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

裴亚静

时代：明洪武（1368～1398年）

尺寸：通高66厘米，口径25.3厘米，腹径42厘米，足径23厘米

出土信息：1961年出土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邮电学院

一 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的发现

1961年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邮电学院出土了一件青花盖罐^[1]（图1），小口广腹，器身通体作十二瓣瓜棱形，上覆荷叶式盖，宝珠钮。罐撇口，束颈，丰肩，收腹，近底足处外撇，然后以斜切小台阶收足。底足为砂底，矮圈足。罐体装饰10层纹饰，主体纹饰为折枝花卉纹。这是国内出土的第一件这种类型的青花瓷器，但因当时对于洪武朝瓷器的认识还不够，青花盖罐刚出土时人们把它当作元青花^[2]。

二 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的装饰花纹

北京邮电学院出土的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其装饰花纹延续了元青花装饰繁密的风格，从盖钮到底部共有16层花纹。宝珠钮荷叶式盖从上到下绘画6层图案：钮上绘意云头、仰莲纹，盖身绘双重覆莲、如意云、折枝花卉和卷草纹。盖分九瓣，每瓣内装饰折枝菊花、牡丹、梅竹等植物。罐体从上到下绘画10层主体和辅助花纹：口沿下一圈回纹，回纹下是一圈双线如意云纹，颈下是一圈仰莲纹，每个莲瓣内画有一朵莲花，再往下是四出垂云纹，肩部是一圈如意云莲花纹，罐主体纹饰是湖石折枝花卉纹，下面四层分别是仰莲、回纹、覆莲以及卷草纹。

图1 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

花卉是这件盖罐上最重要的装饰，腹为十二瓣瓜棱式，分别绘画湖石十二种花卉，花卉下部装饰湖石绘画风格较为写实。绘画的花卉通过与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吴毓昌刻本李时珍《本草纲目》^[3]中花卉图对比，辨识如下。

牡丹，《本草纲目》时珍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唐人谓之木芍药，以其花似芍药，而其干似木也。群花品中，以牡丹为第一，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4]

野菊，又名苦薏，薏乃莲子之心，此物味苦似之，故与之同名。时珍曰：“苦薏处处，原野极多，与菊无异，但叶薄小而多尖，花小而蕊多，如蜂窠状，气味辛苦惨烈。”^[5]

山茶，《本草纲目》时珍曰：“其叶类茗，又可作饮，故得茶名。”“山茶产南方，树生，高者丈许，枝叶交加。叶颇似茶叶，而厚硬有棱，中阔头尖，面绿背淡。深冬开花，红瓣黄蕊。”^[6]

芍药，也是著名的观赏植物，《本草纲目》引《颂》：“今处处有之，淮南者胜。春生红芽作丛，茎上三枝五叶，似牡丹而狭长，高一二尺。夏初开花，有红白紫数种，结子似牡丹子而小。秋时采根。”^[7]

莲藕，《本草纲目》记载其根藕，其实莲，其茎荷叶。时珍曰：“节生二茎，一为叶，一为花，尽处乃生藕，为花叶根实之本。”^[8]

木芙蓉，《本草纲目》时珍曰：“木芙蓉处处有之，插条即生，肖干也，其干丛生如荆，高者丈许。其叶大如桐，有五尖及七尖者，冬凋夏茂。秋半始着花，花类牡丹、芍药，有红者、黄者、白者、千叶者，最耐寒而不落，不结实。”^[9]

月季花，《本草纲目》时珍曰：“处处人家多栽插之，亦蔷薇类也。青茎长蔓硬刺，叶小于蔷薇，而花深红，千叶厚瓣，逐月开放，不结子也。”^[10]

茗茶，《本草纲目》引陆羽《茶经》：“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数十尺，其巴川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木如瓜芦，叶如栀子 ，花如白蔷薇，实如榈，蒂如丁香 ，根如胡桃。”^[11]

