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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青花御窑厂图圆瓷板
邢鹏
时代：清同治（1862～1874年）
尺寸：直径72.5厘米
首都博物馆收藏一件清末采用青花料绘制的以御窑厂为中心的景德镇图圆瓷板（图1），画面是一幅反映以清代御窑厂为中心的景德镇地区风俗画。构图严谨，笔法流畅，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景德镇御窑厂是明、清两代宫廷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其产品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不仅如此，这里还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资金，造出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瓷器。御窑厂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御窑厂的建筑还是其中的制瓷工序等内容，至今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从写实性角度而言，这件瓷板不仅是在目前所知的数件“御窑厂图像”中内容最全面、最丰富的一幅作品，而且是目前仅知的一件能够反映清代御窑厂在经历了咸丰朝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复兴期状况的重要资料。故而这件瓷板对研究御窑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不仅能够为研究御窑厂遗址及其背景环境，如研究御窑厂历史沿革、管理制度、烧造工艺，提供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城市发展脉络的重要基础。
一 关于御窑厂
御窑厂始设于明洪武二年（1369），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专门为皇家烧造各类瓷器。其产品世称“御窑”，俗称“官窑”。至万历时期停烧。清代顺治时期，延续明代御窑制度在景德镇珠山设置御窑厂，至清朝覆亡而停烧。其间，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攻入景德镇，御窑厂被烧毁。[1]明、清两代帝王以景德镇为烧瓷重地，不断扩大窑厂规模，修建衙署、作坊、窑房及附属祠、庙、亭、阁等建筑物。截至清代宣统三年（1911），前后持续时间长达500余年。
图1 清青花御窑厂图圆瓷板
二 青花瓷板描绘的内容
瓷板通绘以御窑厂为中心的景德镇风貌，画面以浙江产青料描绘而成，青花发色蓝中略显灰，釉面光洁莹润。观察画面内容，并将其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昌江等地标进行位置关系比对，可知其是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为方位，用鸟瞰图的形式来描绘的。
画面上端为石岭地区，在青山白云之间隐现庙宇宝刹。画面中心部位绘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建筑群，建筑群的中轴线自前向后分别为画面下端的御窑厂街门、画面中心的御窑厂仪门、两侧配有东西厢房的大堂及其后的重檐建筑物等（图2）。
依瓷板所绘可知，御窑厂的街门采用“三门制度”（“三座门”），中门与两角门均为一开间“启门一”的形式。开启中门与东角门供人出入。中门为重檐，上方悬“御窑厂”竖匾，中门两旁立有一对高大的抱鼓石。正门对面照壁前的旗杆上高挂“宪奉御窑厂头门”幡（图3）。头门即街门，是于进入官署的顺序而言对街门的称呼。
图2 御窑厂图所绘中轴线上建筑物说明
街门之北为仪门（图4）。仪门即二门，是古代官署衙门的正门—“内三座门”。因其内的院落中设正殿（堂），人们在进入正门之前要整肃仪容，故称为仪门。御窑厂仪门亦采用“三门制度”，中门与两侧角门也均为一开间“启门一”的形式。开启东角门供人出入。中门为重檐，悬挂“仪门”竖匾，也有一对超过人体身高的大型抱鼓石（图5）。仪门院内西南角置一旗杆，悬“奉上旨御窑厂”幡。仪门前为丁字街，东西向的街口分设一座牌楼，其上分别有“东辕门”“西辕门”匾额，南北向街的北口两侧分别建有吹鼓亭，可以看到两亭内各有一名吹鼓手将喇叭伸出亭外正在吹奏（图6）。两座辕门牌楼与两座吹鼓亭分别相邻。
