吗？麻烦你替我找一下钟子云先生。”郭霁云冷冷地回答：“我管不着你们这些事，欢送苏军我还忙不过来呢，谁叫国民党特务把李兆麟将军杀了！不然，你找他不就可以了？”杨绰庵被噎得哑口无言，这时哈市各界代表130多人又联名致电东北民主联军，要求部队迅速进驻哈尔滨“以维治安，而慰民望”。杨绰庵等眼看大势已去，也就三十六计走为上，打点行装，于4月27日随最后一批苏军离开哈尔滨，绕道海参崴，乘船经上海回南京去了。

就在国民党市政府作鸟兽散的同时，陈云、高岗、李天佑从宾县来到哈尔滨郊区，4月27日召集各部队干部会议，部署进军哈尔滨。陈云在会上指示：我们这次行动要搞得很巧妙，重点是解除旧警察的武装。对这些旧警察是早搞还是迟搞、文搞还是武搞？我主张早搞，力求文搞，要将各警察分局的枪集中起来。各政府机构由卫戍司令部负责公开接收，但是重点要解决暗藏的敌人，把地下军全部搞光。如果土匪和特务向外逃，各地驻军要集中汽车等交通工具，消灭敌人。要从各县选忠实勇敢的群众来哈市，作建立新警察队伍的基础。接管哈市后，公安局归市政府指挥，肃清匪特反动武装归卫戍司令部指挥。高岗也在会议上讲话，要求准备50辆卡车，359旅抽出1 000人的精干部队准备追击敌人。卫戍司令部负责统一解除旧警察武装，把物资仓库接收保管好，各部队不要擅自行动，解除武装要经陈云批准。[2]

部署已定，4月28日凌晨最后一列苏军火车刚刚离开哈尔滨，我军各路人马即有组织地分头进入市区，占据了市府机关和各重要地点。不费一枪一弹，完成了对哈尔滨的接收。天亮后，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看看这个新的变化。从这天起，哈尔滨成了我军在全国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解放战争过程中解放区唯一的大城市。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哈尔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后话。

194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从长春迁到哈尔滨。由于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在四平保卫战结束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我军主力撤过了松花江，林彪估计哈尔滨不一定能守住，准备在国民党军队越过松花江后，便放弃哈尔滨到北满农村去打游击。杜聿明的部队此时也是筋疲力尽，占的城市越多，兵力就越分散，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向哈尔滨进攻。从6月起，国共双方再次停战，都要有一段喘息休整的时间。哈尔滨的形势趋于缓和。

但是，暗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伪满残余、恶霸土匪以为国民党军队很快会打过来，蠢蠢欲动，他们四处串联、招兵买马，企图制造反革命暴动，里应外合颠覆民主政权，把北满重新变成他们的天下。为了稳定后方，保卫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根据地，东北局指示加强锄奸、反特和肃清土匪恶霸的工作。

哈尔滨市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东北局的指示，很快搜捕了一批伪满汉奸和恶霸地主。7月11日，在市内召开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大汉奸、恶霸姚锡九和李九鹏。

姚锡九是张作霖时代靠当把头、开烟馆起家的。当年他为俄国人修建松花江堤坝时，残酷虐待工人，造成20多人累病而死。他靠吸榨工人血汗承包工程暴富后，又开大烟馆牟取利润。他在哈尔滨有大量房产，租房的住户多达150余家。姚锡九任意涨价，房租从原来的30元一间涨到100多元。民主联军来了他不敢再涨价，就敲诈房客，向每家借钱。姚锡九投靠日本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经常奸污和霸占良家妇女，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李九鹏是反动会道门“家理教”的会长，在日本宪兵队支持下，他开了全城最大的赌场。采用欺骗手法引诱大批关内来的单身劳工赌博，甚至在车站、旅馆等地布置地痞流氓强拉过路行人参加赌博。因赌博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仅在赌场附近自杀者就有百人之多。而李九鹏将所获利润与日本人对半平分，虽然罪行累累却一直逍遥法外。这两个大恶霸为哈尔滨人民深恶痛绝，我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的举报下，迅速逮捕姚、李二人，抄没财产，举行公审。