石榴，时珍曰：“榴者瘤也，垂垂如赘瘤也。”“榴五月开花，有红黄白三色，单果者结实，千叶者不结实，或结亦无子也。”^[12]

木兰，《本草纲目》中又称杜兰、林兰、木莲、黄心。时珍曰：“其香如兰，其华如莲，故名。其木心黄，故曰黄心。”^[13]

百合，《本草纲目》时珍曰：“百合一茎直上，四向生叶，叶似短竹叶，不似柳叶。五、六月茎端开大白花，长五寸，六出红蕊，四垂向下。”^[14]

通过与《本草纲目》图的对比研究，我们确定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罐上所绘十一种花卉的具体名称，依次为：牡丹，野菊，山茶，芍药，荷莲，木芙蓉，月季花，茶花，石榴，木兰，百合（表1）。第二种花卉尚未辨识，有待进一步考释。通过对腹部十二种花卉的对比研究，我们也可以确认罐盖九个瓣上的植物或花卉名称：竹梅，菊花，石榴，牡丹，木芙蓉，茶花，莲花，月季花，山茶。

表1 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花卉与《本草纲目》花卉图案比较

罐盖和罐体的主体纹饰都是花卉纹，研究发现，洪武时期御窑瓷器装饰的主题花卉，最常见的是牡丹、石榴、茶花和菊花，无论作为主体图案还是作为辅助纹饰，都是如此，这可以从景德镇御器厂出土的洪武御窑瓷器中看到^[15]。这可能与当时洪武皇帝继位后发布的一些恢复汉制的政令有关。洪武三年（1370）丁丑发布政令：“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及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如旧有者，限百日内毁之。”^[16]洪武六年（1373）四月，再次将政令颁布天下：“……申明典章……官民服用皆有定，拟颁行天下。近者官民渐生奢侈逾越定制，恐习以成风……其服用、酒器、伞盖、床榻、帐幕、舟楫、鞍辔、房舍之类俱有等第。除一品至五品酒盏用金，其余器皿不得棱金、描金，不得雕刻龙凤，装饰金玉珠翠及朱红、黄色，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御赐者许用，既不许托此再造。”^[17]因此，我们发现，元代青花瓷器上流行的戏曲人物故事，龙凤、麒麟等动物形象一下子消失了，在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上这类装饰图案十分罕见，各种各样的花卉成为主要装饰图案。

折枝花卉纹装饰并非洪武时期独创，元青花瓷器上已见类似的装饰，如一件元青花八棱葫芦瓶，这件葫芦瓶被分割为两部分，上半部分收藏在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镶上铜壶流及盖子，被改造成了一把执壶，下半部分收藏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葫芦瓶被切割开的腰部也镶了铜扣^[18]，这件葫芦瓶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八个分区内均装饰了折枝花卉纹，如折枝牡丹、折枝菊花、山茶、牵牛花等，和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相比，则缺少折枝花卉下面的湖石。而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的折枝菊花则与元青花八棱葫芦瓶的折枝菊花的布局和走势非常接近（图2、图3）。1964年河北保定市永华南路小学瓷器窖藏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盖罐^[19]的腹部菱花形开光内就是青花釉里红湖石折枝花卉纹，湖石和花卉为釉里红，枝叶为青花。另外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大盘^[20]盘心纹饰也是湖石折枝菊花和折枝牡丹纹（图4）。从以上几例元代瓷器来看，湖石折枝花卉纹是元代青花瓷器的装饰花纹，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的湖石折枝花卉纹装饰正是延续了元青花的样式。

