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战略的抉择" class="reference-link">第40章　战略的抉择

郑洞国被迫到长春上任——老蒋与卫立煌继续扯皮——林彪提出打长春的计划——长春外围战斗——林彪改变了主意——毛泽东与林彪在南下方针上展开争论——林彪同意南下北宁线作战——抢修铁路——秘密运送十万大军

1948年3月13日，东北我军攻克四平，结束了冬季攻势。此时，国民党在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营口等城市，被分割成几片孤立的地区，处于解放军的战略包围之下。处境最危险的就是长春，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后，全靠空运补给。而国民党的航空公司每天只能派出四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无异杯水车薪。

不利的局势令卫立煌坐卧不安，长春是他的一块心病，死守无望，丢弃可惜。他对亲信私下说：“长春是个包袱，好比一个盲肠炎症，恨当初陈辞修走了这着死棋。”但是老蒋的意思是：要撤就将东北国民党军全部撤入关内，如果不撤，长春也绝不能放弃。再说长春城里毕竟还有十万军队，守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要派一员得力大将去坚守这座孤城，卫立煌的首选对象是郑洞国。

郑洞国不是傻瓜，当然明白困守长春的下场是什么。指挥60军撤到长春后，他就飞回沈阳，打算离开东北去治病。卫向他提出去长春主持军务，被他一口拒绝。僵了几天，蒋介石打电报来，命令郑洞国去长春上任。作为黄埔生，郑洞国对蒋是忠诚不贰的，只能被迫服从，但心里是很不痛快的。卫立煌对郑洞国说：“桂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说实话，我也知道长春很危险，不太情愿让你担这种风险。可现在局面坏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没有别的法子好想呀。我辈身为军人，应以党国利益为重，请不要再推辞了。况且长春工事坚固，兵力雄厚，只要认真防守，是可以坚守下去的。你去之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我一定全力支持你。”郑洞国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了任命。怀着“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于3月下旬飞抵长春。[1]

蒋介石当时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总想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入关内。4月初他将卫立煌召到南京商议。蒋介石提出：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法维持，还是将主力部队撤到锦州，沈阳、长春只留少量部队防守。卫立煌坚决不同意，说部队尚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有中途被消灭的危险。其实卫立煌心里明白，他手里只要有实力，就有他的地位。大军撤入关内，谁知道结果会怎样？老蒋惯会嫁祸于人，丢了东北，追究起责任来，他卫立煌还不是要当替罪羊？所以卫立煌力陈坚守沈阳、长春的必要性，并对蒋保证：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军队补给问题由他去同美军顾问团商量解决。蒋才勉强答应，让卫立煌去操办。

1948年5月，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一行来沈阳视察，会见了卫立煌，观看了国民党军队的各兵种联合演习。巴大维向卫立煌许愿给他10个师的武器装备。卫听了非常高兴，对49军军长郑庭笈说：“10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他派廖耀湘到锦州专门负责接收美国援助物资，此后，美军运输机源源不断将兵员装备、粮食、弹药运到沈阳、锦州。但是尽管如此，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国民党军队只得到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还都是轻武器。卫立煌用这些装备补足了4个师，编成2个军。[2]

此时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2个兵团、8个军、24个师又3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2个军、6个师又3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山海关、葫芦岛一线，维持着与关内的铁路和海上交通。

我东北野战军此时已发展到12个纵队，加上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53个师，75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数已近百万。经过冬季攻势后的大练兵运动，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觉悟都提高到新的水平。我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已形成绝对的优势，具有了彻底消灭东北国民党军事力量，解放全东北的实力。

冬季战役结束后，东北局和野战军领导就在考虑在何时、何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当时东北已经没有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和锦州这三大地区中选择一个。偏偏卫立煌又采取保存实力、坚守不出的策略，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机会很难找到。这就需要我军主动出击，打大城市攻坚战役。东北局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1948年4月18日联名致电中央，提出先打长春的战略部署。

电报中说：东北我军的下一步计划是集结9个纵队进攻长春，7个纵队攻城，2个纵队在四平以南阻止北上增援的敌军。“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清扫外围。在此期间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企图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为保证进攻长春战斗的顺利进行，电报要求华北部队予以配合：“如在锦州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我们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后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或进行休整。即令疲劳，不能作战，亦能起威胁和钳制敌人的作用，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并准备今年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大仗。”

