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矩鬲

于力凡

时代：西周早期（前11世纪中叶～前10世纪中叶）

尺寸：通高33厘米，口径22.9厘米，腹径24.2厘米，重7500克

出土信息：1974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遗址251号墓

首都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占有优势，但还是有其自身的地方特点，特别是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具有学术价值的青铜器，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普遍重视。伯矩鬲是该遗址出土器物的代表，造型雄浑、工艺精湛，给人以恢宏的视觉冲击，堪称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也是首都博物馆典藏的重要青铜器（图1）。然而如此重要的文物，笔者查阅以往的出版物，除对铭文有所涉及外，对器物本身只有简单描述，急需更深入的探索研究。

出土伯矩鬲的251号墓位于墓葬区Ⅱ区东部，黄土坡村北，墓向为10°。墓坑长4.5米、宽3.7米、深1.6米。坑内四周有熟土二层台，东宽0.8米，西宽1.1米，南宽0.74米，北宽0.5米。^[1]随葬器物主要放在北面二层台上，有陶器、青铜礼器、车马器、铜饰件。东面二层台放置兵器、漆器、饰件等。棺内有玛瑙、绿松石、玉组成的串珠和多枚贝。其中青铜礼器有22件，有铭文的有17件。作为随葬器物之一的伯矩鬲被放置在北面二层台东部，靠近墓壁。

一 器形解读

伯矩鬲分为盖与器身两部分。器盖呈圆形，中央为立钮，盖子两边开槽以便盖在器身的立耳之上。器身口沿外折，方唇，立耳稍外撇，束颈，弧腹，分裆袋足。

《说文解字》：“鬲，鼎属，实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2]《尔雅·释器》：“鼎款足者谓之鬲。”晋郭璞注：“曲脚也。”^[3]宋邢昺《尔雅疏》：“鼎足相去疏阔者名鬲。”^[4]宋陆佃《尔雅新义》：“足中空隔而通也。”^[5]郭璞的注只是说明了鬲足的形状。邢昺把“款足”理解成了“足相去疏阔”。陆佃对“款足”的解释还是比较到位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6]窾音款，款，空也。所以款足就是空足。《汉书·郊祀志》载：“鼎空足曰鬲。”苏林注：“鬲，音历，足中空不实者名曰鬲也。”^[7]这些典籍中都认为鬲的空足是鬲与鼎的区别特征，但鼎也有不是实足的，所以依据是否为空足不能准确地区分鬲和鼎。铜鬲一般是仿照陶鬲的形制或略加变化制作的，裴文中先生对陶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鬲与鼎的形态特征与差别。裴老在《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一文中讲道：“前人常以鬲鼎并称，实二物颇不相同，只同有三足两耳。二物不同之点，在其来源及其后的演变。鼎为容器下加三足而成，鬲似为三尖底器联合而成。因是之故，鼎有腹有足，足与腹分化甚清，无论从任何方面观之，二部不能相混。反之，鬲为三尖底器合成，实无足，只以器底（即腹之下端）着地，内中容物，故鬲之腹足不分。然鬲演变之后，腹足部下端缩敛，而渐有足之雏形。鬲再演变之后，腹之下端，更行缩小，而成乳状，尖端内实，故此时之鬲，腹与足似渐分化。由此而后，鬲之足腹部，再行缩短，终至三隔离之腹，合为一腹，三足消失，而鬲之形不存矣。”^[8]裴老之言很有见地，指出了鼎、鬲两类器物的主要区别。现在学者基本以裴氏所说的腹足关系来区分鼎和鬲。

