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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
李兵
时代：清乾隆（1736～1795年）
尺寸：高40.6厘米，口径11.4厘米，足径12.4厘米
清乾隆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以下简称“六方套瓶”，图1）制造于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年）。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图2），其他部分施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灵芝、佛手、寿桃、枇杷等瑞果（图3）。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瓶，内瓶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纹饰画法明显受到西洋画法和当时中国宫廷画的影响，即注重写实，力求神似，笔触细致入微。外瓶六方足内施青白色釉，外底中心为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图4）。
一 流传经历
六方套瓶原为一对，陈设在圆明园的西洋楼内。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时，被时任英国公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克爵士攫取带回英国。但洛克并未自己收藏，而是卖给了英国的大收藏家莫里逊氏。瓶上贴有一张字条，字条上清晰可见英文“Fonnthill Heirlooms”，这是莫里逊氏的收藏标记。
六方套瓶的其中一只于1988年5月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被台北鸿禧美术馆购得并收藏。2000年4月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文物专家秦公先生在英国苏富比拍卖公司春季拍卖图录上发现了六方套瓶的另一只。北京市文物公司领导和专家们经过多方查证并反复确认，最终确定其为圆明园遗物，并决定将其购回。同年5月北京市文物公司最终购得这件六方套瓶。这件珍贵文物在历经了140年的海外漂泊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图1 清乾隆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
图2 清乾隆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局部展开式
图3 清乾隆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局部展开式
图4 清乾隆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款识
2000年6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等8位权威专家，对这件六方套瓶进行了文物定级工作。专家们的鉴定结果是：“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是乾隆早期御窑厂烧制的器物，其器型规整，工艺精湛奇巧，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
2005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开放，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示。
二 六方套瓶与唐英的关系
（一）督窑官唐英
唐英，字俊公，又字叔子，自号蜗寄老人、陶成居士、陶人，又号古柏。康熙二十一年（1682）生于沈阳，隶属于汉军正白旗。唐英从雍正六年（1728，时年47岁）开始佐理景德镇御窑厂务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时年75岁）辞呈病逝，长达20多年的岁月都与督陶有密切关系。唐英的督陶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为雍正六年（1728）至乾隆元年（1736），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头衔，奉使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在此期间，唐英潜心学习制瓷知识，并刻苦钻研制瓷技艺，成为对泥土、釉料、坯胎、窑火等无不知晓的专家能手，这也为他能够成功研制出六方套瓶等高难度的瓷器打下坚实的基础。