图2 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的折枝菊花

图3 元青花八棱葫芦瓶上半部的折枝菊花

三 其他馆藏同类器型

20世纪50年代，英国驻华代表处参赞J.M.Addis 开始对洪武官窑瓷器进行关注，从当时已知的公私收藏中将洪武釉里红瓷器以及相同纹样与装饰风格的青花瓷一一挑选出来，并发表了报告，此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补充研究^[21]。Addis在报告中指出了洪武官窑瓷器的一些器型，其中包括小碗、大碗、盏托、大盘、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等，同时也提到了这种大罐，当时他见到的是日本松冈美术馆、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及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洪武折枝花卉纹大罐。

图4 元青花大盘（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住友集团捐赠，安宅收藏 六田知弘 摄）

1988年4月景德镇焦化煤气厂在中华路铺设煤气管道，工程经过御窑厂东门时，发现了官窑文化层，在永乐地层之下出土了一批洪武官窑青花以及釉里红瓷器的标本，其中包括一件发色不是很好的釉里红大罐的口沿及颈部部分，还有一件发色非常好的釉里红大罐的腹部残片。^[22]1990年陈克伦对洪武青花瓷器进行了考辨，通过对南京明故宫及汪兴祖墓等处出土瓷器及上海博物馆藏洪武瓷器进行比较，确认了洪武时期的一些器型如碗、盘、盏托、执壶、玉壶春瓶、梅瓶、盖罐等，认为北京邮电学院出土的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为洪武时期仅见的青花大罐，是洪武时期特有的造型。^[23]真正洪武官窑瓷器的大批出土与对洪武官窑瓷器认识是在1994年，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修建七层高楼，基建过程中发现两处明初瓷器的瓷片堆，一处面积12.27为平方米，一处面积为22.79平方米，景德镇市考古所的工作人员通过拼对发现，90%以上的瓷片可以复原，并确定此处堆积应是明初落选瓷器打碎后集中掩埋的瓷片坑。刘新园先生通过分析当时明代与帖木儿的交往，确定这批瓷器的烧造年代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到二十六年（1393）之间。^[24]复原后的器型非常丰富，其中就包括一件完整的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25]（图5）。这件青花大罐发色淡雅，腹部折枝花卉青花有晕散现象。

图5 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式盖罐（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图片由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

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是洪武时期特有的品种，除了出土的两件青花罐以外，还有传世的青花折枝花卉纹罐1件和釉里红折枝花卉纹罐7件（表2）。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出的青花荷叶盖罐，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北京邮电学院的这件盖罐完全一致。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釉里红罐残器^[26]、一件釉里红罐完整器^[27]和一件青花残器^[28]，其中一件青花大罐和一件釉里红大罐为1950年后入藏故宫博物院的^[29]。青花罐口沿残缺，无盖。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釉里红罐^[30]（图6），日本松冈美术馆也收藏一件釉里红罐^[31]（图7），无盖，从口沿处到颈部原来有残，后按照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罐进行了修复。日本梅沢纪念馆收藏一件釉里红罐^[32]。大英博物馆收藏一件釉里红大罐^[33]，罐口沿有伤残。另外，除了中外公私博物馆收藏的大罐之外，北京在这些年的基建过程中也出土了一些洪武青花或釉里红大罐的残片，如1983年北京四中在原址大面积改建时，出土了大量洪武时期的青花和釉里红残片，其中包括釉里红盖罐残片，总体来看，釉里红残片多于青花残片。目前所知的10件折枝花卉纹盖罐中有2件青花，8件釉里红。

再从尺寸、花纹等方面对这10件大罐进行比较研究，10件大罐中只有3件为完整器，带盖，其他几件有的没盖，有的磨口，而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罐是残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罐是以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罐为模本进行了修复的。整体来看，这类大罐有两种尺寸，一种是带盖者高66厘米，缺盖者54厘米左右，如首都博物馆收藏和景德镇御器厂出土的大罐。另一种尺寸是通高53厘米左右，缺盖者49厘米左右，如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釉里红大罐。大罐的口径在25厘米至27厘米之间。

图6 釉里红折枝花卉纹罐（上海博物馆藏 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图7 明洪武景德镇窑釉里红花卉纹大壶（日本松冈美术馆藏 图片由松冈美术馆提供）

