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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我的叔叔：“比尔”·道金斯¹

1972年，英国政府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妥善解决罗得西亚（Rhodesia）问题的办法。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爵士组建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由皮尔斯勋爵（Lord Pearce）领衔，前往罗得西亚各地巡视，同时调查民意。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殖民地公职退休人员，拥有丰富的经验。比尔·道金斯是皮尔斯委员会的理想候选人。不出意料，他被重新征召了。

在那个时期，我所在的牛津大学有一位既固执又有点儿话痨的“老派”导师，他以往的生活经历与殖民地公共服务密切相关。这位导师就是克里斯托弗爵士，他非常关注皮尔斯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他会时刻追踪比尔·道金斯的一举一动，这可能是因为英国广播公司每天晚上的新闻节目都会让比尔这个老帅哥出镜吧。正如拉拉（Lalla）所说，比尔在电视上的本色演出实在太出彩了。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比尔本人，但克里斯托弗爵士一直觉得自己认识他，并将他视为大英帝国的正直品质和性格力量的代表。他经常对我说，“道金斯的叔叔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或者“我倒想看看，谁敢在道金斯的叔叔头上耍阴谋诡计！哼！”。

皮尔斯委员会的委员们每两人一组结伴到各地巡视。与比尔·道金斯同行的是另一位老殖民地公职人员布尔金肖（Burkinshaw）。由于比尔是委员会的标志性人物，所以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团队选择跟随拍摄道金斯和布尔金肖的调查任务。克里斯托弗爵士万分激动地在电视屏幕前守了一整天。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克里斯托弗爵士对前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的总结。他用独特的老“说书人”的语调大声说道：“对于布尔金肖，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很显然，道金斯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戴维·阿滕伯勒告诉我，他对比尔的印象与克里斯托弗爵士完全一样。他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这一点的。1954年，阿滕伯勒在塞拉利昂旅拍时，曾经与比尔及其妻子黛安娜同行，而且在那之后他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人会用“阿瑟”或“弗朗西斯”来称呼比尔，虽然“阿瑟”或“弗朗西斯”也是相当好的名字。确实，在他的一生中，除了“比尔”，他从来没有被别人用其他名字称呼过。事实上，从婴儿时代起，他就被许多人说神似《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比尔。而我自己，从我遇见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是仰视他的。那是在1946年，当时我只有5岁，住在马利恩（Mullion）的家中。比尔当时一定刚从非洲回来，我的父亲带他的弟弟来看我。我被这个高大英俊的男子吓了一跳。他的头发和胡子又黑又密，眼睛碧蓝，身体强健。我一辈子都非常崇敬比尔，把他当作在非洲的最好的那些英国人的光辉榜样。当然，在非洲的英国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坏的可能非常坏，但是好的也非常好。而比尔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比尔曾经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运动员。当我进入他在25岁前曾经就读的预备学校时，我因为是这位学校百米赛跑纪录保持者的家人而备感自豪。当然，这个速度与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代表英国陆军打橄榄球比赛时的表现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我查过1940年4月22日《时代》周刊对一场橄榄球赛的报道。在那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中，陆军代表队最终获胜。

陆军队的传球依然很糟糕，但是道金斯和伍尔勒两人依靠自己的冲刺速度和个人能力不断得分。这很快提醒了大不列颠队：这两名球员只要有一丝机会，就可能改变一切。道金斯先以极快的速度将伍尔勒送了上去，后者在终点处以一个惊人的鱼跃达阵得分。然后，伍尔勒又将道金斯送了上去。

显然，让比尔打破学校百米赛跑纪录的冲刺能力并未离他而去。在这里，“冲刺”显然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词语。“跨着大步”“闪电般的冲刺”和“显然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等等，这些描述无不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它们只能代表我们牢记在心的比尔的很少一部分品质。比尔也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充满爱心的父亲，他在写给6岁的女儿彭妮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你还记得房子外面的牵牛花吗？你送我去上班的路上，我们习惯了一边走一边数开了几朵牵牛花，最多的一次是54朵。但是今天，仅一面墙上就有91朵啦。你应该不用别人的帮助就可以读到这里吧？因为我没有使用像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这样复杂的单词。有吗？

无限爱你的爸爸

我知道，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父亲，无论是谁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事实上，他只是一位继父。

比尔于1916年在缅甸出生。在他的父母仍在殖民地任职时，他和哥哥就被送进了英国的寄宿学校。他们在德文郡和祖父母一起度过了很多个假期。可能就是因为如此，比尔非常喜欢美丽的乡村。

后来，出于巧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尔又回到了缅甸，投入了与日本人的战争。由于英国有在热带作战时派遣来自热带地区的军人的传统，所以比尔成了塞拉利昂军团的一名军官。在战争中，他成长为一位少校，并得到了通令嘉奖。²

