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簋

于力凡

时代：西周中期（前10世纪中叶～前9世纪中叶）

尺寸：高22.5厘米，口径25.7厘米，底径22厘米

首都博物馆馆藏传世青铜器之最，当数西周班簋（图1）。班簋是北京地区发现的具有极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一件文物，不仅器形、纹饰独特，而且铸有197字铭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加之坎坷曲折的经历，使其更显珍贵。

一 发现及修复经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地区大量古旧图书、文物古董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为了抢救和保护文物，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成立，小组成员奔赴各处拣选文物。自1966年至1981年，北京拣选出来的铜器有近百吨之多，有不少体量很大的铜佛像、铜钟，还有体积小却数量大的铜钱。1972～1981年，拣选出较好的文物达800多件，级别很高的有59件。^[1]1972年6月的一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呼玉衡、华义武师徒又来到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有色金属供应站拣选文物。华义武先生回忆，他们从早上9点开始拣选，到中午12点多，从废铜堆中发现了三块铜器残片，一块是器壁，一块是带有铭文的器底，还有一块是器足。他们凭经验初步认为这应是重要的青铜器。又经过青铜器鉴定专家程长新先生仔细查看纹饰和部分铭文，认定它是一件西周时期的有铭铜器。于是大家又在废铜堆仔细翻找，终于找到了器物的口部、腹部、耳部等残片。经过认真对接、辨认铭文，最终确定这件文物是西周时期的班簋。此事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更是十分激动。他在1935年就曾将班簋收录于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书中，但是当时并未见到实物。郭老为之又撰写了《班簋的再发现》一文，发表于《文物》1972年第9期，论述其内容与价值。

图1 西周班簋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专家霍海峻先生回忆，当时班簋勉强能够拼出多半个器身，器身上兽面纹尚可识别。四高足均折断，仅能拼接出一个，四兽珥只有一个较完整，器底有一裂口，变形错位。所幸的是铭文基本完整，只是第2行第4字有小洞，第11、12行第2、3字均残缺多半个字。另故宫博物院赵玉中先生回忆，为了重现班簋的风采，1973年夏季，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两位同志将班簋残片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时任厂长蔡瑞芬将任务交给了赵振茂先生。赵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曾经修复过众多珍贵青铜器。由于班簋残损严重，修复较为复杂，主要经过七个过程。第一，拼对。将残破碎片对正位置，并做标记。第二，整形。此件簋的铜质比较好，弹性较大，采用顶压法矫正变形的底部，使其平整。第三，补配。为了保证修复质量，采用翻模铸铜补配。器身所缺部分用残存原器做母范，采用砂箱造型，铸造出相应的一半。器足采用石膏红砖粉模具造型，经焙烧后铸造。第四，修整錾花。先将配片毛坯锉光、刮亮，然后粘在錾花胶板上，用錾子将纹饰錾刻清晰，与原器纹饰风格相一致。第五，焊接。首先把断口锉成坡形焊口，花纹、铭文处要锉背面，以保持纹饰、铭文的完整，然后依次用焊锡焊实。第六，修型錾字。用锉把焊口处锉平、磨光。花纹连接处用錾子沟通，使纹饰连成一体。器底两洞用锡补平、磨光。依据《西清古鉴》的铭文将5个残字摹写在补锡处，用錾子刻出，使字体一气贯通。第七，做旧。先将新补配的器身、兽珥、器足等部分用酸液腐蚀得无金属光泽，用水冲净，然后将焊道及坑凹处用与周边色泽相似的漆腻子填平，干后磨光。再根据班簋地子颜色调配相应的深浅墨绿硝基磁漆，采用以笔描画、喷点、渲染、套色诸手法做出色彩一致的地子。第八，用虫胶清漆调配各色矿物颜料，做出各种色泽的锈片。经过专家的精心修复，尊贵、典雅的班簋得以再现原貌，并最终入藏首都博物馆。1982年夏，在首都博物馆（当时以孔庙为馆舍）举办的“北京市拣选古代青铜器展览”中展出班簋。2004年底，正逢首都博物馆新馆展览紧张筹备之际，为了能让世人在新首都博物馆看到班簋的风采，博物馆又请来文物修复世家传人、文物修复专家贾文熙先生对其做进一步修复。此次贾先生使用了超声波洁牙机等高科技设备为班簋清理有害锈，再用锌粉修补。