中期即乾隆二年（1737）至乾隆六年（1741），这个时期唐英奉旨管理淮安关税务，对景德镇的督陶工作只是遥领，又因两地相距较远，唐英不便亲自到景德镇督陶，这个时期制瓷水平有所下降，而且唐英因此受到过朝廷的责罚。晚期系指乾隆七年（1742）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这一时期，经内务府总管海旺保奏引见，老格作为监造催总被派驻景德镇御窑厂，协助唐英督理御窑厂工作。老格作为唐英最得力的助手，潜心研究窑务，善于把握要领，终于使御窑厂各项工作复有起色，甚至还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繁荣。而六方套瓶正是唐英在这个阶段研制出的新品种。乾隆八年（1743），唐英在奏折中提道：“……奴才即前赴厂署与协造之催总老格料理开工，将奉发制造各器敬谨办理，渐次入窑成造。今自三月初二开工之后，奴才在厂攒造得奉发各色锦地四团山水膳碗、杯、盘并六方青龙花瓶等件外，奴才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瓶等共九种（即冬青釉、黄地青花、粉彩、珐琅彩等器—笔者注），谨恭折送京呈进。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式，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2]从此奏折得知，“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瓶等共九种”是唐英与其助手和窑工们新创的品种。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正是这批新创的品种之一。在督陶官唐英的管理下，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制瓷工艺最为先进，制瓷技术达到顶峰。唐英在这个时期研制出了镂空套瓶和交泰瓶制作工艺，这些瓷器精品是集艺术和工艺于一体的旷世之作，不仅反映了精湛娴熟的制瓷技艺，还体现了唐英在制瓷工艺创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唐英所制与此六方套瓶属于 同一批的器物
馆藏六方套瓶应是上述“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瓶等共九种”中的一种，另几种夹层玲珑交泰瓶与此六方套瓶属于同一时期的创新品种。这些新品目前见到的仅有三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青釉暗花镂空如意头纹交泰瓶（图5）和黄地青花镂空“T”字形纹交泰瓶（图6），台北故宫藏有镂空“回”字形纹葫芦式交泰瓶。[3]那么，六方套瓶与交泰瓶作为同一批新创烧的器物，有何共同点，又有何区别呢？
交泰瓶，瓶式之一，清代乾隆朝的特殊制品。传世品有粉青釉凸花胆式瓶，该瓶腹部中间镂雕呈如意云头形，上、下两部分胎体互相勾套，可以活动，但有子母扣连接，不能分开，胎际皆涂金。另有黄釉青花器，撇口收颈，扁腹，圈足，绘有青花缠枝莲纹，以黄釉为地。腹际胎体上、下两部分镂以“T”形勾套，制作巧妙，又称“天地交泰瓶”[4]。以故宫博物院藏青釉暗花镂空如意头纹交泰瓶和黄地青花镂空“T”字形纹交泰瓶为例，交泰瓶不仅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内瓶，而且外瓶腹部还有镂空的“交泰”纹饰。镂雕的纹样互相交错，互不粘连，但又相连接成一周镂空的纹饰；镂花间有一定间隙，上下可作微小移动。[5]六方套瓶与交泰瓶同为双层镂空套瓶，但又有所不同，六方套瓶的内瓶不能旋转，透过外瓶镂空可见内瓶上的纹饰。而交泰瓶内瓶可以旋转，外瓶上下交错的镂空交泰纹也能做微小移动。可见交泰瓶是在六方套瓶研制成功的基础上，又进行改进而成。
图5 青釉暗花镂空如意头纹交泰瓶（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赵山 摄）
图6 黄地青花镂空“T”字形纹交泰瓶（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刘志岗 摄）
