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

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

武俊玲

时代：北宋（960～1127年）

尺寸：高27厘米，底径11.5厘米

出土信息：1963年出土于北京市顺义县辽代净光舍利塔塔基

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图1、图2）是宋代定窑的珍品，以匠心独运闻名于世。其名源于《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1]（下文简称为《简报》）中考古人员称“壶的造型是用一个童子诵经的姿势组成”。该壶整体造型为一倚坐童子貌的人形执壶，童子束冠，闭目，着宽袖长袍，倚坐于方形台座上，双手于胸前捧持经卷。童子头顶的冠部被设计为注水孔，出水用的壶流被设计为童子所捧持的经卷，童子体内中空作壶腹，台座后部中央有一“靠背”作壶的圈形执柄（鋬）。靠背下端有蝴蝶结形纹饰，似表现台座上覆有一层丝织品。壶身外壁满施白釉，釉质莹润，釉色白中泛黄；外底露胎无釉，胎质细腻。人物造型、表情与服饰刻画得极其生动，整体艺术感很强，独特的工艺技术反映了宋代定窑制瓷技术的高超水平。有关该壶的研究涉及瓷业生产、佛教、雕塑等多方面内容，目前相关资料不够全面，既有研究也不够深入，还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如人物的身份、壶的用途等。故笔者尝试对此件文物做进一步探析。

一 净光舍利塔、塔基出土文物及相关问题

之所以探讨塔的形制、塔基出土的文物及相关问题，目的是与同时期、同类佛塔形制和出土文物进行比较，从共性之中寻绎其个性，从而为探求童子诵经壶之用途寻找论据。

净光舍利塔原址在原顺义县城南门外，今便民街西口南侧、护城河南岸。因塔地处南门外路东，又因人们将城门习称为“城关”，故该塔又被称为“南关塔”。从发现的佛塔题名石刻和石经幢记载得知：此塔始修于辽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开泰二年（1013）奠定塔基。发掘者由石刻与题记推测这座塔名净光舍利塔，塔院名义林院。^[2]

图1 宋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

图2 宋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背部执柄特写

根据《简报》和《北京考古史·辽代卷》记载，该塔基出土文物丰富，具体为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1件、定窑白釉净水瓶4件、白瓷盘5件、盘托3件、定窑白釉小瓶1件、定窑白釉小罐3件（含定窑白釉刻花“官”字款盖罐）、白瓷盒1件、银盒5件（每件都有盛舍利用的葫芦瓶）、银座水晶佛塔1件、银饰1件、铜饰3件、石经幢1件、石志1块、铜钱2443枚。^[3]

净光舍利塔的毁损年代和原因不详。根据《简报》记载，1963年当地农民在此取土发现塔基时“疑是古代墓葬”^[4]。这种情况说明当地村民已经不知道取土地点附近曾有过佛寺、佛塔等重要建筑物。由此可以推定这座净光舍利塔的毁损年代距1963年可能已十分久远。在顺义地区的地方志中并未直接记载净光舍利塔毁损的时间和原因。据记载明朝顺义县三次修志，分别为《顺义县图志》《顺义县志》《顺义志》。这三种志书均已失传，内容不明，只是在一些典籍文献上记载了志书名。清朝康熙年间两次编修《顺义县志》，第一次是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第二次是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十三年的由知事韩淑文主编，故简称《韩志》，康熙五十八年的由知事黄成章主编，故简称《黄志》。^[5]在《黄志》中记载了作为顺义八景之一的南关塔的“宝塔凌风”景观。^[6]据《黄志》的成书时间，可知在康熙五十八年时该塔仍存，因此推断毁损的时间应晚于1719年。任思音认为该塔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毁于地震^[7]，但未注明资料出处。

《简报》认为“（塔的）样式与这次出土的水晶塔模型基本相似”。净光舍利塔地宫出土的水晶塔模型（图3）为藏传佛教的覆钵式塔，其底座为六边形。任思音在《顺义辽无垢净光舍利塔出土文物资料整理与浅析》一文中推断“此塔形状与北京天宁寺辽塔类似”。北京天宁寺塔为砖筑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图4）。

