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书《十三行》玉版本刻石
叶渡
时代:〔传〕宋(960~1279年)
尺寸:长29.5厘米,宽27厘米,厚1.2厘米
《十三行》是指一件书法作品,它的书写者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是“书圣”王羲之第七子,自幼随父研习书法,成就极高,在书法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其父并称“二王”。后世人们对他们的作品非常重视,片纸皆宝。《十三行》是他的一件非常著名的小楷书法作品。这件作品的文字内容是曹植的名篇—《洛神赋》。曹植是曹操的儿子,曹魏时的大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情思浪漫,文辞华美,在我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据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两人都很喜欢写《洛神赋》。见于记载的二王作品中,就有多件《洛神赋》。
宋代以来,《十三行》有多种刻本,“玉版《十三行》”是其中一种,这件刻石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发现于杭州西湖,石板为苍青色,被美称为碧玉,遂有“玉版《十三行》”(图1)之名。在清代,这件刻石几经辗转,入藏清内府。时光流逝,斗转星移,这件刻石在20世纪80年代初入藏首都博物馆,成为馆藏文物中不可多得的重器之一。
一 王献之《十三行》真迹及唐摹本的流传
《十三行》这件书法作品的完整名称,应当是《晋王献之小楷书曹植洛神赋》。为什么又叫作《十三行》呢?
王献之这件作品的原迹是写在麻纸上的,流传到唐代时,已经首尾残缺,仅存有13行250个字,所以后世叫它《十三行》。在宋代的著录书《宝刻类编》中,就已经使用“《洛神赋》十三行”这个名称,但多数书中还是仅以《洛神赋》作为这件作品的名称。明代以来,“十三行”这个名称的使用就十分普遍了。

图1 玉版《十三行》刻石
元代时,大书法家赵孟頫收藏了《十三行》的真迹。赵孟頫之后,《十三行》真迹便不知所在了。赵孟頫写有一篇跋语,我们今天还能在《松雪斋全集》中读到它,对于了解《十三行》真迹的面貌和流传经过程来说,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赵孟頫说:“晋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间止有此本是晋时麻笺,字画神逸,墨彩飞动。绍兴间,思陵极力搜访,仅获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为真迹。宋末,贾似道执国柄,不知何许,复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续于后,则与九行之跋相乖忤,故以绍兴所得九行装于前,仍依绍兴以小玺款之,却以续得四行装于后,以‘悦生’葫芦印及‘长’字印款之耳。孟頫数年前窃禄翰苑,因在都下见此神物,讬集贤大学士陈公颢委屈购之。既而,孟頫告归。延祐庚申,忽有僧闯门,持陈公书并此卷,千里见遗,云陈公意甚勤勤也。陈公诚磊落笃实之士,不失信于一言,岂易得也,因并及之。至治辛酉,既装池,老疾不能跋。壬戌闰五月十八日,雨后稍凉,力疾书于松雪斋。又一本,是《宣和书谱》中所收,七玺完然,是唐人硬黄纸所书。纸略高一分来,亦同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笔画沉着,大乏韵胜。余屡细观,当是唐人所临。后有柳公权跋两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宝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所以吾不敢以为真迹者,盖晋唐纸异,不可不知也。”[1]
赵孟頫在真迹上见到有宋高宗内府的 “绍兴”收藏印和米友仁的跋语。据此能够获知,《十三行》真迹南宋时曾在内府,但仅有9行。宋代周密所著《思陵书画记》也记载:“献之《洛神赋》,阑道高八寸三分,每行阔六分,共九行。”印证了赵孟頫的记述。南宋末年,9行的《洛神赋》归贾似道所有,他又寻得其余4行,分两段装裱,卷上有贾似道的收藏印章。