六方套瓶与交泰瓶的创作意图和陈设地点是有区别的，交泰瓶是唐英与催总老格在乾隆八年（1743）共同研制创烧的新品种，不仅可供乾隆皇帝观赏，还有赞颂乾隆盛世之意，以迎合统治者的心意。明代正德时户部尚书王鏊在《亲政篇》一文中对 “交泰”的解释是：“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交则泰，不交责否，自古皆然。”[6]显然，交泰是指封建社会君臣关系和睦、通达，应该结合为一体。而从现已确认的交泰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来看，交泰瓶应是陈设于皇宫供乾隆皇帝欣赏、雅玩的陈设瓷。六方套瓶原陈设于圆明园，乾隆皇帝去圆明园新落成的西洋楼巡视赏玩，发现美中不足之处是少了点儿陈设佳瓷，遂下旨命唐英设计几种用于陈设观赏的新式瓷器，六方套瓶便应运而生。六方套瓶通体施紫金釉，加之镂空装饰，都表明该瓶是仿金属工艺效果。纹饰和釉彩洋溢着中西合璧特色，尤其是在淡乳褐色地上，以金银双色勾绘缠枝“洋莲”，在色彩、明暗、线条等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欧洲风”。总之，交泰瓶是供乾隆皇帝在皇宫玩赏的工艺品，并带有歌功颂德的含义，而六方套瓶是为圆明园内西洋楼量身定做的陈设瓷。
三 六方套瓶与同类器物的比较
六方套瓶是乾隆八年唐英研制的新品种，转心瓶也是在成功研制套瓶的基础上创制的。这种制作难度较高的套瓶和转心瓶收藏最多、最为精致的应属北京故宫博物院，其收藏的乾隆粉彩套瓶如青釉粉彩镂空描金夔凤纹套瓶（图7），高32.8厘米，口径为7.2厘米，足径为11厘米，为清宫旧藏。瓶胆式，细长颈，垂腹，圈足，内施松石绿釉。瓶外颈部蓝地轧道粉彩勾莲纹装饰，腹部饰青釉镂空描金夔凤纹，瓶内套有一瓶。[7]此瓶和六方套瓶均为附一内瓶的套瓶，内瓶不能转动。但此瓶胆式外瓶的制作要比六方套瓶容易些。外瓶腹部整体镂空装饰，雕刻出的夔凤纹灵动自然，雕刻的空隙小，纹饰不易变形。而六方套瓶的镂空部分雕刻空隙较大，要镂除掉很多胎体，纹饰很容易变形，所以六方套瓶的雕刻难度更大。此瓶与六方套瓶均使用彩绘勾莲纹和描金装饰工艺，此瓶还使用“轧道”工艺，均属于乾隆粉彩瓷器的典型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粉彩天蓝釉开光大套瓶（图8），高73厘米，口径为31厘米，足径为28厘米。腹部饰以四个圆形粉彩镂空开光，通过开光可窥见内瓶。[8]此瓶设计复杂、做工精巧，并可利用转动的力学原理转动内瓶，外瓶的开光呈栏窗式样，施以粉彩，这与六方套瓶的外瓶开光镂空颇为相似，镂雕工艺非常精细，物象写实，而且镂空面积大、难度高。从这几件器物来看，乾隆粉彩瓷器的镂雕工艺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地，堪称瓷器镂雕工艺之顶峰。
四 审美价值与艺术特点
这件新颖奇巧的六方套瓶集多种工艺于一体，是能够代表乾隆时期景德镇制瓷业创新的艺术珍品，其制作工艺相当复杂。
图7 青釉粉彩镂空描金夔凤纹套瓶（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赵山 摄）
图8 粉彩天蓝釉开光大套瓶（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赵山 摄）
（一）六方套瓶的源流及唐英对 创烧的贡献
套瓶因在镂空的瓶内套装一内胆瓶而得名。从外可以窥见内瓶上的纹饰。套瓶类器物最早烧制于宋代官窑，其形状系从新石器时代镂空双层陶壶发展而来，后为景德镇窑所仿造，并一直延续烧造至乾隆时期。清代乾隆年间，套瓶的制作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制作内瓶不能转动的套瓶外，更创造出工艺极为复杂的转心瓶，而且多为粉彩制品。[9]
从清代宫廷档案和督陶官唐英奏折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新式套瓶主要系乾隆八年（1743）唐英为取悦乾隆皇帝而发明的。其构思巧妙，式样丰富，装饰繁缛，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传世量少，堪称乾隆朝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顶级产品。
套瓶与转心瓶的生产工艺在乾隆以后被继承下来。晚清、民国时期均有烧造，但各个方面都达不到乾隆朝那样精美绝伦了。
（二）成型
这件六方套瓶的制作工序与普通瓷器一样可分为多个步骤，包括采石制泥、制坯、印坯、修坯、施釉、彩绘、烧成等，其中又分若干道工序。与普通瓷器不同的是，制作套瓶首先要先制成内瓶胎体，再于其外壁描绘青花纹饰，然后罩以透明釉；其次，制作六片符合要求的坯片，再将坯片镶成六方形外瓶胎体，并趁坯胎未干分别透雕出六种花果纹，然后将里外两个瓶体在颈部用胎泥衔接，不仅要将拼接好的外瓶六块胚片与内瓶的外壁拼合，还需要处理好接缝，接口处必须严丝合缝，不能留有痕迹；再次，在外瓶的外壁施粉青釉和紫金釉，入窑烧造，以1300℃高温烧成；最后，在瓶体外壁描绘纹饰并填彩，之后再将瓶体入炉烧造，以720～750℃低温烧成。
在上述制作过程中，每道工序都不能有丝毫差错，并且需要精益求精，否则诸多的人力、物力都将付诸东流。经研究发现，在制作生产过程中存在如下具体困难。
