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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20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二）" class="reference-link">第20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二）
张闻天、贺晋年到合江——杨清海叛乱——穷追猛打李华堂——活捉谢文东——“四大旗杆”覆灭记——侦察英雄杨子荣——动员群众彻底剿匪——辉煌战绩
1946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消灭了不少土匪武装，但是总的形势并不乐观。多数地区只是将土匪击溃，而没有彻底消灭，也没有抓住匪首。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长春后，各地土匪又活跃起来，在我后方特别是北满频频制造破坏交通线，抢劫、袭击我党政机关，策划地方武装叛乱等事件。合江本来就是土匪最集中的地方，这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为了保证北满的稳定，将合江建成东北我军的后方基地，东北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同志前去合江领导那里的工作。
张闻天到东北后，一直没有在东北局机关担任领导工作，而是深入到北满的县城和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经过半年的实际工作，他对这个地方的情况相当熟悉，掌握了第一手材料。1946年5月底，张闻天从哈尔滨来到佳木斯，任中共东北局合江省委书记。他到任后，立即召集省工作委员会和省军区负责同志研究情况，分析形势。张闻天认为：半年多来，在抗联干部和关内来的干部共同努力下，虽然已经接管了合江的市、县两级政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发动群众，打击敌对势力，伪满旧人员依然占据着多数职位，甚至受到重用。对土匪虽然进行了追剿，但只是击溃而没有消灭，在国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下，土匪又纷纷活动起来。总之，现阶段合江的形势还相当紧张，共产党的处境还十分困难。张闻天认为，合江的局面之所以到现在打不开，是原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对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贯彻不得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对当前的斗争缺乏认识，敌我界限不清，还想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作法来收编土匪、加委旧政权人员；缺乏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在城市里贪图安逸享受。
1946年6月上旬和中旬，张闻天连续主持省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6月20日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当前合江工作的“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他号召全省干部“丢掉和平幻想，走出城市，到农村中去，继续发扬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和合江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去争取胜利。会上，张闻天宣布了东北局决定：张闻天任合江省委书记，李范五任副书记，李延禄任省政府主席。[1]
合江的工作千头万绪，剿匪仍然是头等大事。方强领导合江剿匪工作以来，虽然消灭了大股土匪武装，但是匪首没有抓住。他们逃进深山老林，继续为害。根据东北局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北满分局决定加强合江的剿匪工作。1946年8月，任命贺晋年为合江军区司令、方强任政委。以359旅主力配合进行深入的剿匪斗争。
贺晋年是陕北出身的老红军，曾先后担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15军团81师师长、红27军军长，抗战时期的八路军联防司令部警备第3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他身经百战，有很多打土匪的经验。他在哈尔滨受命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二话没说就上路了。在8月阴雨连绵的日子，他搭乘一列货车去佳木斯。路上发生好几次匪情，火车只好开开停停，50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佳木斯。贺晋年看到这里充满着临战气氛，各重要机关的大门口都堆着沙包，荷枪实弹的战士在警惕地站岗。张闻天同志立即会见了贺晋年，向他详细介绍了合江地区的匪情，并向他说明：合江根据地的建设，对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成败关系重大，一定要完成清除匪患的任务，改变这里的混乱局面。