《十三行》在绍兴内府之前存于何处呢?一些蛛丝马迹显示,它应存于北宋内府。北宋内府收藏极富,徽宗时编有《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著录内府书画藏品。《宣和书谱》著录的王献之真迹中有《洛神赋》两件,一件是草书,另一件是正书。正书《洛神赋》下有小字注“不完”,这件藏品有可能就是《十三行》。赵孟頫在真迹上没有见到北宋徽宗时宣和内府的收藏印章,却见柳跋唐摹本上宣和“七玺完然”(宣和内府收藏品常钤有七方收藏玺印,合称“宣和七玺”),由此他认为,《宣和书谱》著录的是柳跋本。所谓“《十三行》柳跋本”,是唐代的一个临摹本,上面有唐代柳公权跋语。据宋代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中记载,宣和内府收藏的唐摹二王帖达3800余件,而《宣和书谱》著录的二王作品总共仅有300余件,可知著录的范围限于真迹。柳跋本不是真迹,是唐摹本,北宋距唐不远,当时唐摹本存世极多,宣和内府收藏的唐摹二王帖便数以千计,宋人不可能分辨不出的。《宣和书谱》不会是将柳跋本作为真迹著录于王献之名下的。可能柳跋本因有柳公权跋语,曾被徽宗重视,而钤七玺,但宋人不会不知是临摹本。此外,还有一个证据向我们提示了《十三行》真迹可能在北宋内府。北宋太宗时编刻的《淳化阁帖》,没有收入《十三行》。北宋哲宗元祐年间,朝廷决定把内府所藏未经太宗时摹刻的古代书法墨迹编辑摹刻成《秘阁续帖》,《秘阁续帖》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刻成,其中收入了《十三行》,这个本子不是柳跋本,估计应是从真迹摹入的。
我们再来说说柳跋本。唐代时,盛行用“摹”的方法复制书法名迹,双钩填墨,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向搨”,常使用一种“硬黄纸”来制作,这种复制品被称为“摹本”。也有用临写的方法复制而成的,被称为“临本”。这些唐代的复制品常被笼统地称为“唐摹本”。唐代《十三行》有复制的临摹本。记载中,《十三行》的唐摹本不止一件,其中一件上面有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写的跋语,跋语中说:“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这件唐摹本因有柳公权的跋语而备受人们的青睐,有人认为这件东西就是柳公权临写的。这个本子被称为“柳跋本”,宋代时已刻入一些汇帖中,如《越州石氏帖》。据董其昌《容台别集》中的一段跋语记载,柳跋本墨迹明代时在项元汴(明代大收藏家)家[2],而今此本也失传了,仅传刻本。
二 玉版《十三行》的来历
《十三行》的原迹在元代以后失传了,唐摹本也没有传下来,目前仅有刻本流传。宋代以来,《十三行》有多种刻本,玉版《十三行》是其中一种,被称作“玉版本”或“西湖本”。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人们在杭州西湖发现了一块石板,上面刻着王献之的《十三行》,石板青黑,色泽幽邃,质地细润,被人们美称其为碧玉,于是有了“玉版《十三行》”这一名称。
关于玉版的发现与流传,最早见于清初时人的叙述,目前尚未见到更早的记载。首先,杨宾在《玉版十三行翁氏本跋》中转述了陆嘉淑对玉版《十三行》的介绍:“陆冰修先生云,贾秋壑得子敬十三行镌于于阗碧玉,万历间或从葛岭斫地获之,归泰和令陆梦鹤。”陆嘉淑(1620~1689年),字子柔,号冰修,又号辛斋,明末清初时人。
其次,是姜宸英的记载。姜宸英(1628~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康熙三十六年(1697)考中探花,时年已七十。他有两则关于玉版《十三行》的题跋,见于他的《湛园题跋》。一则中说:“贾氏刻玉板,余二十年前曾见之武林,乃观桥叶氏质之王氏者。是时,从友人乞得一纸。”
再次,书法家陈奕禧(1648~1709年),在他的《隐绿轩题识》中,有一段关于玉版《十三行》的跋语。跋中说:“余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到京师,于乾斋(陈元龙)侍读弟处见《十三行》玉版,大不逾尺,其玉微青黑,不甚厚,韬以紫檀匣,人所质者,再求之已不在矣。”
最后,便是书法家、金石家杨宾。杨宾在跋语中说:“玉版在京师一友人处,余告于陈鸿胪实斋(陈诜)、翁比部康饴(翁嵩年,1647~1728年)曰:‘此吾浙旧物也,讵可落他人手。’鸿胪欲得之而不果。康熙癸未(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康饴督学岭南,遂以白金三百易之而去。”杨宾此跋见《铁函斋书跋》。
