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第一辑　科学的价值

01　科学的价值观与价值观的科学

1．牛津“大赦讲座”是一个系列讲座，由大赦国际协办，每年在牛津谢尔顿剧院举行。每年的讲稿都会结集成书，由牛津的学术出版社出版。1997年的牛津“大赦讲座”的主持人（兼文集的主编）是韦斯·威廉斯，主题是“科学的价值观”，演讲人包括丹尼尔·丹尼特、尼古拉斯·汉弗莱、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乔纳森·李（Johnathan Rée）等人。我是7位演讲人当中的第二位。

2．如果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发人深省的《道德景观》一书在这次演讲前就已经出版了，我会删除这里所用的“强烈”一词。哈里斯在他的著作中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有一些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例如将强烈的痛苦强加于他人），科学在识别这些行为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事实和价值的二分被过分强调了。（关于本书所引用的著作和论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书英文版的参考文献。）

3．在这个问题上，我喜欢斯蒂芬·古尔德的说法：“在科学上，‘事实’一词最多只是意味着‘已经在如此高的程度上被证实了，以至不暂且表示赞同相当于执迷不悟’。我可以说，明天苹果可能会往天上飞，但是在物理学教室里，这种可能性是不值得耗费与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多的时间讨论的。”（“进化作为一种事实和一种理论”，收录于古尔德的《母鸡的牙齿和马的蹄》［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一书）

4．所谓的“妇女研究”领域的大牌教授们经常会沉溺于赞颂所谓的“女性特有的认知方式”，似乎这种特殊的未知方式不同于、甚至优越于科学或逻辑的认知方式。正如史蒂芬·平克指出的，这种赞美其实是对女性的侮辱。

5．转引自卡尔·萨根的《魔鬼出没的世界》一书第234页。另外也请参见保罗·格罗斯和诺曼·莱维特的《高级迷信》一书。格罗斯和莱维特的这本著作将一系列毛骨悚然的对科学的野蛮控诉摆在了读者面前，对诸如“文化建构主义”“非洲中心主义科学”“女权主义代数”和“科学研究”等流行名词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当然，不要忘记桑达尔·哈丁（Sandar Harding）的令人震惊得瞠目结舌的说法，他竟然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称为“强奸手册”。

6．当然，这句话源自温斯顿·丘吉尔。

7. “Candle in the Dark”和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一句名言一起，组成了我的第一本回忆录《黑暗中的微烛》（Brief Candle in the Dark）的标题。

8．下面这种经验是很常见的。我最近与一名大律师交谈过，她是一位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很高明的年轻律师。她说，她对自己雇用的私家侦探的表现很满意，因为后者发现了可以证明她的客户犯下了被指控的谋杀罪的证据。我对她表示祝贺，然后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会问的问题：如果发现的证据明确地证明她的客户有罪，她该怎么办？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她会压下该证据，而让检方自行寻找证据。如果机会主义失败了，那只能说明他们太笨。对于这个故事，我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但是她不以为意。显然，在与不是律师的普通人交谈时，她曾经多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因为她的做法而责怪她。我只是要追问这个问题，并将它作为我现在的观点的一个论据。

9．在撰写《延伸的表现型》一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必须从一开头就承认它是一本“毫不掩饰的鼓动的小册子”。我用了“毫不掩饰”一词这个事实本身就触及了科学的价值的实质。什么样的律师会因为“毫不掩饰”辩护意见而向陪审员道歉呢？鼓动、有偏见地鼓动，律师接受的训练就是做这个，而且他们还因此收入颇丰。政客也一样。另外，广告从业者、市场营销人员，也都要进行“鼓动”。科学很可能是所有行业中最正直、最诚实的一个了。

10．我最近听说，伦敦有一名物理学家声称，只要当地的成人教育学院仍然开设占星学课程，他就拒绝向地方政府纳税。在澳大利亚，一位地质学教授起诉当地的一位神创论支持者诈骗，因为后者声称找到了诺亚方舟并以此敛财。请参见彼得·波克利（Peter Pockley）在1997年4月23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评论。

11．我认为很难找到理由去资助那些宣称人种与智商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研究。我并不认为智力高低无法衡量，也不认为人种不是一个“生物现象”，我也不同意有些人所声称的种族只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观点（对此，请参见杰出的遗传学家A. W. F.爱德华兹［A. W. F. Edwards］在《人类的遗传多样性：路翁亭谬种流传》一文中对这种谬论的精彩批驳）。但是，研究人种与智商之间的相关性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很显然，任何政治决策都不可能以这种研究为基础。我怀疑，这一点也正是路翁亭所要表达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名总是带着意识形态目标的科学家，路翁亭有意地将自己的观点以扭曲的（错误的）科学陈述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没有直接阐述为一个（值得赞赏的）政治观点。

12. “BSE”是“Bovine spongifom encephalopathy”的首字母简称，这种病学名为牛海绵状脑病，即通常人们所称的“疯牛病”。1986年，“疯牛病”疫情首先出现在英国并引起了广泛的警觉，部分原因是它会诱发对人类极度危险的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简称“CJD”）。

13．我自己最喜欢的道德哲学家，同时也是从不卖弄语言、一心只追求明晰性的哲学家的典范是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例如，他的《置人死地还是拯救生命》（Causing Death and Saving Lives）是一本充满远见卓识的著作，在科学进步使得许多主题进入人们视野很久之前，它就提出了它们；他的《人性》（Humanity）则是对反人性者的震撼心灵的控诉；而他的《择孩而生》（Choosing Children）一书则探讨了几乎已经成为禁忌的优生学问题，充分证明了一位实证的道德哲学家勇闯禁区的智识勇气。

14．赫胥黎与道金斯先后担任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动物学导师。

15．赫胥黎的《生物学的进步及其他进步》一文，是他的《生物学家文集》（Essays of a Biologist）中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其中一些段落发出了在进化论旗帜下武装起来的号召，例如这一段：“（人类）也转到了与不断进化的生命的主流相同的方向上来。人类的最高使命，人类长期以来感知到的必须通过拼搏去实现的最终目标，就是拓展新的可能性。千百万年以来，自然女神一直忙于推进这种拓展过程，人类的加入，带来了越来越不会导致浪费的方法，并能够通过人类的意识去加速过去完全依赖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完成的工作。”这一段话突显了我将在下文提出批评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将科学“诗意化”的倾向，不过，那里所指的不是好的“诗意”，而是不好的“诗意”。我在本科生时就读过朱利安·赫胥黎的《生物学家文集》，它对那时的我影响很大。但是我现在对它有些不以为然了，而且我开始认同彼得·梅达沃的公开评价：“朱利安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理解进化！”

16．斯蒂芬·古尔德在他的《生命的壮阔》（Full House）一书中，正确地攻击了这样一种“进步观”——进步就是向人性这个最高的进化等级不断前进。不过，我在对他这本书的批判性书评中（发表于1997年《进化》杂志），也捍卫了如下意义上的“进步观”——向更高程度的复杂适应性进化，而其驱动力往往来自“进化中的军备竞赛”。

17．从达尔文本人开始，这一点已经被阐述过很多次了，我在《基因之河》一书中也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一章的标题是“效用函数”）。

18．双生子研究是一种强大且易于理解的技术，它可以用来估计基因对方差的贡献。在同卵双生子（其基因是相同的）身上测量某个指标（任何你喜欢的指标都可以），然后对他（她）们彼此之间的相似度与异卵双生子的相似度进行比较（异卵双生子共同的基因并不比普通兄弟姐妹更多）。如果一对同卵双生子的（比如智力）相似度显著高于异卵双生子，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基因是原因所在。双生子研究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特别有说服力——例如，同卵双生子一出生后就分开了，然后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

19．任何一种由政府强制推行的优生政策，即对某些本国政府非常偏好身体或智力特征，比如奔跑速度或智力水平，进行积极的选择性“培育”，都要比自愿的优生政策更加难以辩护。体外受精技术是指用激素刺激妇女超量排卵（有时会一次性排出多达十几个卵子），然后在培养皿中进行受精，再在成功受精的那些受精卵中，选出两个或三个重新植入妇女子宫，希望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能“成孕”。选择两个还是选择三个，通常是随机的。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从八细胞孕体中除去一个细胞而不会造成损伤，同时还可以进行基因检测。而这也就意味着重新植入哪一个、丢弃哪一个的选择对于基因来说可能是非随机的。很少会有人反对将这种技术用于对抗某些特殊的疾病，例如血友病。这就是“消极优生学”。而“积极优生学”（尽管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技术）就有许多人反对。如果听任“积极优生学”的发展，就意味着我们未来有一天将有机会在培养皿中选择（例如）音乐能力。这是许多人无法同意的。然而，这些人并不反对雄心勃勃的父母强行要求孩子们学音乐、练钢琴。这个双重标准也许有很好的理由，但是这个问题至少是需要拿出来讨论的。至少，必须对由父母自愿实施的优生行为与由政府强制实施的优生政策加以清晰的区分，后者的一个例子是纳粹推行的野蛮政策。

20．见罗斯（Rose）、卡米曼德（Kaminand）、路翁亭合著的《并非基因》（Not in Our Genes）。奇怪的是，在这本书的美国版中，作者排序发生了变化——罗斯和路翁亭的位置倒过来了。我在《新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将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以至罗斯等人威胁要起诉我和《新科学家》杂志。我愿意为这篇书评的每一个字负责。

21．指的是爱德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一书的作者。

22．对于这个主题，许多科学家也许都会有兴趣。读者可以参阅丹尼尔·丹尼特的《活动余地》（Elbow Room）一书。丹尼特后来的著作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例如《自由的进化》，以及《心智的进化》。不过，并不是所有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赞同丹尼特这种相容主义（compatibilism）观点，杰里·科因（Jerry Coyne）和萨姆·哈里斯就是其中两个。至于我自己，在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后，我开始有点害怕听众再向我提出“你相信自由意志吗”这个问题了。有的时候，我会引用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一句充满睿智的话来回答：“我没有其他选择。”在回应罗斯和路翁亭的时候，我更有信心的是，在“决定论”前面加上“基因”这个前缀，并不会使它变得更有决定论的意味。

23．见威尔斯的《机械和科学进步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及反应之展望》。我在下面的演讲中还会引用威尔斯的这本书。

24．这是我视野所及的对现存物种数的最高估计。真实的数字现在还无从得知，也许要比1 000万种少得多，不过，如果把现在已经灭绝的物种也包括进来，那么肯定会更多。如果你想把所有种系图都画在一张纸上，那么这张纸的面积将超过6个曼哈顿岛。为此，詹姆斯·罗辛戴尔（James Rosindell）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开发了一个名为“OneZoom”的软件，用一个分形来表示整个生命之树。这样，你就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像游览“谷歌地球”一样来浏览它了。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钻进去”深入了解你想要了解的任何一个支系。现在，“OneZoom”的更新是由詹姆斯·罗辛戴尔和王焱（Yan Wong）共同进行的，后者是我的《祖先的故事》一书的合著者（《祖先的故事》第二版就充分利用了这个软件）。罗辛戴尔和王焱希望热心人士（我也算是其中之一）提供赞助，以便将更多的物种加入生命之树。