仪门之内为内院。内院两侧分别有东、西跨院。两跨院内为制瓷作坊，包括旋坯、画坯、施釉、烧窑等多道制瓷工序，呈现一派繁忙景象（图7）。仪门前已经成为街市，看相、茶局、命馆、赛会及风水半仙的招牌随处可见。街门与仪门之间为甬道，瓷板将本应笔直的甬道描绘成一条弯曲的街道，甬道东侧有关帝庙、佑陶灵祠，甬道西侧是景德司、真武殿（图8）。
图3 御窑厂图所绘街门场景
图4 御窑厂图所绘仪门及周边场景
图5 御窑厂图所绘仪门场景
图6 御窑厂图所绘吹鼓亭场景
图7 御窑厂图所绘制瓷作坊等场景
图8 御窑厂图所绘甬道及其两侧场景
据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陈淯等修、邓熝等纂的《浮梁县志·卷之四·陶政》记载：“御器厂中为大堂，后为轩，为寝。寝之后高阜为亭。堂之旁为东、西序，东南各有门。堂之左为官署。堂之前为仪门，为鼓楼，为东、西大库房，为作。曰大碗作……”。可见御窑厂建筑群是以“堂”为核心建筑物的。“堂”左的“官署”无疑是官式建筑，故可知以“堂”为核心的御窑厂建筑群属于官衙建筑。
沿御窑厂街门外街道向东，可见大戏台影壁正中书“指日高升”。两侧旌旗飘扬，有数名艺人在戏耍表演，别具情趣（图9）。御窑厂外的西侧街巷中见有“程家巷”等街牌（图10）。街巷内店铺林立、人群川流。画面的西侧是奔流的昌江，中渡口、老鸦滩分设“奉旨卡”查验来往的船只（图11）。
目前所见圆瓷板的仪门与街门之间通道的两侧已经成为街市，并且有看相、茶局、命馆、赛会及风水半仙等摊贩招牌。按照清代早中期对官衙建筑的建设和使用方面的规定，这些内容是不应该出现的，那么它们为何会违反规定而出现呢？这不仅要从清代官衙建筑群的建筑规制谈起，还涉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内容。并且这些内容为研究此件圆瓷板的绘制时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三 明清时期官衙建筑群的建筑规制简介
明清时期官衙通用的官式建筑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采用坐北朝南、两层“三座门”的内外院制度（图12）；另一方面是官衙院落以大堂为主体建筑物，大堂居于内院中心偏北。
大堂之南分别有内三座门（文献中称正门、仪门或戟门）和外三座门（文献中称街门），两层门区分出作为主要空间的内院和作为次要空间的外院。“三座门”是清代以来对院落之门的称呼，即由三座相互独立的建筑物并排组成院落之门，三者分别供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员使用；中间一座主体建筑物又可分为“启门三”（即一座建筑物下三开间三个门，图13）和“启门一”（即一座建筑物下或三开间或一开间但仅有一门，图14）两种不同形式；两侧的门均称为角门。[2]
根据前述县志记载可知，明清御窑厂的建筑规制是符合明清官衙常用形制的。由于文献记载可以与瓷板的画面基本对应，故可知瓷板画面所绘的建筑群规制等都是明清时期官式建筑群的基本样式。
四 对瓷板的新认识
“御窑厂图像”是研究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建筑及生产情况内容的重要资料。目前围绕该瓷板的研究论文已有数篇。[3]
（一）已知重要的“御窑厂图像”
根据表现内容，“御窑厂图像”可分为两大类，即以景德镇和御窑厂为主要表现对象和以御窑厂为背景表现制瓷业生产。
前者有清代康熙二十一年（1682）《浮梁县志》卷首的《景德镇图》[4]、清嘉庆二十年（1815）《景德镇陶录》中的《御窑厂图》（图15）[5]、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晚清程言绘水墨画《河东河西图》[6]、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青花御窑厂图圆瓷板，以及台北“故宫”收藏的一部清代图书《景德镇陶图记》[7]。其中《景德镇图》的内容主要是景德镇地区的地图，以表现御窑厂与周边山、水等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主。其形式与圆瓷板相似，但御窑厂部分的景象描绘简略。《河东河西图》“主要描绘昌江两岸的景色，《河东图》中只绘有御窑厂的远景”[8]。台北故宫收藏的《景德镇陶图记》主要表现的是御窑厂制瓷生产时的各道主要工序。只有清嘉庆二十年（1815）《景德镇陶录》中《御窑厂图》所绘的内容与圆瓷板中的御窑厂内容最为相似。因此这两者在研究御窑厂建筑方面有可比性。
