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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魂不散的柏拉图¹

牛津大学的本科生中有多少位于“一等线”之上？

是的，英国大学也是这样做的。与衡量人类能力或成就的大多数指标一样，考试成绩也是一个连续的变量，其频率分布是钟形的。然而，英国各大学仍然在坚持发布学位等级，其中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获得“一等”学位，多数学生则获得“二等”学位（现在又进一步细分为“二等一级”学位和“二等二级”学位），还有一些学生则只能获得“三等”学位。如果成绩分布曲线中有三个或四个峰，而且不同的峰之间有很深的谷，那么这样做可能是有道理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给试卷打过分的人都知道，一个等级的最后一名只因微小的差距而与下一个等级的第一名截然分开，而同等级的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差距却大得多。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种不连续的分类体系中隐含着严重的不公平。

主考人要为每份考卷评分，通常采用的是百分制。有的时候，一份试卷可能要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一起评分，然后他们可能会争辩是应该给55分还是52分。各个题目的得分要加成总分，然后进行标准化处理和转换，这中间会出现很多犹豫和争执。最后的总评分和学生的排名，就是认真的主考人所能提供的最丰富的信息了。但是，之前那些丰富的信息怎么样了呢？大部分信息都被抛弃了，使评分过程中的辛苦劳动、周详考虑和细致调整几乎都变成了无用功。学生们分成了三四个离散的等级，只有这些信息才会提供给外界。

不过，正如有些人料到的那样，剑桥大学的数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这种不连续性，细化了等级排序。许多人都通过非正式途径了解到，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是他那一年的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第1名，而伯特兰·罗素则在他那一年的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中获得了第7名，诸如此类。在其他大学，导师在推荐信中也可能会写：“她不仅获得了一等学位，我还可以自信地告诉你，主考人给她的分数在106位考生中排在了第3位。”这些信息才是推荐信中真正会被重视的信息。但是正式发布的学位等级所丢弃的也正是这些信息。

也许，这样的信息浪费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这是一种必要的“恶”。对于这种说法，我不想做太多的评论。更糟糕的是，有一些教育者，尤其是非科学学科的教师，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确实存在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典范，它可以被称为“一等思维”（First Class Mind）或“阿尔法型思维”（Alpha Mind）。这是一种定性的区分，不同于“二等思维”，就像女性不同于男性，绵羊不同于山羊一样。这就是我所说的不连续思维的极端形式，这种思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本质主义”，那是历史上最有害的思想之一。

柏拉图以其标志性的古希腊几何学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并将之强加于原本不适用这种视角的场合。对于柏拉图来说，一个圆形或一个直角三角形是一种理想的形式，在数学上明确定义，却从未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在沙子上画出的圆形，是某个抽象空间中的柏拉图式理想圆形的一个不完美近似。这种本质主义的方法适用于描述像圆形这样的几何形状。但是后来，人们又开始用本质主义的方法描述生物。在恩斯特·迈尔看来，这是导致人类直到19世纪才发现进化论的原因。确实，如果将所有活蹦乱跳的、有血有肉的兔子都视为理想的柏拉图式兔子的不完美近似，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想到兔子是由非兔子祖先进化而来的，而且很可能进化出非兔子后代。按照本质主义的字典的定义，如果你认为兔子的本质先于兔子而存在（无论这里的“先于”是什么意思，它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废话），那么进化的概念就很难跳进你的脑海。即使别人提出了这种概念，你也很可能会抗拒。

出于法律上的目的，人们需要画线。比如，当必须决定谁有资格在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成年人与非成年人之间画出一条线。对于成年人的年龄线，究竟定在满16周岁、满18周岁好，还是满21周岁好，这几种规定方法各自有什么优缺点，人们或许会有争议；但是所有人都同意，必须画出一条线来，而且这条线必须是某年生日。有一些年仅15岁的人可能比有的年满40岁的人更有资格投票。这是事实，无须否认。但我们不能将投票与驾照考试等同视之，所以我们同意以年龄画线是一种“必要的恶”。不过，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我们也许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不连续思维的暴政导致实际伤害的情况真的存在吗？或者说，是否存在我们应该奋起反抗这种暴政的情况？是的。