25．当然，那是在19世纪，华莱士不可能提到基因。

26．到底是谁说的？似乎没有人知道。有人怀疑，说这些东西的就是尼古拉斯·汉弗莱本人。但是这种怀疑并不影响这个故事的启发意义，而且福特本人应该也不会介意。由于我经常引用汉弗莱这个故事，所以我的朋友、极其幽默风趣的鱼类学家戴维·诺克斯（David Noakes）还捉弄了我：他费尽心思搞到了一个T型福特车的主销轴，并选择一个我完全无法预料的时机寄给了我。当我收到这个主销轴后，我发现它还相当新，而且很沉，看起来确实是“过度设计”的。

27．由于拥有一头非常漂亮的、浓密的头发和相称的白胡子，他看上去有些像上帝（的画像），据说（又一个传说！），他利用这一点从那些富有的妇人那里得到了不少捐款。

28．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是《动物苦难》一书的作者，也是这个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她曾经与我讨论过，正文所述的这种选择性育种是不是可以在理论层面上为规模化畜牧业养殖面临的伦理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如果被禁闭在层架式鸡笼中的鸡非常“不开心”，那么是不是可以试一下培育一种能够享受这种条件的鸡呢？她认为，许多人都倾向于对这种建议嗤之以鼻。也许，这种想法确实与一些深层次的人类价值观有所冲突——类似于那种所谓的“恶心感”。但是我们很难否认，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平和的功利主义推理，只要我们能够确定选择性育种真的改变了动物对疼痛的感受，而不是试图改变动物对痛苦的反应，同时让动物对痛苦的感觉一如既往——那是一种恐怖的想法。

29．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给我的《登上不可攀登之山》一书中讨论眼睛的进化的那一章取了这么一个名字：“通往光明之路的40个轮回”。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写上整整一章。因为自从威廉·佩利以来，眼睛已经成了创造论主义者最喜欢引用的例子——我把他们这种论证方法称为“诉诸个人的无知”（argument from personal incredulity）。达尔文本人也承认过，眼睛的进化乍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承认这个其实只是虚晃一枪的修辞手法，因为他紧接着就证明了，要解释它的逐渐进化非常容易。似乎生命本身就急于在一系列光学原理的基础上进化出眼睛似的。这一点与语言不同。我在这篇文章中将给出解释。

30．这种说法可能有争议，不同的观点依赖于争议者对语言的定义。一只蜜蜂能够非常准确地告诉别的蜜蜂，在多远的地方、在（相对于太阳的）哪个方位可以找到食物。非洲的长尾绿颚猴在传达危险信号时，有三个不同的“单词”——取决于威胁是来自蛇、鸟，还是豹子。但是我不会将这种东西称为语言，因为它不具有递归性、层级性的嵌入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得人类语言拥有了无限的灵活性。只有人类，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那只产下了幼崽的猎豹，平时会坐在山那侧的河边的树林中，现在却蜷缩在一个用茅草搭建的、属于区长的父亲所有的小屋中。”从理论上说，这种嵌套的层数是没有限制的，表示相对关系和修饰关系的从句可以无限地相互嵌入，不过，要追踪复杂的多重嵌入需要耗费很多脑力。史蒂芬·平克的《语言本能》一书以优美的语言从进化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很好的阐释。

31．进化心理学的开创性著作是《适应的心智》（The Adapted Mind），它由巴罗（Barlow）、科斯麦迪斯（Cosmides）和图比（Tooby）主编，撰稿者都是这个领域的顶尖学者。在这次演讲之后，史蒂芬·平克又出版了巨著《心智探奇》。出于某种我不清楚的原因，进化心理学在一些我未曾预料到的地方激起了强烈的敌意。许多人的批评似乎都集中在一些构想不当或执行不力的特定研究上。但是，瑕不掩瑜，我们不能以少数不好的特例为由贬低整个进化心理学。事实上，进化心理学的最佳践行者，例如莉达·科斯麦迪斯、约翰·图比、史蒂芬·平克、戴维·巴斯、马丁·达利，以及已故的马尔戈特·威尔逊（Margot Wilson）等人，从任何标准来看，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

32．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人类祖先曾经数度离开非洲向外扩展。遗传学证据表明，在大约距今10万年以前，非洲以外所有地区的人口的发展都陷入了一个瓶颈期，即人口急剧减少。王焱曾用我的基因组（那是我的完整基因序列，我本来是为了拍一部电视纪录片而对我自己的基因进行测序的）估计了人类进化史上各时间节点上的人口规模。他是通过比较我的母体基因和父体基因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估计每一对基因“合并”之后、消失之前的时间，即从它们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基因分离出来之后的时间。我的基因对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距今约6 000年前合并的，这个事实意味着，在那个时候（距今大约6 000年之前），人类的人口规模相当小——那是一个“瓶颈期”。有可能这个瓶颈期就代表了某个特定的“离开非洲”的移民事件。

33．我没有时间在这个讲座中说明为什么说这样直接得出结论太草率了。原因是，同一个村的村民不仅可能是你最亲的亲戚，他们也可能与你竞争食物、伴侣和其他资源。在进行亲缘选择的计算的时候，亲缘度并不是用某个绝对数值来表示的，而是表示为高于随机人群的亲缘度基线的某个增量。在一个联系紧密、近亲结婚的村庄内部，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你的“表亲”。亲缘选择理论的预测是，你只会对比平均水平还要更“亲”的人表现出利他主义——尽管平均水平已经相当“亲”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村庄全部由“表亲”组成，亲缘选择理论的预测是，人们对来自外面的陌生人会有仇外心理。我的同事艾伦·格拉芬在《进化生物学牛津指南》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几何模型，用来解释亲缘选择理论；我认为，那是解释r的真正含义的好方法（r指亲缘系数，是亲缘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汉密尔顿的通俗解释，结果无法理解为什么r的值与我们所有人相互共享超过90%的基因的事实之间会出现如此明显的不匹配。我在收录在本文集中的另一篇文章《对亲缘选择理论的12个误解》中也给出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格拉芬的几何模型确实很能说明问题，而且是以一种直观生动的形式：r就是高于整个种群的基准共享程度之上的额外亲缘程度。

34．在为由企鹅出版社2006年版的《合作的进化》撰写的序言中，我描述了我将阿克塞尔罗德介绍给汉密尔顿的过程。我促成了他们富有成果的合作——将进化理论与社会科学理论结合起来，对此我深感自豪。

35．在这个问题上，我喜欢引用著名分子遗传学家西德尼·布伦纳（Sydney Brenner）的话。他曾经不无讽刺地设想过这样一个天真的生物学家，后者猜测：在寒武纪时代，某个基因受到了“偏爱”，因为“到白垩纪它就可能会派上用场”。（他说话的时候带着浓重的南非口音，话里充满着讥讽，眼里闪烁着俏皮的光芒。）

02　给查尔斯王子的公开信

1．里斯系列讲座是一个年度系列讲座，最初是通过广播电台播放的，而现在是在电视上播放，由英国广播电台主办。该讲座以BBC的创始总裁里斯勋爵的名字命名。里斯是一位不苟言笑的苏格兰人，他很有理想——但是大部分都被BBC放弃了。英国人至今仍然以被邀请参加里斯讲座为荣。2000年的里斯讲座尤其不同寻常，它以“尊重地球”为主题，共有五位演讲者，查尔斯王子就是其中一位。这封公开信就是针对查尔斯王子的演讲而发的，最初刊登在2000年5月21日出版的《观察家》杂志上。

2．许多人说这句话就是我自己说的。尽管我非常想拥有它的“版权”，但是我很肯定，我是从其他地方得来的。

3．在查尔斯王子发表这个演讲后的这些年来，保护生态的任务变得越来越紧急。气候发生极端变化的信号更加明确了，许多人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很可能已经错过了扭转危局的时间节点。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却公开宣称，他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只是“精心策划的一个骗局”。当然，现在仍然有人相信像极地冰盖消失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人类行为所致（尽管这种论调明显越来越不可信了）。无论如何，除了那些有意视而不见的人之外，气候不断恶化、变得越来越危险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了。这种灾难的阴影（还包括低海拔地区被全球性洪水淹没的可能性）正在不断扩大。这些问题比查尔斯王子不断地喊着“狼来了”的那些问题严重得多。不幸的是，他不想做真正重要的事情。

4．在当时，我还坚决反对处死萨达姆·侯赛因，这不仅是因为我一贯反对死刑，而且还因为我有科学上的理由。同样，如果希特勒没有了结自己的生命，我也会建议不要处死他。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取一切有关的信息，以便搞清楚这些恶魔的心智状态；第二，反社会者可能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稀少，因此，像希特勒这样的极端反社会者，究竟是怎样攫取并保住权力、甚至在“民主选举”中胜出的，非常值得研究。希特勒真的是一个拥有“颠倒众生”的魅力的演说家、一个双眼有催眠大师般的魔力的政治家吗？有些见过希特勒的人确实信誓旦旦地声称如此。或者，这是不是权力的光环下孕育出来的一种幻象？如果希特勒未曾身亡并遭到了监禁，那么对于各种可能令他变得理智的做法，例如，针对犹太人的病态的排犹政策的冷静而清醒的质疑，他又会有什么反应？通过希特勒这样一个“典型病例”（假如他不死的话），我们的精神病理学是否能取得长足进步，从而对未来更加有利呢？希特勒的童年，或者萨达姆·侯赛因的早期教育阶段，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设定了他们成年后的“自我”的进化之路？未来的教育改革，能不能未雨绸缪，提前消除这种令人恐惧的隐患？处死这些标本般的恶人也许能够满足某种“原始”复仇心理，却堵死了进行研究、防止他们的同类人在未来重新出现的机会之门。

5．我还借用达尔文这个短语来作为一本文集的标题，于2003年出版。

6．指我的《解析彩虹》一书，1998年出版。

03　科学与感性

1．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BBC主办了一个系列讨论会，在BBC广播电台第三频道播放。这个系列讲座的主题是“世纪的回响：20世纪将会为它的继承者留下什么”。我发表演讲的时间是1998年3月24日，其他的演讲者还包括戈尔·维达（Gore Widal）、卡米尔·帕利亚（Camille Paglia）和乔治·斯坦纳。得知自己是演讲者中唯一一位科学家后，我有点儿不自在，因此才有了这句话。我这个演讲的部分内容也可以在我的《解析彩虹》一书中找到（当时我正在写这本书）。