根据这些人的题跋内容,概括而言,“玉版”万历时发现于杭州,几经转手之后,流至北京,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被翁嵩年购得。翁嵩年任广东提学,携“玉版”到岭南。康熙四十五年(1706),翁嵩年请杨宾考证源流并作跋语。杨宾在跋语中叙述了关于“玉版”发现和流传的一些情况。此后,玉版《十三行》声名鹊起,人们纷纷研究或猜测它的来历。
翁嵩年以后,关于“玉版”的经历,说法不尽相同。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玉版十三行,翁萝轩(翁嵩年)送入京师之后,四方求之者甚众。”语意不甚明确。蒋衡(1672~1743年,字湘帆)说:“廿年前翁萝轩学使得之,即属山阴杨大瓢(杨宾)摹一本,其原版赠培风堂阿鹤亭太史。今复入内府,并拓本亦不易购矣。”嘉道时的杨澥(1781~1850年)说:“自康熙乙未(五十四年,1715),嵩年将玉版贡入天府,拓本不复易得矣。”蒋说,翁氏将“玉版”赠送他人,而后入于内府。杨说,康熙五十四年,翁嵩年把“玉版”贡入天府。
据说,咸丰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玉版”流出皇家内苑,辗转收藏于民间。
新中国成立后,“玉版”再现于世。据介绍,“玉版”流落在安徽民间,1962年被一青年所得。1981年,收藏者来北京求售于北京文物公司。北京文物公司收购,转交首都博物馆收藏。
玉版《十三行》的来历颇具传奇色彩,而又有种种谜团。“玉版”发现于杭州西湖,但具体的发现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在葛岭掘地被发现的,另一说是渔人从西湖底打捞出水的,两说莫衷一是。“玉版”上有十余处较大的伤痕,人称“篙痕”。相传,因“玉版”沉湖底,被往来船篙所伤。清代的杨澥曾为此询问西湖船工,得知湖内船篙从不用铁包。因此,他认为,竹竿遇石岂能戳伤?“篙痕”应是原迹上的蚀伤。[3]杨澥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因为赵孟頫在记载《十三行》真迹时,没提到蚀伤,并且说是“二百五十字”,如有“篙痕”这样的残伤,就不是250个字了,“篙痕”损去7个字。而《十三行》原迹在赵孟頫之后消失不见,后人无法见到了。
《十三行》的刻本和其他晋代的书法名迹刻本一样,在真迹已不可求的情况下,极受人们的重视。
三 玉版《十三行》的刻者
玉版《十三行》是何人所刻?这是关于玉版《十三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却不见记载,因而有诸多猜测。
最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陆冰修,他说“玉版”发现于西湖畔的葛岭,是南宋贾似道所刻。人们联想到,葛岭是贾似道半闲堂所在地,贾似道曾得《十三行》真迹,所以贾刻一说十分流行。然而,疑问还是有的,杨宾反驳贾刻说的观点便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赵孟頫在跋语中说,《十三行》真迹上有贾氏的“悦生”和“长”字收藏印,还有米友仁的跋语,玉版《十三行》上这些都没有刻,却刻有“宣和”印文。如果说是贾似道刻的,为什么不刻自己的印章也不刻绍兴内府的印,却刻宣和印呢?因此他说,玉版《十三行》应是北宋内府所刻。[4]除去这两种说法,还有赵孟頫刻和唐朝人刻的说法。赵刻说是姜宸英提出的[5],唐刻说也出于杨宾[6]。
清代中期,又有所谓“白玉版”出现,笔画较“碧玉版”略细瘦。区分白玉版与碧玉版,以“棄”字中间竖笔是否上下贯通作为依据,白玉本版连接贯通,碧玉版不连。于是,有白玉版为宣和内府刻,碧玉版为贾似道刻的说法。
问题扑朔迷离,使人津津乐道。
经研究,现在所见的玉版《十三行》是源自《宝晋斋法帖》。[7]证据很简单。玉版《十三行》起首是“晋中书令王献之书”这几个字。这行字当然不是王献之自己书写的,而是后人为标明书写者而写的题衔。那是谁写的呢?翻看《宝晋斋法帖》就会发现,卷六第一帖就是《十三行》(图2),面貌不同于柳跋本,而除去没有“宣和印”和“篙痕”,与玉版本基本相同。张彦生在《善本碑帖录》中已提到,《宝晋斋法帖》本《十三行》与西湖玉版《十三行》字体相同。我们在《宝晋斋法帖·十三行》前面,也同样看到有“晋中书令王献之书”题衔一行,字形特点、位置高低,与玉版《十三行》丝毫不差。《宝晋斋法帖》每卷在卷首先有篆书题首标明卷数,然后以小楷题衔标出书家姓名头衔。卷六、卷七都是王献之的作品,所以这两卷开头都有同样的“晋中书令王献之书”8个字,字形、位置完全相同。这8个字是《宝晋斋法帖》的题衔是毫无疑问的。《宝晋斋法帖》的题衔却出现在玉版《十三行》上,玉版《十三行》出自《宝晋斋法帖》便不言而喻了。[8]