电报强调了这样决策的理由和多方面的考虑：“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加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该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小部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城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武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较好，但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须对新部队、新战士加强攻坚训练，在围城后则以充分时间准备，然后发动总攻。这样，胜利的可能仍是很大的。”[3]

毛泽东看了这个长长的报告，颇为不悦。当东北我军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时候，他在1948年2月7日给林罗刘的电报中就提出了“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方针。林彪等在报告中提出的种种困难，毛泽东认为并不完全实际。4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领导人，同意他们先打长春的意见，并准备派华北的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的三个纵队到承德以东地区配合东北的行动。但毛泽东明确告诉东北局领导人：“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随后，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说：“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长春万一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4]

毛泽东批准打长春，林彪就指挥部队行动起来。3月份冬季攻势结束后，林彪就把5、7、8、9、10五个独立师部署在长春周围，监视和准备包围长春守敌。4月18日，林彪命令独立5师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前进，担任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的任务。要求“封锁机场的办法须以能打15里、20里或30里的炮，当敌机降落后向飞机场射击，使敌不敢再降落飞机”。并指示炮兵司令部调拨榴弹炮给独5师。

各独立师部队迅速向长春周围运动，立即引起敌人的恐慌。他们四出抢粮，运往城内。林彪4月24日命令各独立师：“长春之敌到城外四出抢粮抢柴，并未见遭受我各独立师严重打击。此种现象，对今后作战颇为不利，我各独立师必须抽出1/3的兵力在长春城郊二三十里内外随时打击敌之抢粮部队，严格禁止粮柴入城。”这道命令，揭开了围困长春的序幕。

郑洞国到长春上任后，一天也没闲着。他很清楚自己的不利处境。面临困守孤城的现实，他必须有所作为，认真搞好防御，总比坐以待毙强得多。他回忆当时长春的情况说：“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时期，曾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瞭望台等，样样俱全。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他们。在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还有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粮食、弹药、淡水，还可自行发电。我的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60米左右，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花园空地，距离足够发扬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于1947年秋季起，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3米、深2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对此，郑洞国感到满意，也增强了死守的信心。他将长春防区一分为二，新7军守西半部，60军守东半部。新7军暂56师加强大房身机场的守卫，保持与沈阳的空中联系和物资补给线。为了提高60军的战斗力，他将新7军的一些汽车、大炮拨给60军，并将新7军的一个重炮连配属60军。经过这些努力，郑洞国自信长春城防是固若金汤，可以同共军较量一番了。[5]

5月中旬，郑洞国从情报获悉，长春四周共军活动频繁，并有主力部队源源开来，兵力估计在三四个纵队以上。他判断共军即将进攻长春，眼下当务之急是保证飞机场的安全，并尽可能多抢些粮食运回城内。经与部下策划，郑洞国决定派兵出城。

5月21日，新7军新38师主力和暂61师突然由西门向外出击，沿飞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进攻。60军182师跟进，开始进展比较顺利，没遇到多大抵抗就占领了长春西北60里外的小合隆镇。郑洞国亲自到小合隆视察，指示新38师师长史说抓紧在附近搜集粮食，在大房身机场外围构筑工事，以将共军挡在其炮火射程以外，确保机场的安全。

林彪得知长春城内敌人出动，认为歼灭敌军的机会来了，立即下令驻梨树的一纵、驻伊通的六纵出发，夺取大房身机场，并切断新7军两个师的退路。在公主岭的一纵2师作为先头部队，经过三夜隐蔽行军，于5月24日赶到长春西南的驿马站。当时天将破晓，我军没有进行仔细的侦察搜索，不知道这里驻有敌暂61师，误入敌军巢穴。敌军发觉后，从侧面向我2师5团射击，给我军造成伤亡。5团整理部队，向暂61师之敌发起两面进攻。打到下午，敌人顶不住了，向北逃窜，2师与3师、独立2师又向敌军发起追击包抄。[6]

同日，六纵3个师也赶到长春西北郊区。总部命令16、17师配合一纵消灭驻守大房身机场的敌暂56师，18师进攻机场。18师在小房身遭到敌军顽强抵抗，形成对峙。当天下午，16师47团奉命接替独立10师，进攻机场大楼。47团经过充分准备，于19时发起进攻。经过半小时激战，干脆利索地全歼暂56师师部、一个团部及守卫的敌军300余人，占领了大房身机场。[7]

