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饥饿的长春" class="reference-link">第41章　饥饿的长春

“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堵塞漏洞，严密封锁——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国民党赶老百姓出城——林罗向毛泽东报告围城情况——杨滨反映百姓的惨状——林罗下令收容难民——死城长春——12万老百姓死亡的责任由谁来承担

围困长春的方针既已决定，1948年5月30日，东总向长春围城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的命令。独立师以营为单位，堵塞长春近郊一切道路，构筑工事。主力部队控制城外机场，并以远射炮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两机场。一纵、六纵分别划定防区，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命令强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1]

6月5日，林罗谭首长发布了围困封锁长春的指示，具体规定如下：

一、划长市周围50里以内为封锁区，在此封锁区内除军事所必须者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必须通行者由各县政府制造通行证及居留证发给人民（军队人员外出者由团部发通行证），以便凭证检查。

二、在宣布断绝对长市商业关系，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后（由总部出布告），凡以上项资料偷运过境企图接济敌军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地方归县，军队归团）予以没收处理。但持有证明文件并其所运物资系流向我区者，则必须允许放行，不得借故留难。其有借端勒索及不按规定手续执行没收者，必须从严究办。

三、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但应告诫部队对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不得施行殴打及开枪。

四、为实行上项封锁政策，应在各大小道口设立检查站以便实行盘查和戒严。除军队担任者外，必须组织人民的放哨戒严，使敌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无隙可乘。此项戒严和盘查细则由当地军队会同地方规定之。

五、劝告封锁区内前沿地带的居民，将多余粮草及暂不需用资料窖藏起来，不要被敌抢去。[2]

为了实施对长春的封锁围困，东北局决定派萧劲光和萧华前去领导，6月初组成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为政委。6月15日，萧劲光、萧华在吉林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东北局的指示，重新部署围城工作。决定一纵和六纵撤下来休整，以十二纵的34、35师、六纵18师以及6、7、8、9、10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团为围城部队，接管防区。6月22日，围城部队开始进入指定位置，开始了对长春的全面封锁。[3]

长春是东北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伪满定都时居民有60多万人。抗战结束后尚有50多万人。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长春形势动荡不安，人口不断外流。北满的地主恶霸、敌伪人员则逃出解放区，流入长春。到1948年初，长春还有40万人，其中10万人是国民党军队和家属、留守人员。我军解放四平后，切断了长春与沈阳的联系，长春城内一片恐慌，又掀起了逃亡高潮。有钱的富人和国民党空军家属乘飞机从天上跑，普通老百姓从地上跑，到我军围城之前，长春城内的居民跑了约有一半。

我军刚开始封锁，城内立即有了反应。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阵中日记》记录，从6月1日到5日，每天都有十几架次的敌机向长春敌军空投粮食，每天投下的米面有几百包。“长春难民，每日仍有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我警戒部队饭吃。”总部5日命令“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命令一纵用远程炮火破坏敌人在城里新皇宫开辟的临时机场，不让敌运输机降落。7日，六纵命令“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

长春守敌不甘心坐以待毙，不断组织小部队出城抢粮和骚扰我军阵地。6月16日，洪熙街一个营敌军分三路向我18师孟家屯阵地进犯，被我军坚决打了回去。23日夜间，一股敌军在八里堡地区进犯独立8师阵地，又被打了回去。7月7日，长春守敌约四个团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分三个方向出击，激战到下午，被我独立6、9、10、11师合力堵了回去。城内缺粮引起粮食走私活动，6月18日一纵报告：“长春八里堡附近，每天均有人到卡伦买粮食，每起五六十人，利用夜间走野地，用麻袋将粮食背回长春附近。”22日六纵报告：“有百姓利用夜晚警戒空隙，运粮进城。22日晚18师一个排在田家油房及广播电台，截偷运粮六麻袋，每人背回30斤。”24日18师报告：“孟家屯到八七病院一带无警戒，百姓利用夜间走河沟、荒地偷运粮食进去。阻粮经验为：黄昏至半夜多放游动哨巡查，在必经小路设伏，每晚能没收几百斤。”为了打击粮食走私，堵塞封锁的漏洞，7月1日林罗刘电令长春前指：“由专人经常巡视检查封锁状况，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动员城附近群众坚壁清野，缉拿向城中偷运粮者。”此后，粮食走私情况基本上被消灭，对长春的封锁更加严密了。[4]