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给流产和安乐死等问题引发的道德争议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什么时候脑死亡事故受害者可以确定为“死”了？胚胎在什么时候起可以被认定为一个“人”？只有那些深受本质主义毒害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胚胎从单细胞受精卵逐渐发育成新生婴儿，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切地认定胚胎是在哪一个瞬间变成“人”的，因为这样的一瞬间根本不存在。于是，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坚持认为如下陈述是真理：“必定存在某个时刻，胎儿变成了人。”而另一派则不这样认为。事实是，确实不存在这样一个时刻，就像中年人变成老年人不存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如果说胚胎发育经历了1/4人的阶段、1/2人的阶段、3/4人的阶段，那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仍然还不够好。本质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他们还会用最耸人听闻的语言来指责我，说我否认人性的本质。

有些人就是无法区分只有16个细胞的胚胎和婴儿。他们将堕胎称为谋杀，并且自封为正义使者，正儿八经地以谋杀罪起诉为病人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全然不管医生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成人，背后也有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这种思维不连续的人对一切中间状态和过渡形式完全无感。在他们眼中，胚胎要么就是人，要么就不是。一切都是如此，非是即否，非黑即白。但是现实世界并非如此。

由于立法需要清晰，所以可能有必要像将18周岁生日确定为公民获得投票权的时刻那样，在胚胎发育的某个时刻武断地画出一条线，在那之后禁止堕胎手术。但是“人格”并不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出现；相反，它是逐渐长成的，而且会在童年阶段和青少年阶段继续成长。

对于那些思维不连续的人来说，一个实体要么肯定是一个人，要么肯定不是一个人。不连续的思维方式不能把握“1/2人”“3/4人”这样的概念。一些绝对主义者则干脆直接退回到人突然在某个时刻出现的观念上去，宣称在灵魂注入的那一刻，人就会成为人。根据这种定义，所有的堕胎都是谋杀。天主教训令——《生命的礼物》（Donum Vitae）中这样写道：

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就出现了。这个生命既不是父亲的，也不是母亲的，而是一个新的、自我成长的人的生命。如果受精的那一刻还不是人，那么就永远都不会成为人了。现代基因遗传科学为这个事实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证据。证据表明，从受精的那个时刻开始，这个生命的整个生长程序就已经固定下来了：他将成为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各方面的特征都已经完全确定了。从受精那一刻开始，这个生命就开始了人类生活的冒险……²

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问这些绝对主义者这样一个“挑逗性”的问题：同卵双生子中（同卵双生子当然是受精之后才分裂的），究竟是哪一个得到了灵魂，哪一个变成了非人类——僵尸？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嘲讽也太幼稚了吧，也许是的，但它正中要害，因为被它摧毁的信仰也是非常幼稚、无知的。

“如果受精的那一刻还不是人，那么就永远都不会成为人了。”真是如此吗？如果某样东西没有已经成为那种东西，那么它就永远不能成为那种东西了吗？一颗橡果就是一棵橡树吗？几乎无法察觉的和风是飓风吗？你们会把你们的这种学说应用于进化吗？你们认为进化史上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时刻：一个非人生物生下了第一个人吗？

对于一块特定的化石，古生物学家们会激烈地争论它到底是南方古猿属还是人属。但是，任何一个进化论者都非常清楚，必定存在恰恰介于两者之间的个体。削足适履地非要把一块化石归入某个属或另一个属，恰恰暴露了本质主义者的愚蠢。从来没有一个南方古猿属母亲生下一个人属的孩子这种事，因为每一个出生的孩子与自己的母亲都属于同一个物种。我们采用的以连续的名字给物种贴标签的命名体系是在近现代才出现的。在这种命名体系中，出于便利性的目的，我们已经看不出祖先是谁了。如果发生了某种奇迹，每一个祖先都有化石保存下来，那么这种不连续的命名体系就不会出现。³创造主义者还非常喜欢引用“空白”（gap）一词，目的是羞辱进化论者，但是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造成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分类学家来说，“空白”才是一种偶然的恩赐，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用不连续的名字给物种命名。为某块化石到底属于南方古猿属还是属于人属而争论，就像为乔治的身材到底高不高而争论一样无趣。乔治身高1.7米，难道这还不足以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吗？