二 器形、纹饰、铭文分析

（一）器形、纹饰的特点

口微敛，折沿，方唇，鼓腹略下垂，腹部置四个半环状兽首耳，矮圈足外撇，四耳下的钩状珥外各续接一内卷象鼻足，将簋身悬起。口沿下饰两道平行凸弦纹，其间饰以涡纹，腹部以每耳为中心饰以四组阳线兽面纹。有关青铜簋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宋至清乾嘉时期。这一阶段对簋类器缺乏统一认识，定名混乱。宋代《考古图》《续考古图》《博古图》三图录中将金文中出现的字释为“敦”，将铸有“某某作尊彝”或“作宝尊彝”铭文的器归为“彝”类。《考古图》和《续考古图》还将没有自铭的无耳盆式簋并入“尊”属。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西清四鉴”仿宋人《考古图》《博古图》体例，因此有关铜簋的定名遵循旧说。第二个阶段是清嘉庆年间至民国时期。嘉庆初年钱坫著《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始指出金文中的即为文献中的“簋”字。钱坫之后，黄绍箕作《说》，从文字与器形两方面论证，不仅证实了钱氏为簋之说的正确，而且纠正了钱氏盨为簋之说的错误。1935年容庚所著的《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从出土器数与名辞上肯定了黄绍箕的观点，并为其做了补证。容庚在《殷周礼乐器考略》中还从簋的用途，作器的缘故，簋的形状、名称及铭文位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补充。第三个阶段就是1949年至今。随着考古材料的日渐丰富，对青铜簋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研究成果丰厚。

一般认为簋主要是盛放黍稷的粢盛器。《仪礼·公食大夫礼》：“宰夫设黍稷六簋与俎西。”^[2]此外铜器铭文中也有记载，如伯句簋铭：“白（伯）句乍（作）宝簋，其朝夕用盛（稻）、粱，其用享于尹人倗友。”^[3]伯绅（）簋铭：“白（伯）伸（）乍（作）宝簋，其朝夕用盛粱、（稻）、，其用飤正、御史、倗友、尹人，其用匃眉寿万年。”^[4]说明簋既可以盛放黍稷，也可以盛放稻粱。从考古发掘中发现，铜簋可能还兼有盛放肉食、温煮加热等功能。出土的铜簋中常有兽骨等盛装物。某些铜簋器底带有烟熏火烧的痕迹，可能曾经用来加热食物。但是和鼎、鬲、甗等真正意义上的炊器不同，簋仅仅是在特定场合下，为了保持食物的温度，简单加热温烫的用器。

西周早期簋的变化比较显著，流行兽首双耳簋，有的耳圈较细，垂珥呈钩状，有的耳圈粗壮，方珥长垂，兽首亦多变化。商代流行的无耳深腹盆形簋成康以后被淘汰。而商代兴起的方座簋，早期前段最为流行，同时还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四耳簋。所谓方座簋，就是将簋和禁连铸在一起，通常是双耳方座簋，也有四耳方座簋。如武王时期的利簋、天亡簋，成王时期的德簋、叔德簋、伯矩簋，昭王时期的过伯簋、令簋，以及宝鸡竹园沟、茹家庄出土的几个方座簋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还兴起一种高足簋，就是为了抬高簋体，有的将四耳的珥延伸成四足，将簋体悬起，有的在圈足上再加三个或四个较高的支足，有的支足呈卷鼻象首形，有的呈圆柱形，有的呈立体兽形，不一而足。簋的形式多种多样，就器耳来说可分为有耳和无耳两类。在有耳的青铜簋中，绝大多数是一对对称的双耳，四耳簋发现得不多，据不完全统计，现今存在于世的只有十数件，加上图书著录的也不过30件，其中有确切出土记录的为7件，国内外馆藏的合计9件，其他的仅见于各类图书著录。^[5]四耳簋虽然发现得不多，器形却很丰富。按四耳簋最下部特征分类，大体可以分为圈足、方座、附足三类。班簋此型器目前所见仅3件，除班簋外其他两件真器不存，只有著录中的线图可见。一件为周瞿鬲（瞿簋）^[6]，另一件为周毛伯彝（毛伯簋）^[7]。至于《西清古鉴》所著毛伯彝和班簋是否一件器物，后文另述。梁彦民先生认为四耳簋是西周初年出现的，主要流行在西周穆王以前，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且为周人、商人后裔及其他方国的高级贵族共同使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青铜簋。