听说公审姚、李的消息，群众奔走相告。11日一早，会场的操场上就挤满了人，把主席台四周都围住了。会场外的围墙上、树上、土岗子上也站满了人，远远地观望。为了让大家都看到公审的情况，临时在台上搭的席棚又被拆掉了。姚、李二人被押上台后，会场上顿时响起震天怒吼：“有冤申冤，有仇报仇！”“枪毙姚锡九、李九鹏！”受迫害的群众代表一个个走上台，血泪控诉这两个恶霸的罪行。一致要求民主政府枪毙姚、李，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血恨。最后松江省主席冯仲云讲话，他说：省府接到关于姚、李二逆杀害群众的案件，有据可查的就有68件。其他勾结日伪危害国家、杀害抗日志士的案件不可胜数。民主政府为了除暴安良，接受大会意见，判处姚、李二凶极刑！全场掌声雷动，表示拥护。当这两个恶霸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后，群众还纷纷围观，嘴里不住地说：“痛快，痛快！”“几十年的恶霸也是有今日！”“民主政府真是为人民的！”“只有共产党才为民除害！”这次大会，使民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大增。广大群众纷纷起来检举揭发隐藏的汉奸恶霸，将锄奸反霸斗争迅速推向深入。[3]

1946年夏季是哈尔滨最不平静的日子，我们的公安保卫人员与暗藏的国民党地下武装展开了一场隐蔽的斗争。关键的一战是捕获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地下军头目姜鹏飞。

姜鹏飞，又名姜凤飞，原为东北军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曾任伪满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40年被派往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部副（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和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曾指挥伪军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过灭绝人性的大扫荡，犯下严重罪行。1945年抗战结束前，他看风使舵，与国民党政府拉上关系，被蒋介石委任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委任他为新编第27军军长，命令他火速出关，收容伪军，为国民党接收东北打前站。当时杜聿明正指挥国民党军队陆续北上，姜鹏飞的部队就驻扎在秦皇岛，杜聿明在锦州召见姜鹏飞，要他担当扰乱后方和占领哈尔滨的任务。姜鹏飞认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卖力地干起来。他的号称“铁石部队”的伪军先行出动，于1946年1月被空运到长春，随后分散到四平、九台、哈尔滨、齐齐哈尔一带。在长春、四平的负责保卫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哈、齐的则四处活动，收罗土匪和日本军人。姜鹏飞利用乡亲、朋友、旧幕僚、家理教等关系，将北满的十几股土匪编成16个师，谢文东、李华堂都在收编加委之列。这个汉奸依靠他对东北情况的熟悉，为国民党当局占据东北出了大力。然而“好景”不长，1946年4月，我军攻占长春。“铁石部队”大部被俘，一些残余又在四平、九台被歼灭。姜鹏飞的老本钱几乎输光，只好到哈尔滨潜伏起来，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姜鹏飞预料国民党军会很快越过松花江，进攻哈尔滨，又积极活动起来。5月30日，他在牡丹江写了一封信，派人送交杜聿明转蒋介石。信中说他率27军司令部全体人员“化装潜入东北地下工作，本年1月末已进出‘奸党’后方之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从事劝诱分化组织工作……彼时武器及战斗之悬殊，不得不暂伏山野，养精蓄锐，以期再战。……5月中旬以来，相继占领东宁、宁安、宝清、勃利、林口、穆棱、牡丹江、通河、延寿、方正各要地，今后更拟分取佳木斯、哈尔滨，以遮断‘奸党’退路”。他在信中请求国民党当局派飞机袭扰佳木斯、哈尔滨上空，并给他空投一部电台，以便联络。但是国民党方面没有反应，可能根本没有收到他的信。

姜鹏飞不见回音，便于7月初派王永学到长春与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联系。王永学乘船过江，到德惠见到新1军长官。人家没时间管他的事，打发他到长春去报告。王永学又到了长春，向长官部呈上公文。当时杜聿明不在长春，接待他的是长官部参议黄永安。黄永安态度傲慢，打着官腔问：“你们在敌后工作吗？”王答：“是。”问：“你们军队现在实力人员数有多少？”答：“计有32 000余名。”问：“枪支完全佩带吗？”答：“完全佩带整齐。”问：“队内有日军吗？”答：“有7 000余名。”问：“最高指挥官是谁呢？”答：“村上太郎指挥官。”问：“什么级别？”答：“大概大佐。”黄永安说：“你们的公文全是5月的，已经过去的可以不报。”王申辩说：“因为敌后工作，所以经过的情形不能不报。”黄又问：“你想会见谁呢？”答：“杜长官。”黄永安不再问，让王永学带着公文到沈阳去见杜聿明。从谈话口气看，黄永学并不相信姜鹏飞。如果姜鹏飞有那么多兵力，北满早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所以他没有派专人陪伴，也没有通知沈阳方面接待。王永学仍然是自己掏钱坐火车，自己掏钱住旅馆。当他终于见到杜长官时，杜问他：“你来的时候到长春长官部了吗？”答：“到了。”问：“会见谁了？”答：“见黄总参议，面示职赴沈见长官。”杜问他姜鹏飞的情况，王永学把对黄永安报告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杜让王回长春办理手续，指示王要保存实力，等“国军”进入哈尔滨时协同作战。王永学得了杜聿明的话，就又回到长春。