如果现在有一台时间机器，可以让你回到你的前2亿代祖先那里，那么你可能会以酱汁和柠檬片为配料，将它吃掉，因为它是一条鱼。但你确实是与它有联系的，通过一个不间断的中间祖先序列相联系。而且，每一个中间祖先及其父母和子女，都属于同一个物种。

有一首歌的歌词说得好：“我与一个男子跳了舞，他与一个女孩跳过舞，而那个女孩又与威尔士亲王一起跳过舞。”我可以和一个女人交配，她又可以和另一个男人交配，而那个男人又可以和另一个女人交配……如此这般，经过足够多步，我就可以与作为祖先的那条鱼交配，并生出有繁殖能力的后代吗？这里，我必须再一次引用前面那台时间机器的例子——你不能与南方古猿属的个体交配，至少这种交配生不出有繁殖能力的后代，但是你可以通过一连串的中间个体与南方古猿属建立起联系，这些中间个体可以与它们所在的链接环节上的邻居交配。而且，这个链条可以一直向前回溯，不间断地延伸到泥盆纪的鱼和其他祖先。但是，将人类与人类和猪的共同祖先链接到一起的中间体已经灭绝了，这个祖先生活在距今约8 500万年以前，它“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周围到处都是恐怖的恐龙。而且，要不是将同一个祖先与现代的猪联系起来的中间体已经灭绝，现在的智人种与欧洲中部野猪种之间就不会有明确的区隔。你将可以与X生儿育女，X又可以与Y生儿育女……（此处省略数以千计的中间个体）最终将有个体可以与母猪交配并生下有繁殖能力的后代。

只有那些思维不连贯的人才会坚持在一个物种和它的祖先物种之间画下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进化是渐进的，这种红线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物种与其进化前体之间的界线都是不存在的。⁴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间过渡形式没有灭绝，于是那些不连续的头脑就在严峻的现实考验下陷入了崩溃。银鸥和小黑背鸥都生活在欧洲西部地区，它们的栖息地是相互交叉的，但是它们不会杂交。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定义为两个独立的物种。但是，如果你从它们的栖息地出发一路向西，漫游整个北半球，并观察沿途的鸥类动物，你会发现，当地鸥类动物的颜色也在逐渐偏离与银鸥一样的浅灰色。你走得越远，它们的颜色变得越暗；到最后，当你又一次回到欧洲西部时，它们的颜色已经变得非常暗，最终彻底“变成”了小黑背鸥。更重要的是，在这条环路中间，相邻种群是可以相互交配的，而在这条环路的起点和终点，这两种物种却并不互相交配，就像我们在英国看到的那样。那么，它们是不同的物种吗？只有深受不连续思维方式毒害的人才会觉得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因为进化中的过渡形式偶然灭绝了，那么每个物种都会通过像鸥类动物这样的杂交链连接在一起。

在一些与种族相关的常见术语中，本质主义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例如，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实际上都是混血的。但是由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早就根深蒂固了，所以美国各种官方表格还是要求每个人必须在种族或人种栏的备选框中钩选某一个，而且没有中间选项。在今天的美国，即使某个人的8个曾祖父母中只有一个是非洲裔血统，他也会被划定为非洲裔美国人。