班簋的器形和纹饰都比较特殊，目前还没有完全相似的器物可供比较，所以学者对这方面的情况相对来说讨论得较少。班簋形制与考古发掘出土的张家坡198号墓簋^[8]、山东招远齐中簋^[9]属于同一类别，与传世的臣辰父乙簋^[10]较为相似，都是从环耳下端直接延伸出四足，只是班簋的足较细。班簋与传世的伯簋^[11]非常接近，二器都是四耳下接垂珥，四珥向外延伸为象鼻形四足，器身也都是束颈鼓腹，唯一的区别是班簋四足象鼻向内卷曲，而伯簋是向外卷曲。伯簋口下饰分尾小鸟纹，腹饰简化的兽面纹，圈足饰斜角目雷纹，有铭文三字“伯作簋”，是西周中期偏前穆王时期的器物。班簋如果除去四足，器身又与邢侯簋、臣谏簋非常接近，两器的年代大致在昭王世及穆王初。^[12]班簋的纹饰很有特色，纹饰为阳线，颈部一周饰16个涡纹，上下界以弦纹，腹部饰四组兽面纹。兽面纹很有特色，以耳为中心向左右对称展开，作分解状，额部为一斜方钉饰，额上为一牌饰，牌饰上有对称的双爪形花纹，兽面无身，两侧有云形纹。相同的纹饰见于员所作的尊、卣^[13]、觯^[14]等器。与1975年陕西扶风县召李村一号周墓出土的伯卣纹饰也极其相似。^[15]另外，1966年陕西岐山县贺家村西壕周墓出土的尹丞鼎^[16]，腹部兽面纹也是这种式样。

（二）铭文研究

1.研究概况

铜簋的器腹内底平坦，便于铸造长篇铭文。班簋是西周前期的重器，不但形制较为特殊，而且铭文记录了重要史实，因此引起了自清代以来许多金文研究家的重视。对于班簋铭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班簋原为清宫旧藏，收录在清乾隆时期编撰的《西清古鉴》卷十三中。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十三也收录了班簋铭文。不过二者的录文有些出入。第二，自清末至1972年班簋残片从废铜中拣选出之前，对班簋铭文的考释颇多，如刘心源、吴闿生、杨树达、郭沫若、容庚、于省吾、吴其昌、唐兰、陈梦家等先生都曾经专文或在各自论著中考释过班簋铭文。第三，1972年拣选到此器的残余至今，器虽残但口部、腹部、耳部、足部都还在，铭文部分也大致完好，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新资料。这一时期成果最为丰富。首先，郭沫若、唐兰先生对班簋继续研究。其次，黄盛璋、马承源、李学勤等先生对班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另有不少学者对班簋进行了续考、补论和补释。

2.铭文释文

班簋铭文共计20行197字，第16行和19行各为11字，第20行为5字，其余每行为10字（图2）。今将释文依行款录于下。

隹（唯）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

王令（命）毛白（伯），更虢（城）公服，（屏）

王立（位），乍（作）四方亟（极），秉緐、蜀、巢

令（命），易（锡）（勒），咸。王令（命）毛公以

邦冢君、土（徒）、驭（御）、人伐东国

戎，咸。王令（命）吴白（伯）曰：“以乃

（师）左比毛父。”王令（命）吕白（伯）曰：

“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命）曰：

“以乃族从父征，（出）（城），卫父

身。”三年靖东国，亡（无）不成尤，

天畏（威）不（丕）畀，屯陟。公告厥事

于上：“隹（唯）民亡拙才（在）彝，昧天

令（命），故亡（无）。允才（哉）显，隹（唯）敬德，亡（无）

（攸）违。”班拜稽首曰：“乌乎（呜呼），不（丕）

（朕）皇公，受京宗懿釐（厘），毓

文王，王姒圣孙，（登）于大服，广

成厥工（功），文王孙亡（无）弗（怀）井（型），

亡（无）克竞厥剌（烈）。班非敢觅（抑），隹（唯）

乍（作）邵（昭）考爽益（谥）曰大政。”子子孙

多世其永宝。

对于铭文，郭沫若先生在《班簋的再发现》中已经指出：“簋铭颇长，一百九十余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行文颇缴绕，特别在后半段，脉络不容易理清。有少数文字也有问题。因此，对于器的年代与铭文的意义，释者颇有异说。我自己在《大系》中的考释也未尽妥帖。”^[17]