表2 洪武青花、釉里红折枝花卉纹盖罐收藏一览

从花纹来看，10件大罐纹饰基本相同，罐颈部的3层及近底部的4层辅助纹饰相同，中间的主体纹饰为湖石折枝花卉。主体纹饰12种花卉是一致的，并且除荷莲下为水波纹，其他11种花卉均为湖石折枝花卉。然而，仔细观察还是能够发现这10件大罐花卉纹饰存在明显的差别。第一，花枝长出的方式不同，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大部分植物从湖石上先长出一个花枝，往上再分枝杈，比如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日本松冈美术馆的藏品。另一类是从湖石上直接生长出两个花枝，再向上长枝叶、花朵及花苞，如景德镇御器厂出土的青花罐，大英博物馆和梅沢纪念馆的釉里红罐，以及故宫收藏的两件釉里红罐和一件青花罐，属于这一类。第二，花枝的弯曲程度，花朵盛开的方向，及花苞的形状、数量及位置均不完全相同（图8）。以百合花为例，所有大罐均为湖石上两枝百合交叉的布局，一般有三朵盛开的百合花以及两三个花苞。首都博物馆的大罐左侧向右交叉的花枝上有两朵盛开的百合，上面那枝向上开放，下面那枝花朵向下开放，右侧向左交叉的花枝中部有一朵向下盛开的百合及三个花苞，两个花苞在上，一个花苞在下面。再看故宫青花大罐的百合，百合下面的湖石较首都博物馆的要大些，左侧向右交叉的百合枝上面有一朵接近盛开向上开放的百合花，右侧向左交叉的百合枝中部和下部各有一朵向下开放的百合花，顶部有两个向上的花苞。而故宫收藏的完整的釉里红盖罐左侧向右交叉的百合枝上有三朵盛开的百合花，一朵在顶上向上开放，两朵在下部向下开放，右侧向左交叉的百合枝上有两个向上的花苞。而这三个罐上的百合花枝下面的湖石的形状也完全不同。其他品种的花卉，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图8 百合花画法的比较（左首都博物馆，右故宫博物院）

总而言之，1994年景德镇珠山御器厂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大罐的出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包括这件青花大罐在内的出土的一批明初瓷器被确认为洪武时期的御窑瓷器，这批瓷器是当时御器厂烧造的官窑瓷器的瑕疵品或贡余品，由于当时落选瓷器不能流入民间，因此采取了就地掩埋的方式。^[34]直到1994年由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才得以重见天日。而北京地区出土的这件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是当时御器厂烧造的合格品，运到宫中，可能赏赐给某位大臣。表2中所列各地博物馆收藏的青花或釉里红大罐是洪武时期景德镇御器厂按照同一官样专门为宫廷烧造的瓷器。

除了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以外，存世还有两件造型相近而花纹不同的洪武荷叶盖罐，这两件盖罐没有瓜棱，装饰的主体花纹也不同。一件是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釉里红松竹梅纹荷叶盖罐^[35]（图9），高54厘米，口径为27厘米，底径为24厘米。与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相比，此罐身下部的4层辅助花纹与之完全相同，上半部的第1至第3层辅助花纹相同，第2层如意云纹和第3层覆莲纹之间留有空白。第4层与青花折枝花卉纹荷叶盖罐完全不同，为一圈缠枝菊花纹。腹部松竹梅“岁寒三友”图为主体花纹，并以山石、芭蕉来衬托。罐从上至下8层纹饰，但主体花纹非常突出，这种装饰的罐目前仅见这一件。另一件是日本私人收藏的缠枝牡丹纹釉里红大罐^[36]（图10），高53.3厘米，其原名为“釉里红牡丹唐草纹大壶”，1985年曾经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元青花展上展出^[37]，这件大罐与釉里红松竹梅纹大罐更为接近，上面第4层辅助花纹为缠枝莲花，而主体纹饰为缠枝牡丹纹，从上到下装饰8层花纹，也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一例。