图9 御窑厂图所绘御窑厂街门外东侧场景
图10 御窑厂图所绘程家巷
图11 御窑厂图所绘昌江及“奉旨卡”场景
图12 明清官式建筑群的基本院落格局
图13 “三座门”形式之一（中门“启门三”）〔左为屋宇式：北京国子监孔庙正门（大成门），右为墙门式：北京皇史宬正门（北立面）〕
图14 “三座门”形式之二（中门“启门一”）〔左为屋宇式、中门三开间：北京国子监太学正门（太学门，两侧角门现被砖砌封堵），右为墙门式、中门一开间：北京东城区隆安寺山门〕
后者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嘉庆粉彩制瓷图折腰碗[9]、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嘉庆（1796～1820年）粉彩御窑厂图大瓶[10]、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道光（1821～1850年）粉彩御窑厂图大瓶、河南巩义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清咸丰（1851～1861年）粉彩御窑图方斗杯[11]等。这些材料均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公布。它们均以表现制瓷业生产为主，御窑厂只是作为背景出现了部分的建筑物，并没有完整地展示整座建筑群，故而均不具备同圆瓷板的可比性。
图15 清嘉庆二十年《景德镇陶录》中的《御窑厂图》
虽然《景德镇陶录》中《御窑厂图》所绘的内容与圆瓷板具有可比性，且其上各主要建筑物均有榜题文字标记名称，但遗憾的是在中轴线后部西侧的建筑物上的文字是模糊的，不易辨识，只能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
（二）新发现的两幅《御窑图》
首都博物馆的绘画类藏品中有两幅清代无款纸本设色《御窑图》（图16、图17）。其尺寸为：之一横134厘米、纵94.3厘米，之二横134厘米、纵150.7厘米。均为1957年调拨入藏。根据其画面内容与绘制风格而认为其属于一套。同套作品中是否还有其他画幅，暂不详。经调查，它们均是以往未公开过的资料。由于图上的主要建筑物及制瓷生产工序均有榜题文字说明，故而这份材料对于研究圆瓷板十分重要。
《御窑图（之一）》以清代御窑厂仪门及其内部建筑物为中心，表现仪门内东、西两侧跨院按制瓷工序分布的各作坊生产情况。均为烧窑前的工序，并标有工序的名称。其中画面前方是御窑厂的仪门，这是一座南向三开间“启门三”的单檐硬山式建筑物，檐下悬“仪门”竖匾，开启着东门。仪门外是东西向的街道。街口分别设有东、西辕门牌楼。两座牌楼之南各有一座有橙红色墙体的小型方形歇山顶建筑物，应是吹鼓亭。两座吹鼓亭之南分别设有一根直入云霄的旗杆，杆头同时悬挂黄底黑字“御窑厂”幡。在画面中间是硬山顶的大堂（脊上正中有葫芦形装饰，两端有鸱吻），大堂东侧有“福德祠”（图18）。画面建筑群中轴线最后方是一座重檐建筑物，其上悬挂有“文昌宫”竖匾。“文昌宫”之西有被标记为“环翠亭”的建筑物。“文昌宫”之东有被标记为“御诗亭”的建筑物（图19）。“文昌宫”与“环翠亭”都是其他资料中未曾涉及的。
《御窑图（之二）》表现的是以窑炉为主的场景，均为烧窑前后的工序，亦标有工序的名称。画面的右侧为烧制前的满窑（装窑）以及烧制后的开窑工序，窑炉前人员往来穿梭十分繁忙，作为背景的馒头窑窑炉烟囱中均无烟冒出，表现的是烧制之前和烧制完成之后的各种辅助性工作。画面左侧的窑炉入口被封闭起来并砌出投柴口，投柴口内有熊熊火焰，烟囱中冒出黑烟，窑炉前仅有数人在运柴、投柴，表现的是烧制阶段的工作。
（三）对瓷板的新认识
1.烧制年代
据观察，清代御窑厂的仪门在《御窑图（之一）》（图20）与圆瓷板中形象不一致。首先，在代表建筑等级的屋顶样式方面，前者是单层檐硬山顶建筑，而后者似乎是重檐歇山顶建筑。其次，在中门的抱鼓石体量方面，前者是小型的，后者是大型的。所谓大与小，均以抱鼓石与其旁边之人物、门框的高度比例而言。前者及膝，后者超过头顶。由此可明确这两件作品的时代不一致。
清代社会等级森严，各级官署衙门的建筑样式与其主官的品秩等级密切相关，绝不能僭越。前述同一座建筑物的样式和等级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的现象，结合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烧毁御窑厂的记载，以及人们重修、重建某座重要建筑群时常比之前的样式要更加气派、威严的习俗，笔者认为新发现的两幅《御窑图》其年代应在咸丰五年（1855）之前（已有另文予以考证，不再赘述）；而圆瓷板的年代应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即不早于1864年。