长春被困之初，郑洞国是有所准备的。从3月上任以来，在解放军尚未合围之前，他就已经储备了不少粮食。3月下旬到5月下旬这段时间，他动用了大量东北流通券，让新7军、60军和保安旅自行采购粮食。新7军原驻长春，颇有些老底子。60军新来乍到，现买现吃。郑洞国命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帮助筹措军粮，尚传道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代购，在两个月内购屯军粮约300万斤。长春市政府有8 000职员和警察，也要考虑他们的生活，尚传道把南京政府寄存的100万斤大豆买下，作为市府的粮食储备。

4月份郑洞国委托尚传道在全市居民中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摸一下全市存粮的情况。按当时统计的市内现住人口和存粮数，只能维持到7月，8月以后就没有粮食吃了。

5月24日，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占领，随后形成了对长春的合围。粮食来源基本上断绝，吃一天就少一天。郑洞国向蒋介石请示，6月初蒋介石回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各位军长师长打气的，说“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另一封密电是给郑洞国的，让他把长春市内老百姓的粮食物资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蒋介石“杀民养军”的意图，表达得很明确了。

郑洞国把尚传道找来商议，尚当即表示不能这样办。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他又说：“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7月底，8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郑洞国沉思良久，表示这个命令可以不下，但要有个粮食管理办法。他们几个人商量，拟定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老百姓存粮的限量，以够吃到9月底为止，多余的粮食必须卖给政府一半作军粮，另外的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买卖粮食必须按政府定价，不许哄抬粮价。违者严惩，直到处以极刑。[5]

粮食管制法令一出，不仅没有控制住局面，反而人心骚动，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往上升。据我军侦察到的情况，一斤高粱米的价格是：6月2日4万元，6月23日22万元，7月14日80万元，7月28日330万元，8月1日720万元，8月18日2 300万元，9月10日2 800万元（东北流通券）。[6]粮价控制不住，开始尚传道还派人到市场上去抓，想杀一儆百，止住投机风和黑市交易。有一次警察抓住大东粮行故意抬价抢购的三个商人，一查他们是代保安司令部买军粮的。这下搞到郑洞国头上去了，实际上负责此事的是副司令李寓春，这件事是李勾结粮商干的。尚传道报告郑洞国，要求严办。郑洞国只得同意将三个商人枪毙。但是后来新7军的人也参与粮食投机，郑洞国非常恼火，不顾部下的求情，毙了一个新7军的军需官，但是对上层军官的不法活动，就不敢深究了。

粮食恐慌到7月份就很严重了。新7军有存粮，起初每天还能维持一顿米饭，后来也越来越困难。除了军官能吃饱，士兵就不行了。60军没有存粮，开始就是吃黄豆，后来是豆饼加米汤，粮食全部吃光后，则是吃酒糟和豆饼糊糊。沈阳方面来空投粮食的飞机，每天只有几架，投下的粮食也就4 000多斤。飞行员怕解放军的炮火，在三四千米的高度胡乱投下就走，结果一半都投到解放军阵地上。投下的粮食本该由保安司令部统一分配，其实都被存到新7军的仓库里。他们监守自盗，60军非常不服。于是60军就在市内大抢老百姓的粮食，暂52师的官兵看谁家冒烟，就去抢粮，搞得老百姓不敢举炊，怨气冲天。尚传道市长在报纸上揭露此事，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曾泽生军长大怒，跑到郑洞国面前抗议。郑洞国没有办法，只好两边劝解，不了了之。60军被逼无奈，只好抢到一点吃一点，每天飞机来空投之前，各部队就把大锅烧上水，只要粮食投到他们的防区，立刻就下锅。等收集粮食的军官赶来，生米早已做成熟饭进肚了。士兵们说：“要我们卖命打仗，让我们吃顿饱饭再去死，不算过高要求吧？”法不制众，郑洞国也毫无办法。[7]

