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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青玉龟游荷叶玉饰
闫娟
时代：金（1115～1234年）
尺寸：长10厘米，宽7.4厘米，厚0.4厘米
出土信息：1980年出土于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米粮屯村乌古论窝论墓
金代玉器承辽宋余绪，既有反映民族用玉特点的“玉屏花”与“玉逍遥”[1]、春水玉及秋山玉，也有带有中原风格的玉器作品。从目前考古出土的金代玉雕作品来看，女真族喜爱的花鸟纹饰较为常见，全国范围内有20余件套带有花鸟纹饰的玉雕作品。唯有这一对龟游荷叶玉饰题材较为特殊，此对玉饰件出土于有明确纪年的金代贵族墓葬之中，龟游荷叶寓意吉祥长寿，且在一件玉饰之上采用多种玉雕技法，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因此，此对玉饰出土之后，就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同时也是首都博物馆馆藏重要文物之一。
金代青玉龟游荷叶玉饰（图1）为一对，为由一块玉料对剖制成。青玉质，玉质温润细腻，抛光极佳。椭圆形，以浮雕、透雕技法琢出荷叶、茨菰及水草纹，以单阴线刻出荷叶的叶脉。两荷叶中心各高浮雕一小龟，两只小龟头尾及四肢均伸长，似正于荷叶上嬉戏，以双阴线琢出六角形龟甲，玉饰背面以简练的刀法雕出植物的枝梗。此对玉饰琢制精细，构思巧妙，将龟游弋在荷叶之上的图画表现得极为生动，且富有灵性。
关于这对玉饰件的用途，我们之前一直称其为“龟游佩”，然此对玉饰件相比于一般的配饰要大和厚重，且饰件上无明显可供穿系的孔洞，所以这对玉饰件应该并不是佩饰；且而饰件两面都有雕刻工艺，推测其用途可能是一对镶嵌装饰品。
图1 青玉龟游荷叶玉饰
一 父凭子贵—龟游荷叶玉饰主人的背景
青玉龟游荷叶玉饰1980年出土于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米粮屯村金代墓葬中，墓葬为火葬土圹石椁墓。椁呈长方形，东西向，东西长3.33米，南北宽2.55米，高1.65米。[2]石椁四壁由四块完整的青石板组成，以凸凹状单榫卯相连接。椁底、盖均由三块青石条组成，石条之间以搭口相连。墓早年被盗，墓中出土瓷器10件、玉器2件、石奁盒2件套等。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乌古论窝论葬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此墓葬是北京地区首次发掘的有明确纪年的女真族贵族墓，为研究金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窝论其人在《金史》中并未有传，观其墓志[3]，值得一提的也只有“世为乌古论部人”[4]“尚第二女毕国公主拜驸马”“征辽之役公密有赞”这几句。
我们看其墓志的撰写人为李晏、书丹人为邓俨、篆书人为党怀英，此三人却是金史各有专传（卷96、卷7、卷125）。为何三位名士会给一个不知名的人撰写墓志？且窝论身无官职，死因不详，死后也未葬于北京，而是葬于山东烟台。究竟是什么原因，又在北京发现了他的墓，墓葬规格还颇高？这一系列问题，最终在窝论的儿子乌古论元忠身上找到了答案。
乌古论元忠，金史有传，根据贾敬颜先生的考证[5]，《金史》中的《元忠传》与《元忠墓志》的内容基本一致，唯传的内容较志略简，且将元忠获罪被贬等生平记录得更加客观。在此，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元忠的生平及其父窝论得以迁葬北京的原因。
在金世宗尚未出兵讨伐海陵王之前，元忠一直在金世宗的府中生活，后娶金世宗长女鲁国大长公主为妻。鲁国大长公主在其母去世后，一直主持世宗家中的事务，为金世宗所喜爱。后元忠随金世宗一起攻打海陵王，受到重用，官至右丞相。当元忠受到重用后，金世宗便赐他丰台这块地作为家族墓地，元忠遂将其父之墓由山东迁到北京，重新厚葬，这对玉饰件也应是此时随葬进去的。当时由于元忠正处于盛时，这次迁葬的规格也随之提高，因此，随葬品应该多数为元忠夫妇为表达对窝论的孝心所葬入的，与青玉龟游荷叶玉饰一起随葬的还有一件白玉绶带鸟纹玉佩，“绶带鸟”和“龟游荷叶”都有长寿的吉祥寓意。将这样两件有如此寓意的玉器随葬入墓中，也是符合汉人所提倡的孝道，可见当时的金人已经开始接受汉文化。
《元忠传》有言“策论进士之科士，元忠赞成之”。
在《元忠墓志》中则记录的是此事之源本：“特进朝廷方崇文、译经书、兴学校、选英隽，议设女直进士科举。而或者乃言，‘古书浩瀚，罕测涯涘。以难进之学，待□穷之问，恐不能也。’公曰：‘学非一日而成，必俟薰农涵浸之久，使古书蓄胸中，了然不疑。待问之，次器识自远。人非生知，不可无学，但务□之以道、教之以渐，何病其不能哉。’时宸断欲举行之，而公言有合于是，选举法定，以广登贤之路而成长久之计焉。”
两相对照，元忠本人应是崇尚汉学，并积极推进女真人汉化，以科举制度取仕的。而推进女真人科举选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是非常艰辛的。实际上，金人建立政权之后，从海陵王所进行的大规模移民屯田的举动，到后来科举取士制度的建立，都是统治者在寻求更好地巩固自身统治的方法，所实行的这些政策，也彻底使女真人脱离奴隶制，与汉民族进一步融合，努力学习汉文化并逐渐汉化。