玉版《十三行》上最后一行有一个神秘的“工”字,也透露给我们同样的信息。这个“工”字刻得比其他字都小,并且不在中间,偏居右下角,看上去很奇怪。查看《洛神赋》原文,或看柳跋本会得知,这里应是个“輕”字。很明显,这个“工”是“輕”字的右下部分。那为什么不刻完整呢?我们依然是在《宝晋斋法帖》卷六的《十三行》中找到了答案。在《宝晋斋法帖》宋拓本上,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一个“工”。但《宝晋斋法帖》并不是没有刻全,而是因为石版字口变浅,加之拓工不精,这个地方拓不出完整的字。在《宝晋斋法帖·十三行》宋拓本中,有许多字的笔画出现这个现象,只不过“輕”字最为严重。帖版或因笔画刻得较浅,或因石质较松,经多次椎拓,字口会变坏变浅,有些笔画就会拓不出来了。《宝晋斋法帖·十三行》这一现象是很明显的。这个“工”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目前所见的玉版《十三行》是翻刻自《宝晋斋法帖·十三行》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有趣的字,在玉版《十三行》中,第1行有个“棋”字,这个字很清晰,左边的偏旁是“木”字,是“围棋”的“棋”字。但这是个错字,曹植的原文是“右荫桂旗”,此处应是“旗帜”的“旗”字。柳跋本刻的是“旗帜”的“旗”,只不过这个“旗”的左半边的“方”字刻成“才”形。“方”字古时常写成“才”形,这在碑刻中很常见,是一种别体。柳跋本刻得对。为什么玉版《十三行》错了呢?看看《宝晋斋法帖·十三行》宋拓本中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字口坏了,墨色浸入,不清楚了。于是,后人在剜刻或翻刻时未注意,就错了。

图2 《宝晋斋法帖》卷六《十三行》
《宝晋斋法帖·十三行》上没有“宣和”印文,而玉版《十三行》左下有一篆书“和”字,其上方处有铲削痕迹。“和”字被认为是“宣和”印文的残迹,杨宾据此提出玉版《十三行》刻于北宋宣和内府的说法。现在看来,玉版《十三行》上的“宣和”印文不过是随意添加的。
《宝晋斋法帖》是南宋曹知格所刻,成于咸淳四年(1268),帖刻成后,石版放在无为军(治所在今安徽无为县)府学中。明代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中说,明代宣德年间,那里还见有几块帖版的残石。接下来,我们可以推测这样一种可能:最初西湖发现的“玉版”是《宝晋斋法帖》卷六的帖版,流落于杭州,被人发现,石版久经岁月与颠沛,石面泐伤,有十余处大的伤残—这便是玉版上的“篙痕”;“玉版”发现后,有的字经过剜刻,但是,“旗”字多剜出一个点,成了错字,“輕”字伤损过重,没法剜。
然而,将目前所见的玉版《十三行》拓本与《宝晋斋法帖》宋拓本中的《十三行》校,有出入,目前所见的玉版《十三行》不是《宝晋斋法帖》本。所以,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西湖发现的玉版《十三行》是《宝晋斋法帖·十三行》的帖版,但是石版连同拓本都未能流传下来,现在看到的是翻刻自这个石版的本子;二是,玉版《十三行》仅仅是从《宝晋斋法帖》拓本翻刻而成,并没有发现《宝晋斋法帖·十三行》的帖版。到底怎样,我们现在还很难探寻究竟。目前来说,玉版《十三行》究竟是何时何人所刻,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玉版《十三行》名声煊赫,围绕它有种种问题需要研究。有些问题,已有比较可信的结论,而有些问题,仍是疑案。
[1](元)赵孟頫:《洛神赋跋》,《松雪斋文集》。
[2](明)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洛神赋跋》。
[3] 参见《洛神赋十三行旧拓四种》抄录,齐鲁书社,1981。
[4](清)杨宾:《铁函斋书跋》卷三《翁氏本跋》。
[5] 邵松年:《姜宸英洛神赋十三行跋》,《古缘翠录》。
[6](清)杨宾:《铁函斋书跋》卷三《跋玉版十三行赠林同人》。
[7]《宝晋斋法帖》赵孟頫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1。
[8] 叶渡:《洛神赋十三行碧玉版考》,《首都博物馆丛刊》第3辑,1986,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