图1 西周伯矩鬲

青铜鬲在青铜礼器中有重要的地位。在青铜器的器物研究中，铜鬲一直被作为饪食器研究。容庚先生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将铜鬲排在食器部的烹煮器门。^[9]朱凤瀚先生也把铜鬲归入饪食器。^[10]可见铜鬲作为饪食器是没有疑义的。鬲的作用与鼎相似，主要是用作烹煮的炊器。所以《说文解字》说鬲是“鼎属”。鬲除了用来烹煮粮食作物，还用来烹煮肉类，而且是小型动物。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带有残留物的铜鬲，对研究青铜鬲的功用很有帮助。如1976年陕西扶风云塘20号墓出土鬲内有残留的鸡肋骨。^[11]/span>1985年陕西蓝田县泄湖镇发现西周时期车马坑，出土鬲内有鸡肋骨两根，同时鬲的底部有烟炱痕。^[12]1991年陕西泾阳高家堡戈国墓地2号墓出土鬲内残留有兽骨和梅核两枚。^[13]铜鬲中有一部分底部有烟炱，甚至是修补的痕迹，说明被多次使用。还有一部分如伯矩鬲这样制作精美，花纹精致，没有烧灼使用的痕迹，说明可能是在祭祀礼仪中仅用于盛放食物。资料显示，从西周早期开始至西周晚期，在一些中小型墓葬中，铜鬲代替铜鼎，与铜簋形成了食器组合。总体来说，西周早期鬲的式样和商代晚期基本相同，只是形体向低矮方向发展，颈部多呈弧形或直圈形收缩，裆部多为弧形，口径一般等于或者大于腹径，个别的鬲有盖。

二 纹饰解读

伯矩鬲盖面饰以两个相背牛首形兽面纹，角端翘立于外，两两相对，与器耳齐平（图2）。盖顶中央以两个立体的写实牛首相背组成盖钮。器身颈部以六条扉棱分隔成六段，每段各饰一龙，龙首均朝向扉棱。鬲的腹部饰以三组牛首形兽面纹，角端翘立于外，与盖面牛首形兽面纹遥相呼应。其装饰手法与传世的古父己卣相似。^[14]早在二里岗时期和殷墟一期就发现牛首作为浮雕装饰出现在器物的肩部或鋬上。在尊的肩部常饰牛首，牛首形象装饰在尊的肩部，出现在二里岗上层。如1980年陕西城固龙头镇兽面纹牛首尊^[15]，1982年河南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H1：3、H1：4两件牛首尊^[16]，1954年河南郑州人民公园C7：豫0861、C7：豫0890两件兽面纹牛首尊^[17]。

盖面和器身的兽面纹相同，中间是冠额，双角分别向两侧展开，鼻梁中间隆起，鼻孔突出，横置臣形目，浑圆的眼珠，粗眉，叶形耳，两侧嘴角内勾，口中两对獠牙交错。只有兽面没有躯干。兽面纹旧称“饕餮纹”，是青铜器的主题纹饰。“兽面纹”这个词比“饕餮”纹更能指出这种纹饰的构图形式，“饕餮”一词只限于“有首无身”，但绝大多数纹饰并非如此。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最具特征。综观兽面纹，均以中间鼻梁为中轴线，向左右对称展开，这是商周青铜纹饰最主要的表现手法。这种结构给人以庄重大方、凝重安稳之感。兽面纹的鼻梁两侧各有目纹，目上有眉，眉侧有耳；鼻梁之上为冠额，额两侧有奇异的大角；鼻梁下部两侧为兽口和腮，口和腮上有牙。兽面两侧各有弯曲的躯干，干端有向内或向外卷曲的尾，躯干下部有足和利爪，少数简略形式没有躯干和尾。所有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盖面及腹部上的牛首形兽面纹流行于殷墟到西周早期，牛角的特征很明显，角类似水牛角，角根横向，角尖上翘而内卷。最早把这种兽面纹用作装饰纹样的器物约出现在殷墟二期，如妇好墓出土司母辛四足觥的鋬下就饰这种纹饰^[18]。1972年陕西华县桃下村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鬲，腹部饰三组牛角形兽面纹。^[19]这种兽面纹在西周早期也很流行。如1981年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墓出土的两件伯方座簋^[20]，方座以四隅为中轴，饰四组牛角形兽面纹，其中一件牛角翘立于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古父己卣的盖及器腹饰牛角形兽面纹，双角翘起，突出器表。^[21]除了伯矩鬲的腹部饰三组牛角形兽面纹外，琉璃河遗址黄土坡墓地251号墓出土的戈父甲甗、253号墓出土的圉甗的三足上部以及253号墓出土的父丙鼎的腹部也饰这种兽面纹。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铜甗中大都在足上部饰牛角形兽面纹。如1972年扶风县刘家村发掘的丰姬墓出土的甗^[22]，1976年岐山县贺家村发掘的第113号墓出土的一件甗^[23]，1978年凤翔县化园村出土的父乙甗^[24]，都在三足上部饰这种兽面纹。