2．我对“普通民众”这个概念本身就持怀疑态度。伟大的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曾经被一个出版商说服，决定为“普通民众”写一本书。这个任务令克里克相当为难（这其实不难理解），他不得不向同事、杰出的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求助：“拉马啊，请问你认识‘普通民众’吗？给我介绍一下。”

3．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过分悲观了。现在，以及20世纪，我在参加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和切尔腾纳姆音乐节（Cheltenham Festival）等活动时，总会受到许多乐观的、热情的学者的鼓励，我的许多同事，比如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和史蒂芬·平克，也都是乐观主义者。

4．后来，“逝者的天书”这个短语成了我的《解析彩虹》一书其中一章的标题，在那里，我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我用这个术语表达的意思是，在未来，对于一位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来说，只要给他一只动物（或者动物的DNA），他就能够“解读”并“重建”那只动物及其祖先的生存和繁衍的环境。而且，不仅是物理环境——天气、土壤的化学成分，等等；还包括生物环境，以及该动物及其祖先所参与的进化“军备竞赛”的对手——猎物或天敌、寄生虫或宿主。

5. 1867年，苏格兰工程师指出，弗莱明·詹金（Fleeming Jenkin）代复一代，“融合遗传”将会使得种群中的所有差异消失得一干二净。如果你把黑色的颜料与白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你将得到灰色的颜色；而且要想再用灰色的颜色分别混合出黑色和白色的颜料，那就永远不可能了。因此，在融合遗传中，自然选择很快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可供选择了。詹金据此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必定是错的。但是，詹金忽视了，说每一代都比自己父母更“灰”显然是不准确的。这是一个事实。詹金以为自己是在批驳达尔文，其实他是在批驳明显的事实。变异很显然不会一代接一代地逐渐消失。詹金并不知道，他并没有证明达尔文的理论是错的，相反，他其实证明了融合遗传理论是错的。詹金本来有机会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完全依靠推理就总结出孟德尔遗传定律的——而不需要像孟德尔那样，亲自不知劳苦地在修道院的菜园里种上一堆豆子。

6. “人类基因组计划”确实在2003年正式宣告完成，虽然还有一些细节问题仍有待改进。

7．在不到10年之后，凭借21世纪的科学技术，人类做到了这一点，尽管针对的不是同一颗彗星。2004年，欧洲太空总署（ESA）发射了“罗塞塔”号航天探测器。它在升空10年后（飞行64亿千米），最终到达了67P／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彗星的轨道。在这过程中，它先后利用了火星、地球（两次）的引力弹弓效应，途中还会与两颗大型小行星密切接触。“罗塞塔”号随后发射了“菲莱”号探测装置，并成功降落在了67P／楚留莫夫-格拉希门克彗星上。为了固定在彗星上，它使用了一种类似于携抱式鱼叉的机器，因为彗星的重力场很弱。

8．我在本辑第一篇文章中已经批驳过这种令人恼火的哗众取宠的谬论。

9．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数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乔治·达尔文爵士（Sir George Darwin）与其他人一起见证了这一点。查尔斯·达尔文的三个儿子都受封为爵士，虽然他们的父亲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个荣誉。

10．现在，还出现了其他寻找行星的方法，包括通过检测行星过境时发生的微弱的光线。“系外行星”的家庭在不断扩大，而在它们的成员总数已经超过了3 000。

04　杜立德和达尔文

1. 2004年，科学文化推动者和“掌门人”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邀请他的圈子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一起来写作一本书《当年我们年少但有知：孩子如何成长为科学家》。我早有写一本自传的打算（后来，我写成了一部两卷本自传，两卷分别名为《追求奇迹：一位科学家的养成》和《黑暗中的微烛：我的学术人生》）。我为布罗克曼撰写的这篇文章与我自传的侧重点不同。在这里，我选择赞美一本儿童文学书，我认为，它确实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影响。

2．语出诗人德莱顿（Dryden），尽管他上的是剑桥大学。

3．在我9岁时，我在学校举行的征文比赛中“无耻”地借鉴了杜立德医生的形象。我的英文老师对我的想象力赞不绝口，还预言我长大后会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他根本不知道我是从休·洛夫廷那里“剽窃”来的。

4．我当时一直想知道，这种“拉拉扯扯羊”怎么才能把它的两个嘴巴吃下去的食物变成的粪便排出体外呢？显然我并不是唯一对此有疑问的孩子。

5．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s）的一些早期作品中的这种倾向更加严重，但是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受到过类似的指责。例如，在《斗牛犬德拉蒙德》一书中，那个20世纪20年代的詹姆斯·邦德曾经将自己伪装成非洲人探案。最终，他以极富戏剧性的形式披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对当地人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每一根胡子都不是假的，但是每一个黑人都要去嗅上一嗅。那个胡子也不是假的，亲爱的，但这个黑鬼却不闻不问。所以我相信这里肯定有问题。”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说布姆波王子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白人王子，其实是相当温和的。

第二辑　全然无情的荣耀

1．出现在戴维·P.休斯（David P. Hughes）、雅克·布鲁迪厄（Jacques Brodeur）和弗雷德里克·托马斯（Frédéric Thomas）写作的《被寄生生物操纵的宿主》（Host Manipulation by Parasites）一书的前言中。

05　论达尔文与华莱士携手发表的论文

1. 1858年，查尔斯·达尔文因收到了一封信而大惊失色。这封信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博物学者、收藏家华莱士从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ey States）寄来的。华莱士的论文阐述了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各个方面的细节。达尔文自己在20年前就想到了这个理论，出于某些原因，他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尽管他在1844年就已经写出了很多东西。收到华莱士的来信后，达尔文陷入了犹豫不决和痛苦的焦虑当中。一开始，他准备将发现进化论的优先权让给华莱士。不过，达尔文的两个朋友，地理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和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英国科学界的两根顶梁柱，说服他寻找一个折中方案。于是，华莱士这篇写于1858年的论文，与达尔文写于更早时期的两篇论文，一起在伦敦林奈学会宣读，华莱士和达尔文两人共享进化论发现者的荣耀。2001年，林奈学会决定在当年的事件发生地树立一块纪念碑，以纪念这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我应邀为纪念碑揭幕，并发表演讲。本文对当时的演讲稿略有删减。仪式很隆重；我也很高兴遇到了达尔文家族和华莱士家族的多名后人，他们中有人还是初次见面，我很荣幸有机会介绍他们相互认识。

2．在这里，我特别提请读者注意艾伦·格拉芬，他天才地用数学方法给出了阿莫茨·扎哈维（Amotz Zahavi）的理论的定量证明。我在《自私的基因》的第二版中也试图对这个问题给出解释，同时也表达自己在该书第一版中不公平地对阿莫茨·扎哈维的思想大加嘲笑而忏悔的意思。

3．参见本文集的下一篇文章《普适达尔文主义》。

06　普适达尔文主义

1. 1982年，在查尔斯·达尔文逝世100周年之际，他的母校剑桥大学为他举办了一个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我在这个会议上的演讲，略加编辑收录进了稍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进化：从分子到人》。

2．偶尔，我也会遇到一些生物学家，他们竟然看不到这种力量，这令我非常震惊。日本著名遗传学家木村资生（Motoo Kimura）就是一个例子。木村资生是所谓的中性进化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说，种群中的基因频率的变化，大部分都不是自然选择所致，而是中性的；新的变异之所以会在种群中占主导地位（即遗传变化），并不是因为它们在进化上有优势，而是因为随机漂移。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也许没错。不过，在他为《分子进化的中性理论》（Neutral theory of molecular evolu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中，木村资生又做出了妥协：“这个理论并不否认自然选择在适应性进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但是据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所说，木村资生其实是极不情愿做出这种妥协的——事实上，他是如此不情愿，以至无法动笔写下上面那句话，他是请他的美国同事詹姆斯·克劳（James Crow）代笔写下那句话的！木村资生，以及其他狂热支持中性理论的生物学家，似乎完全不能理解功能上接近完美的生物适应性的重要意义。他们莫非从来没有见到过竹节虫、翱翔在天际的信天翁、蜘蛛网……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设计错觉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添头”。而对我以及其他博物学家（其中也包括达尔文，他们对我教益良多）来说，生物设计的复杂性和完美性却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和枢纽。在我们看来，那些令木村资生觉得兴味盎然的进化变化，只相当于将文字的字体重设一下而已。对我们来说，文字是以新罗马体呈现的，还是以赫维提卡体呈现的，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文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木村资生也许没有说错，只有少数进化变化是适应性的。但是，请你发发慈悲吧！真正重要的难道不是这些“少数派”吗？

3．科学实验，尤其是生物科学领域的实验，一直都面对着这样一种怀疑：实验中得到的结果也许只能归为运气。举个例子。现在有一个医学实验，对照组的100名病人都服用某种实验药物，而控制组的100名病人服用看上去完全一样但不包含有效成分的安慰剂。如果对照组中有90名病人的病情都有所好转，而控制组中只有20名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那么能不能说这种药物是有效的？还是仅是运气所致？统计检验的目的就是计算出，如果药物真的没起任何作用，你仍然可以得到你所得到的结果（甚至是更好的结果）的概率是多少。“P值”就是这个概率。“P值”越低，你所得到的结果纯粹是运气所致的可能性就越低。“P值”为1/100或更低的结果时，通常可以直接视为证据，但是这个截断点是武断的。“P值”为5/100时，就可以认为结果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对于那种看上去非常奇异的结果，例如远距离心灵感应的成功演示，必须要求“P值”远低于1/100。

4．野外生存状态下是不存在精制糖的，动物最多只能从蜂蜜中获取一些（那非常难得，而且要冒很大风险、忍受很大的痛苦才能到手）。在这种情况下，对甜食的喜好就是一种不幸的选择了，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中，对糖的偏好并不会提高我们的生存机会。