贺晋年主持合江军区工作不久，就于9月下旬召开军区军政干部会议。张闻天在总结报告中一方面肯定以前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对原合江军区司令孙景宇收编加委土匪、大量任用伪满官员的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对干部中存在的享乐思想和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作风进行批评，指示有必要整顿地方部队。对前段剿匪中采用击溃战，未能除尽匪患也作了批评，张闻天强调：我们的剿匪方针是消灭而不是争取，是“杀头”而不是“洗脸”。对土匪必须用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彻底歼灭他们。贺晋年坚决贯彻这些正确指示，先从部队内部进行清理整顿。
果然不出所料，混在我军内部的敌人和不纯分子，被一个个清查出来。原合江军区司令孙景宇，出身于勃利县地主家庭，大土匪头子孙荣久是他亲叔。孙在抗战中加入地下党，没参加过抗联就去了苏联。1939年回延安后转到山东军区司令部四科工作，抗战胜利后就随山东部队到了东北。因为他是勃利人，1945年11月派他回老家任合江军区司令。他到佳木斯后，对土匪、亲戚、伪满人员大搞加封委任，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都当上了“司令”。各地的武装也都是收编的土匪和原封不动保留伪满人员。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不久合江就出现了土匪特务的大叛乱，到处杀我干部。合江形势的混乱孙景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上他生活腐化，贪污浪费，搞特务女人，在撤职后，领导上决定对他进行审查。孙景宇自知罪恶严重，1946年8月借看病为名去哈尔滨，想叛变投敌，结果逃跑未遂，开枪自杀。作为反面典型，东北局于10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通报各级组织。[2]
如果说孙景宇只是自绝于党，依兰第5支队副司令杨清海的叛变则是更深刻的教训。杨清海出身于长春郊区的农民家庭，当过伪满军班长。1940年哗变参加抗联第7军任大队长，在日军围剿的艰苦环境下，许多人脱离了抗联队伍，杨清海却表现得比较坚定。在游击战争中，他服从命令，作战勇敢。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带领队伍到苏联境内坚持斗争。1945年8月，他随苏联红军来到依兰，被任命为城防副司令。我军到达北满后，杨清海又担任合江人民自治军依兰总队长、第5支队副司令等职务。
当时依兰情况复杂，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都被孙景宇委派为各地的“司令”，伪满的官吏、军警和恶霸们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他们有一套捧人的本事，杨清海与这些人混在一起，很快腐化堕落起来。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辛爱玉，辛爱玉外号“辛大姑娘”，是依兰城里有名的野妓。杨清海本来有自己的家庭，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不能自拔，遂与辛爱玉同居。辛爱玉当了他的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和地痞流氓自然就把杨清海当成保护伞。杨叛变之后，依兰人都说：“若没有辛爱玉，杨司令恐怕还不敢叛变。”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国民党特务把杨清海当作策反对象。他们穿针引线，让杨清海和李华堂拉上了关系。杨清海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合江挺进军司令”。他与李华堂密切联系，等待时机搞叛乱。
贺晋年到任后，对杨清海通敌活动有所察觉。因为没有确凿证据，他与张闻天商量，把杨清海调到佳木斯学习，解除他的职务，审查他的问题。杨清海感到情况不妙，便派人联络李华堂，决定1946年10月10日夜发动叛乱。
9日，李华堂派土匪到依兰城外骚扰，我方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计，把主力派出去剿匪，城里力量十分空虚。10日晚，依兰县政府的同志为杨清海设宴饯行，勉励他好好学习，处理好家庭问题。杨清海表面客客气气，心里却暗藏杀机。夜里，他带人开枪打死巡逻战士，听到枪响，他的亲信在营房里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2营营长王子俊等三位关里来的干部。杨清海来到营房，煽动大家跟他叛乱。说什么关内来的把苏联回来的人都清除了，“他们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共产党要是好，我还会变吗？我已经接受了中央（国民党）的委任，你们愿意和我一块干吗？”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150多人，长短枪160多支，机枪2挺。叛徒们猖狂攻打依兰县县委、公安局、监狱等单位，交火半夜，在我方坚决抵抗下占不到便宜，于是杨清海乘船渡江，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在当时东北影响很大。[3]