图9 釉里红松竹梅纹大罐（天津博物馆藏 图片由天津博物馆提供）

明洪武至永乐时期景德镇御窑已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38]，由宫中定样烧造。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39]恢复烧造的御器厂烧造的洪武青花瓷色调多偏灰暗，釉里红的颜色也大多不纯正。从各处收藏的青花或釉里红大罐可以看出洪武时期青花或釉里红瓷器烧造的这个特点。

图10 缠枝牡丹纹釉里红大罐（日本安宅旧藏）

四 关于洪武青花用料及大罐的制作工艺

1996年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与台北鸿禧美术馆合作在鸿禧美术馆展出了1994—1995年景德镇出土的明初官窑瓷器，为配合这次展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选取了新出土的22件从元代到明成化时期的典型的官窑青花标本，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了青花瓷胎釉及青花料化学组成等方面的测定，选取了4件典型的洪武官窑青花瓷器标本。通过测试确定从“元官窑到明永乐的青花所用的青花料都属于高铁低锰的一类”，最可能是来自波斯的进口料。^[40]

综观目前各博物馆收藏的洪武青花或釉里红花卉罐，以及北京地区出土的大罐标本，洪武大罐坯体之间有三处接痕，第一处接痕是在颈部的最窄处，第二处接痕是在罐肩部最宽处的下面，即腹部花卉纹从上到下的1/4处，第三处是罐身与罐底的衔接。由此可知，因为罐的体量较大，洪武时期采用分段制作工艺。

五 结语

综上所述，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是洪武时期官窑烧造的特有的一种瓷器造型，其湖石折枝花卉纹样和装饰布局继承了元青花瓷器同类样式。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测定，洪武时期御器厂烧造的青花仍然使用的是进口的钴料，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时期多次禁止海外贸易，青花钴料进口稀缺，因此洪武时期烧造了更多的釉里红瓷器。^[41]这可能是存世洪武釉里红大罐数量远远多于青花大罐的原因所在。

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大罐因为器型硕大，延续了元代分段制作的工艺。和元代相比，“洪武时代的大件瓷器比元代的更大，数量也更多。盘直径大到56厘米，荷叶盖罐通高66厘米。都不见于以前的时代，显然标志着洪武官窑空前高超的成型能力”^[42]。

由于明太祖为恢复汉室制度而发布了一些关于官民器服禁忌的政令，洪武御窑瓷器上的纹饰以各种花卉植物组合为主体，折枝花卉纹大罐是洪武御窑瓷器中绘画花卉植物种类最多的器形，花卉植物种类达到14种。

据《大明会典》记载，当时的御窑瓷器须“定夺样制”，烧造御窑瓷器须按照当时宫廷统一官样的尺寸、器形及花纹来制作。就目前所见，折枝花卉纹瓜棱大罐有不同的尺寸：一种含盖高度在66厘米左右，不含盖高度为53～54厘米，另一种尺寸不含盖高度要低于50厘米。不论是哪种高度，其口径都在25厘米至27厘米之间，由于烧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没有两件大罐的尺寸完全相同。大罐的官样花纹有三种。一种是瓜棱罐，主体纹饰是湖石折枝花卉纹，从罐的宝珠钮到罐底部共16层纹饰，中间12道瓜棱上是12种折枝花卉。另外两种没有瓜棱的造型，有两种官样：一种主体纹饰是松竹梅，如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釉里红瓷器，罐身从上到下是8层花纹；另一种是日本安宅旧藏的大罐，主体花纹是缠枝牡丹。目前存世的这两种官样的盖罐均为釉里红品种。而湖石折枝花卉则是当时烧造瓷器中最多的一种画样，目前所见个体接近20个，虽然同样都是按照官样来绘画，但是通过对每件瓷器花纹的比较，可知这些瓷器在大的方面如花纹的种类与样式方面相同，而同一种纹饰在绘画细节方面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由此可知，当时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须“定夺样制”，然而对于“样制”的规定有可能还不够细化，或是御器厂工匠在绘画瓷器时，对于官样的执行还不是很严格。

