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历史不会终结" class="reference-link">尾声　历史不会终结

卫立煌逃到葫芦岛，越想越窝火，简直不明白他们在东北怎么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杜聿明、赵家骧与他一起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卫立煌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蒋介石当然不会负责，他理所当然地拿卫立煌当了替罪羊。1948年11月10日，他发布命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从“东北王”沦为阶下囚，被宪兵、特务软禁家中，令旁观的国民党将领寒透了心。幸亏战局变化快，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恢复卫立煌的自由，并听取了卫的申诉。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果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东北的结局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引起连锁反应。此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年之内就被赶下了海。多年以来，国民党将领也在不断反思失去大陆的原因和教训，一致认为东北的战败是军事上的关键原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的腐败和混乱则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不服气的，如关麟征在谈起国统区发行金圆券导致经济崩溃时说：“这只是促成失败的一个原因，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银行准备金不足，但总算还有银行；还有不少准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里？准备金在哪里？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不见他们的金融受到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任。”[1]

关麟征说的当然是实话，但他就怎么也没搞明白，共产党凭什么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为什么天天打败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一生中的顶点，他就是国家和正统的化身。他第一次视察沈阳的时候，不也受到民众的欢呼吗？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刚进东北的时候不也是八面威风吗？杜聿明不也曾步步进逼，迫使林彪一直退过了松花江吗？但是国民党是怎样失去了民心，共产党又是怎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弱到强的呢？国民党将领们是说不清楚的。1983年在筹备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陈云谈到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总结为六个方面：

一、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是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为了支援东北，先后调进去了山东军区的主力，新四军的第三师，陕甘宁三五九旅，抗大炮校等部队的一部分，以及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军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部队，共十多万人。另外，还派进去了一百个团架子的部队干部和二万左右的党政干部，其中包括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些力量加上抗联原有的力量，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为了迅速歼灭东北的敌人，东北局曾向中央提出：希望关内能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不使他们再增援东北。那时，全国各个战场都打得很好，确实牵制了大部分敌人兵力，以至敌人大部队不仅没有再进来，有的还出去了。这也是全国对东北的巨大支援。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没有一野、二野、三野和华北野战军的支援，就不可能有四野，就不可能有东北战场的胜利。

三、是由于我们动用正规部队进行了剿匪。东北的土匪实际上就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如果不把它们剿干净，农民就发动不起来，后方也不可能安稳。

四、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五、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关内各解放区雄厚，……再加上我们在解放区迅速建立了政权，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发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充分动员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这就使我军有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有保障，部队可以不断扩充，而且调动起来快，机动性强。

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2]

陈云同志的这番论述，是目前为止对东北解放战争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他的总结中贯穿了一个主题：东北解放战争是我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因为共产党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发动了群众，给贫苦农民分了土地，才得到人民的支持。谁赢得了民众的大多数，谁就能赢得战争。这不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事实也是如此，我军的每一次作战，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辽沈战役中，除了我军后勤部门在运输、军粮、服装、弹药等方面的保障之外，各战区都组织起省委负责的支前委员会，从地方抽调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据战役后的统计：共动员民工160万人，出担架13 000多副，马车6 700多辆，火车皮近2万节，筹措粮食7 000多万斤，抢修铁路4 300多公里，架设桥梁280座。大军入关时，还有10万民工随军，他们为战争付出多少辛劳，是没有办法计算清楚的。

支援战争是一个方面，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更无法统计了。哪一次作战不要打烂一些乡村和城镇，蒙受的损失和重建工作最终还是要老百姓自己承担的。辽沈战役结束后，黑山和附近地区几乎被扫荡一尽。陈云、陶铸1948年11月7日致东北局的报告说：

黑山、彰武及阜新东部，在此次辽西会战中负担很大，仅担架即达1万多副，粮食被部队吃去为数很大。特别是敌人的掠夺，许多村子已无存粮。最严重的为牲口损失约80％，据彰武二区14个村调查，被敌人抢去牲口1 001头，大车几百辆，鸡为敌吃掉达15 000只，猪、羊1 500头。村干部被杀200余人。总之，战场地区群众很苦，现已无法生活，明年生产当更成问题。除政府应拨一笔救济款解决群众目前生计困难外，是否可以在后方各省农村，发动号召农民捐些粮食与牲口。对战场地区群众给以援力。这不仅使该地区的群众得到更大的帮助，更可以在农民中间激发一种阶级的友爱，而辽北本身更应以大力来组织这一援救运动。[3]

援助工作当然做了，但在当年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每户农民能得到的恐怕也只是维持过冬的粮食和一些衣物。远远弥补不了战争造成的灾难。中国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是极强的。他们没有抱怨，默默地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劳动。为了新中国和幸福生活，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辽沈战役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当年在东北战场上风云一时的主角们，又演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幕悲喜剧。