当王永学再次见到黄永安时，黄的态度依然是官腔十足。他问王：“你又将公文携来啦？”王永学恭恭敬敬呈上公文，将杜聿明的话重述一遍。黄永安冷冷地说：“文件需要很长时间办理完了，你暂在长春等待吧。”王永学一听就急了，他跑来跑去没得到国民党一分钱犒赏，盘缠都快花光了。于是他乞求黄永安：“因旅费不足，请长官快一点办才好。黄总参议能否暂借旅费？”黄说：“给你联络看一看，你回去等待吧。”此后王永学每天到长官部打听，管事的人说等郑洞国副长官批完了，转总参阅稿，然后再经秘书室、传达室、收发室才能发下来。王永学从7月16日等到25日，这场公文旅行才结束了。王永学拿着郑洞国的批文和黄永安给他的2 000元路费，乘夜色偷渡过松花江，返回哈尔滨向姜鹏飞报告。[4]

姜鹏飞急切地打开公文一看，郑洞国的批示是：“陆军新编第27军呈报长官部批准由，查该部队敌后工作，暂在敌后保护部队势力，国军接近哈尔滨时，协助国军加入一起作战，消灭敌方之势力。关于请求飞机及无线电一件，候长官谈判相当结果时，向哈市广播，希该部收听人员注意为荷。遵照周知。”

得到上司指示，姜鹏飞兴奋不已，好像北满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天下。他马上派人四处联络土匪，准备暴动。他还起草了《招抚日本武装同志文》，文中说“东北日本战士，多数避入森林，匿居山岳，无国可回，无家可归，孰无父母，谁无妻子，衣不蔽体，食不得饱，渴无汤水，病无医药，殊可怜又可恼。现在我国中央政府，收编日本武装数在十万人以上，待遇平等，人所共知，事属确实。本军长受命国府，带军先到东北各地，点编旧有各部队，使勿散漫。并招抚日本武装同志，勿使流离。”当时姜鹏飞在哈尔滨招收了1 000多日本旧军人，还在其他地区收编了不少日军人员，让他们待机暴动。

王永学回来时带了国民党新1军军长的口信，说新1军准备在8月8日进攻哈尔滨。姜鹏飞马上与长春长官部联系，请求空投火箭炮。他派人在哈尔滨到处转来转去，调查我方的银行、粮库、军火库、车队、加油站和物资集中地点，还侦察我方军政首长的住所，准备血洗哈尔滨。当他紧张行动时，松花江对岸却没有任何动静。新1军的行动显然推迟了。但是姜鹏飞等不得，他考虑山林中的土匪队伍，目前既无衣服，又无经费，子弹也将用尽。眼下秋收已到，青纱帐一倒，就没有地方躲藏了。所以必须尽快打进哈尔滨，即使不能持久，也能解决冬季给养问题。他一咬牙，决定不等国民党大军，自己单干。

姜鹏飞将暴动的日子定在1946年8月28日，他起草命令，要各路土匪向哈尔滨附近集结。马喜山部向阿城，左建堂、李华堂、谢文东部向宾县。在哈尔滨市内他联络国民党特务、“金线九宫道”的“活佛”李明信，要他率领教徒暴动。他派亲信姜凤鸣联络日本军官佐佐木义三，要他们赶制伪27军胸章，一起参加暴动。姜鹏飞上蹿下跳，志在必得，他甚至狂妄地印好了攻占哈尔滨后的两个布告。第一号布告是：“兹派突击队之一部，于8月28日早捕灭哈市顽敌，解除其武装，同时派警备部队一个师入城。除分得有产者之财产，照数归还原主外，其擅自逮捕人民，谬称为汉奸走狗及特务与思想不良等恶弊皆废除之。既往不咎，严察将来。”第二号布告是为了“剿灭共匪，肃清八路”，宣布在哈尔滨市实行戒严。看他的口气，俨然是哈尔滨的新主宰了。

姜鹏飞毕竟是军人出身，行事比土匪要周全。他明白如果没有人在共产党内部作策应，他的暴动是无法成功的。所以他千方百计找关系，对我方干部搞策反。几次狡猾地逃脱我军追捕的姜鹏飞，终于露出了马脚。