全城军民不仅没有粮吃，做饭取暖用的柴禾燃料也极度匮乏。当初国民党军队从郊外撤向城里时，把沿途老百姓房顶上的草都抢光了，拉回城里。但这也顶不了几天用的。没有柴烧，60军到兵团部去要，答复是“自行解决”。新7军有库存燃料，决不肯拿来支援60军。于是60军的士兵就去拆房子，先拆无人看管的公家房产（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房子），城南的原满映公司（现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带）数以百计的楼房被拆成一片瓦砾堆。公家房子拆光了，就去扒民房。逃空了没有人住的、全家死光了的、破旧的老房子都在拆毁之列。一幢三层的楼房，掀了房顶把房梁拿去烧。住在三层的人被赶到二层，拆三楼的时候，又把二层的人赶到一层。最后拆二楼的时候，就干脆把老百姓像赶羊一样撵走。老百姓情急之下，也冲上去和当兵的抢木头，打群架甚至开枪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军官也管不了，只能听之任之，有的一条街、一片地区都被拆光了。公园和路边的大树也砍光了，墓地里的棺材也被刨出来了。最后竟然把大马路的沥青路面挖起来烧火。一个美丽的长春，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满目凋零。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采取最毒辣的手段——杀民养兵。据郑洞国回忆：1948年8月初，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命令他将城内的老百姓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城内守军的压力。郑洞国转令长春警备司令部执行，凡是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统统赶出长春。国民党当局放出谣言：“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放卡子。”骗老百姓出城。出城时警备司令部的人挨个搜身，带的粮食全部扣下，没收身份证。一旦出了国民党的卡哨，就再也别想回来。

就这样，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百姓，从城南和城东的大道涌出长春，希望求得一条生路。这给我军的围城斗争造成了极大压力，也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如果把老百姓全放出去，城内粮荒就会减轻，敌人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但又不能让老百姓在荒野中饿死冻死。复杂的局面使我方感到左右为难，林彪、罗荣桓在9月9日《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当时的情形：

“两个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现达3 000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38师、182师等外，均以酒麴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乱，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计自6月25日起至8月25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10 471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68％，杂牌占32％，军官占2.3％，带武器者10％。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现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抬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每人存粮，不足3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45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押送出来，并疏散其无用之军官、职员、伤病员、残废、军属、学生等。被疏散者多持有证明，以便去沈登记。对市民进行欺骗：‘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人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50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地，死亡即约2000。8月初经我部分放出，3天内共收2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700万即跌为500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1 000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诬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8]

如何对待被国民党赶出来，滞留在敌人哨卡与我军封锁线之间的“真空地带”的长春百姓，是关系到我党的群众政策的大事。当时有的部队掌握政策出了偏差，规定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造成了许多混乱和麻烦。在长春外围负责对敌工作的杨滨（又名杨重，原为打入60军的地下党员，曾任曾泽生的副官长。1947年初脱离60军归队，在促成60军长春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注）发现了这些问题，在九台给上级领导写了一个详细的情况反映。

杨滨的报告反映说：这种做法是极不符合我党政策的，会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因为“城市贫民，国民党对付他的政策是：要长春不要人民，把许多贫民都赶到卡哨外面。他们对这些穷苦老百姓说：‘共产党是为你们穷人的，你们快出去找共产党吧。’把不够三个月粮的人，都尽量想法撵出来。一种是强迫，一种是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宣传。如：七一是共产党的生日，我们的岗哨开放三天，便骗出几万人出来；八一是毛主席生日，大赦三天，又骗出好几万人出来。出卡哨时就把身份证收回，然后一个也不让回去。”

杨滨继续写道：“这些老百姓到我们卡哨，同样不让进来。因此数万难民便被阻在敌我卡哨的真空地带活活地受饿挨冻，已经饿死了不少。”“假如还要这样围困下去，长春基本群众可能全部饿死。留下来的，就只是过去有些存粮的中等以上的地主资本家。等我们去长春去救济着的，都会是一些地主资本家。然而这些人虽然得了我们的救济，还是仇恨着我们。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不是从仁慈观点出发，而是今天我们要不要老百姓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不要老百姓，坚决把穷苦老百姓赶出卡哨外边来。而我们也坚决不要他们进来，让他们在两卡哨的中间饿死，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

杨滨指出：“围困长春坚决不让一个老百姓进来，其目的，我们认为：（1）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2）使长市的老百姓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等。但是敌人采取了主动，把城里遭受这饥饿的贫民一概赶出卡哨来，所以事实上没有增加敌人多少困难。相反的敌人采取了高物价政策，把粮食价格提得很高。只要有（粮），全部搜刮。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离开长市。其次是市民闹起来或暴动起来的问题，长市敌武装约10万人，而市民全部约共50万人（现在已不足此数），其中一半是妇女，还有极大一部分是老弱残废。就是说长市青壮年总数也不过10万人。因此，要靠这些没有枪杆的人起来与拿着枪杆的十万武装部队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仅是一种想象。”