本文综合诸家观点，现将铭文所述主要事情尽可能客观地直译出来：“八月初吉期间，在宗周，甲戌这一天，周王册命毛伯接任虢城公的职位为毛公，护卫王位，作天下的表率，同时掌管繁、蜀、巢三个方国的政令，并给予了毛公赏赐，册命完毕。周王命令毛公率领封君及其部族等征伐东部地区叛乱的部族，命令完毕。周王命令吴伯说：‘率领你的军队从左方辅助毛公。’周王命令吕伯说：‘率领你的军队从右方辅助毛公。’周王派人告令班说：‘率领你的族人跟随毛父出征，出城之后负责保卫毛公的人身安全。’三年之后东国平靖，天威广被，毛公班师回屯于陟地。毛公向上天祭告其事：‘东国之民不明白上天的旨意，所以灭亡了。因此只有敬重德行才能无所违失。’班拜手稽首说：‘毛公曾受到天子宗庙所赐的美好福佑，作为文王和王姒的睿智的子孙，升任要职，大成其功业。文王子孙无不思慕并以他为效法的典型，没有人能与他显赫的功业相比。班不敢隐没毛公的功业。班请于大臣，为其父作谥。’希望子孙世代长久珍爱它。”

3.铭文涉及的人物关系

图2 班簋铭文拓片

铭文可分为两大部分，前面一部分叙述王赐命毛伯接替虢城公的职位为毛公及毛公受命与吴伯和吕伯伐东国的经过，后面一部分从“班拜稽首曰”起，则是班对毛公的颂辞和说明铸器的原因。铭文牵涉众多人物，单毛姓就有毛伯、毛公、毛父。近现代学者对班簋铭文涉及人物及时代存有异说，主要有成王时期说、昭王时期说和穆王时期说。清人梁诗正等人编纂《西清古鉴》时认为“毛伯、毛公、毛父实一人也”^[18]，并推测班簋为成王时器。郭沫若、陈梦家先生也将班簋定为成王时器。清人刘心源认为毛伯、毛公、毛父本同一人，班为毛伯名，并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帅师伐犬戎”，判断“毛公班于成王时尚未生也”，改定班簋为穆王器。^[19]于省吾、杨树达先生也持有此观点，他们依据的是《穆天子传》。郭沫若先生认为毛伯、毛公、毛父和班不是一人，但他将“”解释为虢城公即虢仲。唐兰先生解释“令”为派人告令是正确的。也有学者对此做过专门论述。^[20]他也把班簋定在穆王时，不过他认为毛伯是毛公的长子，毛公是毛伯班之父，把毛伯与毛公分为二人。黄盛璋先生最初把班簋定在昭王时^[21]，后又改为穆王时^[22]。

根据上述铭文翻译，全铭的人物关系已很清晰，虢城公独为一人，即将卸任；毛伯受王命为毛公；毛公受王命出征；吴伯、吕伯、班受王命随毛公出征。毛伯、毛公、毛父、皇公、昭考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称谓，班不一定是毛公的儿子，也可能为其同族的子辈。这样解释在情理上和文法上都能说通，而且作器者班和毛公的关系也比较清楚。现从形制、纹饰和铭文能够判定班簋为穆王时器，但作器者是否《穆天子传》中的毛班则需要更充分的证据。因为《穆天子传》虽出于魏国墓，但毕竟为战国作品，书中记穆王周游天下，所涉及多为战国时所知的地理知识，为之附会，很难据为信史。郭沫若先生曾反对利用《穆天子传》和《今本竹书纪年》两本书就得出班簋的班就是书中的毛班的结论。

4.铭文形式特征

西周青铜器金文可以分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分期中的西周中期，在时间上指穆王至懿王时期。本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穆王时期，第二阶段是共王至懿王时期。本期金文有以下特点。第一，本期绝大多数铭文没有族氏名号，只有极少数铭文后铭有族氏名号。第二，多数字的笔画已为头尾均匀的线条，但仍有少数字的点画存在粗肥现象。字的个体外缘多作正方形。文字上残存的图像痕迹，在这一时期开始变为线条化的符号。第一阶段“王”字下部仍显肥硕；“宀”头作锐顶耸肩，两侧略有弧度；“其”字头上仍作平笔；“贝”字下两笔或在内或移在左、右两笔的顶头；文王、武王专用字仍在使用。第二阶段“王”字下部肥笔不明显，或者消失；“宀”头均作弧肩圆折；“其”字顶上的两笔向两边斜杀；“贝”字下左、右两笔移到外边，或封口或不封口；文王、武王专用字不再使用。第一阶段铭文还比较接近早期的波磔体，许多铭文还保留肥笔和首尾出锋的现象。第二阶段铭文则完全脱离了早期的端严谨持的作风和凝重遹奇的气氛，逐渐形成了一种笔道柔和、字画圆浑的风格。第三，在章法布局方面，点画线条化，从而使文字个体工整化，也为整篇铭文竖成行、横成列、四边整齐提供了基础条件。第四，文辞格式。①某乍某某器名。②隹某年某月月相干支纪时，在某地，廷礼册命，蔑历，赏赐，答谢仪式，乍某某器名，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以上各部分可繁可简。第一阶段铭末用语一般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也有“永宝兹刺”“永宝兹休”之类。第二阶段有的在“永宝用”之后加上“享”字，同时出现“世子孙”“世孙子”等短语。③不涉及赏赐的长篇纪事、纪言体。④不涉及赏赐的长篇约剂。综合上述特点，班簋铭文属于西周中期第一阶段即穆王时期。