我军攻取长春后就一直在寻找姜鹏飞的下落。当时有人说他被打死了，但不久就得到情报，姜鹏飞这个幽灵在哈尔滨游荡。他行踪诡秘，很难捕捉到线索，只知道他化装成做生意的老板到处活动。实际上姜鹏飞经常来哈尔滨，他的活动据点就是天泰客栈。

姜鹏飞要搞武装，手头急需经费。天泰客栈老板说他有一个连襟姓佟，在民主联军某后勤部当科长。姜鹏飞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关系，要老板设法把佟科长争取过来。佟科长得知是姜鹏飞拉他，就向上级作了汇报。为了摸清姜鹏飞的底细，组织上派佟科长打入敌人内部，直接去见姜鹏飞。姜鹏飞急着要钱，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的底牌亮了出来，吹嘘他的27军已经收编了16个师。并把蒋介石的委任状拿给佟科长看，以示他不是杂牌土匪。佟科长假意说：“小弟虽有心追随左右，但恐力不从心，难以完成大任，还望军座栽培。”姜鹏飞当即委任佟科长为他的“军械处长”，要他搜集情报，筹措经费，还要再拉些人过来，最好是抗联干部。我方了解姜鹏飞的意图，决定将计就计，派侦察队长扮演一个“失意团长”，和佟科长一起再去找姜鹏飞。为了让姜鹏飞露面，佟科长告诉姜的眼线：这位团长马上要调往乡下，要见就得快见。姜鹏飞当天回话，约他们晚上在天泰客栈会面。姜的巢穴被我们找到了。

我方掌握了姜鹏飞的暴动计划，决定利用在天泰客栈会面的机会活捉姜鹏飞及其同党。8月24日晚上，佟科长和化装的“团长”如约来到客栈，外面已经布置了公安人员，化装成小贩和行人。事先约定：如果姜鹏飞在场，就打手势为号，我们的人进去抓人。由于情况没搞清楚，听姜鹏飞手下的人说派汽车去接姜了。佟科长和“团长”上楼后，大家便包围了客栈。在外执行任务的同志没有经验，见一辆汽车停下，就以为姜鹏飞到了，一拥而上要抓人。幸好里面的侦察员出来制止，没有惊动楼上的人。执行任务的负责人没见到姜鹏飞，以为自己暴露了，没完成任务便撤走了。其实姜鹏飞就躲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让他的亲信与“团长”先谈，进行试探。“团长”和佟科长沉着应付，没露半点破绽。姜鹏飞偷听了一阵，放心地走出来对“团长”说：“好啊，团长，一言为定，你把队伍拉出来。”他们约定第二天仍在这里见面，然后再去光复饭店吃饭，正式发给委任状，商量暴动的具体事宜。

佟科长向上级领导汇报后，我方重新制定了逮捕计划，调换了一些有经验的公安人员执行任务。8月25日傍晚，我方公安人员来到光复饭店，在那里吃饭等候。不一会儿，姜鹏飞一行果然来了。他们走进包间，大吃大喝起来。酒过数巡，姜鹏飞高兴地宣布：“我们就要进驻哈尔滨，诸位立功的时候到了。”大家都向姜祝酒，连夸带捧。姜当场宣传委任“团长”为师长，佟科长为军械处长。接着又是一番干杯祝贺。就在姜鹏飞得意忘形的时候，我公安人员一齐闯进来，姜鹏飞和参加聚会的匪首全部就擒。佟科长和“团长”为了不暴露身份，故意对公安人员说：“我们是后勤部的，在这里谈生意，犯什么法了？”也陪着姜鹏飞一起被押上汽车，送进监狱。随后，我公安人员又前往天泰客栈，将残余的匪徒一网打尽。姜鹏飞的参谋长张东坡有事外出，一时漏网。他发现天泰客栈出事，带上亲信就化装逃跑。他故意不在哈尔滨车站上车，跑到三棵树车站，然而我方早已派人在那里等候，张东坡也被擒拿归案。[5]

姜鹏飞被关在监狱里，想不明白怎么会被抓住。他仍然相信佟科长是自己人，想法捎信告诉他们：谁要能出去，就去联系九宫道活佛李明信。他们约好在8月28日暴动，到时候就来劫狱，把他们救出去。姜鹏飞又干了蠢事，不但救不了自己，把李明信这个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也暴露了。