廖耀湘被俘后到了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新中国成立后又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虽然是败将，心里总是不服的。见到解放军干部坐汽车、住楼房，他说：“解放军还不是一样，坐汽车住洋楼！”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他说：“跟美国人打，非哗啦不可。”直到志愿军的捷报不断传来，廖才服气地说：“解放军还真有一套。”他开始认真地改造思想，1959年以后，与杜聿明、郑庭笈等获得特赦，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为祖国统一大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郑洞国虽然也到“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了一段时间，但他与李鸿、史说等不是被俘，自然也就不算战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获得了自由，分配了工作。郑洞国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经历，终于在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后找到了答案。在周恩来关怀下，他到水利部与傅作义将军共事，后来又一起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受到很高的待遇。他将自己的戎马生涯写成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了东北战争的真实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卫立煌栖身香港，时时受到台湾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卫立煌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反复考虑之后，他向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者转达了想回国的信息。周恩来得知后，表示极为欢迎。1955年3月15日，在我方周密安排下，卫立煌回到广州。毛泽东听说卫归来后，立即发电报表示祝贺，并盼望他早日来北京，好好聊聊。卫立煌到北京后，毛、刘、周、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亲切会见了他，畅谈抗战时的情谊。昔日的部下，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陈明仁、国防委员会委员郑洞国也来拜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卫立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常委，晚年为国家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到1960年病逝。

留在大陆或回来的国民党将领，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过上了安定生活。去了台湾的反而命运多舛。赵家骧被蒋介石派往金门，任防卫部副司令官。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万炮齐发，猛轰金门，赵家骧正在回司令部的路上，被密集的炮火当场炸死。

蒋介石的宠将孙立人，从东北调离后，奉蒋之命驻守台湾，为国民党政府经营最后的地盘。他干得很卖力气，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权倾朝野。但是他与美国人的密切关系引起蒋的猜疑，1954年以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他的一切职务，遭到长期监禁。直到蒋介石、蒋经国相继去世之后，孙立人才恢复了自由，但几十年岁月的煎熬，他已变成垂垂老翁，全无当年风采。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变化。林彪、罗荣桓率大军南下后，高岗成了“东北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已在林彪之上。由于他在恢复东北经济和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中作出了成绩，又被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大权在握。高岗的头脑发昏了，急不可耐地要谋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席位，被毛泽东识破了阴谋。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巧妙地避开了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会议。在开会之前，高岗托杨尚昆带封信给毛泽东，表示要认错，想在开会前到杭州见毛泽东，当面解释。毛泽东在1月22日给刘少奇写信：“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高见事情无可挽回，自杀未遂。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高岗问题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高的问题定性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的行为是“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在隔离审察期间，高岗借口失眠，每天要一粒安眠药，偷偷存起来。到8月17日，终于将一把安眠药吞入腹中，完成了第二次自杀。[4]他的尸体被秘密埋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没有任何碑铭标志。就是这样，也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找到铲平了。

高岗之死对林彪究竟有多大震动，历史没有任何记载。高饶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六大军区权力过重，在1955年撤消六大军区，分为十二个军区。此前，高岗是东北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林彪则是华中军政委员会主任。撤销大区对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林彪，不可能没有影响。从此，林彪借口养病，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林彪死后，专案人员在林彪看过的书上，发现了这样的批注：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5]

可以看出，林彪开始了一种双重生活。他深居简出，窥测政治方向，看风使舵，以投毛泽东之所好为主要目标。庐山会议他最后上山，出语惊人：“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前一段的失误作了检讨。唯独林彪与大会唱反调，在讲话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总是因为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党内的地位一步步向前移动，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成为党章中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林彪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他就放手大干起来。选亲信，结死党，为抢班夺权作准备。他任命黄永胜当总长，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李作鹏当海军政委，邱会作当总后部长。他还安插一批亲信部下在各军区和省革委会担任领导职务。毛泽东毕竟高出一筹，预见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给了林彪迎头一棒。

林彪图穷匕首见，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他与叶群、林立果等仓皇登机外逃。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这一声爆炸把全国人民震得目瞪口呆。批判林彪的运动把他从过去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下翻成“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老账从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算起，还专门印发了一个材料，揭露他在辽沈战役中是如何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处处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证据就是打长春、锦州、营口的那些电报。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从此，辽沈战役也成了一个敏感话题，很少有人说了。

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客观公正的历史，在那个年代，历史被来回的颠来倒去，人们从无所适从到厌烦冷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去了禁锢人们头脑的思想枷锁，人们开始重新研究历史、反思历史。

1984年2月11日，几位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撰工作的军队干部来到黄克诚的住所，就关于“林彪”这个词条的写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1959年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大将蒙受冤屈，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被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当时他写信给林彪说明情况，但是林彪没有为这个东北战争时期的老同事说一句公道话。“文化大革命”中，黄克诚被投进监狱，身心受到残酷折磨，恢复自由时，已是双目失明。他是最有权利控诉林彪的，但是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作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

“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这是我的想法。林彪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10万多点，经过3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100多万人。带10万人进去，带100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领导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也需要稍具体一点，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总起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黄老也已经成为历史人物，读到他生前的这篇谈话，仍然为他那宽阔的胸怀和科学严肃的态度而深深感动。黄克诚，不愧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如果人人都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研究历史，我们才能给后代留下一部可信的历史。

[1]　何家骅：《国民党怎样失去大陆？》，载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第11期。

[2]　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载《辽沈决战》上册，第2页。

[3]　《东北局1948年电报稿》。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页。

[5]　彭程、王芳：《庐山，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