首先，套瓶属于大件琢器，其成型需要先分段制坯，然后再将多段坯体拼合。此件六方套瓶的六面都有多条拼接缝，但基本看不出接痕，成型工艺水平极高。这方面远超明代大型器物表面可明显看出接痕的成型工艺。
其次，套瓶的内、外瓶坯体需要严格保持一致的收缩率（12%～14％），稍有不慎即可能造成内外瓶粘连在一起，导致烧制失败。
再次，绘画和施釉必须精准，稍有差错便前功尽弃。
最后，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否则要受到责罚。
正因套瓶的烧成难度很大，成功率非常低，所以说成品体现了乾隆朝制瓷业的高超工艺水平。
（三）粉彩
这件六方套瓶是乾隆时期粉彩的代表作。粉彩是在五彩的基础上借鉴珐琅彩的装饰工艺，在景德镇创烧成功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
粉彩的制作工序是先在经高温烧成的白瓷表面用墨线起稿，然后在图案轮廓内填涂一层可作熔剂又可作白彩的玻璃白，再将彩料施于玻璃白之上，运用画、填、洗、扒、吹、点等技法将颜色依深浅不同的需要晕开，使纹饰有浓淡明暗层次，最后经720～750℃的低温焙烧。[10]
因玻璃白含有三氧化二砷，烧成后具有乳浊不透明的视觉效果。以玻璃白打底后施彩可将红、绿等彩渲染出浓淡不同的色阶，与五彩瓷器的艺术效果相比，给人以色彩柔和的视觉感觉，故粉彩又被称作“软彩”。
粉彩瓷器初创于康熙晚期，盛行于雍正、乾隆时期，以后各朝也有烧造。乾隆朝粉彩瓷器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产生新的格调。
乾隆朝粉彩瓷产量很大，造型亦很丰富，并创造出很多新器型，大件器物明显增多。在用色和施彩的工艺方面有了新的发展，除以粉彩绘画为主，还常加绘料彩、金彩或黑彩，或与青花五彩、斗彩并施于一器，这种在一件器物上施多种彩或同时以各种彩绘工艺制作的乾隆粉彩，可说是集多种陶瓷工艺成就于一身，充分反映了乾隆朝制瓷工艺的精湛特点。在装饰技法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采用轧道开光、题诗、以各种颜色作地、器内和圈足内施松石绿釉形成“绿里绿底”等。在造型工艺方面更是精益求精，不论是高达1米多的大型陈设瓷，还是小至几厘米的扳指、鼻烟壶，造型都非常规整，很少出现夹扁或歪塌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奇精巧的镂雕瓷为乾隆时期新创，各式镂雕瓶包括转颈瓶、转心瓶、交泰瓶、套瓶、冠架以及各式转足碗等，千姿百态，是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在装饰题材方面，除继续保留山水、人物、花鸟等较为普遍的纹饰外，还出现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西洋人物和“西洋花卉”组成的图案，以及繁密纹饰。另外，还大量使用缠枝花、番莲、八吉祥、蝙蝠等寓意喜庆吉祥的图案，反映出太平盛世景象。总而言之，粉彩瓷在乾隆朝达到了色彩富丽、图案繁缛的顶峰。
这件六方套瓶无论施彩还是纹样，都是瓷器装饰新格调的代表，给人以华贵典雅之美感，充分体现了乾隆早期景德镇御窑厂在烧成技术和施釉用彩方面的创新与进步。
（四）装饰图案
这件六方套瓶的纹饰题材是乾隆粉彩瓷器的代表，将乾隆粉彩瓷器的纹饰和装饰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采用西洋文化元素做装饰，是一件中西合璧的陈设瓷。
首先，六方套瓶外瓶的外壁除颈部和镂空处施松石绿釉外其余位置均施紫金釉，使器物整体有仿金属制品的效果。
其次，瓶身从上到下共有六层纹饰，分别为如意云纹、缠枝花纹、蕉叶纹、西番莲纹、蕉叶纹、几何纹。腹部镂雕灵芝、佛手、寿桃、枇杷等瑞果纹，透过镂空处可见内瓶绘有青花缠枝花纹。这些纹饰图案可根据其各自的位置和功能分为两大类，即主题纹饰和辅助纹饰。
主题纹饰包括灵芝、佛手、寿桃、枇杷等瑞果纹等，均为明清瓷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寓意吉祥。
灵芝纹是一种传统的陶瓷器装饰纹样，在六方套瓶腹部镂空六面每幅画面下部都装饰灵芝图案，均为一大一小两朵同株生灵芝，但形态各异，色彩富有变化，各有不同，画工细腻，雕刻生动。灵芝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瑞草、仙草。食用灵芝，有强筋骨、益精气的滋补作用。灵芝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具有吉祥长寿、预兆着国泰民安、 世事昌达的寓意。
佛手瓜纹多用于瓷器、木雕、古典家具等。佛手被称为“果中之仙品，世上之奇卉”，雅称“金佛手”。因“佛”与“福”音近，故佛手有多福之寓意，在六方套瓶中佛手瓜纹为金黄色釉配以蓝绿色叶片，色泽浓郁，造型生动逼真。