二 灵龟与荷叶—龟游荷叶纹饰的形成及寓意
“龟游绿藻，鹤舞青松”[6]是宋词中的一句，作者为无名氏，这首词是一首祝寿词。这样的语句在宋词中并不少有，宋代宋自逊的《昼锦堂·上李真州》中亦有“荷叶龟游，庭皋鹤舞，应是秋满淮涯”之词句。龟与鹤在这里均寓意长寿、吉祥。而龟与荷叶的组合，从这两句诗句来看，应该已经是一种固定的搭配了。因此，宋代的瓷器、玉器、金器上均有龟游荷叶这种纹饰出现。
（一）灵龟
在中国用玉的历史上，玉龟的形象出现得非常早，先民很早就注意到这种动物，并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
原始社会早期，大汶口文化就已经开始出现对龟灵的崇拜，墓葬中有龟甲[7]随葬。
距今5600年至5300年的凌家滩文化中，1987年出土一组玉龟与玉版，根据俞伟超[8]先生和李学勤[9]先生的研究，这组玉龟与玉版应作占卜之用。《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10]中记载，玉龟分为背甲、腹甲两部分，玉版则夹于两甲之间。及至2007年，凌家滩遗址21号墓发掘出土的玉龟腹[11]中有占卜用的龟形玉器，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腰部位置。这件龟腹内带占卜签的玉器的出土，更加明确地表明这类玉龟在凌家滩文化中作为通灵占卜的工具使用。
河南、陕西、山西等地的商周墓葬中均有龟形玉器出土，最为著名的当数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俏色玉龟。此时期的玉龟做出龟或龟壳的形状，颇为写实，这种象形玉龟，功用和此时期的其他象形玉器相似，应该是脱离礼仪用玉范围的，更多的是观赏和佩戴的功用。
到了汉代，一方面，文献中开始出现对龟的记载。《史记·龟策列传》：“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耆龟，不易之道也。”[12]“卜”即烧灼龟甲的卜法。
文献中的记载，主要记录的仍是对龟的灵神崇拜。
从实物来看，汉晋时期，龟基本以四灵之一的形象出现，如战汉时期比较常见的四灵瓦当。落实到玉器上，最为著名的当是陕西省茂陵出土的青玉铺首，这件铺首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玉质铺首，长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主体纹饰为双眼圆凸、长鼻露齿的兽面，兽面两侧及上方高浮雕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灵纹及卷云纹，发掘者认为这件铺首应为茂陵地宫墓门上的装饰品。
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汉晋文献中开始出现关于龟游荷叶的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有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13]西晋张华《博物志》亦载：“龟三千岁游于莲叶，巢于卷耳之上。”东晋葛洪《抱朴子》也说：“千岁之龟，五色俱全，其额上两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于莲叶之上……”
（二）荷叶
相比灵龟，荷叶纹饰单独出现在玉器上要晚很多了，大多是与动物纹饰相结合而出现的。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一件唐代白玉八瓣花形杯，北京故宫也有传世的唐代花形杯，这都是属于比较早期的花形玉杯。落实到荷叶纹饰上，南宋晚期的史绳祖墓中出土一件玉荷叶洗，这是目前比较早出现的利用荷叶造型进行设计的玉质容器。
（三）龟游荷叶
龟游荷叶的题材，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铜镜、瓷器上。此后五代黄堡窑遗址中发现一件青瓷盏底残片，在盏内底心贴塑一龟，腹外刻莲瓣纹，但玉器上并没有见到这一题材的纹饰出现。龟游荷叶的题材开始出现在玉雕工艺上，当是从北宋中晚期或南宋时期才开始的。
《宋书·符瑞志》中记载：“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五色鲜明，三百岁游于蕖叶之上，三千岁常游于卷耳之上。知存王，明于吉凶。禹卑宫室，灵龟见。玄龟书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雒出龟书。”[14]蕖叶即荷叶。可见，宋书中将龟游荷叶视为歌颂帝王德泽清湛的祥瑞象征。
杭州雷峰塔地宫中出土一件玉龟。[15]
而年代稍晚的北宋时期的其他塔基地宫中，亦有独立的龟形器物出现，如河北定州市贡院内静志寺塔地宫[16]内出土一件白釉瓷龟；上海青龙镇“北寺”隆平寺的塔基地宫内出土的木函内有一银龟。[17]莲花是佛教八宝之一，佛陀坐于莲花宝座之上，一般佛塔的建造之地，常见荷花池，是否龟游荷叶这一题材与佛教有关系，或仅是取龟的长寿通灵之意尚值得进一步讨论研究。[18]