三 班簋与《西清古鉴》毛伯彝、故宫瓷班簋

《西清古鉴》始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成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共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卷十三所著录的周毛伯彝，即班簋（图3）。原器不知何时何地所出，因其首次著录于《西清古鉴》，可见至少在乾隆二十年前其已入藏清宫。出土时当亦残破，献入清宫时经过修理，将间隔于兽面纹中的纹，上加“”形，下加“”形，形成“寿”字。大概是此器入宫时正值某位皇帝寿辰，所以为之以示祥瑞。而后纂修《西清古鉴》时，画师则依原器临摹绘图。故宫所藏瓷班簋是清代御窑厂乾隆时期烧造的瓷质仿古彝器之一（图4）。瓷班簋直口，方唇，束颈，椭圆体，浅腹，半环状兽首双耳，腹内底下凹，假圈足，器腹和假圈足外壁附四个内卷象鼻足，足将簋身悬起。外腹上部饰凸起的涡纹一周，腹部以每耳为中心饰两组阳线兽面纹，兽面纹之间饰“寿”字。除腹外底施浅黄褐色釉，通体以茶叶末釉为底，釉间缀洒古铜绿色微凸起的釉斑。铭文位于器外底。经过比较，可以看出瓷班簋是以《西清古鉴》所载的毛伯彝为蓝本烧造的，王光尧先生在《乾隆瓷班簋》一文中做过专门论述。

图3 《西清古鉴》周毛伯彝

对比新出土班簋与《西清古鉴》毛伯彝和瓷班簋，最明显的差异是新出土班簋纹饰上无“寿”字。唐兰先生认为新出器与《西清古鉴》著录器不是同一器，而是器形、纹饰、铭文相同的不同器。其理由是清宫旧藏之器，均经过打蜡处理，使其不再生铜锈，古玩商称其为“熟坑”。而此新出之器，并未打蜡，即商人所谓“生坑”。可见此器非清宫一器。凡做簋，都是偶数，如二簋、四簋等。周代以此类彝器作为家世宝藏的重器，但由于子孙分析旧藏，以及嫁女、赠礼等，各器物可能有分散，所以常不在一时一地出土。^[23]唐兰先生从班簋为生坑器，不符合清宫旧藏器皆上蜡为熟坑器的惯例出发，又根据周代列鼎、列簋制度，同列器除大小不同外，在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一般不存在大的差异，认为班簋是列簋中的另一件。目前多数学者赞同此观点。

四 结语

对于班簋的年代主要有成王时期说、昭王时期说、穆王时期说。诸家观点的依据都是铭文内容，未有关注实物。本文从班簋的器形、纹饰、铭文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肯定班簋是西周穆王时期器物。班簋铭文整体脉络清晰，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对西周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有的字、词、句古奥难懂，诸家说法不一，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图4 乾隆瓷班簋及底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田明洁 摄）

[1]郭京宁：《“文革”中北京抢救文物的几件事》，《当代北京研究》2012年第2期，第38页。

[2]《仪礼注疏》卷二十五《公食大夫礼第九》，《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第2338页。

[3]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39页。

[4]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3页。

[5]梁彦民：《西周时期的四耳青铜簋研究》，《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第75页。

[6]《西清古鉴（下）》，《摛藻堂景印四库全书荟要》第158册，世界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60页。

[7]《西清古鉴（上）》，《摛藻堂景印四库全书荟要》第157册，世界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60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151～152页。

[9]李步青、林仙庭、杨文玉：《山东招远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7页。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图像A230。

[11]《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文物出版社，1997，第41页。

[12]彭裕商：《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第149页。

[13]唐复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中华书局，1993，图版280、324。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图像A526、A527。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文物出版社，1980，图版32。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80，图版153。

[17]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第3页。

[18]《西清古鉴（上）》，《摛藻堂景印四库全书荟要》第157册，世界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60页。

[19]刘心源：《古文审八卷》第五卷《毛伯彝》，光绪十七年嘉鱼刘氏龙江楼刊本。

[20]李义海：《班簋考续》，《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41页。

[21]黄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第78页。

[22]黄盛璋：《西周征伐东夷、东国的铜器年代地理及其相关问题综考》，《河洛文明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第308页。

[23]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