5．后来，我用“逝者的天书”这个术语更加生动地阐述了这个思想。本文集中的好几篇文章都提到了这个术语。

6．心理学家斯金纳经常强调这一点。

7．我在剑桥大学发表这个演讲时，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将历史上出现过的关于胚胎如何发育的这两个主要理论界定清楚，而且参加剑桥大学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会议的听众也不需要我给出精确的定义。预成论者认为，每一代个体身上都包含着下一代，或者以实体形式（生命体的雏形已经预先存在于卵子或精心中），或者以编码形式（就像某种蓝图一样）。而渐成论者则认为，每一代都包含着生成下一代所需的“安装说明书”，这不是一幅蓝图，而更接近于一张菜谱或一款计算机程序。我们不妨想象，在银河系之外的某颗行星上，胚胎发育是预成的，那么它应该会经历如下过程：对父母亲的身体逐层扫描，制成一帧一帧说明书，然后放入一个类似于3D打印机的装置，“打印”出子女，即父母的身体的拷贝。接下来，如果需要的话，这个拷贝还可以放大。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胚胎发育的过程，但是，如果假想中的有虎纹的外星人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们的胚胎发育必定是这个形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胚胎发育是渐成式的。DNA并不是一张蓝图，这一点绝大多数生物学教科书都讲得不对。DNA只是一系列指令，就像一个电子计算机程序一样，或者说，像一份菜谱或折纸说明书；遵循其说明，身体就逐渐长成了。蓝图式的预成发育，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必定是可逆的。就像人们可以通过仔细测量房子的所有部件的尺寸，重新画出蓝图一样。子女绝对不是经由父母的身体拷贝出来的；真要说拷贝的话，所拷贝的也只是生身父母的基因（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两者合起来）。拷贝出来的基因会作为生成下一代人的身体的指令传递下去，并作为纯正的指令继续传递给下下一代。身体并不直接生成身体，是DNA生成身体，DNA生成DNA。

8．当然，今天我可以试着来阐明这一点了。作为第一步，不妨先指出这种观点在前面提到过的“磨损”问题上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如果孩子是父母的“扫描件”，那么就会忠实地把一切都复制过去，既包括伤疤、断肢、包皮等“坏的习得性状”，也包括更强韧的足底、学到的智慧等“好的习得性状”。这里存在着在“好的习得性状”与“坏的习得性状”之间进行选择的需要。那么，除了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合适的“选择器”呢？

9．后来，我用“登上不可攀登之山”这个隐喻来概括这一点，它也是我的一本书的标题。复杂的、似乎是精心设计出来的“机器”（例如，眼睛）高居这种不可攀登之山的高处。山的一侧是陡峭的悬崖，不可能一跃而过（如果可以跃过，那就是跃变论了）；山的另一侧是舒缓的斜坡，只要一步接一步地不停走下去，就不难登顶。

10．间断均衡论现在已经颇为流行，它有一个短促有力且极有感染力的简称：“蹦移”（punk ekk）。这种理论是由著名古生物学家尼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首创的，目的是解释化石记录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跃变”现象。然而不幸的是，部分由于古尔德本人极有说服力但又极具误导性的隐喻的“煽动”，间断均衡这个术语后来导致了三类本来有极大区别的“跃变”的混淆。第一类，大突变或跃变，指那些会导致重大后果的突变，极端形式的“异形巨兽”或所谓的“有希望的怪物”就是从这种突变而来的；第二类，大规模的灭绝（例如，恐龙的突然灭绝为哺乳动物的繁盛打开了空间）；第三类（只有这一类，才是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所用的间断均衡这个术语的本意），快速的渐变。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以及其他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他们的主张似乎颇有道理，在漫长的地质时间里，进化都处于几乎静止的状态，这种状态又会被突然发生的快速的爆发所打断，这种爆发就是他们所称的“物种形成事件”。因此，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实际上借用了异域物种形成的概念。异域物种形成意味着一个物种因为地理隔绝的原因而分成了两个。地理隔绝的例子包括岛屿、大江大河的两岸、山脉的两侧，等等。由于被隔离开来，两个种群就有机会向不同的方向进化，当它们在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再度相遇时，就无法再交配繁殖，因而也就变成了两个独立的物种。例如，当一个子种群来到一个岛屿并与大陆主种群分隔开来之后，岛屿环境下的进化变化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至于新物种出现所需的时间，以地质时间的尺度来衡量的话，只是一瞬间，甚至可以说是同一时间。而且，正如我在本文集后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这里所说的“岛”并不一定是被水面包围的一块陆地。对于鱼类来说，一个湖就是一个“岛”。对于阿尔卑斯旱獭来说，一座山峰就是一个“岛”。不过，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在这里还是假设“岛”只是指被水面包围的一块陆地。当“岛”上的新物种重新迁移回到大陆上之后，它们的父物种看上去似乎仍然没有什么变化，这样一来，古生物学家从他们在大陆上挖掘出来的化石来看，新物种就像是由父物种轻轻一跃变出来的。当然，这种跃变只是一个假象。渐变的进化确实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是“快速的渐变”，而且是在古生物学家没有挖掘过的岛屿上发生的。由此不难看出，这种“快速渐变主义”与真正意义上的跃变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无论如何，古尔德所采取的修辞手法，毕竟误导了整整一代学生和非专业人士，使得他们把真正的跃变论与快速渐变主义混淆起来，甚至与物种大灭绝及随后的新物种的繁盛混淆起来。这正是我所说的“诗意科学”的一个例子。对此，我在本文后记中还会再回过头来讨论。

11. “自然从不飞跃”是一句拉丁文。在赫胥黎生活的时代，他的读者（包括达尔文，赫胥黎是在写给达尔文的一封信中使用这个术语的）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时候，使用的都是拉丁文——尽管学生们可能非常不喜欢。当我在剑桥大学发表这个演讲的时候，古尔德也坐在听众席上。当我讲完后，他马上跳了起来，声称跃变论是历史上除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之外的若干备选理论之一。难道他真的不明白，跃变论无法解释复杂的设计的错觉吗——从不可攀登之山的谷底，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跃上峰顶呢？古尔德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也拥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他没有说错，在20世纪初期，确实曾经有一些科学家倡导跃变论，以为它也许可以取代渐变论。但是当他说，跃变论真的可以取代渐变论，去解释适应复杂性时，他就犯了一个科学错误——甚至是逻辑错误。或者，换一种说法，古尔德引用的那些科学人物的观点在科学上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在那些科学家自己的时代，这种观点也明显是错误的，古尔德本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12．莱迪亚德·斯特宾斯是一位植物学家，他被尊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新达尔文主义综合进化论的开创者之一。

13．如果放在今天，我可能不会再使用“宏观进化”和“微观进化”这两个术语，因为它们也被创造论者挪用了。像往常一样，创造论者在有意地用一些科学术语来进行欺骗。在野外研究生物种群的遗传学家所关注的是微观进化，而研究不同年代的化石的古生物学家所关注的是宏观进化。事实上，宏观进化无非就是时间拉得非常长的微观进化。创造论者，在某些生物学家的无心之失的“帮助”之下（这些生物学家本来应该更警惕一些的），将物种之间的差异抬高到了决定性质的高度。他们承认微观进化，例如，种群中浅色的桦尺蠖被深色的桦尺蠖所取代。但是他们把宏观进化认定为质的变化，是完全不同的。关于真正的以及假想中的物种间的区别，更详尽的论述请参阅本文集第四辑中的《评“亚拉巴马州插页”》一文。

14．在这里，复杂性是“插入”进去的——座位、舱壁、呼叫器、折叠式餐桌等，都是直接从原先就有的机舱部分复制过来的。在生物世界，类似的“加长”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脊椎数量的增加，以及相应的肋骨、神经、血管的数量或长度的增加（例如，突变生下来的蛇比它的父代多了好几“节”）。这种“加长麦道DC-8型跃变”式进化变化必定是经常发生的，例如，不同种类的蛇的节的数量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子代的蛇出生时拥有的节的数量必然和它们的父代相同，因为任何一条正常的蛇的脊柱都不可能是不完整的。

15．事实上，美丽的俄卡皮鹿（okapi）是中间状态的物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长颈鹿的“侄子”，有中等长度的脖子。但是，它并不能成为一个适当的例子。

16．后来在1989年，我又指出了这一点。当时我发明了一个术语——“可进化性的进化”（evolution of evolvability），收录于克里斯托弗·兰顿（Christopher Langton）主编的《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一书中。在那里，我认为，虽然很罕见，但是某些关键的进化步骤，比如分节的身体的出现，可能是以某种突然的跃变的形式完成的。我的意思是说，分节的动物一出现就应该是至少有两节的，而不应该是一节半的。

17．休厄尔·赖特是著名的“种群遗传学三巨头”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个来自美国的人——另两个巨头是费希尔和霍尔丹，后者创立了种群遗传学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学融合了起来。赖特强调随机基因漂移（漂变）在进化中的作用。但是，他同时也把漂变视为适应得以改进的一个（间接的）途径。强选择理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正如工程师们通过他们的“爬山算法”（hillclimbing algorithms）得知的——很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当中无法脱身。（局部最优相当于小山峰，同时那“不可攀登之山”的顶峰也隐约可见。）赖特的随机漂移算法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让一个种系从一座小山峰漂移至山谷，然后再从那里沿着斜坡向更高、更大的山峰攀登。对于赖特来说，这种随选择而变的漂移，使得比单有选择时的适应更加完美得多的适应有可能出现。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天才想法。

18．对于这种从基因型到表现型的单向流动（即从基因到身体的单向流动），只要对比一下“基因突变”（比如导致未来的后代的身体出现变化的突变）与纯粹的“身体突变”（比如某只动物突然失去了一条腿），就很容易理解了。后面这种变化是不会传给未来的子孙后代的。只存在从基因到身体的因果之箭，它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对于如此简单的道理，古尔德虽然提出了一个“记账隐喻”，但是没有理解。这令我非常震惊。他的“记账隐喻”显然是不得要领的。

19．这个建议很有说服力，它来自苏格兰化学家格雷厄姆·凱恩斯-史密斯。我在《盲眼钟表匠》一书中也详细阐述过他的理论。这不仅是因为我相信它，而且也是因为他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复制在生命的起源中的重要性。

20．在神经系统中，这个问题就是工程师们所称的随机“噪声”问题。在任何一个信息传输过程或放大过程中，都必须加入一些噪声。这是因为，“神经细胞”的工作方式决定了，它们对噪声比对其他东西（比如，电话线）更加“易感”。现代通信系统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字形式传输而较少采用模拟形式传输，事实上，神经细胞传输信息时也类似——它们利用的是尖峰的时间模式，而不是尖峰的（模拟）高度。关于模拟制式与数字制式的更详尽的对比，请参阅我在本文集第一辑中的另一篇文章《科学与感性》，在那里，我对（传递西班牙无敌船队的信息的）“模拟”烽火信号与“数字”烽火信号进行了讨论。

07　复制者生态学

1．恩斯特·迈尔是一位杰出的德裔美籍生物学家，也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新达尔文主义综合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名副其实的新达尔文主义综合理论的“长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龟鹤遐龄，而且还因为他的思想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非常活跃。在他的期颐之年，我与他见过面，我也深为他的积极和敏锐震惊。除了众多颁发给他的荣誉奖项和献给他的纪念文集之外，恩斯特·迈尔的百岁诞辰庆典还有另外一个副产品，那就是Ludus Vitalis杂志的纪念特刊。这期特刊的主编是著名西班牙裔美籍遗传学家弗朗西斯科·阿雅拉（Francisco Ayala），我也有幸应邀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这期特刊上，当时它的献辞是“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恩斯特·迈尔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荣誉科学博士（牛津大学），祝贺他百岁生日快乐”。收入本文集时略有删减。

