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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幕的赞美¹

有一个无法确定出处的传说是这样的：丘吉尔在向一群法国听众演讲时，谈到了他从自己以往的经历中吸取的教训，结果在不经意间引起了一阵大笑，他用法语说：“当我回过头去看我的屁股时，我看到它被分成了相等的两个部分。”大多数英国人都懂一些法语，足够他们用法语来说几句话逗乐。但是一般人掌握的法语并不会比丘吉尔好多少。无论英国人在学校可能学到哪门外语（我本人学的是法语、德语、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它们还可能影响了我学习现代语言的方法）²，英国人一般都只能熟练地读和写，至于口语水平，那就可能会令自己相当难堪了。

然而，我在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大学或荷兰的大学时却惊讶地发现，大学里每个人都能说流利的英语，甚至比大多数母语是英语的人说得都好。这个观察结论同样适用于我在大学外面遇到的每一个人：小店店主、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酒吧调酒师，以及我在街上问路时找到的任何人。你能想象一下在英国旅游的法国人或德国人与伦敦出租车司机交谈时的遭遇吗？而且，如果与你交谈的是一个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你的运气也不会好多少。

一般的解释是这样的，它可能确实有一点儿道理：因为英语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所以母语为英语的人不需要认真学习其他语言了。像我这样的生物学家，对于任何用“需要”来解释的事情，都要打个问号。拉马克主义，一个长期以来声名不佳的理论，就是将“需要”当作进化的驱动力：祖先长颈鹿需要吃到高处的树叶才能生存，于是它们努力这样做，从而导致了有更长颈部的长颈鹿出现。但是，“需要”要将自身转化为行动，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要先完成。祖先长颈鹿尽力向上伸长颈部，使得自己的骨骼和肌肉越伸越长……嗯，不用再说了，你们都知道我下面要说的是什么。³真正的达尔文主义的机制是，成功地满足了需要的那些长颈鹿幸存了下来，并将它们的遗传倾向传给了下一代。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因为学生预料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必定需要英语，所以有了在课堂上努力学习英语的动机。而母语为英语的人则可能在深思熟虑后决定，用不着认真学习其他语言。当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时，有一次，为了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特意参加了一个德语强化学习班。但是一位同事明确地告诉我：“你不会真的想这样做的，你这样做只会鼓励他们。”不过我认为，大多数人不会这样过于世故。

我认为，以下解释更值得重视，因为与上述的“需要”假说不同，它真的给出了一些解决思路。当然，这个解释的前提依然是，英语的使用范围比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要广泛得多。但是论证的下一步就不同了。整个世界不断受到英语（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电影、歌曲、电视节目和肥皂剧的“轰炸”。所有的欧洲人每天都会接触到英语，因此他们能够像孩子学习母语那样耳濡目染地学习英语。婴儿从来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感知到的某种未来的“需要”而与其他人交流的。婴儿能够毫不费力地学会母语，只因为那些语言每时每刻“就在那里”。即使是成年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学习外语，尽管他们已经部分失去童年时期的语言学习能力。⁴因此，我的解释的要点是，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随时随地浸染于自己的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中的机会。即使英国人经常出国旅行，也很难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因为他们遇到的很多人都渴望说英语。

这种“沉浸式”学习理论与前面所说的那种“需要”理论的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它还为英国人学习外语提供了一个补救方案。例如，可以改变电视台的政策。现在，英国各家电视台每晚都会播出国际新闻，人们会在电视上看到外国政治家、足球经纪人、警方发言人、网球运动员或流行歌手，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新闻。通常，人们只能听这些人说几秒钟的法语或德语，又或者是其他语言。然后，真人的声音会被消去，取而代之的是口译员的声音（从技术上说，这不是真正的配音，而只是一种“诠释”）。甚至当本来说话的那个人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或政治家的时候，比如戴高乐将军，英国的电视台也会这样处理。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详细分析英国电视台这种奇怪惯例背后的原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当一位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外国政治家发表演说时，我们会想听听他自己的声音——他特有的节奏、重音、戏剧性的停顿，从强烈的激情转为自信的平静，等等。即使听不清楚演说的具体内容，我们也可以领略个中神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听到一个毫无表现力的口译员的声音，即使口译员为了取得更有戏剧性的效果而尽力渲染，也无济于事。

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或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的解说可能比戴高乐将军本人的表述还要清晰，但是那又怎么样？我们想听到的是政治家本人的声音。他真诚吗？他会说到做到吗，还是在虚张声势？听众对他的演讲的反应如何？他对听众的反应的回应又有多精彩？而且，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我最想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即使演讲者不是戴高乐将军这样的名人，而是记者在街上随机采访的普通公民，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学习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或其他语言，就像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每天从电视新闻中学习英语一样。

“沉浸效应”的力量也表现在美式英语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上。这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另外，有些英国和美国青年在说话时喜欢滥用升调，使陈述句听起来像是疑问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肥皂剧的流行上。我相信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沉浸效应”溢出到了本国语言上。这个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欧洲国家民众的英语水平都相当高。

就外国电影来说，有些国家会为引进的外国电影配音，有些国家则在保留原声的同时配以字幕。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就有为外国电影配音的传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期恰好与这几个国家的独裁统治时期重合，当时它们迫切渴望扩大本国语言的影响。与这几个国家不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和荷兰则会使用字幕。有人告诉我，德国观众对“德国肖恩·康纳利”的声音的熟悉程度，就像英国观众对康纳利自己的独特声音的熟悉程度一样。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配音成本相当高，而且要求配音演员拥有极高的技巧，包括将声音与口型配合得天衣无缝。⁵

对于故事片，尽管我本人总是更喜欢字幕版，但是喜欢配音的人也有很有力的理由，在此不必多说。我关注的并不是引进的电影和电视剧要不要花费高昂的成本进行对口型配音的问题。我更在意的是每天的电视新闻是打字幕还是消去原声，另配以本国语言。我的观点是，我们没有理由选择配音，因为相比之下，字幕肯定更好。

有人说，电视台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为新闻准备字幕。这种理由非常荒谬。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新闻报道都不是现场直播的，而是重复滚动播放的，所以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字幕。即使是实时播放，即使完全不借助计算机翻译（它仍然不完美），准备字幕的速度也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唯一一个比较有力的理由是，盲人无法看字幕。但是聋哑人不是听不到声音吗？那么配音又有何用？无论如何，现代技术已经为残障人士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你真的要求电视台高层证明配音的合理性，你很可能只会听到这种托词：“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使用字幕的可能性……”⁶

有人说，他们“更喜欢配音而不喜欢字幕”，但是同样有人“更喜欢字幕而不喜欢配音”。我在前文中以“戴高乐将军的演讲”为例的那一段话表达的就是后一种偏好。不同人的不同偏好往往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也经常是多变的。不如这样说吧，个人偏好难分高下，天平应该向对外语教育更加有利的那个方向倾斜。我有强有力的理由认为，改用字幕将有利于提高英国人的外语水平。

写在后面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几个月之后，我又给《展望》（Prospect）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到我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我给出的理由是：“我为自己身为一个英国人而觉得羞耻。”这可以说是一句玩笑话，也可以说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