贺晋年得知杨清海叛变，义愤填膺。一些和平思想严重、麻痹大意的同志也在这次教训中清醒了头脑。大家彻底认识到：不消灭土匪，不清理内部，我们在合江和北满就站不住脚。贺晋年立即乘车赶到勃利359旅驻地，请刘转连、晏福生二位首长协助剿匪。他们一口答应，派谭友林副旅长带领717团，归贺晋年指挥。以这支老部队为骨干，贺晋年率领军区骑兵大队和依兰独立团，准备了十天的干粮和咸菜，在10月中旬踏上剿匪征途。
贺晋年到达依兰后，大家分析了李华堂、杨清海的动向，认定他们在达连河一带。部队连夜出发，经一夜行军赶到那里，却扑了个空。侦察报告说：匪帮已经钻进黑瞎子窖沟，向西南方向去了。贺晋年召集大家研究敌情，认为李华堂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刁翎、依兰一带，向西是老爷岭原始森林，李华堂不会轻易离开老巢进入深山老林。他肯定是在兜圈子，把我军引进山沟，他再转回去。作出判断后，贺晋年派小部队进沟追击，自己带主力去四道河子，堵塞李华堂的退路。
果然，当我军沿江岸南进时，突然遇到土匪伏击。原来李华堂知道我军正在追赶他，派百余名土匪占据山头，想把我军赶下江去。贺晋年拉过一挺机枪，与土匪对射，掩护部队占领侧面山头。土匪在我军反击下逃跑了，这时，谭友林副旅长带领359旅骑兵团赶来会合，我军的力量更大了。大家决定穷追土匪，一定要把他们彻底消灭掉。
听说土匪钻进了一条名叫沫勒气的山沟，向寒春河逃去。贺晋年、谭友林率领部队立即出发。沫勒气是一条30多里长荒无人烟的山沟，夜里没人敢走。贺晋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可靠的猎人当向导，下午进了沟。这条山沟真难走，沟底积满了腐烂的树叶和杂草，软绵绵的变成烂泥塘，一脚踩下去就陷半腿深，战士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前进。天黑以后，部队又开始爬山，古木参天，不见月亮星辰，不辨东西南北。地上横着朽木，长满苔藓，一不小心就滑一跤。在这样的原始森林中行军，如果没有向导，真是寸步难行。
经过一夜艰苦行军，大家身上的泥水都结了冰，天亮终于爬到山顶，同志们已是筋疲力尽。贺晋年往山下一望，只见草甸子被踩平宽宽的一溜，地上的马粪还是湿的，终于寻到土匪的踪迹了。贺晋年高兴地喊道：“这一夜的罪没白受，追上了！”大家顿时兴奋起来，收拾武器，准备战斗。在不远的一个山间盆地，发现了几间农舍和放哨的土匪。战士们杀敌心切，没等骑兵迂回包抄过来就抢先开火。土匪听到枪声，四散溃逃。这一仗只消灭了二三十个土匪，清理战场时发现一个女人被打伤了腿，倒在地上起不来。一问，原来就是杨清海的姨太太辛爱玉。李华堂、杨清海抛下了她，乘船逃到牡丹江西岸。
这时，部队已经连续追击了四天四夜，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如果睡上一天，就能恢复体力，但是土匪的线索可能也会失掉。贺晋年想：我们固然累，但土匪比我们还累。他们唯恐被我军追上，一不敢生火做饭，二不敢进屋睡觉，现在正是我们同土匪赛体力、赛意志的关键时刻，不能有丝毫动摇。一定要穷追猛打，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直到生擒匪首，把土匪彻底消灭为止。
部队来到牡丹江边，宽阔的江面上漂着冰块，所有船只都被土匪破坏了。贺晋年下令徒涉过江。战士拉着战马，跳进寒冷的江中。过江后冷风一吹，许多人身上冻了冰，有的战士冻僵了，双腿不能动。就是这样，大家剿匪的决心也没有动摇，又向西莲花泡追去。在那里发现了土匪的窝棚，一阵猛打，活捉了几个土匪。经过审问，才知道李华堂逃往刁翎去了。在俘虏中意外发现了谢文东的人，原来谢文东被我牡丹江军区部队追赶，逃往这里来了。
原来想打李华堂，现在又来了谢文东。贺晋年考虑：谢文东是“四大旗杆”中最大的一股，现在既然发现了他的踪迹，就先消灭谢文东。
谢文东原是依兰县大地主，九一八事变后曾在当地拉起武装打日本人，颇有影响。抗日联军与他搞统一战线，谢文东当了抗联第8军军长。1938年日本人大规模“讨伐”抗联时，谢文东的副官叛变，带领日本人俘虏了谢文东。在日本人利诱下，谢文东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孙景宇先委任谢文东当了自治军司令，但谢文东搞的是“明投八路，暗投中央”，国民党军队刚进东北，他就发动叛乱，大杀我党干部，被国民党委任为先遣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在合江地区为害极大，罪恶累累。他原有武装数千人，在我牡丹江军区部队打击下，大部分被消灭，谢文东带着几百残匪，逃到合江。想借助对老家地形的熟悉，与我军周旋，等待国民党军到来。
