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

王江

时代：元（1271～1368年）

尺寸：通高63.8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17厘米

出土信息：1972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豁口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

1999年4月8日中国邮政发行一套“中国陶瓷——钧窑瓷器”系列邮票（图1），集中反映了钧瓷的艺术成就和发展面貌，其中第四枚便是本文要介绍的元代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图2）。此件器物器型高大，造型别致美观，釉色鲜丽，是元代连座瓶中的代表作，更是元代钧瓷中的珍品。

一 出土情况

这件元代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出土于元大都遗址。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组成的元大都考古队，在北京新街口豁口迤西明清北城墙下的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进行发掘。这件元代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就发现于这一遗址中，遗址出土了建筑构件、生活用器、用具等。由于该遗址压在明代城基下，当初修筑明城墙时，即遭严重破坏，房屋建筑早已无存。^[1]在所出土的诸多器物中，尤以最为精美，共为两件，局部造型装饰稍有差异。

图1 “中国陶瓷——钧窑瓷器”系列邮票

图2 元代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

二 主要特征及工艺技法

此件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艺术特征和工艺技法都十分难得，无论型、釉、饰、胎、烧成工艺和使用功能都非常有特色，以下从几方面入手做深入分析。

（一）器型

此瓶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为瓶，下为座，瓶座相连。花口，颈间附对称的摩竭形双耳，腹部前后两面雕贴对称的虎头铺首衔环，虎额有黄釉“王”字。瓶座镂空，座为五壸门，门间为扁柱，柱外起扁突棱，每门上端有一力士，柱棱上端各有一突出兽头，呈五兽驮负宝瓶形状（图3）。这件器物高大的器型体现了元代钧窑瓷器的主要特点。因元代钧窑瓷器在体量方面突破了宋代钧瓷的大小方圆之制，器型硕大、厚重，与宋金时期的钧窑瓷器相比给人以壮硕、粗犷之感。由于此器较高，烧制中容易变形，故成型的器物极少。且在元代钧窑器型多为日用器的时代背景下，双耳连座瓶这类大型陈设器就更显珍贵了。

这件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高大中透出灵巧，庄重中显出秀美。

（二）釉

此瓶通体施天蓝釉，在青蓝色的釉上又有意涂上一层铜红釉，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使器身呈现多处不规则的紫红、蓝褐彩斑，釉色艳丽明快，使器物显得精美含蓄、流光溢彩。钧釉中的紫色十分珍贵，有“红为最，紫为贵，月白天青胜翡翠”之说。古人曾有诗赞美钧窑釉色曰：“夕阳紫翠忽成岚。”民国时期，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写道：“唐宋人尚青，明清人尚红，近日西商则重紫，均窑紫器一枚价值万金……”^[2]而此件器物也因铺首和座上的那一抹紫红而显得更加珍贵。

图3 元代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

钧窑瓷器以五彩缤纷的窑变和色彩无双而著称。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钧窑瓷器的出现结束了中国陶瓷早期“南青北白”色彩较为单调的局面。钧窑瓷器源于河南省鲁山县段店等窑场，工匠们在黑釉、褐釉、茶叶末釉上施以呈色不同的釉料，经过高温烧制，终于出现了灰蓝色、乳白色的大块彩斑和流纹，这便是唐代的花瓷，也就是唐钧。

到了北宋时期，工匠们在唐代花瓷工艺的基础上，在天青釉中加入铜，利用还原性气氛成功创烧了高温铜红釉。铜红釉的创烧成功表明当时窑工对铜元素在不同气氛下的呈色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为明清景德镇窑烧制出极具艺术美感的釉里红彩绘、祭红釉、鲜红釉等多种红釉瓷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4 元代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局部

（三）装饰

此瓶的颈部两侧装饰有摩竭形双耳，摩竭为佛教中的一种神鱼，龙首鱼身，有吉祥、辟邪之寓意。瓶身腹部前、后两面贴塑“虎头”铺首（图4），兽额有“王”字，但因为钧釉施釉较厚的特点，我们看到的兽面形象不是很清晰。瓶座镂空，呈五兽驮负宝瓶形状。这符合元钧瓷一般光素无纹的特点，炉、罐、瓶等立器有的采用模具贴花或堆塑纹饰，纹饰模糊不清以及堆贴镂空装饰也表现了元代钧窑瓷器的特点。

（四）胎

钧瓷的胎质按其断面颜色，一般可分为灰、灰黑、灰白三种。灰色为钧瓷的基本胎色。钧瓷采用禹州当地原料配制泥料，泥料中含有铁，铁在还原气氛下，就会使胎色发灰。这件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露胎处呈灰色，与釉结合致密，胎体较为浑厚。一般而言，元钧窑瓷器的杂质较多、胎骨厚重，相较宋钧有粗松之感，釉薄的地方露胎，能看到瓷胎上的工艺痕迹，如刀痕和轮指。此器从胎质看，一如釉色的表现，是元钧中上乘之作。