图16 清代《御窑图（之一）》
图17 清代《御窑图（之二）》
图18 清代《御窑图（之一）》局部：大堂及福德祠
图19 清代《御窑图（之一）》局部：文昌宫、“环翠亭”和“御诗亭”
图20 清代《御窑图（之一）》与圆瓷板中仪门对比
由于御窑厂在清代是主管瓷器生产的机构，具有封建社会官署衙门的性质，因此其建筑群之内不可能出现民居和商业街巷。只有当社会政权发生变化，社会管理出现混乱时，普通民众才有可能到官署衙门旧址范围内定居、开店经商。根据瓷板所绘街门与仪门之间出现民居和商业街这种现象，可以推定在御窑厂也应该有过一次时间较长的无人进行有效管理的时期。而这也应与太平军占领景德镇有关。太平军被镇压后，由于民居和商业街已经在御窑厂街门和仪门之间形成，无法拆迁。因此，清政府只能默认这种现实情况，以仪门做街门，而无法恢复原街门的实际功能了。通过这样的分析，也可以推定瓷板中的御窑厂应是镇压太平军之后复建的。而这两点都恰与李一平认为“在同治五年（1866），由李鸿章筹资白银十三万两，‘重建堂舍七十二间’。所以‘桌面’（即圆瓷板—笔者注）的年代上限不会超过同治五年”[12]的观点基本一致。由于李一平的论点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因此笔者同意李一平的观点。
王保仁等在《粉彩御窑图方斗杯与景德镇御窑厂》一文中对仪门前的吹鼓亭等建筑物样式进行了讨论[13]。嘉庆二十年（1815）《景德镇陶录》中吹鼓亭为四角攒尖顶。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粉彩御窑图方斗杯上所绘的吹鼓亭为歇山顶。而圆瓷板中吹鼓亭为重檐六角的二层楼。其建筑规模、屋顶样式的等级都高于其他画面中的样式，也应是复建之后的形制。
2.关于龙珠阁建筑
现在御窑厂遗址公园的龙珠阁（图21）是珠山南侧距离珠山最近的一处建筑，是御窑厂建筑群中的制高点。在前述几幅御窑厂图像中均未见到标记为“龙珠阁”的建筑物。目前的龙珠阁建筑是考古工作之后复建的。
嘉庆二十年（1815）《景德镇陶录》对御窑厂的描述为：“厂跨珠山，周围三里许。中为大堂，堂后为轩，为寝。寝北有小阜，即珠山所由名，旧建亭其上。堂两旁为东西序……”[14]
20世纪80年代末对此地进行过考古发掘[15]。余家栋曾对龙珠阁的历史进行过考证，他认为：龙珠阁原仅有中厅和后厅两大部分，据考古发掘可知前厅系后扩建而成，扩建时间可能是民国十三年（1924）；并认为这或许是“民国十三年建龙珠阁”一说的来源。[16]
现将《景德镇陶录·御窑厂图》（局部，图22）和新发现的《御窑图（之一）》（见图17）相互对照，在距离珠山最近的建筑物之东侧都有“御诗亭”。由此推定《景德镇陶录·御窑厂图》中位于中轴线之北端、珠山之前、“御诗亭”之西的建筑物应是“文昌宫”。其西的攒尖顶建筑之榜题内容应是“环翠亭”，此建筑物以往均因《景德镇陶录·御窑厂图》字迹模糊而未能识别。再将御窑场图圆瓷板和新发现的《御窑图（之一）》相互对照，亦可将前者中大堂之北的重檐建筑物认定为文昌宫。依据《御窑图（之一）》和圆瓷板的描绘，重檐是文昌宫的重要建筑特征。在新发现的《御窑图（之一）》中，文昌宫的位置居于御窑厂中轴线上，且其建筑样式为“阁”（非重檐之“亭”。亭的重檐之间距离较短，而阁为通常为二层楼宇，重檐之间应有一层楼宇的高度），又结合现龙珠阁位于“小阜”之上的特点，似“文昌宫”即为现“龙珠阁”之前身。若果如此，则圆瓷板所绘之“文昌宫”的样式亦对研究龙珠阁有重要参考价值。龙珠阁的始建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这件圆瓷板的制作时间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不早于1864年，是同治年间的官窑作品。整件瓷板体量巨大，造型规整，表面无变形，画面构图严谨，笔法流畅，图案绘制工整且精细，青花发色以及釉面保存都很好，仅从其工艺价值而言就已属珍品，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其图案的内容更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目前仅知的一件能够反映清代御窑厂在经历了咸丰朝（1851～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复兴期整体状况的资料，尤对于研究晚清时期御窑厂建筑群中诸建筑物的样式、体量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也是研究御窑厂遗址及其所处景德镇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的重要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图21 龙珠阁