贺晋年与各部队首长商议，谢文东是一定要消灭的，但是用大部队追剿的方法恐怕不行。通过前一段追剿李华堂，大家积累了一些经验，决定改变策略，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消灭土匪。贺晋年指着地图说：南起夹皮沟，北至黑瞎子窖沟，东到牡丹江，西到老爷岭，是一个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带。我们要立即派部队到夹皮沟和黑瞎子窖沟，堵塞出口，同时封锁牡丹江两岸所有渡口，这样谢文东就成了瓮中之鳖。我们再将山区的山口要道封锁起来，钉楔子、安据点，组织小分队带粮背锅进山搜剿。切断土匪的粮食和情报来源，断绝土匪的活路。
然而，追剿谢文东这只老狐狸，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牡丹江以西是群山叠岭，望不到尽头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谢文东山路熟悉，诡计多端，而我军人地两生，缺乏经验。战士们好容易发现土匪踪迹，追上去打，土匪像麻雀一样一打就散，抓不住几个。谢文东对我军的追剿根本不在乎，他今天钻进这条山沟，明天又钻进那个密营，与我军在深山老林里打转转，等我军粮食耗尽，就只能收兵回城了。
部队进山剿匪好几天，还没找到谢文东的踪影。11月的天气越来越冷，松花江快要冻冰封江了。贺晋年和谭友林商量，一定要在松花江封冻之前捉住谢文东。因此号召大家坚持追击，忍耐一切痛苦，咬紧牙关，再使一把劲，活捉谢文东。
他们向当地老乡和猎人请教，群众反映土匪在森林里都有藏粮食的密营。哪里有成群的乌鸦盘旋，哪里就有土匪。因为乌鸦要吃土匪吃剩的马骨头、马肚肠，哪里有灰烬，就说明土匪曾在那里烧过马肉。从灰烬的热度、马肉的腐烂程度、马粪的湿度都可以判断土匪离去了多久。只要找到土匪的密营，毁掉土匪的粮食，土匪在山里就藏不下去了。有了这些经验，战士们爬上山头和树梢，看到哪里有乌鸦、哪里冒烟，就追上去猛打。这些招数都很灵验，土匪被我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逃脱的也是惊恐万状。我军在森林中发现了土匪的密营，有的是个窝棚，有的是空心老树。战士们毁掉了土匪的窝棚，烧掉土匪的存粮，使谢文东匪帮很快陷入绝境。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土匪们没有粮食，只好吃马肉，因为没有盐，土匪们浑身无力，腹泻便血。谢文东给部下打气，说只要一封江，他们就可以逃脱了。我军加强了政治攻势，到处张贴“投降留命”“缴枪不杀”的标语，土匪们更不想跟谢文东送死了。一天，土匪遇见两个猎户，先找他们要吃的，再问山外边的情况。猎户说：“外边八路多着呢，牡丹江两边都驻满了，你们跑不了了。”土匪又问：“八路杀我们不？”猎人就把我军的俘虏政策说了一遍。当时两个匪营长就说：“不干了，投降去，留条活命。”谢文东气得吼道：“这是共军的宣传，别上当！”命令把两个猎人绑在树上枪毙。这时，我军的搜山部队赶到，一个手榴弹扔过去，掉在火堆里爆炸了。谢文东莫名其妙，气汹汹地质问：“谁把子弹掉在火堆里了？”没等回答，我军的机枪就打响了。土匪像麻雀一样四散逃窜，谢文东再也拢不住队伍。我军战士搜索敌人，忙得一夜没睡。土匪有的被俘，有的投降，谢文东匪帮彻底垮了。
此时谢文东身边只剩下6个人，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在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谢文东的马弁汤二虎忍受不住，对谢文东说：“军长！你投不投降？我要投降了！”谢文东向来身上不带枪，怕汤二虎跟他翻脸，哄骗他说：“二虎，你先去投降，替我办好手续，明天拉匹马带两个饼子来接我。”可是当汤二虎领着我们的部队去找谢文东时，他们又逃得无影无踪了。
谢文东能跑到哪里去呢？贺晋年和谭友林分析，他很可能在牡丹江沿岸打转，弄些吃的，找机会过江。他们听说四道河子有位老人对沿江的地形非常熟悉，就把老人请来。老人说：四道河子和五虎嘴子之间，有一段江面封冻比较早，农历十月下旬，江上就能过人。贺司令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决定派遣小分队换上便衣在那里进行搜索。谭友林向718团5连副连长李玉清交代任务说：“这是个找人参的任务，谢文东比人参胖得多。见了胖子，抓来就是。”李玉清带上十几个战士出发后，连续转了几个山头，都没见到一个人影。在一个树木稀疏的小山上，发现了一个小庙。他们赶上去，看见一个胖子正跪在地上求神。李玉清端着枪冲上去，大声喊道：“你是谢文东不？我来捉你了！”大家一拥而上，拿绳子把谢文东和他的随从捆得结结实实。这个为害多年的大匪首，终于在1946年11月20日被我军生擒。
贺晋年立即向总部报告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林彪回电嘉奖合江军区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逆文东股匪，并生俘谢逆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后方的治安，特电嘉奖。”12月3日在勃利县城召开公审大会，远近的老百姓都赶来参加，宽阔的会场被两万多人挤得水泄不通，群众都激动地称赞：“八路的本事真大！”剿匪部队首长在会上介绍了活捉谢文东的经过，他谦逊地说：“剿匪是我们的责任，这次胜利应是老百姓的功劳。在入山穷追胡匪时全靠老乡们带路，而又是因为老乡们都组织起来，胡匪的活动受到限制，逼得他们不得不下山，使我们易于歼灭。这仅是胜利的开始，尚有李华堂、孙荣久未除，我们还要活捉他们，我们相信比活捉谢文东更好办，只要军民亲密合作，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讲话后，谢文东被押到前台示众。老乡们纷纷上来控诉，坚决要求枪毙这个血债累累的土匪头子。谢文东被押到烈士墓前，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性命。[4]