2．请参阅本辑的上一篇文章《普适达尔文主义》。

3．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是非常严肃地对待他提出的这个终极因的。他显然不是一个傻子。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思想家，有人说，他原本是有可能发现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但是他并没有。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未能提出进化论？在一定意义上，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这个思想，是有可能出现在任何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和博物学家的头脑中的。与牛顿的物理学定律不同，进化论的创立似乎并不需要后人站在2 000多年来的前人的“肩膀”上。要说清楚个中缘由并非易事，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因此我的直觉是，前人在这方面的思想全错了。

4．这样一种神秘主义在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的“盖亚假说”的早期版本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在“盖亚假说”后来的版本中，洛夫洛克试图否认神秘主义，但是从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倾向仍然在加强。在那次会议上，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遇到了一位献身于政治的意义上的而不是科学的意义上的“生态学”的知名人物。梅纳德·史密斯回忆说，会上有人提到陨石袭击地球从而杀死了恐龙的理论，那位狂热的“生态学家”立即跳起来反对：“这当然不可能，因为盖亚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5．引入这个术语的是杰出的生态学家劳伦斯·斯洛博金（Lawrence Slobodkin），后来迫于无奈，他不得不愤慨地公开否认群体选择主义的指控。他可能是正确的，对于“谨慎的捕食者”概念，如果稍做发挥，是可以给出适当的达尔文主义的辩护的。但是选择这个术语本身是不恰当的。它要求沿着所谓的“大生态之诱惑”的进路来给出解释，而这意味着忘记了自然选择实际上是在什么层次上发挥作用、导致个体适应的；而且是从对群组的利益，甚至是对群落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6．这种攻击引发了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在《捍卫豆袋遗传学》一文中的激烈反击。在这个语境中，“豆袋遗传学”是指对种群中基因频率的变化的定量分析，即将基因作为颗粒化的孟德尔式实体来处理。

08　对亲缘选择理论的12种误解

1．亲缘选择理论——自然选择青睐那些“愿意”帮助亲属的基因，因为从统计上看，被帮助的亲属携带这些基因的概率更高，是W. D.汉密尔顿首创的。汉密尔顿后来成为我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和密友。亲缘选择理论也是我的第一本著作《自私的基因》阐述的核心主题之一。汉密尔顿早在1964年就提出了亲缘选择理论，但是他那篇重要论文发表后的10多年里几乎没有引发什么反响。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亲缘选择理论一下子成为热点，不仅生物学家在讨论它，许多圈外人也很热衷。亲缘选择理论的风行，也导致了大量的误解。在这些误解当中，有许多非常奇怪的说法源于某些社会科学家——有人认为，这些社会科学家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亲缘选择理论侵入了他们原来的地盘，使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种说法实在有些无厘头，但是各种误解实在甚嚣尘上，于是我写了一篇论文，总结了12种对亲缘选择理论的误解，然后逐一加以批驳。这篇论文（以英文）发表在动物行为领域的顶级德语刊物《比较动物行为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Tierpsychologie）上。与通常的科学论文一样，我这篇论文也有许多参考文献，在收入本文集时，我把参考文献目录删去了。另外，我还删除了误解8、9和11。这是因为，这几个误解虽然也很重要，但是要阐明它们所涉及的技术性问题，就要给出更多的背景知识，从而使这篇论文在本文集中占据过大的篇幅。

2．汉密尔顿的理论可以简洁地概括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汉密尔顿法则”：如果亲缘系数（r）B>C，那么利他主义的基因就会在基因库中扩散开来。在这里，C是利他者的成本，B是受益者的收益，r是一个分数，代表利他者和受益者之间的遗传关系的接近程度。“汉密尔顿法则”告诉我们，亲代抚育子代的行为，之所以比抚育“兄弟姐妹”的行为更加常见，是因为尽管这两种关系中的r项是相同的（都是0.5），但是B和C两项在现实中更加有利于亲代对子代的抚育。

3．然而遗憾的是，威尔逊在他最近出版的《社会性征服地球》（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一书中（我立即撰写了一篇批判性书评），又重新将这些修改扭转了过来。他这种做法令我确信，他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亲缘选择理论。

4．对于“内含适合度”这个概念，汉密尔顿给出了一个更精确的数学定义，但是他也同意我给出的非正式定义：“内含适合度指的是这样一个量，个体似乎在最大化它，但是它真正最大化的是它的基因的存活率”。

5．许多基因都具有多种效应，而且这些效应通常互不相关，这种现象被称为多效性。

6．这里所说的绿胡子效应只是一个假说，一个比喻，并不是说真的有人会长出绿胡子。有现实意义的是——同时也是这个比喻的意义所在，有利于亲属的行为是一种在统计上有显著意义的标记性状。例如，一只有抚育亲兄弟姐妹的倾向的动物，其实有50%的机会在照顾自己的基因的拷贝。手足情谊也是一种像绿胡子一样的标记。我们用不着假设动物对手足情谊有明确的认知。在现实世界中，“跟自己待在同一个巢中”这样的事实就构成了这种标记。

7．马歇尔·萨林斯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看来，有的人类学家就是无论怎么努力也学不会生物学。当然，公平地说，我估计，如果我贸然进入人类学领域，我也可能会表现出同样的无知和缺乏理解能力。不过，我不会去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8．一个等位基因是某一个基因的替代形式，两者会争夺染色体上的某个特定位置或“基因座”。在有性繁殖的生物中，自然选择可以被看作若干等位基因之间对那个特定的“基因座”的竞争。它们之间用来竞争的武器就是它们对身体的“表现型”效应。

9．参见01篇注释。

10. “进化稳定策略”（简称“ESS”）是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首创的一个术语。它代表着一种非常有力的思考进化问题的方法，我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大量应用了这种方法。这里所说的“策略”，其实是指一种未必明确意识到的行为“定势”（即类似于发条装置驱动的固定行为），例如，“把食物丢进在你的巢里面嗷嗷待哺的那些小东西张得很大的嘴巴里”。“进化稳定策略”是指这样一种策略，当一个种群的大多数成员都采用了这种策略时，它的优势地位就不能被其他可选的策略挤占。如果它能够被其他策略占优，那么这种策略就是“不稳定的”。一个被某种不稳定的策略暂时支配的种群，将会被别的更有优势的策略“侵入”。“进化稳定策略”的推理方式通常是这样的：“试想一个策略P，先假设种群的所有成员都采用策略P，再想象一个新的突变出来的策略Q。自然选择会不会导致策略Q入侵该种群？”在上面的正文中，我们对策略U和K就是这样推理的。

11．这里所用的“固定”（fixation）这个术语，是种群遗传学家用来描述基因在种群中传播的专业术语：当某个基因的传播使得种群中每个个体（或几乎所有的个体）都拥有这个基因时，我们就称其为“固定”的。一个基因扩散到固定状态，或者是因为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是我们感兴趣的原因），或者是通过某种随机的机会（即所谓的“遗传漂变”）。

12．这也正是我在前面定义“进化稳定策略”时使用了“clockwork”（发条装置）一词的原因。

13．这里的“parthenogenetic”（孤雌生殖）一词是希腊语，对应于“virgin”一词。“孤雌生殖”的蜥蜴能够在没有雄性蜥蜴的情况下完成繁殖，它们的“女儿”是“克隆”出来的，相当于它们自己的孪生姐妹。

14．这里的“龄”（Instar）是一个专业术语，昆虫学家用它来描述昆虫成长过程所需要经历的相互之间有明确区分的不同发育阶段。不同的“龄”是分立的、不连续的，这是因为昆虫的“骨架”不是像人类这样由身体内部的骨头构成的，而是由身体表面的“盔甲”构成的。与骨头不一样，外置的“盔甲”一旦硬化，就不能再长大，因此昆虫必须定期地更换“盔甲”。脱掉旧“盔甲”后，昆虫会长大一些并长出一副尺寸更大的新“盔甲”。昆虫每长大一次，就称为一“龄”。

15．像萨林斯和沃什伯恩一样，青木的错误也源于未能完全理解汉密尔顿理论。汉密尔顿用简短的一节讨论了“单倍二倍体”，这是膜翅目的蚂蚁、蜜蜂和黄蜂特有的一种遗传系统。雌性是二倍体，像人类一样，有成对的染色体；而雄性则是单倍体，它们的染色体数量只有雌性的一半。汉密尔顿天才地指出了一个极有意义的结果：蚂蚁“亲姐妹”之间的亲缘系数r等于0.75，而不等于许多人通常认为的0.5。因此，一只雌蚂蚁与“她”的姐妹的近亲关系要比“她”自己与“女儿”更亲！正如汉密尔顿指出的那样，仅仅依靠这一点，就有可能使得膜翅目昆虫实现最高程度的社会合作。汉密尔顿这个思想是如此精妙、如此吸引人，以至许多读者都认为它就是他的主要观点，而不仅仅是一两个可有可无的段落的结论——这个思想其实只是“蛋糕上的糖霜”。青木显然就是一个这样的读者。如果他真的理解了汉密尔顿理论的整个基因-选择基础，他就不对他的利他主义的蚜虫犯下如此滑稽可笑的错误了——青木认为，它们是汉密尔顿理论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给定正确的条件，汉密尔顿的理论的预测是，克隆蚜虫之间的社会合作要比蚂蚁、蜜蜂和黄蜂更加紧密。亲缘系数r，在青木的蚜虫之间等于1.0，而不仅仅是膜翅目昆虫亲姐妹之间的0.75。除此之外，虽然白蚁不是单倍二倍体，但是汉密尔顿另辟蹊径，他以近亲繁殖为基础，从不同的途径解释了它们的社会合作。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不需要特别的天才。B与C的很多组合方法，都能够得出一个r等于0.5的结果，从而提高社会合作程度，甚至可以实现“工人”没有生殖能力的结果。

16．这里的“一夫多妻制”指一个雄性、多个雌性。与它的反面（“一妻多夫制”）相比，这种繁殖机制更加常见，不过深层原因则与本文无关，因此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17．事实上，我更应该说，“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亲兄弟姐妹得到利他主义对待的机会是堂兄弟姐妹的16倍”。

第三辑　理性的先知

09　网络收益

1. “科学文学总代理”约翰·布罗克曼有一个很受人欢迎的习惯：每年都会在圣诞节期间，“挖掘”自己的通信录，“压榨”他的圈子里的科学家和学者，要求他们回答他提出的“年度edge问题”，并将得到的答复汇集成书出版。2011年，布罗克曼提出的年度问题是“互联网如何改变了你的思维方式？”本文就是我为他的书撰写的文章。

