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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位大师¹

尊敬的各位嘉宾：

欢迎各位。在场的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来牛津大学，我要对这些人说一声：欢迎回到牛津大学！还有一些人甚至可能会觉得，回到牛津大学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那可太好了。还有很多朋友是专程从荷兰远道而来的，我非常高兴，也欢迎他们！

上个星期，除了极少数最后一分钟才能决定的事情之外，这个会议的一切已然准备就绪。然而噩耗传来，有消息说莱斯·廷伯根（Lies Tinbergen）去世了。很显然，早知如此，我们肯定不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来举行这次会议。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向廷伯根家人表示深切的悼念。我很高兴地看到，她的很多家人就在这个会场上。我们讨论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最终决定继续召开这个会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什么可以做的。我们征求了所有能够联系到的廷伯根家人的意见，他们表示完全同意。我想，大家都知道，莱斯对尼古拉斯的支持很重要，但我认为其实很少有人真的知道莱斯对尼古拉斯的支持究竟有多大，特别是在他患上了抑郁症的那些黑暗时期。

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召开这个纪念会议。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悲伤的方式。莱斯纪念尼古拉斯的方法是，完全遵从尼古拉斯的要求——不举行葬礼，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当然，那是典型的尼古拉斯式的谦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完全赞同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还是有必要举行一些活动，以纪念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热爱和尊重的这个人。我们想要以各种非宗教的形式纪念廷伯根。例如，考虑到廷伯根家族有那么多出类拔萃的音乐人才，我们曾建议举行一场纪念音乐会，在欣赏音乐的间隙，我们还可以朗诵献词和诗歌。但莱斯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她不希望举行这样的仪式，而且她非常肯定尼古拉斯也会这么想。

因此，我们当时什么也没有做。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不妨举行一个纪念会议，那与葬礼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算违背了尼古拉斯的遗愿。莱斯同意了。在筹备会议的时候，她曾说自己也想出席纪念会议，但是她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她特别谦虚，而且完全错误地以为自己出席会议会有些“碍手碍脚”。

非常高兴今天来了这么多老朋友，这是对尼古拉斯最好的致敬。这么多的老学生，这么多的朋友，其中很多人不远万里而来，聚集在牛津大学，令我们感动不已。这场会议，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老朋友的重聚，其中很多人可能有30多年未曾相见了。对我来说，只要读一下来宾名单就足以让我心潮澎湃。

我们所有人都记得尼古拉斯和他的同事们，有幸成为他们的同路人是我们的幸运。就我自己而言，我与尼古拉斯相处的经历始于我还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当时他是我们的老师，不过一开始他给我们讲授的并不是动物行为，而是有关软体动物的知识。这样做的原因是，阿利斯特·哈迪（Alister Hardy）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所有老师都应该参与讲授“动物王国”课程，该课程是牛津大学动物学诸多课程中的神圣之物。当时，我并不了解尼古拉斯是一个何等杰出的人物。我相信，如果我早就认识他的话，我会对他不得不接受安排去讲软体动物课程感到非常愤怒。廷伯根放弃莱顿大学的教授职位来到了牛津大学，由于牛津大学僵化而势利的制度，他不得不从头来过，成为“廷伯根先生”。对于他讲授的软体动物知识，我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我还分明记得他的笑容：温和、慈爱、友善，散发着父爱的温暖，虽然他那时的年纪要比现在的我大得多。

我相信，我当时肯定已经被尼古拉斯和他那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迷住了，所以我问我的大学导师，可不可以请尼古拉斯担任我的辅导老师。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设法帮我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我知道尼古拉斯通常不会亲自指导本科生。而且我怀疑我可能是他亲自指导过的最后一个本科生。他的指导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名导师，尼古拉斯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会给出一份集中于某个主题的阅读清单，相反，他只提供一项非常详细的研究，例如一篇博士论文。我记得，在尼古拉斯的指导下，我最早阅读的是A. C.佩尔德克（A. C. Perdeck）写的一本专著——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佩尔德克教授今天也在这里。尼古拉斯要求我，在读完论文或专著后写一篇报告，内容可以是任何我在阅读过程中想到的东西。尼古拉斯这种指导方式，一定意义上是赋予了学生完全的平等地位，将学生视为一个同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学生，他认为对所讨论的研究的任何看法都值得一听。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师。我很快就发现，这种学习方式令我非常着迷。我写了一些篇幅很长的文章，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读完。由于尼古拉斯经常会打断提问，所以我很少能够按时读完。当我在朗读自己的文章的时候，他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偶尔随意坐在某个被当作临时椅子的旧箱子上休息。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显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我的文章上。我得承认，对于我自己的绝大多数学生，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要在这里对他们说一声抱歉。