郑洞国听说大房身机场失守，极为震惊，下令新38师、暂61师反击，想乘我军立足未稳，夺回机场。25日中午，新38师师长史说指挥两个团向机场发起进攻，并用大炮轰击机场外围的各据点。想把我军挤出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纵主力突然从侧翼杀来，在新38师右翼担任掩护的暂61师当即被冲垮，四下溃散。我军逼近新38师师部，敌军招架不住，师部官员都劝史说下令后撤。史说考虑，如果自己跑了，前方进攻机场的两个团必遭歼灭。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或许还有希望。他喝令炮兵还击，让后卫团跑步前来增援。部下还是动摇犹豫，纷纷想跑。史说又气又急，命令卫士就地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吼：“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退？！”这才把部下镇住，大家返身抵抗。待后卫部队赶到，史说才收拢部队，匆匆撤回城内。

这是一场恶战。国民党军遭受沉重打击，暂56师约两个团被歼，一个副师长和两个团长被俘。暂61师也损失了两个营，只有新38师基本保全。粮食没抢着，反而把机场丢了。从此，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交通也彻底断绝，只能靠空投接济。[8]

林彪听取了一纵、六纵关于长春外围战斗的汇报，浓眉紧锁。看来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并非想象的不堪一击，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他与东北局领导人多次商量研究，于5月29日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阐述他们对长春作战的意见。报告说：

一、以两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的兵力，采取奔袭手段，于养日出发，迥日上午将长春外围距长春10里至40里一带抢粮和掩护机场之56师及61师突然切断其退路，进行包围攻击。但因迂回的部队动作不够迅速，故敌大部退入长春。我只歼敌约5 000人，俘敌副师长一、团长二。

二、此次所打之敌主要为56师，该敌系伪军编成的，在58师起义后，该敌师长即被撤职，政治上最动摇。暗中接洽起义者有两个副团长、两个营长。但此次战斗中，表现并无起义的行为，且抵抗极为坚决。这种情形引起我们对敌战斗力认识的新的警惕，证明我们预先对敌战斗力的估计有不足之处。

……

五、根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总合来看，则我军攻长春，即会付牺牲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所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夺取。非特须长在敌炮火飞机轰击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下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而敌仍能保持半个月城市，使我无法啃下。那时在城内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使部队实力与士气遭受重大的损伤。此种结果，对我甚为不利。

六、24日战斗结束以来，连日我们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甚高，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一带作战的方针。[9]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感到林彪反映困难太多，对进攻长春的信心太小。6月1日早晨他给林彪发出一封电报，一口气提了十个问题：对长春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是否实行了军事民主，你们指挥所在何处等等；最后列举徐向前指挥攻克临汾的战例，说明敌军顽强的防御也不是坚不可摧。这分明是在指责林彪。林彪当晚回了一封长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解释。并表示：“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10]

朱德总司令看了一纵李天佑、六纵黄永胜两位司令员的战斗汇报，也认为长春不是绝对打不得。如果有充足的弹药，以坑道作业的战术，可以进行攻坚。如果条件不充分，则可考虑长围久困。毛泽东于6月3日将朱总司令电报转给林彪，又提出三个问题要他回答，中心内容还是能不能攻坚。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等经过认真的研究，于6月5日电告军委，提出了东北野战军行动的三个方案：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二是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但南下作战除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集中不好打外，粮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逃回沈阳，可能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是用二到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他们的意见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估计敌人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也有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他们在电报中解释说：“目前敌在东北、华北采取集中兵力守大城市的方针下，我准备现阶段上的要对沈阳和类似这一类的城市，除围困外，暂时别无他办法。暂时绝无可能形成进攻此大兵力大城市的足够兵力。所以无论主观上是否急躁，但结果仍只有采取较长期的、耐心的围城打援，并采取敌粮尽援绝而最后攻城的办法。”同日，林彪将拟定的围困长春的具体计划报告中央军委。[11]

这样，毛泽东在6月7日的复电中，同意了林罗刘提出的第三方案，即围困长春的方案。但他只是“基本上同意”，并指出林的围城打援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要他们“主要应从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也就是要他们立足于打，而不是围而不攻。同时要他们完成下一步入关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地区作战的准备。经过一番争论，围困长春的决策算是定了下来。[12]

光阴如流水，一个多月很快过去了。关内的华东、中原战场，二野和三野打得热火朝天，东北战场静悄悄的没有战事。围困长春两个月了，城内一时还看不到大变化的征兆，卫立煌守在沈阳死不动窝。东北局领导人感到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总要主动出击才是。7月中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常委会，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决定放弃先打长春的计划，大军南下作战。