图2 伯矩鬲盖拓片

伯矩鬲颈部六条扉棱间的龙形态一致，低首，首生双角，突目，张口向下，躯干为单体，直身，背上生出羽翅，尾上卷。龙纹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常作为主纹饰，饰于器物口下颈部，也有的作为次要纹饰饰于圈足上。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龙纹是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流行时间长的一种图像。《易·乾》：“飞龙在天。”^[2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水物也。”^[26]《管子·水地篇》：“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27]《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28]从这些记述中可知，龙是一种生于深水而又能飞于云天的怪物，形如鳞虫（即蛇），但体形大小、长短变化无穷。龙正因为具有如此玄妙的神力，在上古时代就被人们奉为神物，也成为青铜艺术表现的主题。旧时也称这种龙纹为夔纹，所谓夔纹是指一种有一足、二足或者省略了足的龙形的侧面图像，基本形态为张口，体躯伸直或弯曲，额有角（或称冠），尾部上卷或下卷。之所以称之为夔，是引用了古籍中“夔一足”的记载。《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攵，象有角、手、人面之形。”^[29]《庄子·秋水》：“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30]趻踔就是跳跃，可见夔也是一种形近于龙的怪物，只是只有一足。但从旧称作夔纹的图像看，并非皆只有一足，也有的有二足，或根本无足。亦有学者指出，商周时代描绘物象习惯用侧视方法，所谓夔的一足，实际仍是两足的侧视。因此被视为夔的图像应是龙形的侧面形象。从伯矩鬲表面的整体装饰看，可以说伯矩鬲是出土西周早期铜鬲中装饰最为华丽的一件。

三 铭文解读

伯矩鬲盖内及器身颈内壁各铸有相同的阴文铭文“才（在）戊辰，匽（燕）侯赐白（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尊彝”，盖内为4行15字，颈内壁为5行15字，铭文字数与内容相同，仅个别字的写法和行款字数有别，属于器、盖对铭的形式（图3、图4）。铭文释义为在某年某月戊辰这一天，燕侯赏赐了贵族伯矩贝币，伯矩用以铸造了这件青铜鬲，以此表示对其父亲戊的纪念。伯矩鬲铭文字数虽不多，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

（一）伯矩鬲铭文形式的问题

青铜器命名的原则是有铭文的器物先以铭文命名，没有铭文再按照器形命名。例如，伯矩鬲铭文中提到的“伯矩”就是这件器物的主人，可见伯矩鬲的命名是以器主命名。如果铭文中没有提到器主就以被祭祀的对象命名。伯矩鬲铭文中的“父戊”就是被祭祀的对象。“伯矩”中的“伯”表示排行，如“叔”等字；“矩”是私名。同墓出土的伯矩盘铭“癸伯矩”（图5），对此学者有不同观点。张懋镕先生认为“癸”是其族徽。^[31]曹淑琴先生认为伯矩铜器是癸国铜器。^[32]陈平先生认为是天干日名。^[33]“父戊”是“祭主日名”，是指该器主祭祀对象的日名，它是由一个表示祭主性别的“父”和表示祭主出生日天干的符号“戊”组成的。

图3 伯矩鬲盖内铭文拓片

图4 器身颈内壁铭文拓片

图5 西周伯矩盘

（二）有关伯矩作器的问题

伯矩所作的青铜器，1986年唐兰先生著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辑录19件。^[34]陈梦家先生统计了16件。^[35]李学勤先生依据《三代吉金文存》和《西清古鉴》统计共有13件。^[36]曹淑琴先生统计共有22件。^[37]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统计了6件。^[38]笔者依据《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统计共计17件，并列表如表1，以便查考。