龟游荷叶题材，到了北宋晚期及南宋金朝时期，应该已经与“执荷童子”这一题材一样，成为一种具有祥瑞、吉祥寓意，并为广大文人和市民阶层所喜爱的装饰题材了。其在宋词中的频繁出现，成为祝寿词的一种常用语句再次证明这一点。在宋朝庞大且极具影响力的士大夫阶层的引领下，宋代的诗词、书画、文玩都兴盛起来。文化创造在士大夫阶层的推动下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士人之外，宋代经济、商业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崛起，使宋代的文化形成一种雅俗并存的局面。
目前考古出土的宋金时期的龟游荷叶玉器仅有两件：一件为四川广汉和兴乡南宋窖藏铁匣子出土的龟游荷叶玉带饰，另一件则是首都博物馆藏的这一对金代青玉龟游荷叶玉饰。
两组器物进行比较，从玉质上来讲，广汉和兴南宋窖藏出土的龟游荷叶玉饰更加洁白，纹饰风格更加简洁精致，仅一小龟游于荷叶之上，不见其他荷塘植物。笔者个人认为窝论墓出土的这一对青玉龟游荷叶玉饰更加大气，玉雕手法也更为精湛丰富。南宋和金，一南一北，却雕琢出纹饰题材一样的龟游荷叶玉饰，应是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
这对精彩的龟游荷叶玉饰，由于其明确的出土墓葬背景，也为后人了解认识金人玉雕风格、技艺，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意义的启示，亦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界对金代玉器的认知。
三 两宋与辽金—由龟游荷叶玉饰论及宋、辽、金三朝的出土玉器
赵氏统治下的两宋与辽、金两个少数民族建立起的政权，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对立、交流，互相融汇并相互影响。
关于宋、辽、金时期的玉器研究，前人著述甚多。从考古发掘或塔基出土的玉器数量来看，辽中期有丰富多彩、工艺精湛的出土器物，北宋时期出土的玉器数量却并不太多。而女真民族所建立的金代政权，其玉雕水平和出土玉器的数量与南宋统旗鼓相当。
于宝东先生的研究统计，有发掘报告和相应材料的辽代玉器出土地点计44处，还有尚未发表资料的30余处，共计出土玉器400组件，单体达3000余件。[19]早期略少，基本集中在辽朝的中晚期，这也与辽逐渐强大的国力和与其他文化的交汇融合逐渐深入相符合。尤其是陈国公主及驸马合葬墓中出土了种类丰富、工艺精湛的各类玉器，可谓辽代最高等级玉器的体现。[20]
从出土器物的风格来看，契丹民族的玉器，除了发展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玉雕作品外，也受到宗教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多元的玉器风格。
辽圣宗耶律隆绪积极吸收汉文化，承袭唐宋，制定相应的国朝典章，澶渊之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宋互市往来。另外，辽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的高昌、回鹘等国保持联系，也通过臣属的西夏国间接与西方进行交往。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遣使一次，约四百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玛瑙器……契丹回赐亦不下五十万。”[21]
多元文化的互相影响，使辽朝玉器种类丰富。而比较起来，北宋仅河北省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几件玉器和江西省上饶赵仲湮墓出土的人物玉带板比较有代表性。
到了南宋与金朝，南宋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数量和质量与北宋时期相比均有了显著的提高，秦桧夫人墓、郑继道墓、卢渊母季氏墓、朱晞颜夫妇墓、安丙家族墓、史绳祖墓等均出土质量不错的玉器文物，而在北方金朝的上京（今黑龙江）、中都（今北京）等地均出土了十分精美的金代玉器文物，一南一北，也是旗鼓相当。
这种情况似乎与之前我们固有的传统观念不同，之前一般认为少数民族的玉雕工艺与汉人相比稍逊一筹，甚至以前一些学者认为契丹族与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琢玉艺术，是受到汉人的影响才发展玉雕的。但从目前墓葬中出土的两宋与辽、金玉器状况来看，这种认识似乎有局限性。
契丹与女真民族在取得对两宋的战争胜利之后，一方面俘掠了大量宋代汉人工匠，使其玉雕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继承了汉族传统玉雕工艺；另一方面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或通过臣属的西夏党项人）与西方进行文化沟通交流，积极吸收西方玉雕工艺特点，逐渐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玉雕工艺。