（五）烧成工艺

首先，元代钧窑烧制时已放弃了使用支钉等支具。宋代钧窑瓷器的烧成工艺特点多为满釉支钉烧制。而元钧的烧成工艺特点有：施釉一般不会一直到底，圈足宽厚外撇，底足会有露胎，底心也有露胎，足内胎面常留有尖状痕迹。这种现象说明元代钧窑的烧制不再使用支钉工艺，而是采用器足直接接触窑具并承重的方式，为了防止流釉造成粘连，因此才施釉不到底。这件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施釉未到底，底足有露胎，这符合元钧的烧成工艺特点。

其次，较好地掌握了控制窑炉烧制气氛的方法。钧窑瓷器只有在烧成过程中合理地控制火焰的变化，利用氧化和还原气氛，才会由同样的釉料釉色而产生深浅不一的窑变色彩，因此钧窑被称为“火的艺术”，过去有“三分做，七分烧”之说。此件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的发色典雅优美，表现了高超的窑炉气氛控制能力。

最后，根据考古人员对宋、元时期窑址的发掘结果，可知元代的窑炉规模比宋时有所扩大，并且采用直径达1米多的石磙进行原材料的加工，使南北技术相互交融，促进了陶瓷制造业的发展。

（六）使用功能

根据钧窑遗址考古发现和对现存古钧瓷的研究，钧瓷器物功能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日用器，二是陈设器。此器属陈设器。元钧产品中生产得最多的是百姓日用器，如碗、盘、碟、钵、盆、瓶、罐、香炉等；但是元代钧瓷中产量稀少且最具特色的还当数瓶、炉等造型的陈设器，如玉壶春瓶、葫芦式瓶、带盖式梅瓶及元代特有的连座大瓶等，这与宋代钧瓷多生产寓意权贵的陈设器不同。

三 元代钧窑瓷器的特征

钧窑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名瓷，以品种繁多、造型独特、 釉色瑰丽而闻名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铁等金属元素，产生窑变，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纹饰不规则的开片、蚯蚓走泥纹也是美得无可取代。

钧窑在元代形成了一个较庞大的窑系。在宋代后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争不断，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中原名窑的窑场被战争摧残殆尽。但是钧瓷非但没有衰落，钧窑炉反而遍地开花，并且窑场主要分布在北方，以河南禹州神垕为代表的钧窑系，由河南至河北再到山西，更远至内蒙古等4个省份27个县都有。而且其窑炉规模比宋时有所扩大，在窑炉和原料加工设备上还都有所更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中国陶瓷史》说：“钧瓷的烧造虽始于北宋，但钧窑之形成一个窑系，主要在元代。”^[3]究其原因，主要是钧窑瓷器在元代成为民间最常用的生活用具，大量的需求促进了钧瓷的生产。

元代钧瓷与宋金时期的钧瓷比较，胎体相对粗糙，胎质粗松，底心多露胎且有明显凸起的鸡心点，釉面多气泡和棕眼，光泽较差。元代钧釉多数为窑变彩斑釉，釉色单一，仅见天青、天蓝两种，施釉不到底，青蓝色釉面没有宋钧那样的滋润，相对而言比较粗放且流动性稍大，有紫红色斑块的也没有宋钧那样的层次分明和韵味十足，而稍显呆板。然而元代毕竟处于一个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的时代，元钧打破了“九五之尊、钧不过尺”的皇家御规，与宋金钧窑瓷器相比较胎骨厚重、器型较大；并且采用了贴花、镂空、堆雕等装饰艺术，还形成了“泼斑施釉”的釉色特点，形成了钧瓷粗犷大方、秀雅古朴、明快新颖、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确立了其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历史地位。

图5 元代钧窑连座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同类器物，除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出土的这一对外，现仅见两件。内蒙古博物院藏有一件钧窑摩竭耳连座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钧窑连座瓶（图5）。两瓶均为1970年出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太平庄乡白塔村（元代丰州城遗址），高度均为58厘米，器型略小于首都博物馆藏品。

纵观整个元钧的生产，它在宋、金钧瓷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它不但为丰富和发展钧瓷的装饰性做出了新的贡献，而且使宋代宫廷御用珍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广大民众所喜爱的日常用品。元代末期，钧窑的生产在北方已逐渐衰落，但由于其历史的影响，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仿钧又悄然兴起，并在仿烧中创出新的釉色品种。

综上所述，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元代钧窑天蓝釉花口双耳连座瓶是元代钧窑瓷器中十分少见的陈设器，是现已知的同类器物中体量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其与同时出土的另一件相比，在器形、胎体、釉色、烧成工艺等方面都略胜一筹，是难得的考证元代物质文化以及市民生活中居室陈设与审美情趣的物质遗存。

[1]苏天钧：《北京考古集成》第6册，北京出版社，第441页。

[2]刘子芬：《竹园陶说》，民国十四年刊本，北京燕山出版社重印本，1993。

[3]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