表1所述伯矩器中《集成》：02456伯矩鼎和《集成》：00689伯矩鬲的铭文最长，另有11件器均为“白（伯）矩乍（作）宝尊彝”6字，有两件分别为“矩乍（作）宝尊彝”和“白（伯）矩乍（作）旅盉”5字，另一件为“癸白（伯）矩乍（作）宝尊彝”。其中13件为传世品，有鼎2件、甗1件、簋2件、尊1件、卣1件、卣盖2件、壶1件、盉1件、盉盖1件、盘1件；3件有明确出土地点，分别是1975年北京房山琉璃河251号墓出土的伯矩鬲、伯矩盘以及1974年辽宁喀左县山湾子窖藏出土的伯矩甗。^[39]《集成》：03533伯矩簋现为海外私人藏家的藏品，它和伯矩鬲在纹饰上可以算是伯矩器群中最华丽的两件。《集成》：09567原著录于《西清古鉴》卷八，名为伯矩尊^[40]，但实际器形是卣。这件器物出现在1967年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博物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出版的铜器收藏目录中，目录中将其标识为壶。不过书的作者也提到其他人士有将此器视作觯或卣的。此器有椭圆形圜顶盖，盖顶正中置一圆形捉手，椭圆形口，长束颈，最大径于下腹部，圜底，圈足外撇。盖面饰以兽面纹，兽面纹之间饰以长冠凤鸟纹，鸟首相对。肩部饰一周长冠凤鸟纹，其上、下饰以凸弦纹，腹部前后饰兽面纹，兽面纹左、右、下方各饰一鸟，圈足上饰省略变形兽面纹。馆藏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圉卣、作宝卣在器形、纹饰上与之有相似之处。书中在此器铸造技术的观察栏内提到器身颈部鸟纹饰带的两侧有两条垂直印记。如果原先是有提梁的卣，在18世纪清乾隆敕编古鉴著录时已无提梁，可见此器的改装是在此之前，很可能这件器的提梁在发现时已损坏，所以两侧残留的环耳部分被人锉磨干净，改变成了现在的形状。

（三）铭文中提到的贝

贝就是海贝。天然海贝被用作货币使用，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并不少见。我国用海贝作货币的起始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前后。商代早、中期贝币的使用日渐广泛，贝币开始获得最早的流通中主要货币的地位。西周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货币的作用更显重要。海贝仍然是重要的货币，青铜器的铭文以及考古发掘提供的实物资料都可以证明。伯矩鬲铭文提到“匽侯赐伯矩贝”，就是说燕侯赏赐给了贵族伯矩货币，因此伯矩用这笔钱制作了这件青铜鬲，但铭文中对燕侯赏赐贝币的数量没有提及。

（四）铭文中“用作父戊尊彝”

“用作父戊尊彝”就是伯矩为其父亲做器，这是加强宗法制度的具体体现。宗法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人维护、巩固和加强其内部统治的一种手段。核心就是严格的宗子法承袭关系。西周时代，王臣都是世官，靠祖先的荫庇获得地位和特权。他们在青铜器铭文和祭祀活动中，追述祖先的功烈，告祭自己的荣誉，都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宗族体系中的地位。

表1 《殷周金文集成》伯矩器一览

周人以蕞尔小邦灭了大邦殷商之后，殷人在人数上仍远多于周人，并且不甘心失败。迫于这种形势需要，周人不得不对殷遗势力采取措施以稳定局势。其中一项就是迁移殷商贵族的政策，一方面是把他们集中迁移到洛邑，另一方面是把他们分配给主要的姬姓贵族的封君。对被迁移和分配的殷商贵族采用安抚和监督的两手政策，殷商贵族依然有土地和奴隶，有的还取得较高的官职。从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出，燕国对顺从于己的殷遗族氏采取的主要是怀柔安抚政策，不仅保留其原来的族氏组织，允许其使用旧有的族氏徽号，而且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这样一方面可以拉拢团结他们，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些殷商贵族的势力来加强燕国统治者的力量。这些都是周王室制定的针对殷遗的政策的具体体现。253号墓堇鼎铭文说堇受燕侯之命赴宗周给召公送礼，说明堇是燕侯的亲信。鼎铭末缀有的族徽在商代铜器上常见，堇的祖先在商代有相当的地位。52号墓出土的复鼎、复尊铭文显示复多次受到燕侯的赏赐。《攀古楼彝器款识》记载，“同治丁卯（1867年）间，京师城外出土数器”^[41] ，计有爵二、觚一、卣一、盉一，其中的“盉一”即亚盉，铭文说亚也曾受到燕侯赏赐，其族徽为侯亚，其也是商代大族之一。“伯矩”所在的族氏在西周早期已经臣服于燕侯，并受到燕侯的重用。伯矩鼎的铭文说：“白（伯）矩乍（作）宝彝，用言（歆）王出内（入）吏（使）人。”唐兰先生解释为：“伯矩做这件宝器，用来宴飨王的出来进去的使者。”言就是音字，古代常通用，此处读为“歆”，《诗·生民》毛传：“歆，飨也。”《国语·周语上》：“王歆太牢。”^[42]由此推想伯矩是燕国的行人之官，掌管迎接周王使者，其身份的重要性不难想见，他能制作很多精美的青铜器。