消灭谢文东匪帮，是我军在东北剿匪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北满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军士气高昂，群众也被发动起来，土匪的嚣张气焰被彻底压制，走向穷途末路。在剿匪过程中，我军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张闻天将这些经验总结出六条，以记者采访贺晋年的方式发表在《东北日报》上：“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于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堵击部队，再派上精干的部队带上粮食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坚壁清野，使胡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们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甚至一排、一连都可以，有时可化装便衣搜索。谢文东就是这样被我们捕捉的。六、搜山部队不要多，因为深山密林中无法展开，并容易失去联络，所以应大胆组织少数精干部队搜山检查匪迹，尔后实行追剿。”[5]
合江军区部队乘胜追击，搜剿隐藏在刁翎深山中的张雨新、李华堂这两股残匪。张雨新匪帮在我军连续打击下，溃不成军，在山里东躲西藏。在捉到谢文东不久，我军又捉到了张雨新的副官。据他供认：张雨新派他来联络谢文东，而张本人就躲在三道通西面的山里。得到这个情况，贺晋年立刻派刘淑颜排长带30多个战士，由张雨新副官领路，顶风踏雪行军百余里，找到张雨新躲藏的窝棚。但张雨新不见了，地上的炭灰还冒热气。刘排长估计张匪跑不远，循着匪徒留下的踪迹又追了60里，在折里汀西南沟发现了一个窝棚。刘排长下令包围窝棚，向里面大声喝道：“张黑子出来！”躲在里面的张雨新见大势已去，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出来，嘴里嘟囔着：“我运气不好，你们运气好。”束手就擒。
李华堂在寒春河漏网后，一度与张雨新会合，想东山再起。他流窜到三道岗一带，遭到依兰独立团的打击。李华堂不敢再与我军交战，逃回刁翎山里。谢文东、张雨新相继被擒后，我军更加紧了对李华堂的追剿。他们终日疲于奔命，没有喘息之机。李华堂没有办法，只好化整为零，将匪徒分散成小股，各自求生。他自己只留下几十人的马队，在缺粮时窜出山来抢粮食。
李华堂是老兵痞，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参加抗日联军，当过抗联第9军军长。1938年在日军疯狂围剿抗联的严重关头，他叛变投降了日本人，转为汉奸走狗，残害抗联家属和进步人士。日本投降后，他又看风使舵，当上了人民自治军司令，拉起队伍扩充实力。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他就显露出凶恶本相，杀害我党干部，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上将司令。对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狡猾凶恶的匪首，一天不消灭，我们的后方就不得安宁。贺晋年和谭友林两位首长决定，派骑兵团追剿李华堂，他跑到哪里，我军就追到哪里。在我骑兵团的连续追击下，李华堂的马队也垮了。到1946年12月中旬，李华堂残匪只剩下20来人。他们逃窜到刁翎与林口之间一个叫大盘道的地方，和我送电台的通信连相遇。一阵交火，李华堂的部下大多就擒，只有李华堂本人逃脱。当天下午，一个老乡跑到我军团部报告：李华堂一个人正向刁翎方向逃跑。团部立即派出战士，骑马向大盘道方向追去。大盘道是秃山，没有树林，没有深草，无藏身之地，李华堂没有马骑，徒步当然走不快。我军的五个骑兵发现李华堂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前跑，就紧追上去。李华堂故作镇静，不回头也不开枪。我军两个战士跃马冲到李华堂面前，拦住去路。喝令：“站住！”这下李华堂沉不住气了，双手掏枪，左右两个点射，打伤了这两个战士。后面的同志迅速开火，一枪打伤李华堂的下巴。负伤的战士扔出手榴弹，炸伤了李华堂的双臂。大家赶上去，把李华堂捆了个结结实实。
受伤被俘的李华堂知道自己末日来临，还在垂死挣扎。他骂着叫我们的战士再给他添几枪，还要咬人。拿破布堵上他的嘴，他还又顶又撞。战士们在屯子里找了一辆大车，拉上他往城里送。李华堂在车上还不停地挣扎，结果把马给惊了。马拉着大车疯狂地往前跑，车把式吓得赶紧跳下来，车上只剩被捆住的李华堂一人。我军骑兵在后面紧紧追赶，一气追出几里地远，马车翻了，李华堂被扣在车底下咽了气。这个横行多年的惯匪，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6]