（该文刊发于《博物院》2017年第3期）

[1]《北京市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市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下），北京出版社，2003，第92～93页。

[2]赵光林：《介绍几件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72年第8期，第52～54页。

[3]（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卷一、卷二为图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木之三》，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21页。

[5]（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草之四》，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4页。

[6]（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木之三》，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71页。

[7]（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草之三》，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21页。

[8]（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果之六》，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16页。

[9]（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木之三》，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69页。

[10]（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草之七》，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37页。

[11]（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果之四》，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22页。

[12]（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果之二》，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21页。

[13]（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木之一》，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23页。

[14]（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菜部·菜之二》，清顺治十二年吴毓昌刻本，第37页。

[15]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第68～69页；炎黄艺术馆：《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文物出版社，1999，第102、116页。

[16]《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296页。

[17]《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392页。

[18]John Carswell，“A Dismembered Jar，”in Medelhavs Museet，Blue & White，Porcelain from the Topkapi Palace Museum and the Museum of Turkish and Islamic Art，2008，pp.166-167；《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中华书局，2012，第316～317页。

[19]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市元青花交流中心、首都博物馆编《元青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46～47页。

[20]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東洋陶磁の展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館蔵品選集」、2006、図版35、60ページ。印刷：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発行：財団法人 大阪市美術振興協会（初版1999年3月 2006年8月4刷）

[21]J.M.Addis，1957-1959.A Group of Underglaze Red.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Society.vol.31，pp.15-38; J.M.Addis，1964-1966.A Group of Underglaze Red.A Postscript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Society.vol.36，pp.89-102.

[22]李一平：《景德镇珠山出土明洪武瓷述略》，《文物天地》2011年第4期，第14～19页。

[23]陈克伦：《明洪武青花瓷器考辨》，《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第67～74页。

[24]刘新园：《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第9～49页；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第68～69页。

[25]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第68～69页；炎黄艺术馆：《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文物出版社，1999，第73页。

[26]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明代洪武永乐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2015，第20页。

[27]耿宝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210页。

[28]耿宝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15页。

[29]黄卫文、蔡毅：《清宫旧藏景德镇官窑明洪武瓷研究》 ，《东南文化》2011年第1期，第105～112页。

[30]上海博物馆编《琳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39页。

[31]Oritention，Mary AnnRog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Matsuoka Museum，PartⅡ.Vol.17no.1（1986）：pp.14-33；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编《松冈美术馆名品展》，1997，图版13。

[32]﹝日﹞三上次男：《世界陶瓷全集13 辽金元》，日本小学馆，1976，第102页。

[33]﹝英﹞霍吉淑：《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上册），故宫出版社，2014，图2～6。

[34]权奎山：《2002～2004年景德镇出土御窑瓷器概说》，《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第10～25页。

[35]天津博物馆编《天津博物馆藏瓷》，文物出版社，2012，第63页。

[36]﹝日﹞三上次男：《世界陶瓷全集》13 辽金元，日本小学馆，1976，第157页。

[37]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元代青花展—14世纪の景德镇窑》，1985，图版39。

[38]王光尧：《再论御器厂的建立时间—明代御窑遗址的考古学分期》，《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28～32页。

[39]《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40]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张志刚、邓泽群，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园：《景德镇元代及明初官窑青花瓷器的工艺研究》，《鸿禧文物》1996年第1期。

[41]﹝英﹞霍吉淑：《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上册），故宫出版社，2014，图2～6。

[42]刘新园：《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明初与永乐官窑瓷器之研究》，第9～49页，见于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第6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