2．这种有意的插入行径有的时候甚至比一般的恶意更加无法接受，因为它完全出于虚荣和自私的目的。例如，在对自然选择条目进行“审校”阅读（见正文）时，我注意到该条目有限的参考文献中包含了一本我读过但与这个主题关联不大的书。我参与了编辑，删掉了这本书。然而，不到半个小时，它又“回来”了，我猜是该条目的作者重新把它插进去的。我再次删除了它，结果它又“回来”了。最终我放弃了。不过我要顺便补充说明一下，现在它已经不在这个条目的参考文献中了，尽管条目的正文更长、更细致。

3．特别是现在，计算机已经使得虚拟出版非常便捷和便宜（没有编辑的掌控）。

10　外星智慧生命

1．这是我为由约翰·布罗克曼主编的另一本书撰写的一篇文章，那是在2006年，书名是《智能思维：科学与智慧设计运动》。

2．这种不诚实经常被普通人忽视。智慧设计理论家（“理论家”一词用在他们身上实在太浪费了）声称，无论设计师是上帝还是外星人，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但实际上差异非常大，这也是本文将要证明的一点。

3．如果放到今天，我更喜欢这样的说法：“这就进入了我们定义的‘不可能’的范围”，尽管这两种说法是完全同义的。而且，还有一种更好的说法：“这就进入了我们定义的‘实际上不可能’的范围”。当我们要处理如此巨大的数字时，“可能”“不可能”和“实际上不可能”都必须从非现实的角度去理解。

4．真核细胞就是构成我们身体的细胞——在这里，“我们”指的是除了细菌和古生菌之外的所有生命形式。真核细胞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由膜包裹的细胞核，核内包含着DNA，还有各种“细胞器”，例如线粒体。我们现在知道，线粒体是由当初的共生菌演变来的，它们仍然在细胞内用自身的DNA进行自主复制。里德利认为，这种共生性结合是非常不可能出现的“幸运事件”。他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无论如何，这种共生性结合至少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绿细菌加入生命俱乐部并提供光合作用的方法的时候（所有植物至今仍然在用这种方法）；第二次出现在线粒体的祖先开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美国植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认为，除了这两次之外，共生性结合还发生过好几次（不过，这位学者说对的次数几乎与说错的次数一样多）。

5．目前这种人类水平的生命形式是没有足够的技术深入这么遥远的地方的。因此，这个障碍必定得由某种科学技术水平比人类高得多的生命形式来突破。

6．可以参考上条注释的内容：这很可能是在达尔文和华莱士之前，即使是像亚里士多德和牛顿这样的伟大的思想家都不会想到自然选择的一个原因。

7．我的朋友、著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过，对于自然选择所做成的事情，我们应该立即弃用“错觉”一词，而直接用“设计”一词取而代之。我认为他的说法是言之有理的，但是，如果采用了这种表述方法，就会导致我自己的论证出现混淆。如果用他这个术语，那么我们就得说自然选择设计了各种实体，而且在自然选择所设计的实体中，有一些实体（例如大脑）本身也是拥有设计能力的。我不想在这种绕口令式的语义辨析中绕圈子。

8．事实上，用这个事实来解释这种误解可能过于“宽大”了。它可能源于想象力的贫乏——由于没有想象力，只能把机会视为有意思的设计的默认选项。

9．有一次，曾经有人问我（那是在观看一部宣扬创造主义的纪录片的过程中），我是否设想过地球上的生命是智慧设计的产物的可能性、设计者是谁。我回答说，唯一的可能是（虽然我并不相信），由外星智慧生命来设计，而且作为设计者的外星智慧生命本身也必定是渐进进化的产物。但最后报道出来的是这样一句话：“理查德·道金斯相信小绿人是存在的。”

11　只在路灯下寻找

1．本文最初于2011年12月26日发表于理查德·道金斯理性与科学基金会网站。

2．在亚瑟·克拉克讲的一个故事中，外星人在月球上留下了一个讲述一切的“墓碑”（方尖碑）信号，但是只有发展到了相当高度的（有资格的）文明才能发现它。

12　科学将会杀死灵魂？

1．众所周知，靠水晶球预测未来是一种非常容易出错的嗜好。但是有的预测还是值得的。本文原是我为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主编的《5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要走的路》一书撰写的一篇文章。

2．转引自马丁·里斯（Martin Rees）的著作《太初之前》，第103页。我在本文集的第一篇文章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当然，这种重复是值得的。

13　评“亚拉巴马州插页”

1．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保罗·戴维斯，他认为，生命可能起源了不止一次（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太高），他还认为，以往的幸存者也许就生活在我们当中——可以通过不同的DNA辨识出来。这种例外并非完全不可想象，而且对我的观点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纯化论者”只需将它修正为“所有已知的动物、植物……”

2．说得更直白一些吧。如果太阳的运行轨迹真的像在法蒂玛的那七万人所声称的那样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的地球早就毁灭了（如果不是整个太阳系的话）。“目睹”本身并不能保证观察到的就是事实。对于这一点，法庭的陪审团应该有更深的理解。

3．有一种名为涡虫的扁虫，它是一种大型的、美丽的动物，曾经广泛存在于地球上，但是完全没有留下任何化石。创造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种涡虫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与所有其他动物都相同，它们的生活时间长短相同——都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某一天或两天时间里创造出来的。因此，既然一大批动物都没能留下化石，那么脊椎动物在化石记录中有若干“空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4．这正是杰出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愚蠢的）理论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的重大误解所在。他的想法是，“那些构成类群的物种似乎是自上而下地构建出更高层级的类群的。这也就是说，首先出现的是‘门’的范本，然后，逐步将‘纲’‘目’，以及其他更低层级的类群填满”。这种影响深远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斯蒂芬·杰伊·古尔德钟爱的过分“诗意的科学”孕育的，尤其是他的《奇妙的生命》，遗毒甚广。对此，我在本文集第二辑的《普适达尔文主义》一文的“写在下面”中提出过警告。

5．这个事实看上去似乎令人惊讶，但确实是事实。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它们成为独立物种之前，今天的任何两个“门”的祖先都曾经是同一个“母亲”的后代。以人和蜗牛为例。如果你跟踪我们的祖先足够远，跟踪蜗牛的祖先足够远，你最终会碰到一个单一的雌（女）性，那是它（他）们的共同祖先。这个母亲的一个孩子的命运是导致我们的出现（以及所有的脊椎动物，加上海星和一些蠕虫等）。这个母亲的另一个孩子的命运是导致蜗牛的出现（以及昆虫，大多数蠕虫、龙虾、章鱼等）。

6．即使是亚拉巴马州立法部门的那些成员也应该能够理解，在任何情况下，这类解释都只能是统计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这种“拼命跑上山坡”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更高级的动物的化石在统计意义上更多地出现在了更高的地层中。但是，这种趋势充其量只是一个统计趋势。规律是没有例外的。例如，化石记录中没有出现过哺乳动物化石出现在过低的地层中的情况。

14　海啸的神学

1．有好几年里，我一直为《自由探索》杂志的一个专栏定期写稿，这成了一个习惯，我从来没有为此觉得遗憾。《自由探索》是探索中心（Center for Inquiry）出版的两大优秀期刊之一。（在这里，我很高兴地告诉读者，探索中心与我的基金会合并了。）本文就是其中一篇专栏文章，发表于2005年，就在节礼日那个恐怖的大海啸发生之后不久。那个大海啸给印度洋沿岸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2．这种“公平感”是如何进化而来的？本文集的第一篇文章《科学的价值观与价值观的科学》有更深入的探讨。

第四辑　推动现实世界的进步

15　阴魂不散的柏拉图

1. 2011年，我接受《新政治家》杂志的邀请，担任2011年圣诞合刊的特约编辑。现在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源于我发表在这本合刊上的一篇文章，原标题是《不连续思维的暴政》，另外还有些内容来自我为约翰·布罗克曼主编的《哪些科学观点必须去死》一书所撰写的关于“本质主义”的部分。

2．用出自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迈克尔·帕林（Michael Palin）之口的一句“不朽”名言来说吧：“只要父亲一来你就是天主教徒了。”

3．那样的话，随意走动一下都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拦路的化石。

4．这里会出现一种例外情况，尤其是在植物界，那就是一个根据不能交配这个标准来定义的新物种在一代之内就出现了。

5．这是2000年的数字，这个数字每年都可能会发生变动。

6．但是，要想废除总统选举人团制度，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但这非常困难。宪法修正案需要获得国会两院2/3的多数票，而且必须得到3/4的州立法机构的批准。最糟糕的情况是，遵循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先例，逐个进行零敲碎打式的改革，并按大选得票比例分配选举人票。一个理想的、不现实的替代办法是，将选举人团转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团体，这正是最初的构想。这与选举新教皇的制度有些相似，但这些选举人是选出来的，而不是任命的。由选民选出一些受尊敬的公民组成选举人团，由选举人团接见并评估所有（可能会有很多）总统候选人——看他们的选民联署表、读他们写的论著、与他们面谈、考虑他们的健康状态、审查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最后进行投票并向世界公布选举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总统。这其实与美国的选举人团刚刚成立时的情况相近。但是，当第一代德高望重的选举人离世后，后来组成选举人团的代表只是一般的公民，于是腐败就出现了，他们开始承诺给某个特定的总统候选人投票。不幸的是，我建议的这种制度也同样可能因为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而无法有效运行。

16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1．我没有受过法学专业训练，任何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但是我有三次参加陪审团的经历。在担任陪审员时，我被告知，有罪的证据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所谓“合理怀疑”，其意思是还存在某种东西，科学家根据这种东西还可以“说出一些东西”来。这篇文章原先发表于2012年1月23日出版的《新政治家》杂志。

2．安德鲁·马维尔（Andew Marvell）说这番话时的背景虽然有所不同的，但是也适用于这里。

17　动物真的能感受到痛苦吗

1．本文最初于2011年发表于boingboing.net网站。

18　我喜欢烟花，但是……

1．英国之外的读者需要了解一下作为这个节日的背景的“火药阴谋”。1605年11月5日的“火药阴谋”指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天主教徒密谋炸毁议会大厦，炸死信奉新教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它的主要策划者是狂热的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但在事发前夕，守着那些火药桶的盖伊·福克斯被捕。此后，每年的11月5日，英国各地都会燃起大型篝火，人们将“盖伊”放到篝火上焚烧（“盖伊”当然只是一个假人，用旧衣服填充而成，还戴着一个帽子），并燃放烟花。在“篝火之夜”之前的几个星期，孩子们会扛着自己制作的“盖伊”参加游行，募集购买烟花所需的钱：“先生，给一便士吧，我们造个盖伊来烧。”（当然，今天一便士买不到什么烟花。）大多数英国儿童在开始有记忆时就会背诵这样的童谣：“记住！记住！11月5日，火药、叛国和阴谋。”我已经不记得其他歌词了，因此特意查了一下。接下来的歌词是这样的：“绳子，绳子，绞死主教，用一便士的芝士呛死他，用一品脱啤酒浇下来，用一把篝火烧死他。”这首歌谣中渗透着新教徒的憎恨之情，这种恨意在北爱尔兰的奥兰治党（Orangemen）的标语中也有体现。但是，在今天，我们不得不用更加委婉的保皇派和民族主义派来取代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这种称呼。这篇文章曾经发表于2014年11月4日的《每日邮报》，那是在篝火之夜的前夕。