我公安机关得到线索，趁热打铁，一举擒拿李明信和他的信徒。经过审讯，李明信交代了他的真面目。他是河北内邱人，七七事变后入了金线九宫道，利用到各处传道的机会，刺探八路军根据地的情报，为日军扫荡充当帮凶。抗战结束后，他又与华北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复兴东北建国军”拉上关系，被任命为“敌后工作委员会东北四省分会军人委员”。这些特务在锦州拜见了杜聿明，又到北平领了活动经费，便潜入东北各地。李明信来到哈尔滨，以佛教会名义在道外摆设香堂，自称活佛，闹神闹鬼地骗人说他能“消灾灭难”、“搭救众生”，利用宗教迷信拉人下水。他自称上天“圣批”，要他“登基称帝”。他自己准备了“龙旗”，对教徒说要在8月28日当皇帝。实际上他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令，要他配合姜鹏飞在哈尔滨暴动。姜有多少人他不知道，他自称有3 000信徒，按照与姜商定的计划，姜的队伍负责封锁市内各交通要道，李明信的人去攻打太平桥、道里、道外等区，再向外县发展。可惜这场“登基”美梦还没来得及实行，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揭露的罪行证明，李明信不但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大特务，还是一个大骗子兼大流氓。他传教方式与其他教都不同，有一项叫“顺星”，表面上是叫你诚心信仰他，实际上是骗钱。他命令每个“顺星”的人交396元香钱，仅这一手，他在8个月内就聚敛了20多万元。李明信还骗良家少女来修行、做“娘娘”，寻机强奸。在公审李明信的大会上，一位青年女子李桂英出庭作证，控诉李明信骗她当“娘娘”强暴她的经过。

李桂英说：由于他父亲的迷信，全家都入了道，交了“顺星”钱。在道徒的诱骗下，李桂英和母亲来道场看热闹。只见道坛旁边两个屋，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的，都穿着黑袍在修行。桂英不懂事，觉得挺新奇。李明信见到这个天真的小姑娘，淫心顿生，叫她留下，派人传话给桂英爹说：你女儿有福气，被老母娘娘许给“活佛”了。修行好了可以享洪福，能活800岁。不从的话，老母娘娘就降灾你家，不得翻身。此时不给，5年以后也是他的人。桂英爹被这套鬼话吓住了，就把桂英许给李明信当了“娘娘”。

桂英在李明信手下天天练“坐功”。一天夜里，李明信要桂英一个人在香堂练“坐功”，半夜里摸过来，强奸了她。李桂英怕羞不敢声张，李明信更加为所欲为，还说这是考验她的心诚不诚。李桂英不从，李明信就装死吓唬人。就这样，桂英被她蹂躏了五六个月，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公审李明信的大会上，桂英控诉了李明信糟蹋众多女子的罪行，悲愤地说：“他从前完全是道派欺人，我年幼无知，受了他的欺骗和污辱。现在我要求枪毙了他，替无数被糟蹋的姐妹们复仇申冤！”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这个弱女子的同情和保护。当会议结束时，李桂英拉着一位女干部的手，一蹦一跳地离开会场，又恢复了少女的愉快和天真。作家白朗目睹了这一切，写下了报告文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娘娘”李桂英的控诉》，刊登在1946年9月21日的《东北日报》上。

破获姜鹏飞、李明信反革命暴动案，是我党在城市锄奸肃反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东北局领导同志亲自到哈尔滨公安局进行慰问和祝贺，中央社会调查部发来嘉奖电，高度评价这个胜利“给了蒋日特务机关以重大打击，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勾结敌伪反对人民的罪行，对争取东北自卫战争的胜利，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建设，教育东北的人民群众，起了重大作用”[6]。

1946年9月9日，在充分掌握了姜鹏飞等人的罪证后，哈尔滨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姜鹏飞、李明信和土匪首领崔大刚，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姜鹏飞等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他们企图在哈尔滨制造流血暴动的阴谋彻底破产。广大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操纵汉奸、特务、土匪组织暴动，屠杀东北人民的罪行。法庭当场宣判，将姜鹏飞、李明信、崔大刚三名主犯判处死刑。第二天一早，三声枪响，姜鹏飞等受到应得的惩罚。在热闹祥和的气氛中，夜幕下的哈尔滨迎来了一个欢乐的中秋之夜。

[1]　刘枫：《李兆麟传》。

[2]　中南军区编：《东北局、中南局及第四野战军首长报告文件汇集》。

[3]　《东北日报》1946年7月12日。

[4]　1946年9月14日《东北日报》。

[5]　王元年等：《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

[6]　汪金祥：《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公安保卫工作回顾》，载《辽沈决战》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