与李华堂狼狈为奸的叛徒杨清海到哪里去了呢？1946年10月，贺晋年带领骑兵在牡丹江边追剿李华堂匪帮，俘虏了受伤的辛爱玉。土匪被打散了，杨清海只身逃往哈尔滨。在那里又怕被我军查出来，就逃到了国民党盘踞的长春，在那里靠赶大车度日。1947年杨清海到沈阳去找国民党当局联系，想谋个一官半职。这时东北境内的土匪已经被肃清，杨清海这条走狗在国民党眼里已经毫无用处，就随便给他一个很低贱的差事。杨清海感到受了侮辱，与他们顶撞起来，结果被安上罪名，投入监狱，直到东北解放才出来。沈阳解放后，他又逃到辽中县，冒充雇农成分落户，还分了地。1950年他又来到沈阳，以作小买卖为掩护。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1951年3月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不久在沈阳被枪决。[7]
合江军区的剿匪工作，在短短三个月内取得重大胜利。土匪的“四大旗杆”被拔掉三个。大股的土匪基本上被扫荡，只剩下零星的散匪等待进一步清查捕捉。多少年治不了的土匪，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前，被降伏了。回顾这场斗争，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1947年4月在给民主联军总部谭政主任的报告中说：“自去年9月贺晋年同志来合江后，根据当时情况，坚决执行了穷追的方针，亲自率领部队艰苦作战，首先提出捉最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等动员口号。采取突破一点，取得典型经验，推动全局的领导方式，这一方针的坚决执行，对合江剿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林彪对合江剿匪评价很高，1947年4月19日他在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在谈到战斗作风问题时说：“大兵团作战不比游击队，要准备吃苦。有时在战斗中，敌人已被打垮了，由于前进与攻击，我们的队伍已很疲劳，但是如果不能忍耐一下，不能跟踪追击，那么敌人就跑掉了。这种关头，忍一下苦是非常必要的。过去红军过泸定桥，一天一晚下着大雨在泥泞中走200余里路，一面走路，一面瞌睡，一面作梦，要桥不要命。要知道敌人虽然先走了几个钟头，但是可以追上的。因为有很多偶然的机会，如敌人要吃饭、住下、休息等，这样使我们可以追上。敌人越多越好追，追击的时候不要失望。贺晋年同志追土匪追得很好，累是累不死很多人的，要舍得追。”[8]
消灭李华堂后，部队陆续回到驻地，过了一个好年。春节过后，剿匪工作再次展开。这次又不同以往，大规模的战斗没有了，需要的是深入细致地搜寻隐藏的零散土匪，这就不仅需要勇敢，还要有些智慧，特别要注重发动群众和掌握政策。在这方面，松江军区总结了一套经验，要点是：
一、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肃清土匪运动。要在群众中宣传我党的政策，揭破谣言，打消顾虑，团结和动员一切可以使用和利用的社会力量，造成群众性的规劝运动和报告匪情。这样才能迫使散匪缴枪悔过。
二、正确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顽抗者严，归顺者宽，分别对待的政策。严禁吊打等错误作法。在剿匪初期，曾有错误的吊打追枪行为。经验证明，越吊打土匪越顽抗，我们就越脱群离众。有人反映：“你们不打人，我早投过来了。就怕交一支枪要两支，交这要那，没有就打，那可受不了。”吊打多是为枪，所以必须明确：人重于枪，政策重于人枪。捉匪缴枪，要靠思想争取。
三、对顽抗的匪首，有重点地坚决捕捉。必须显示武装的威力，你不投降就捉你归案法办。这样才能分化土匪，促使其动摇投降。捉得越坚决，自动悔过投降的就越多。
五、召开群众会、房东会、土匪家属会宣传政策，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劳动，使群众大受感动，或向我方提供土匪情况，或规劝土匪回家。这样可以得到建立群众基础，安定地方形势的双重收获。[9]
各军区之间的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1947年的剿匪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春节过后，贺晋年组织合江军区部队，对“四大旗杆”中的最后一个匪首——孙荣久进行清剿。
孙荣久，又名孙访友，外号孙快腿。17岁开始当土匪，枪法准，武功好。原在张雨新匪帮中效力，抗战结束后孙景宇来合江工作，孙荣久与他有亲戚关系，被委任为自治军司令，队伍扩充到千余人马。他暗中又接受了张雨新加封的国民党中将军长的头衔，脚踩两只船，随时准备叛变。1945年底，上级命令他的队伍开往鸡西，他认为这是共产党调虎离山。12月11日，他的队伍到达林口时，孙荣久突然叛变，杀害我随军干部，进攻勃利县城。以后他与张雨新等配合，流窜于勃利、桦南一带。1946年上半年我军曾在青龙山、双河与孙匪几次战斗，孙荣久曾被俘，又跑掉了。他的主要力量是百余人的马队，在我军连续打击下，他的人马越来越少。1947年1月，我359旅骑兵团在勃利、桦南县大队配合下，对孙荣久匪帮进行连续六个昼夜的穷追猛打，将其大部歼灭。孙荣久只带少数人逃进桦南县深山密林中。