2．有人告诉我，在美国，每年7月4日的节日也向前、向后扩展了很多天。

3．这是因为警察分不清是燃放烟花的声音还是引爆炸弹的声音。

4．我在本文集的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

19　谁会抱团反对理性

1．第一届理性集会于2012年3月24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广场举行，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第一版，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理性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约有3万人冒着倾盆大雨参加，欣赏了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的演讲和演出。4年之后，第二次理性大会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遗憾的是，我由于身体原因错过了这次集会。但是我在理查德·道金斯理性与科学基金会网站（2016年5月31日）上刊载了这篇文章的修订版，为这次集会造势。收入本文集的是修订版。

2．请参见我为本文集撰写的前言。

3．在2016年的英国全民公投中，几个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著名政客都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言论，例如“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所谓专家已经太多了”“只有一位专家是真正重要的，那就是选民”。《每日电讯报》的迈克尔·迪肯（Michael Deacon）引述了这些例子（《每日电讯报》，2016年6月10日），他还带着讽刺的语气说道：“谢谢你，数学界已做得非常好了，得出了2+2=4。如果你敢说2+25，你立即就会被大声指斥。数学圈的集体思考水平确实令人不安。坦白地说，英国的一般学生都不在乎这种数学正确性。”

4．在美国，初中老师（10年级至14年级的老师）在面对这种不愉快的经历时特别无奈。与高中阶段的科学老师不同，初中阶段的科学老师一般不具备科学学位，而且可能对支持进化论的压倒性证据了解得也不太充分。因此他们在辩论时往往有心无力，在讲授进化论时不得不缩手缩脚，甚至干脆不讲授。有鉴于此，我的慈善基金会创办了进化科学教师进修院（Teacher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Science），并将它作为一个旗舰项目。进化科学教师进修院将赋予初中科学老师能力，让他们有充分的信心讲好进化论。进化科学教师进修院的院长由贝莎·瓦兹奎茨（Bertha Vazquez）担任，她本人也是一名初中老师，拥有极高的科学素养。她知道自己的同仁面对着哪些困难，同时对进化科学也有深刻的理解。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2016年12月），贝莎和她在进化科学教师进修院的同事们已经成功地举办了27期培训班，前来进修的初中老师来自阿肯色州、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而且人数还在不断上升。接受过培训的初中老师无不信心大增，他们不仅获得了可信的知识，而且得到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教学材料，例如贝莎和她的同事们精心准备的讲义和课件。

5．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竟然会在日后应验，真是一语成谶！

20　对字幕的赞美

1．写完这篇文章，我有一吐心中积郁的感觉，这个问题萦绕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最后我把这篇文章投给了《展望》（Prospect）杂志发表，编辑们在发表前删减了一些内容，编辑们总喜欢做这事。现在收录在这里的是未删减版。

2．我与一位博学多才的研究古典学的专家共进午餐。他告诉我，虽然他阅读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速度和正确度与英文不相上下，却无法用这两种古代语言正常地对话。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无法理解拉丁文口语，因为说出来的拉丁文应是连续的音素流，而书面语则是用空格分隔开来的。他还说，对于法语，他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像我一样，把这个问题归因于英国学校的外语教学方式，也就是像教授古代语言一样教授现代外国语言。

3．在这里，我模仿了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笔法，这是对他的致敬。但是《展望》杂志的编辑在这里进行了删减。正如我在论“普适达尔文主义”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的，获得性状是可遗传的这种错误观念是拉马克主义的核心。有的时候，我也曾动过戏仿吉卜林的自然动物故事集《原来如此的故事》，写一本达尔文主义的“原来如此的故事”集的念头，但是我怀疑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或者，除了吉卜林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胜任）。请读者切勿因有些生物学家以“原来如此的故事”对达尔文主义者对自然现象的追溯性合理化解释加以贬斥而觉得困惑。这些生物学家所强调的是吉卜林式的解释的另一个方面，它们都是事后回顾性的。我在这里强调的则是，它们都是拉马克主义的。这是另一个独立的方面。

4．正如史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一书中告诉我们的，没有能力自己系鞋带的小孩子却是语言天才。

5．德国的电影工作者的配音非常出色，对此，我有亲身体验：我曾经通过观看我非常熟悉的英语电影的德国配音版来提高我的德语水平，比如《万能管家》（Jeeves und Wooster）、《布莱恩的一生》（Das Leben des Brian）等。

6．事实上，就在写下这段话之后，我偶然在社交场合遇到了一个资深的BBC高层，他也说了一番几乎完全相同的话。然后我不知羞耻地附和了他。几个月之后，我又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他认真考虑了，并准备采取实际行动。看起来，他似乎认为快速加上字幕需要克服不少技术方面的难题。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绝大部分电视节目都是滚动播出的，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加入字幕，完全由人工翻译都没问题。

21　如果让我来统治世界……

1．这篇文章是一篇“命题作文”。《展望》杂志的编辑们以“如果让我来统治世界……”为题，向撰稿人征文。我这篇文章发表于2011年3月。

2．我自己也有类似的遭遇。当时我试图将一小罐蜂蜜带上飞机，但是被拦下了。当我在Twitter上就此事发声时，许多人却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抱怨，说我只是舍不得那一小罐珍贵的蜂蜜。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为那位试图将药膏带上飞机的女子考虑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我也是一个利他主义者。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情况下，我其实都是从一个更宏观的、利他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这也正是这篇文章所关注的核心。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吃蜂蜜的。

3．我倡导大家使用“dundridge”（蠢笨死板的官僚）这个词，我希望它最终能够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我是从汤姆·夏普（Tom Sharpe）的小说《景观中的布洛特》（Blott on the Landscape）借用了这个词。这本小说由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改编成了一部非常出色的电视剧，在BBC播出，主演包括杰拉丁尼·詹姆斯（Geraldine James）、大卫·苏切特（David Suchet）和乔治·科尔（George Cole）。这部电视剧的其中一个人物名叫“J. Dundridge”，这是一个典型的毫无幽默感、只知道死板地照规矩行事的官僚。为了让“dundridge”这个词够资格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它的使用次数必须足够多，而且必须不加定义、不加归因地直接使用。我这个脚注已经违背了这个要求，但是发表在《展望》杂志中的这篇文章则没有，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这可以算一次。事实上，英语中已经有一个意思相近的词了，那就是“jobsworth”，但是我更喜欢“dundridge”，至少它读起来更响亮一些。

4．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有一个年仅8岁的男孩。有一次，这对夫妇要去参加一场10千米长跑比赛，这个男孩也想一起前往，于是不停地央求父母带他去。但他们拒绝了，因为比赛规则规定，8岁的孩子过于年幼，不得参加。这对夫妇也认同这个规则。不过，由于孩子实在太过失望，父母担心他伤心过度，因此决定让他与他们一起从起跑线出发。父母以为，孩子肯定无法坚持到底，跑一段路就会退出，到时候，他们两人中也会有一个人陪孩子一同退出。但是比赛开始后，男孩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从头到尾都紧紧跟着他的父亲，把他母亲也击败了（母亲并未保留实力）。然而糟糕的是，当这个男孩跑到终点后，赛事主办者却不让他冲过终点！赛事官员说，他年龄太小了，不符合参赛标准。他们迫使这个可怜的小男孩走到了跑道旁边。也许，这些官员应该在起跑线上就把这个小男孩拉开的。但在这个小男孩来到终点之后才这样做，就实在太过分了。那本来是这个男孩欢庆胜利的时刻。这算亡羊补牢吗？实在无语！

5．我的叔叔科利尔·道金斯怒砸牛津火车站停车场栏杆的故事，也是这些死板的官员盲目地遵守规则手册不知变通的一个例子。只要想一想，他们肯定就知道那种规则是荒谬的。请参见本文集收录的我为另一个叔叔比尔写的悼词的“写在后面”。

第五辑　大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相

22　论时间

1．阿什莫尔博物馆是牛津数一数二的艺术和古物博物馆。2001年，阿什莫尔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名为“关于时间”的展览，主要展出钟表和各种计时装置。我很荣幸应邀为这个展览揭幕。这篇文章就是我在该展览开幕式上的演讲稿，后来发表于2001年的《牛津杂志》（Oxford Magazine）。

2. “Zeitgeber”是一个德语单词。在科学文献中，这个德语单词用来指称同步因素或同步器，这个事实说明，该领域的许多经典研究都是在德国完成的。

3．蜜蜂这种编码方法是怎样进化出来的？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冯·弗里希和他的同事对这种舞蹈与其他种类蜜蜂的多种更原始的舞蹈形式进行了比较。有的种类的蜜蜂会在蜂巢之外发出信号，方法是在水平面上重复进行“起飞滑跑”，以此来直接指明它们发现食物的方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紧跟我，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信号，蜜蜂会反复多次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但如何将这种方式转化为垂直蜂房中使用的代码，用“向上”（与重力方向相反）来代表水平面上的“太阳方向”？昆虫神经系统中的一件怪事提供了线索，像甲虫与蚂蚁这样相隔甚远的昆虫都同样存在这种现象。首先需要说明背景信息（而不是那件怪事）：许多昆虫都将太阳当成指南针，它们飞行的轨迹是直线，与太阳保持着固定的角度。这一点在实验中很容易证明，只需用电灯来模拟太阳即可。接下来我来说明那件怪事。实验者观察到，甲虫或蚂蚁在水平的面板上爬行时，与人造光源保持着一个固定的角度。实验人员关闭光源，同时将水平面板竖起来，变成垂直的，这时昆虫仍会继续爬行，但是切换了方向，行走路线与垂直线之间的角度跟先前与光源之间的角度相同。我之所以称这是一件怪事，是因为这种情况在自然界中不太可能出现。看上去，昆虫的神经系统中好像存在着某种十字接线，在蜜蜂之舞的进化过程中，利用这种装置无疑是很方便的。

4．如果真的有人找到了这样的生物过程，我会觉得非常惊讶。

5．我在演讲时，用了一个假想中的天文钟来解释这一点。但是在印刷版本中，我把这个例子删去了。因为当代天文学家都不重视这个假说，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它。简单地说，这个假说是，太阳有一颗“伴星”，它们相互围绕对方运动，这颗伴星名为“涅墨西斯星”（Nemesis），其运行周期大约为2 600万年。据信，当“涅墨西斯星”靠近时，它的引力会对由无数小行星组成的奥尔特星云（Oort cloud）造成扰动，大幅增加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