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奥巴马都被称为黑人。他们确实有黑人祖先，但同时也有白人祖先，那为什么我们不把他们称为白人呢？“黑人”这个描述符号在文化上等同于一种显性遗传特征，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惯例。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对表皮光滑和褶皱的豌豆进行了杂交，结果收获的子代都是圆粒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圆粒是显性的。当一个白人与一个黑人一起生儿育女时，孩子的肤色处于中间状态，但他仍然会被称为“黑人”。在这个案例中，文化标签就像一个显性基因一样传递给了下一代。而且如前文所述，即使某个人的8个曾祖父母中只有1个有非洲裔血统，这种情况也仍然存在，尽管这个人的肤色可能已经没有了任何“黑人”的影子。正如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指出的那样，“有黑人血统”（touch of the tarbrush）这种说法隐含着一个种族主义的“污染隐喻”，英语中并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有白人血统”的说法。我们处理连续的中间形式的能力严重不足。由于这种不足，我们不得不让所有人要么在贫困线以上，要么在贫困线以下，也不得不将一部分人划分为“黑人”，尽管他们明明处于中间状态。因此我建议，当官方表格要求你在备选框中钩选“种族”或“人种”时，你不妨直接打个叉，然后写上一个大大的“人”字。

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以外，每个州都会被打上“民主党支持者”或“共和党支持者”的标签，而从来不管每个州的选民具体的投票比例如何，选情又是何等胶着。每个州都会向总统选举人团派遣一些代表，其数量与本州的人口成比例。到这一步为止，这种制度安排似乎还不错。但是，被不连续思维占据头脑的那些人坚持认为，所有来自某个州的代表都必须投同样的票。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这种“赢者通吃”的总统选举人团制度的全部潜力都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当时，艾伯特·戈尔（Al Gore）和小布什（George Bush）在佛罗里达州获得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选票（那个特别微弱的、有争议的差距也在误差的范围之内）。由于佛罗里达州要派出25名代表加入总统选举人团⁵，最后只能求助最高法院决定哪一名候选人应获得所有25张选举人票（获得了这些选举人票，就意味着可以当选总统）。戈尔和小布什的大选得票实在难分轩轾，如果他们两人一人分得13张选举人票，另一人分得12张选举人票，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而且，到底是小布什得到13张选举人票，还是戈尔得到13张选举人票，对结果的影响不会有任何区别，戈尔都可以当选总统。事实上，即使把这25张选举人票中的22张都给小布什，戈尔还是可以当选总统。

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要求最高法院应该把佛罗里达州的代表分成两组。他们不得不遵守既定规则。我的意思是说，根据自然公正原则，在给定的宪法规则下，也就是说这25张选举人票不得不绑定到一起，由某个政党收入囊中时，法院应该将它们判给戈尔。假如最初的规则是，这25张选举人票是可以分割的，本来能够赢得选举的那个候选人应该是戈尔。当然，我的本意并不是在这里为戈尔的遭遇鸣不平。我要强调的核心观点是，总统选举人团所采用的“赢者通吃”规则——每个州的所有代表分别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团体，只能把本州的全部选举人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或共和党候选人，而不管选民的投票多么接近，实在是一个不民主的规则。为什么像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那样承认存在中间选民会这么困难？大多数州都不可能是“纯红州”或“纯蓝州”，而只能是复杂的混合体。⁶

政府、法院和公众都要求科学家对重要问题给出明确的、绝对的、“非是即否”的答案，例如具有重大社会风险问题。无论是新的药物、新的除草剂、新发电站，还是新客机，科学界的“专家”都会被问及：它们安全吗？请马上回答！“是”还是“不是”？科学家则试图向他们解释，安全和风险并不是绝对的。有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安全一些，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安全的。这里存在的只是一个中间状态和概率的滑动尺度，而不可能只存在安全和不安全这两个不连续的极端。当然，这涉及另一个重要主题，我在这里无法展开讨论。

我希望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新闻记者、政界人士，还有那些“指手画脚、虚张声势”的律师，他们总是要求立即得到绝对的、“非是即否”的答案，这种心态也是不连续思维方式的恶果。柏拉图的阴魂至今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