寿桃纹是明清瓷器常用纹饰，古人认为桃是长寿的象征，唐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诗曰：“桃实千年非易得，桑田一变已难寻。”出现在瓷器上的寿桃纹多含有吉祥寓意。在六方套瓶中桃的叶片较长，果实较小，粉白分明，色彩较淡，果实累累，立体感强。
宋代已有石榴纹装饰在瓷器上，石榴纹在元代多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器物的肩部，明清两代多与柿子、桃等组合成画面。石榴浆果近球形，熟则开裂，多籽，故古人多以石榴象征多子。在六方套瓶中石榴纹的果实饱满，色彩娇艳。
佛手纹、寿桃纹和石榴纹组成福寿三多纹，是吉祥图案。典故源于《庄子·外篇·天地》：尧观于华封，华封人祝曰“使圣人寿，使圣人福，使圣人多男子”。[11] 民间后以佛手瓜与福字谐音而寓意“福”，以桃子多寿而谐意“寿”，以石榴多籽而谐意“多男子”，三种纹饰的组合称为“福寿三多”“华封三祝”或“多福多寿多男子”，表现多福多寿多子的颂祷。
六方套瓶上另饰有枇杷、柿子、葫芦纹。这些纹饰也是乾隆朝瓷器上的常见纹饰，其也有吉祥、如意、福禄等寓意。说明乾隆皇帝对这些蕴含吉祥寓意纹饰十分喜爱。
辅助纹饰包括如意云纹、蕉叶纹、缠枝花纹、几何纹等，它们均为乾隆朝粉彩瓷器上常用的边饰，也是中国传统瓷器上常用的辅助纹样。其中尤以器身紫金色釉上的西番莲纹最为端庄大气。西番莲纹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名称，为大家所公认的是“番莲花”“西番莲”或“勾莲纹”。廖晓霞《中国花卉纹样的西来因素—以西番莲纹为例》一文认为：西番莲来自西洋，明清官窑的西番莲纹受巴洛克洛可可装饰风格的影响，在图案形式上最大的变革在于衬叶和枝条连接的变化、构图日益繁缛、花型日趋与实物接近。[12]六方套瓶上的西番莲纹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与传统的莲纹不同，六方套瓶上的莲花的画法更为写实，枝条和衬叶更为卷曲细长，构图更加饱满。因此，从纹饰特点来看，六方套瓶属于中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五 结语
这件六方套瓶由唐英创制，之后陈设于颐和园西洋楼内，再后被时任英国公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克爵士攫取并带回英国，又卖给了英国大收藏家莫里逊氏收藏。直到2000年被北京市文物公司购回。这件藏品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于首都博物馆，并成为首都博物馆重要的典藏珍品之一。此瓶是一件经过多种复杂工艺制造而成的、精美绝伦且不可多得的室内陈设品，其造型是清乾隆早期督窑官唐英精心创制的多种夹层玲珑交泰瓶中的一种；其纹饰不仅具有多种美好和吉祥的象征意义，更体现了东西方艺术元素的交流与融合。
[1]北京市文物局编《文物背后的故事》，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7，第29页。
[2]傅振伦、甄励：《唐英瓷务年谱长编》，《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2期，第2页。
[3]叶佩兰：《从故宫藏品看乾隆时期“唐窑”的新成就》，《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第37页。
[4]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第74页。
[5]叶佩兰：《从故宫藏品看乾隆时期“唐窑”的新成就》，《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第37页。
[6]（明）王鏊：《亲政篇》，《古文观止》卷十二。
[7]叶佩兰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第181页。
[8]叶佩兰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第182页。
[9]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第170页。
[10]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第227页。
[11]《庄子·外篇·天地》，孙通海译注，中华书局，2007，第216页。
[12]廖晓霞：《中国花卉纹样的西来因素—以西番莲纹为例》，《艺术与设计（理论）》2013年第10期，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