这时，土匪们知道“四大旗杆”倒了三个，心里都动摇起来。孙荣久用大棒子打死两个随从，也是无济于事。最后他只带了贴身副官彭治斌，逃到一个叫神仙洞的秘密地点隐藏起来。孙荣久得意地说：“这个地方没几个人知道，又有吃喝，咱爷们好好睡几天，过神仙日子。他民主联军有天大本事，这么大的林子，冰天雪地，他们总不能在深山里蹲一个冬天。我们在神仙洞里吃饱喝足，把他们冻得两腿打颤，到时候又是咱们的天下。”
孙荣久像狗熊冬眠一样在洞里蹲了两个月，粮食吃完了，他们只好出洞往别的地方转移。当他们走到一个村口时，当地妇女看这两个家伙满脸胡子，衣服破烂，不像好人，就上前盘问。孙荣久见事不好，扭头就跑，躲进了马家街北30里的猴石山中。桦南县大队得到情报，立即组织人马上山搜查。3月26日，赖庆桐指导员带领20多名战士，分两路上了猴石山。这山不算高，但树木茂密，雪深过膝。大家在行进中发现了脚印，跟踪追击一里多路，在山腰炭窑旁发现一个小木房。现在不是烧炭季节，却有锅灰和泼水的痕迹，说明里面有人。赖指导员立刻警觉起来，派两个战士绕到房顶上，用刺刀戳开顶棚。孙荣久在里面沉不住气了，往外不停打枪。赖指导员大喊：“二排上来，抓活的！”同时虚张声势吓唬土匪，又扔出一排手榴弹，炸塌一面墙。孙荣久自知难逃，便停止打枪，和副官走出木房，束手就擒。4月1日在勃利县举行万人公审大会，枪毙了孙荣久。至此，为害多年的“四大旗杆”，全部拔掉了。
在北满剿匪斗争中，合江军区的指战员战绩显赫，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四个军区——牡丹江、松江、龙江、嫩江军区在剿匪过程中也都取得了不少胜利，涌现了许多战斗英雄和动人事迹。许多人都读过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侦察英雄杨子荣的传奇故事曾使我们激动不已。“智取威虎山”的故事还被改编成现代京剧，家喻户晓。杨子荣确有其人，而“智取威虎山”则是经过文学渲染的故事。
杨子荣是山东牟平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在山东部队进军东北时，他是田松支队的战士，较早到达北满。后来他在牡丹江军区2团3营任侦察排长，参加剿匪战斗。1946年春，李荆璞司令员率牡丹江军区主力在海林杏树村包围了许大虎匪帮。在即将发起攻击时，杨子荣突然听见村里有小孩妇女的哭叫声。为了避免无辜百姓的伤亡，杨子荣主动要求进村劝降。他挑着一块白毛巾被土匪带到村里，向土匪们申明我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劝土匪们为村里的家人着想，不要顽抗到底。许大虎气势汹汹，想杀杨子荣。另一匪首郭富春是本村人，不愿意全村老少陪着许大虎完蛋，表示愿意投降。许大虎处于孤立，在村里百姓和匪兵们的吵闹要求下，只得同意投降。这样，杨子荣凭着他的勇气和智慧，说降了400多土匪，缴获了一大批步枪、机枪，立了大功。
1947年1月的一天，海林县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接到土匪“座山雕”派人送来的恐吓信，信中要10袋白面、20件棉衣，限期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就要来村子烧杀。“座山雕”的真名叫张乐山，当时有70岁，是个作恶多端、阴险狡诈的匪首。他打着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2支队司令”的旗号，在海林一带偷袭我军、残害百姓。合江“四大旗杆”垮台后，他带少数残匪躲进海林县北夹皮沟的深山老林中，潜伏起来。这次摸到“座山雕”的踪迹，团首长决定派杨子荣带领孙大德等五名战士前去侦察。
杨子荣一行化装成被打散的土匪，来到夹皮沟的蛤蟆塘。在那里发现了一群伐木工人，实际上是“座山雕”的部下。杨子荣、孙大德上前用土匪黑话与他们打招呼，骗取了土匪小头目的信任。“座山雕”听了报告，又派一个土匪连长来找杨子荣接头，用黑话考验一番。杨子荣镇定自如，土匪不再怀疑，第二天来请杨子荣等进山。在雪深没膝的原始森林中，他们跟着土匪沿着山中小路艰难地走了几十里，终于来到“座山雕”匪帮隐藏的窝棚。杨子荣命令几个同志把住门口，自己与孙大德闯进窝棚，用枪逼住“座山雕”，喝令他投降。土匪们以为是黑吃黑，也没反抗就缴了枪。当“座山雕”等25人被捆绑着押到海林镇，才明白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座山雕”病死在牡丹江监狱里。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刊登杨子荣活捉惯匪“座山雕”的消息，给予高度评价。此后，杨子荣在夹皮沟一带继续搜寻土匪。2月23日，他在夹皮沟的闹子沟里发现土匪郑云炮等隐藏的窝棚。当时天色将明，杨子荣乘土匪酣睡未醒，上前一脚踢开窝棚木门，喝令土匪投降。谁知有一个土匪没睡着，他抄起身边的步枪就往门外开了一枪，正打中杨子荣。杨子荣缓缓地倒下去，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义愤填膺，一拥而上，将顽抗的郑云炮等几名土匪统统消灭了。杨子荣的遗体被抬回海林县城，牡丹江军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将杨子荣和其他在剿匪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战士们一同葬在海林县东山坡上。高大的纪念碑上刻着英雄的名字，碑的两边摆满花圈，几千海林百姓和2团干部战士含着眼泪，为杨子荣致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授予杨子荣特等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直到今天，人民还都记得这位传奇般的英雄。