“假如今天把敌人已经撵出来的难民收容起来，可能会起什么影响呢？我们认为对敌人的困难并未减低，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敌人的卡哨外面。而对我们则是一个负担，但进长春后这些人仍然是要我们负担的。相反的，我们认为：今天大量让老百姓、真正的难民过来，对敌人的瓦解作用会更大。出来就是一条生路，人心向我。每个人都往我解放区逃跑，不愿拿着枪杆在那里等着挨饿、挨打或当俘虏。所以我们的具体意见是：（1）应该把真正的难民适当收容救济，进入我解放区；划定一定的难民区，有计划地收容。（2）规定所有携带武器及军用物资者（军人例外），一律不得作为进入我区的条件，而是规定奖金。”[9]

杨滨的报告受到领导的重视，很快由围城指挥部送到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手中，周桓转给谭政主任，谭认为这个报告事关重大，又呈报林罗刘审阅。林罗刚刚就此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看到杨滨报告中反映的严重情况，决定不等毛泽东答复，立即采纳杨滨提出的建议。9月11日，林罗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萧劲光、萧华等，放长春难民出城。电报全文如下：

萧（劲光）、萧（华）、陈（光）、唐（天际）、解（方）并告十二纵、吉林、辽北报军委：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藉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林、罗、高、刘、谭、周

9月11日[10]

萧劲光等接到命令，立即传达到各纵队和独立师。封锁线的哨卡打开了，饥饿的百姓蜂拥而出。据十二纵给上级的报告：“15日起开始放朱家崖难民，每天放5 000，10天放5万人。如果每天2万要25天，预定18天放完。14日晚放出3 000余，查出轻机（枪）一挺。”[11]为了收容这些难民，围城指挥部会同地方政府在前沿和后方设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难民收容所。从“真空地带”放过来的老百姓已经饿得有气无力，见到米饭馒头就没命地吃起来。结果衰弱的肠胃承受不住，胀死了不少。收容所接受教训，以后收容难民，头两天只给稀饭吃，以后再逐渐增加饭量。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 000吨救济粮、500斤盐和6亿元救济金（东北流通券），把一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待他们身体恢复后，干部们把一批又一批的难民疏散到远离长春的乡村，再接待下批从城里出来的新难民。然而围城仍在进行，长春城内只出不进，饥荒现象没有丝毫缓解。国民党军企图把包袱甩给我方，结果也没占到任何便宜。[12]

此时的长春，真正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据尚传道回忆：“7月以来，卡哨内外，已开始有饿殍出现。7月下旬以后，市内一般居民家中已无存粮，开始以豆饼酒糟充饥。8月以后，豆饼酒糟也越来越少，到9月中旬，豆饼酒糟等已经吃光。虽当中秋季节，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饥饿的人民，不得不纷纷抢搂树叶煮食，以资度命。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子和周围，原系绿树成荫，那时每天常有许多瘦骨嶙峋的小孩子，三五成群，在该处围墙四周抢搂树叶，该处特务头子们居然认为‘有碍观瞻’，责令哨兵吆喝驱逐，甚至举枪威胁。但也未能制止。在9月上旬，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案。”

“从8月1日开始强迫疏散人口以后，市民因辗转饿死在卡哨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河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13]

12万人死亡！这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的总合。据战役结束后的统计，我军伤亡67 339人，其中阵亡14 010人。国民党军虽然被歼灭47万人，但伤亡只有56 800人，其中被击毙的不到半数。在长春围城战中，最悲惨的是无辜的老百姓。这个历史责任当然要由国民党反动派来负责。蒋介石坚决不允许放弃长春，卫立煌自顾不暇，没有能力以空投支援长春，只得仰天长叹：“是我负了桂庭（郑洞国）！”而郑洞国则坚持对蒋介石愚忠的立场，明知败局已定，依然顽固不降。最后则采取“杀民养兵”的政策，尚传道说：“据我所知，在这次战役中，新7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60军则比较困难，到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其他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也承认国民党军人虽然营养不良，患浮肿病，但谁也没有列举出饿死军人的事实。这就是最鲜明的对照了。郑洞国晚年也深感良心的谴责，他说：“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1]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73页。

[2]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编：《林总电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

[3]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页。

[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7页。

[5]　尚传道：《长春困守记事》，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1页。

[6]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7]　龙国钧：《长春解放经过》，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72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

[9]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1]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2]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

[13]　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