图22 《景德镇陶录·御窑场图》局部
[1]王保仁、王志霞：《粉彩御窑图方斗杯与景德镇御窑厂》，《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第29页。
[2]参见邢鹏《中国传统礼制性建筑上的门—门的方向与使用制度研究》，《北京文博文丛》2014年第4期，第29～42页。
[3]重要的论文有：
（1）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图像与首都博物馆藏“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的年代》，《文物》2003年第11期，第90～95页。
（2）谢克锋：《解析清道光御窑厂图青花山水人物桌面》，《中国陶瓷》2013年第2期，第53～54页。
（3）周思中、汪冲云、黄薇：《清中期后官窑彩绘瓷中的御窑厂图像研究》，《中国陶瓷》2011年第7期，第70～76页。
[4]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图像与首都博物馆藏“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的年代》，《文物》2003年第11期，第91页。
[5]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图像与首都博物馆藏“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的年代》，《文物》2003年第11期，第91页。
[6]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图像与首都博物馆藏“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的年代》，《文物》2003年第11期，第90页。
[7]吴平：《〈景德镇陶图记〉介绍》，《景德镇陶瓷》1991年第3期，第34～38页。
[8]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图像与首都博物馆藏“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的年代》，《文物》2003年第11期，第90页。
[9]周思中、汪冲云、黄薇：《清中期后官窑彩绘瓷中的御窑厂图像研究》，《中国陶瓷》2011年第7期，第70～71页。
[10]李勇：《从清嘉庆粉彩窑工制瓷图瓶看景德镇制瓷工艺》，《文物季刊》1999年第1期，第92页。
[11]王保仁、王志霞：《粉彩御窑图方斗杯与景德镇御窑厂》，《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第29页。
[12]李一平：《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图像与首都博物馆藏“青花御窑厂图圆桌面”的年代》，《文物》2003年第11期，第95页。
[13]王保仁、王志霞：《粉彩御窑图方斗杯与景德镇御窑厂》，《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第30页。
[14]王保仁、王志霞：《粉彩御窑图方斗杯与景德镇御窑厂》，《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第30页。
[15]共三篇报道：
a.王建新：《瓷都“龙珠阁”遗址开始发掘清理》，《景德镇陶瓷》1983年第3期。
b.余家栋、张卫东：《景德镇龙珠阁遗址发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
c.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景德镇市陶瓷历史博物馆：《景德镇龙珠阁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16]余家栋：《关于景德镇御器厂几个问题的探讨》，《考古》1990年第12期，第1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