土匪是乱世的产物。当我党在东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且得到人民大众真心的拥护，土匪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在东北局《七七决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1946年下半年我军对北满土匪的穷追猛打，消灭了大股的土匪武装。随着上万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在乡村中开展清算地主恶霸斗争和土地改革，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得到了切实的利益，形势越来越好。1947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从我军主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的军事进剿，转变为群众性的剿匪运动。东北局1947年4月给中共中央的剿匪工作报告中，介绍了依靠群众肃清土匪的经验：
彻底肃清土匪的基本办法是发动群众，在真正群众深入的发动起来以后，土匪便无藏身之所。东北在分地斗争中采取了以下具体办法：
1．在基本群众和地主坏人撕破脸进行斗争，得到经济利益后，即开展群众性的‘起枪’斗争，变地主坏人的武装为基本群众的武装，这是最尖锐的斗争。根据松江一个省的统计，除剿匪战争的缴获外，在群众运动中，群众共起出地主及特务散匪隐藏起来的枪支共8 300余支（计哈东3 600支、哈北3 500支、哈南1 200支），其中有机枪67挺。
2．用群众工作摧毁匪窝（根据地）、匪溜子（即行动路线）。各地先调查本地区内之匪窝和匪溜子所在地，组织工作团配合清算武装，展开匪窝、匪溜区的群众工作。经过调查，启发群众的觉悟对窝主和溜主（变为地主）进行斗争。把这些地方的真正工农积极分子组织和武装起来，配合派去的武装搜剿散匪。建立炮楼固守，使土匪以后无法进去，无法得到粮食、情报的供给，成为完全失掉依托的走投无路的状态。
3．组织人民武装防匪自卫的联防运动。我们已经有了群众工作的地区，在防匪保家的口号下，依照几个村区的具体条件组织联防指挥部，设立通讯组织。在几个较大的联防区内，以一较强的机动部队打击人民武装吃不下的土匪大队，遇有土匪即彼此联合进攻，击败后大家搜山捉散匪。联防村内修筑一两个坚固炮楼或房舍作为大土匪到来时之防御堡垒，以免人民武装和地方干部受损失。遇土匪攻击则飞报，机动部队增援或固守抵抗。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到1947年4月，北满的土匪已基本肃清。多少年和多少朝代解决不了的匪患，在共产党手里彻底解决了。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计，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剿匪战绩如下：
主要作战1 303次，毙匪12 539名，伤匪18 568名，俘匪36 601名，降匪11 782名。
缴获步、马枪51 835支，轻机枪1 129挺，重机枪301挺，短枪2 807支，掷弹筒414个，迫击炮261门，山炮32门，野炮15门，平射炮34门，小炮18门，马6 009匹，汽车134辆。[10]
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执行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的第一步，我军在东北站住了脚，有了可靠的家，为下一步与国民党反动派角逐东北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2] 《群众》1947年第13期。
[3] 贺晋年：《深山剿匪记》，《辽沈决战》下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4] 《东北日报》1946年12月14日。
[5] 《东北日报》1946年12月6日。
[6] 贺晋年：《深山剿匪记》，《辽沈决战》下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7] 王元年等著：《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第6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
[8] 参见《林彪军事论文资料》。
[9] 参见松江军区司令部1953年9月《松江地区解放战争中剿匪概要综合总结》。
[10] 1947年4月10日东北局《关于剿匪工作的报告》，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