7月20日林罗刘向军委报告：“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关于行动计划，电报中说：东北我军主力准备等到雨季结束后，到8月中旬首先以四、九、十一纵奔袭包围义县、锦西、兴城、山海关之敌，然后向承德前进。“我军主力南下后，则长春之敌因可能达到牵制我军于东北的目的，则定然乘机南退。我军能如同过去收复通化、吉林等地一样收复长春，并乘敌撤退时歼敌一部。沈阳之敌人在我关内各战场继续胜利的情形下，在我东北部队业已进关的条件下，沈阳之敌稍迟时日亦必然撤退。只有锦州之敌可能还在东北拖延一个较长的时候，而最后或被歼灭或逃走。”[13]

7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前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毛泽东要他们抓紧时间，争取8月间在北宁线和承德一带打响。[14]

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出，虽然林彪同意南下作战，但在总的战略意图上，与毛泽东仍有相当的差距。林彪的意图是打辽西走廊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这几个小城市守敌都很弱，打他们是有把握的。但是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大据点怎么打，林彪回避这个要害问题。他虽然号召部队准备打大城市攻坚战，但四平攻坚战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头脑，使他不愿意去打这种硬碰硬的仗。因为这种战斗要死太多的人，对部队的损伤太大。林彪打仗一向算计很精，他打起来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但是战前的筹划时他总是算计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这种心理从以前的多次战斗可以看得很明白。但是这些瞒不过毛泽东，林彪现在有近百万之众，武器装备又是最好的。毛泽东早就设想，要把东北敌军封闭在关外消灭，林彪迟迟不下决心。好容易同意南下作战，又提出只打北宁线的几个小城，然后就去打承德。主力入关，东北的几十万蒋军让谁去打？在这战略决策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必须要给林彪压担子，要他敢于去同东北国民党军打大仗，打硬仗。毛泽东把东北我军南下作战的目标，定在了锦州。7月30日他指示林罗刘：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15]

毛泽东的指示使林彪感到为难，他没有理由完全拒绝毛泽东的指示，但是也不愿意直接打锦州。8月1日他向毛泽东汇报第一步作战计划时，仍旧坚持以3个纵队、2个独立师的兵力打北宁线的5个小城市。同时要求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出动配合他们的行动。至于锦州，林彪在电报中说：“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16]

这些天的往来电报像是讨价还价，林彪一会儿要求华北兵团先出动，他们才能决定行动时间。一会儿又说华北敌情有变化。8月11日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又说南下大军的粮食没准备好，铁路桥梁又被洪水冲坏，总之一句话：“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17]

这下可把毛泽东惹火了，叫你南下你出发就是了，怎么那么多的理由，就是不肯动身？打仗都这样拖拉，还打什么仗！8月12日他起草一封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18]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很少用这样严厉的口气批评一个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员。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在解放战争中起到重大作用。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研究了毛泽东的电报，感到事情严重。为了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他们于8月13日给毛泽东发了一份长电，委婉地说明了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洪水冲垮了铁路和桥梁，使大军不能按时出动。但他们表示：“由北满运粮到热河，路途遥远需依靠铁路。但铁路要8月25日才可能修到阜新，因此预定部队能在8月底开始南下。现则突因异乎往年的大雨情况，故部队原定的出动时间遂无十分把握做到。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19]

毛泽东看到林罗刘态度明确，心情才平静下来。考虑到这是一场大战，林罗刘认为有必要亲临前线指挥。8月7日请求中央军委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正式分开，各司其职。14日周恩来代军委批准他们的报告，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东北野战军称为“林罗大军”的由来，此后林罗专心指挥前方作战，后方军区机关工作交给高岗、陈云、李富春、伍修权等负责。[20]

从8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区各部队、军区、后勤和地方政府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大军南下作战，后方根据地在北满和南满。数十万大军南下，军粮、军火运输是空前繁重的任务。这样大的行动要想严守秘密，不让敌军知晓，只能采用铁路运输。东北的铁路被战争打得千疮百孔，许多被破坏的桥梁急需恢复通车。原来一打仗就要破路，为的是不让国民党军队快速增援。现在打仗要修路，为的是让大军快速南下。这个先行官的任务落到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和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的头上。