6．你根本不需要做到杀死祖母的程度，就可能改变历史的过程，导致自己永远不能出生。打一个喷嚏就可能导致数十亿个精子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使卵子受精。

23　巨龟的故事：岛内之岛

1. 《祖先的故事》一书，是在我有幸应维多利亚·格蒂（Victoria Getty）之邀，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开启一趟怀旧之旅，游览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多个岛屿之前不久出版的。现在这本书已经出了第二版，而且改为我与黄可仁合著了。《祖先的故事》一书的主旨是对祖先的过去的“朝圣”。当然，它也可以说是对乔叟的一次致敬。所有的“故事”都由特定的动物来讲述，每个故事都传递了一定的生物学知识。讲述这类故事的冲动到我游览加拉帕戈斯群岛时仍未消退，于是我又写下了三个故事，并发表在了《卫报》上。现在这篇文章发表于2005年2月19日。

2．令人困惑的是，岛屿侏儒化也同样常见。地中海的一些岛屿上生活着侏儒型大象；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Flores）上曾经生活过一种侏儒人类——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

3．印度洋的阿尔达不拉群岛（Aldabra）上也有巨龟。毛里求斯岛（Mauritius）及其邻近岛屿也曾有巨龟生活过，但是到了19世纪，航海者导致它们和渡渡鸟及其近亲鸟类一起灭绝了。印度洋岛屿上的陆龟身上，也出现了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陆龟同样的岛屿巨型化现象。但它们的进化之路是相互独立的，印度洋岛屿上的陆龟的祖先是从马达加斯加岛漂过来的体形更小一些的陆龟。

4．但在物种分化和共享同一岛屿之后，没有出现第二阶段的进化。

24　海龟的故事：去而复来

1．这篇文章是我写的第二篇“增补故事”，同样写于我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游览时乘坐的小船上。本文于2005年2月26日在《卫报》发表。

2．在我最近一次游览加拉帕戈斯群岛时，一位资深的厄瓜多尔导游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船上的一位贵宾对整个旅程赞不绝口，风光、景致、食物以及乘坐的船只都令他非常满意。而他感到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企鹅个头太小了。

25　永别了，梦想家

1．我在这里小小地玩了一下文字游戏，用了“last chance to see”（最后一眼），因为这篇文章原本是为道格拉斯·亚当斯和马克·卡沃丁的著作《消逝世界漫游指南》2009年版撰写的序言。

2．这个纪录片是为英国第4频道摄制的，并于1996年正式播出。上面这段话的背景如下。在访谈中，道格拉斯说，在19世纪，我们可以从小说中读到一些“对生活的严肃反思”，但是到了今天，“科学家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比你从小说中得到的更多”。然后我问他：“那么，科学令人热血澎湃的地方是什么呢？”于是他说出了这段话。

第六辑　偏要嘲笑那些活着的恶龙

26　大巴士之谜

1. 2009年，作家兼喜剧演员阿里亚娜·谢里娜（Ariane Sherine）发起了一场运动，通过公共汽车宣传无神论。理查德·道金斯理性与科学基金会和英国人道主义协会一起资助了这个运动，同时也参与了这个运动的策划。阿里亚娜·谢里娜为这个运动构思了一个口号，并把它印在了很多公共汽车上。这个口号是：“上帝很可能并不存在，请你不要再担忧，尽情享受人生吧！”我认为这个口号非常棒。有人对“可能”这个词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合适：它很能激起人们的兴趣，从而引发必要的讨论，同时又不会显得过分自信。在同一年年底，阿里亚娜·谢里娜编了一本应景的圣诞节文集，名为《无神论者圣诞指南》（The Atheist’s Guide to Christmas）。现在这篇文章就是我为她这本书写的。这篇文章是对我最喜欢的一个剧作家的戏仿之作，算是我为阿里亚娜倡导的“无神论巴士”运动所做的一份贡献。出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我接受专家的建议，改掉了文中一些角色的名字。

2. “这些嗡嗡声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总是响个不停？”（What is that roareth thus？）源于阿尔弗雷德·丹尼斯·戈德利（Alfred Denis Godley）著名的幽默小诗。诗中充满了押拉丁文韵的笑话，有意迎合英国乔治六世时期那些在学校里要学习拉丁文的上等阶层。“弯曲巴士”（bendy bus）是21世纪初引入伦敦的一种铰接式公共汽车，后来被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废止，这个决定引起了一番争议。

3．这里的“门道”引申自“外曲线球”（googly）。“外曲线球”是板球运动中的一个术语，是曲球的一种。投球手通过巧妙的手部运动投出旋转球，引诱击球手对球的旋转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狡猾的旋转球投球手会把外曲线球夹杂在其他常见的旋转球中投出。

4. “偷苹果”对应的词是“scrumping”，这是一个相当生僻的专用动词，我怀疑美国英语中并没有这个词。“scrumping”的意思是以突袭果园的方式偷窃苹果。

27　贾维斯与生命谱系之树

1．写完前一篇戏仿之作后，我意犹未尽，于是在随后的圣诞节期间又写了这一篇。这篇文章以前从未公开发表过。

28　恐龙幻想乐园的圣人长老政治家

1．罗伯特·马什从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成为我的好朋友，那时我们都是大师门徒（Maestro’s Mob）俱乐部的会员，也都是廷伯根研究小组的成员。多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如何饲养恐龙》。2003年，在我的推动下，这本书出了第二版，我也应邀为它撰写了这篇序言。

29　反索尔主义：希望它成为持久的时尚

1. 《华盛顿邮报》有定期专栏，名为“论信仰”（On Faith），由萨利·奎因（Sally Quinn）主持，我经常为该专栏撰稿。收录在这里的是我在2007年1月1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用来回应当时关于无神论的一个争论的。

30　道金斯定律

1．这是我对约翰·布罗克曼提出的2004年年度问题“你的定律是什么”的回答。布罗克曼每年都会向他的在线沙龙“Edge”网站的成员提一个年度问题。

第七辑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31　怀念一位大师

1．尼古拉斯·廷伯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他与康拉德·洛伦兹和卡尔·冯·弗里希一起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廷伯根于1949年离开祖国荷兰来到牛津大学。根据汉斯·克鲁克（Hans Kruuk）极富洞察力且忠实的传记，廷伯根之所以接受牛津大学的邀请，部分是因为他认为牛津大学是一个很好的中转站，能够将荷兰和德国学者发展起来的生态学思想传播到英语世界。但是，这个工作变动对他个人来说意味着重大的牺牲。他主动接受了大幅减薪，并从堂堂莱顿大学全职正教授降职为“示教讲师”（demonstrator），那是牛津大学学术阶梯上的最低一级。他的孩子们也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去上英语速成班，以适应学费昂贵的新学校。关键是，他从来没有完全适应牛津大学的学院制。而英国的理论生物学因他的到来而受益匪浅。我是1962年加入廷伯根的研究小组的，这可能有点儿晚了，因为当时他的科研全盛期行将结束。但是，我从他一手创建并一直春风化雨般影响着的庞大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迈克·卡伦（Mike Cullen），在我的自传《道金斯传》中收录了我为他写的悼词。尼古拉斯逝世一年后，我和玛丽安·斯坦普·道金斯、蒂姆·哈利迪（Tim Halliday）在牛津大学组织召开了一场纪念大会。这篇文章是我在这次大会上的开幕致辞，也是随后我们编辑出版的文集《廷伯根的遗产》（The Tinbergen Legacy）的前言。

32　悼念我亲爱的父亲：约翰·道金斯

1．我在本文集中收录了两篇纪念家人的文章，希望读者不会认为我过于自我沉溺。虽然这两篇文章纪念的人并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但他们的灵魂都与科学有关，而且都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篇是我为父亲写的讣告，最初发表于2010年12月11日的《独立报》。

2．我的母亲对这段旅程以及随后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军旅生活的回忆录，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在我的第一本回忆录《道金斯传》中，我引用了我母亲的回忆录中的好几段内容。

3．在英国英语中，这被称为“Heath Robinson”，大体相当于美国英语中的“Rube Goldberg”。

4．当然，今天有了计算机，要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容易了。

5．就在我写下这条脚注的前几天，我们刚刚为琼庆祝了百岁诞辰。

33　悼念我的叔叔：“比尔”·道金斯

1．我父亲的第二个弟弟比尔是在我父亲去世前一年离开人世的。我是2009年11月11日在德文郡斯托克兰（Stockland）的圣迈克尔众天使教堂（St Michael and All Angels Church）举行的我叔叔（和教父）的葬礼上致这个悼词的。因为这是一个家庭葬礼，所以我直接用了他的名字，而无须再加解释。

2．我的母亲与他的小叔子兼妹夫比尔的关系很好（因为他们是两兄弟与两姐妹结的婚），不久之前，她告诉我，比尔从来没有谈论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考虑到他前往的地方和经受的煎熬，这一点并不奇怪。

3．见《如果让我来统治世界……》。

34　向希钦斯致敬

1. 2011年12月，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因癌症不幸离世。在那之前两个月，受《新政治家》杂志之托，我前往得克萨斯州休斯敦（Houston），与他进行了长谈。那应该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长篇访谈。当时，我应邀担任《新政治家》杂志圣诞专刊的特约编辑，对希钦斯的访谈成了那期专刊的主打文章之一（另一篇主打文章是我撰写的《不连续思维的暴政》一文）。采访次日，希钦斯还参加了于休斯敦举办的自由思想大会。从2003年开始，美国无神论者联盟设立了理查德·道金斯奖，每年颁发一次，用于奖励那些提高公众的无神论自觉意识的杰出人士。我自己不参与评奖工作，但是我通常都会应邀在美国无神论者联盟大会或其他会议上颁发这个奖项，或亲临现场，或通过视频颁奖。看着历年获奖名单上一个个光彩夺目的名字（到2017年已经有14位获奖者了），我深感荣幸。2011年，美国无神论者联盟把理查德·道金斯奖颁发给了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并计划在得克萨斯自由思想大会上举行颁奖仪式。但是他太虚弱了，会议的大部分议程都无法参加。当大会举办的宴会接近尾声时，希钦斯终于硬撑着来到了现场，在场宾客全体起立，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无法平息。随后，我发表了颁奖演说（就是现在这篇文章）。希钦斯走上台，我们相互拥抱。他发表了获奖演说。他声音不高，而且不时发出一阵阵咳嗽声，但是那个演说仍然不失为希钦斯这位无畏勇士的一篇杰作，是我听到过的最精彩的演说之一。最后，他甚至还打起精神，回答了很多问题。能够与他相识相知我深感荣幸，唯愿相知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