在战争时期指挥塞拉利昂军团的经历，使比尔爱上了塞拉利昂人民。战争结束后，比尔遵循道金斯家族在殖民地公共服务机构任职的传统，申请为塞拉利昂人民服务。1950年，比尔升任塞拉利昂地区专员。

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比尔偶尔不得不设法平息骚乱甚至暴乱，但是他依赖的并不是武器，而是他天生习惯于发号施令的慑人气魄。那些暴乱不是针对英国殖民政府的，而是发生在相互敌对的部落之间的。作为地区专员，比尔面对这种暴乱从不退缩。他阅读了《取缔闹事法》（Riot Act）。说他阅读《取缔闹事法》并不是隐喻，他确实逐字逐句地阅读了每一个字。（可以想见，那些文字就像缝入了他头盔的里衬）。在一场暴乱中，比尔救起了一名受伤的男子，并将他带到安全的地方。暴乱者试图说服比尔不要管那个人，比尔拒绝了，他知道只要自己带着那位男子，那些人就不敢伤害他。这种暴乱发生和发展的方式都相当奇异，甚至有点儿超现实主义意味。这种戏剧性高潮在一场暴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正当群情激愤之际，突然一切都变得非常安静，有人大喊：“地区专员快要累倒了！”接着，楼上高高的窗户里放下了一根绳子吊着一张桌子和一条凳子。这个故事是彭妮告诉我的，据她说，桌子上还放了一瓶啤酒，人们请比尔坐下来喝杯啤酒，小憩一会儿。比尔照做了。然后，桌子和椅子又被吊回到了楼上，而暴乱继续，好像中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在另一场暴乱中，一名非洲人用最大的声音向所有可能听到的人喊出了这样一番安抚人心的言辞：“大家不用慌张，很快就没事了。因为‘唐金斯’（Donkins）少校已经来了。”这个人可能曾经在比尔在缅甸时指挥的塞拉利昂军团中服役，而且很显然，他从那个时代起就习惯于这样说了，因为比尔在和平时期从来不会提到自己的军衔。比尔的姓在塞拉利昂被广泛地误读为“唐金斯”。更有意思的是，有人给比尔写了一封信，上面只写了“殖民地的驴，弗里敦”（The Colonial Donkey, Freetown），竟然也被成功地交到了他的手中。

这里还有另一封信，它的落款日期是1954年11月22日，虽然写于同一个时期，但是这封信与暴乱无关。它来自一位满怀感激之情的非洲人。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先生：

我最真挚的朋友，离开了您，我现在也不得不与我曾经与您共享的快乐和欢笑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曾经努力团结如一人，现在却不得不忍痛挥手作别。我是多么不情愿与您分开。要与您告别，我的心一直在下沉。虽然我的身体已经离开了，但是我的心在祷告中仍然与您在一起。我多么希望，未来的某时某刻，我仍然能为您效力。

就像耶稣基督，作为人类亲爱的朋友，他留下他的身体和血液给他的门徒，作为象征和纪念，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我希望您也能够留给我一个象征，那就是一张许可证，让我可以购买一支单管霰弹枪……

要结识一个新朋友并不容易，如果我这一次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很可能还需要等上好几年。然而，在这个场合下提出这件事情应该是合适的，因为它将会成为一份记忆。通过这支枪，我将永远记得您。

向您致以最大的敬意，先生！

我永远是您最顺从的仆人

1954年11月22日

虽然写这封信的人也带着自己的目的，但也难掩它饱含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可以肯定，至少这一部分是真诚的。

比尔在地区专员任上的成功在1956年得到了承认。那一年，他被提升了。这次升职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惊喜：他被调到西印度的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岛担任总督。比尔全家都搬到了这个岛上的政府大楼中。不那么严格地说，在这个岛上，比尔就是“王”。在那个时代，蒙特塞拉特岛仍然是一个天堂，当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飓风“雨果”尚未袭来，火山也没有爆发。比尔是英国女王陛下的正式代表，所以他们要把皇冠安在比尔的车上，而不是只挂一个普通的车牌。车子的发动机罩上还插了一面旗，只有“总督阁下”本人真的在车上时，这面旗帜才会展开。黛安娜则扮演着总督夫人的角色，我们可以肯定，她做得非常完美，她在那里担任英国女童军的赞助人，设立了开放的集市和义卖市场，等等。这个岛屿似乎与塞拉利昂的丛林有很大的不同。黛安娜在这方面一直非常能干，正如她在与比尔共同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比尔还会代表蒙特塞拉特岛与西印度其他岛进行板球比赛，有一次在保卫球门的时候受了相当严重的伤。