1948年8月下旬，东北铁路总局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紧急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秘密的情况下，把驻在东丰、辽源地区的二纵、三纵、六纵和炮纵部队，运到西线的新立屯、西阜新地区作战。为保证前线作战，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运2 000万斤粮食和大量作战物资到前线。为代替主力纵队继续包围长春守敌，要从后方向吉林、四平运送19个独立团。吕正操局长和铁路局党委领导研究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周密地进行运输准备工作。

要想运送大军，必须先做到线路畅通无阻。负责修路、护路的铁道纵队（又称铁道修复工程局）下辖四个支队，由26 000多干部、战士、铁路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根据战争需要，纵队命令第一支队抢修新立屯到义县沿线；第二支队抢修吉林到长春沿线；第三支队抢修哈尔滨至长春沿线；第四支队抢修梅河口沿线。全纵队紧急行动，昼夜不停地大干起来。从西阜新到清河门一线最接近前线，这段30多公里的铁路多处被毁。枕木被烧，钢轨翻到路基两侧，13座桥梁也都被破坏。一支队干部战士顶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顽强奋战，终于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将这段线路修复，保证大军向锦州前进。

第三支队担任修复长哈线的陶赖昭松花江大桥的任务。这座大桥全长987米，桥墩被炸断7座，钢梁也受到严重损坏。陈云亲自过问大桥修复工作，当时我们一无工程机械、二无经验。东北局领导与苏联方面协商，此时苏方对我方的态度已有明显好转，苏方派来了工程列车和机械、技术人员，与铁道纵队的干部战士一起抢修。大桥竣工通车典礼的那天，陈云亲临讲话，称赞“陶赖昭松花江大桥的修复，为东北人民修通了一条胜利之路”。他号召铁道纵队的干部战士继续勇往直前，保证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21]

在抢修铁路的同时，吕正操指挥铁路总局迅速调集车辆。半个月内他们集中了1 224节车皮车厢，将所有能使用的机车都调集到梅河口、四平等枢纽站进行编组。又从各地铁路分局抽调大批政治可靠、技术水平高的司机、调度、车站工作人员到军运沿途各站，从1948年9月10日起，开始了大规模的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的行动。[22]

8月29日，林罗刘谭向各纵队、各师首长下达了战斗动员令，说明我军的战略意图是“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新的作战行动对全军，对各兵团皆是一新的考验和巨大的锻炼。这一战略动机的胜利，将决定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艺术及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小的挫折和异常忍受困难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以适于连续作战的需要。”[23]

这是东北我军最大的一次行动，数十万部队和军用物资用火车长途运输到辽西，在我军的作战史中尚属首次。为了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保密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9月11日，当各部队陆续登车开往前线时，林罗刘下达了严厉的训令：

“上车的位置最好不选择在主站，上车前应将部队带到上车车站附近隐蔽，待车辆、马匹、物资上车后，各单位按建制次序迅速上车，绝对不许争先恐后的混乱次序。下车也应选择在货物站，下车后立即按建制带开，分散隐蔽休息，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列车行进途中，绝对禁止每到一站，不经请假，随便下车，以免耽误列车行进。特别要防止个别人员自以为能，明知开车也不着急，车开后才慌忙追车。或自以为时间有把握，以致误车现象。尤其夜间更应注意。”

“为了保密，除部队尽量隐蔽不要乱走及随便与百姓接谈外，应尽量做到伪装，使群众最好不知我们是军用列车，更不能使其他部队知道我们的真实番号。必须切实使用部队代字字号，这点特别重要，应在各单位反复进行教育。”[24]

1948年9月12日，三纵、二纵5师、六纵17师和炮纵部队，在四平、梅河口等车站秘密登车，向辽西开去。运送部队的列车全用棚车，开车前车门加锁，贴上封条。列车运行时看不到部队人影，听不到说话声音，就连铁路员工也不知道运的是什么。在九天之内，共运送64次军列，将十万大军安全、迅速、秘密地运到西阜新，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一大奇迹。当义县战斗打响，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时，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机关居然一无所知，奇怪这么多的共军是从哪里来的。

[1]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第11节，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2]　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0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

[5]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第11节，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8]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第11节，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9]　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10]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11]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3页。

[19]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21]　郭维城：《辽沈战役中铁道兵部队战斗片断回忆》，载《辽沈决战》上册，第605页。

[22]　吕正操：《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载《辽沈决战》上册，第593页。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2册。

[24]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训令教字第1号：关于机关部队行军时防空与保密的指示》，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