由于接受尼古拉斯指导的经历非常美妙，所以我非常想让他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此后，我成为“大师门徒”俱乐部的一名成员，从而开始了一段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每个星期五晚上举行的研讨会。除了尼古拉斯之外，当时的另一个主角是迈克·卡伦（Mike Cullen）。在科学研讨活动中，尼古拉斯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不会放过任何不准确的字句，因此只要报告人没有严谨地界定清楚术语，研讨会就可能无限期地停滞不前。所有人都会参加讨论，每个人都渴望做出贡献。因此，一次研讨活动通常不会在两个小时之内结束，在下一周，上次没有结束的讨论将会继续，而不管以前制订的计划是怎样的。

当时，我每一天都在期待每周五晚上的研讨会，我渴望在那里受到知识之光的照耀，尽管现在想来，这种期盼不过是年轻人的天真所致。但当时我们确实感到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的成员，高居动物行为学的雅典神庙之中。来自其他研究团体的许多人也都有类似的感受。我认为，这种氛围是尼古拉斯特意为年轻同事营造出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尼古拉斯举办的星期五晚上的研讨会，实际上代表了非常严格的逻辑常识。这样说，初听起来也许没有什么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有人甚至可能会觉得这相当平常。但正是在这些研讨会上，我开始明白，严格的常识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不明显的。事实上，常识在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严加捍卫。

在整个动物行为学界，尼古拉斯的视野最为广阔。他不仅提出了关于生物学的“四大问题”视角，而且还在他认为这四大问题的某一个受到了忽视时，极力倡导和推进对这个被忽视的问题的研究。由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尼古拉斯对关于行为的功能性意义的实地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我想在这里回顾一下他的职业生涯究竟有多少是献给了这些研究的，比如对动机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我本人对尼古拉斯讲授的动物行为学本科课程的主要回忆是（无论我的回忆有没有价值），他对动物行为及其背后的机制，都持有严格的机械主义立场。我对他首创的两个术语“行为机制”（behaviour machinery）和“生存设备”（equipment for survival）印象尤其深刻。后来，当我着手写自己的第一本书时，我将这两个术语组合成了一个更简短的术语“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

在筹备这次会议时，我们决定会议主题将以尼古拉斯在世时取得过卓越成就的那些领域中的问题为主，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只回忆往昔。毫无疑问，我们愿意花一些时间回顾尼古拉斯的成就，但同时也希望人们能够接过尼古拉斯传递下来的火炬继续前进，奔向未来。

这种火炬接力活动已经在一系列全新的、令人兴奋的方向上展开了。事实上，新方向是如此之多，以至筹备这个会议的尼古拉斯的学生和同事不得不事先制订了一个完善会议流程，光是制订计划就令人头疼得不行了。“到底怎么做才好呢？”我们不停地问自己，“可以让大家随便发言吗？不行，我们只能邀请6位发言人上台。”或许，我们可以将发言人限制在尼古拉斯自己的学生——他的科学的孩子的范围内，但这样做将严重贬低他的影响，包括他对学生的学生以及其他人产生的巨大影响。或者，我们也可以只邀请那些没有在由杰勒德·贝伦兹（Gerard Baerends）、科林·比尔（Colin Beer）和奥布里·曼宁（Aubrey Manning）主编的廷伯根纪念文集中露过脸的人，但那肯定也会留下遗珠之憾。最后我们终于搞明白了，到底由哪6个人作为他的思想继承人的代表发言，并不影响尼古拉斯本人的成就和影响。也许，这正是衡量他的伟大的最佳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