在蒙特塞拉特岛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尔的任期结束了，他又得到了到西印度群岛中的另一个岛格林纳达（Grenada）担任总督的机会，但是他选择了重返非洲，那里挑战更大，对他的需要也更迫切。比尔回到了塞拉利昂，并晋升为省专员。在塞拉利昂宣布独立后，比尔在那里的任期结束了，他又被任命为另一个西印度岛——圣文森特的总督。而且，这一次比尔将要担任的是全权总督，而这意味着他将首先被授予爵位。然而，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年纪已老，分别在剑桥和马尔伯勒（Marlborough）求学的女儿彭妮和儿子托马斯也更需要比尔和黛安娜回到英国安家，他们决定从殖民地公共服务的职位上退下来，回国定居。后来，比尔担任了布伦特伍德中学（Brentwood School）的校长一职。

比尔曾经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修读过数学，所以他教中学数学绰绰有余。很快地，他就在布伦特伍德中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年轻时黝黑的英俊脸庞也变得更加威严，他在布伦特伍德中学获得的绰号是“德古拉”。当然，这也许只是他保证课堂井然有序的能力的反映。在这方面，相信没有几个中学校长能够与他相比。再一次，他又充分发挥了自己“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天赋。

比尔指挥他人的天赋和军事功绩其实无须多说。更重要的是，他还有更多值得敬佩的优秀品质。比尔是一个慈爱的丈夫、兄弟、父亲、祖父以及……我的叔叔。比尔不仅是我的叔叔，他还是我的教父。后来，当我渐渐长大之后，他曾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教父，但是事后看来，这只是因为他不仅对我这个教子怀有父爱之心。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善，觉得自己对教子的成长没有特别关照。

在他即将走到生命之路的尽头时，他给了我一个教父的建议。他可能也对别人说过同样的话，但是我分明记得，他对我说这句话时，湛蓝的双眸发出了穿透一切的光芒，同时又充满了智慧和经验。他给我的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对一个教子的警告：“你知道吗？老年人容易惹人嫌。不是吗？”

他现在已经“解放”了，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他可能习惯于发号施令，但是那些受他指挥的人都非常爱戴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热爱他。他离开世界时，确实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世界各地许多不同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印迹。今天，我们哀悼他的离世，但是同时我们也为他高兴，为他留下的东西高兴。

写在后面

我的父亲最小的弟弟名叫科利尔·道金斯（Colyear Dawkins）。科利尔是三兄弟中学术天赋最高的一个。我没有机会为他写讣告，但是我在《基因之河》（River Out of Eden）⁽¹⁵⁾一书中的扉页为他写下了如下的献词：“谨以此书纪念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亨利·科利尔·道金斯，一位明断事理的大师。”有两件逸事很能说明他的个性，值得我在这里补充一下。第一件逸事是他的老同事罗伯特·普伦普特里（Robert Plumptre）在讣告中透露的。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科利尔在印度洋某个地方服役时，他自己动手制造了一个六分仪，以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参战的士兵是不允许知道这个信息的）。这个仪器后来被没收了，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曾经因为这件事被怀疑是一名间谍。

第二件逸事，会令我们想起那些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的蠢笨死板的官僚（我在前面抨击过这类官僚³），这个故事与我在《如果让我来统治世界……》一文的注释中叙述的那个故事可以放在一起看。

在我的自传体回忆录《道金斯传》一书中，我也提到了这个故事：

在牛津火车站，停车场的出入口是被一根机械栏杆拦住的。当司机在一个插槽中插入一张卡并付完款后，机械栏杆才会抬起，这样司机就能把车子开走。有一天晚上，科利尔从伦敦乘坐最后一班火车回到牛津。机械栏杆的控制部件发生了故障，一直卡在下面无法抬起。车站里的工作人员都下班回家了，被困在停车场里的汽车车主想出门而不得，无计可施。这事本来与科利尔无关，因为他是骑自行车的。然而，出于他堪称典范的利他主义精神，他奋力抬起机械栏杆，狠狠地把它拆了下来，并把它扛到了站长办公室门口，然后留下一张字条，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同时附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说起来，科利尔本应获得一枚奖牌。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被起诉上了法庭并被处以罚款。不言而喻，这种事情会对公共精神产生何等可怕的反向激励。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典型例子，说明在今天的英国，痴迷于僵化规则的法律条文造成了何等严重的困境。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续集”。多年以后，在科利尔去世之后，我偶然碰到了杰出的匈牙利科学家尼古拉斯·库尔蒂（Nicolas Kurti）。库尔蒂是科学烹饪的先驱，用皮下注射器将调料注入肉里面再下锅等烹饪手法都是他率先使用的。当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时，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道金斯？你是说道金斯吗？你与在牛津火车站停车场折断机械栏杆的那个道金斯有关系吗？”

“嗯……有关系，我是他的侄子。”

“那太好了。我要再和你握一次手。你的叔叔是个英雄！”

对科利尔罚款的那个治安官真应该读读这段文字。我希望你会觉得羞愧。不过，你可能会说，你只是在履行职责，维护法律。算了，算了，就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