从伯矩鬲铭文也能看出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比商代晚期有了显著发展。这一时期的铭文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铭文资料，可以证信古史，补苴史书的缺佚，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历史、上古语言文字和古代书法艺术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变化是和周初的政治形势相关联的。周人灭商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便尽力加强礼制建设。作器铸铭，本质上也是礼的体现。他们制作大量的青铜礼器，铸以长篇铭文，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记述周王锡命，传遗子孙后代。从伯矩鬲铭文也能看出这一阶段金文的特点，布局不够规整，竖成列而横不成排，字大小不均匀，书写气势较为豪放，笔画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首尾出锋，笔捺有明显的波磔。

四 工艺解读

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主要采用的是块范法（或称模范法）。以铸造青铜容器为例，先制成预铸器物的模型，模型在铸造工艺上也称作模或母范；再用泥土敷在模型外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铸型组成部分，脱出的部分在铸造工艺上被称为外范，外范要分割成数块，以便从模上脱下；此外还要用泥土制作一个体积与容器内腔相当的范，此范通称为芯，也称心型或内范；然后使外范与芯套合，中间的空隙即型腔，其间隔为预铸器物的厚度；最后将熔化的铜液注入型腔，待铜液冷却后，除去外范与芯就得到了所预铸器物。模与范的关系，一般很容易理解成有什么样的模就能做什么样的范。其实不然，就伯矩鬲来说，兽角翘起的角尖部分如果塑成模，从模上是不能脱范的。模上没有翘起的角尖。其制作方法是在模上翻出无翘起角尖的范后，再在范面上用如小扁锥式的成型工具接着范面的纹饰部位斜着扎入范中，拔出工具就成了翘起部位的型腔。正是由于这样的工艺手法，凡是有角尖翘起造型的铜器，其翘起的部位大多为无纹饰的素面。

五 结语

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首都博物馆唯有伯矩鬲入选，其地位可见一斑。伯矩鬲是伯矩器群中的翘楚，更因其独特的造型及装饰艺术被誉为“最美铜鬲”。盖钮立体的写实牛首与盖面、器身牛首形兽面纹遥相呼应，彰显了燕国青铜文化的审美追求与高超的制作水平。

[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第31页。

[2]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62页。

[3]《尔雅》，《续修四库全书》第1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2页。

[4]邢昺：《尔雅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60页。

[5]陆佃：《尔雅新义》，《续修四库全书》第1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90页。

[6]《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台海出版社，1997，第915页。

[7]《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第五》，中华书局，1962，第1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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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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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三秦出版社，1994，第39页。

[14]《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文物出版社，1997，图版190。

[15]王寿芝：《陕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博》1988年第6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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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胡智生、刘宝爱、李永泽：《宝鸡纸坊头西周墓》，《文物》1988年第3期，第22页。

[21]《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文物出版社，1997，图版190。

[2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0，第60页。

[2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0，第18页。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0，第175页。

[25]《周易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7册，齐鲁书社，1997，第744页。

[26]《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十六《昭公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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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庄子》，中华书局，2016，第262页。

[31]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说》，《考古》1995年第9期，第838页。

[32]曹淑琴：《伯矩铜器群及其相关问题》，《北京考古集成》第3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740页。

[33]陈平：《北京出土征集拣选青铜器的铭文》，《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5期，第80页。

[34]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第100～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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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李学勤：《纹饰奇特的伯矩簋》，《收藏家》1994年第5期，第41页。

[37]曹淑琴：《伯矩铜器群及其相关问题》，《北京考古集成》第3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739页。

[38]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Library Journal IIA（1991）：147，2.3.6.

[39]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殷周青铜器》，《文物》1977年第12期，第24页。

[40]《西清古鉴（上）》，《摛藻堂景印四库全书荟要》第157册，世界书局，1985，第232页。

[41]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续修四库全书》第9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1页。

[42]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