除以上原因外，两宋墓葬中出土玉器数量较少，还应与宋代厚丧薄葬的历史背景有关。厚的仅是治丧的过程和仪式，而陪葬品则相对较“薄”，如《宋书·宋祁传》中就记载“……毋以金铜杂物置冢中……”[22]“厚”使宋人的治丧过程显得场面盛大，充分满足了儒家“事死如生”的孝道理念，而“薄”，一方面是防止亲人墓葬被盗，另一方面则是在有了排场盛大的丧礼仪式后，降低丧仪成本的商品化社会经济需求的体现。一“厚”一“薄”并不冲突。
四 结语
金代贵族乌古论窝论墓葬中出土的这一对青玉龟游荷叶玉饰，表现出金代玉器雕刻工艺的高超水平，而其题材又与汉族的祥瑞祝寿文化息息相关，体现了女真贵族甚至皇室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欣赏，这对玉饰成为两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1]金人贵族所使用的巾帽装饰，由孙机先生考证。
[2]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年第1期。
[3]墓志考释详见赵福生、王武钰、袁进京《金代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北京考古集成》第6册，第281页。
[4]《金史》载：“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可见乌古论为女真重要的贵族部族之一，并与完颜皇室保持联姻的关系。
[5]贾敬颜：《乌古论元忠等三墓志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2期。
[6]无名氏：《八声甘州·寿国太夫人》，《全宋词》第五册，中华书局，1980，第3761页。完整的诗句：“庆屏山南畔，龟游绿藻，鹤舞青松。”
[7]大汶口文化分布区的南部（山东中南部至江苏淮北一带）墓葬有龟甲出土，龟甲大多数系背甲、腹甲共出，甲上多有穿孔，有的涂朱砂。
[8]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研究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1989年第5期。
[9]李学勤：《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中国文化》1992年第1期。
[1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11]出土报告中，此件玉龟编号为07M23：123。
[12]（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57，第3223页。
[13]原文：“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耆百茎共一根。”（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57，第3225页。
[14]（南朝）沈约：《宋书·符瑞志》，中华书局，1975。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锋遗珍》，文物出版社，2002。玉龟的年代被定到五代末期。
[16]《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地宫中也出土刻有龟游荷叶题材的青瓷。
[17]据新闻报道：上海青龙寺遗址发掘团队在2015至2016年发现青龙镇“北寺”隆平寺塔基下方保存的完整地宫，出土佛教“舍利”“释迦牟尼涅槃像”等文物。隆平寺塔地宫中置套函，函外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套函共有四层，最外为木函，向内依次为铁函、木贴金函、银函。银函底部铺有一层彩色宝石，上置一尊释迦牟尼涅槃像。在木函内，藏有银箸、银勺、银钗、银龟、铜镜、水晶佛珠等一批供奉品。
[18]邓淑苹先生在其文章《从西域国手与专诸巷论南宋在中国玉雕史上的重要意义》中曾提到“龟游”为佛教题材，但未详论。笔者对佛经佛理研究甚浅，故不敢妄言。
[19]于宝东：《辽代玉器文化因素分析》，《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编《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陈国公主及其驸马合葬墓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包括精美的金银器、陶瓷器、玻璃器、玉器等。
[21]（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太祖大圣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页。
[22]（南朝）沈约：《宋书·宋祁传》，中华书局，1975，第95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