辽金时期的佛塔多为密檐式。在《黄志》描写“宝塔凌风”的诗中有“千层百级”的描述，似也可说明其为密檐式。在今沈阳仍存有一座始建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的密檐式“无垢净光舍利塔”（图5）。将其与顺义辽净光舍利塔比较，因它们始建时间同为辽代，名称一致，故其样式也可作为顺义辽净光舍利塔的参考。基于以上三点，笔者认为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应为密檐式，而非覆钵式。

图3 水晶塔模型

图4 北京天宁寺塔

图5 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

二 定窑瓷业与瓷质佛教遗存

定窑是以烧造白瓷著称的北方瓷窑。其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野北村一带。唐代此地隶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创烧于唐，盛于北宋，终于元，烧造时间长达700余年，是北方烧瓷历史最长的瓷窑之一。白釉童子诵经壶是宋代定窑瓷器中的杰作。此壶的设计充满慧心巧思，其工艺代表宋代定窑制瓷的高超水平。宋代定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除了烧造日用器皿外，受定州地区繁盛的佛教文化及石雕佛像风气的影响，也烧制佛教造像、法器和佛教用具。其中尤以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净众院地宫出土的一批用于供佛的瓷器最为著名。包括白釉刻划海水纹法螺（图6）、白釉刻莲瓣纹龙首流净瓶（图7）、白釉圆托五兽足熏炉（图8）、白釉塑贴佛像双系炉（图9）、白釉刻字舍利瓶（图10）等。这批出土器物不仅反映了当时佛教徒不吝钱财虔诚奉佛的热忱，而且成为人们了解当时以瓷质法器供佛、礼佛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图6 白釉刻划海水纹法螺（定州博物馆藏）

三 人形壶造型发展情况

童子诵经壶为人形壶中的代表作品。瓷质人形执壶出现于唐代，如邛窑三彩跪姿人形壶。^[8]在整体造型方面为了突出壶的功用而改变了人物造型的比例，特别是位于人物肩膀两侧的双系，更加突出了壶的实用性。

图7 白釉刻莲瓣纹龙首流净瓶（定州博物馆藏）

图8 白釉圆托五兽足熏炉（定州博物馆藏）

图9 白釉塑贴佛像双系炉（定州博物馆藏）

图10 白釉刻字舍利瓶（定州博物馆藏）

辽金时期的瓷壶中有一类是以人物与动物结合为造型，其中人物的比例较小，而动物的比例较大，似寓意为神兽。这类作品中的代表是1976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的白釉人首摩竭形提梁壶^[9]（图11），以及河北省定州博物馆收藏的金代定窑白釉童子骑鸡壶。^[10]

唐代及辽、金时期的人形壶，“人形”或不十分显著，或占器物的比例较小，与此后典型的“人形注壶”尚有区别。

根据资料，可将现已知的“人形注壶”类器物按形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跽坐、双膝或单膝跪姿并抱壶为特征者，这类器物以“吴姬劝酒”壶为代表。“吴姬劝酒”壶，系潮州笔架山窑烧造的以女子抱壶为造型特征的一类注壶。郭学雷在《宋“胡姬劝酒”壶小考》^[11]一文中专门对这类注壶进行考证，认为所谓“麻姑进酒壶”，实际上表现的是“胡姬劝酒”题材；又因宋代以“吴姬”代替“胡姬”，“胡姬”成为文人怀旧和抒发情感的文学符号，故而认为应将这类注壶统称作“吴姬劝酒”壶。如潮州博物馆藏“吴姬劝酒”壶（图12）。另一类是以倚坐或站立为特征者，这类器物可以本文所讨论的白釉童子诵经壶为代表。这一类还可以按人物身材正常或变形分为两小类。

图11 白釉人首摩竭形提梁壶（内蒙古博物院藏）

图12 “吴姬劝酒”壶（潮州博物馆藏 图片由潮州博物馆提供）

人物身材正常的壶，除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外还可举出2例。如1997年西安市长安县博物馆（现为长安区博物馆）接收当地公安机关移交的一件北宋定窑白釉“熙宁”年款人形壶。^[12]该壶通高38厘米，人物体态丰盈优美，冠顶有鸟形装饰，难得的是壶底带有墨书“熙宁”等纪年款识，显示该壶的制作年代在北宋神宗熙宁（1068～1085年）年间。又如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耀州窑人形壶^[13]（图13），该壶高29厘米，人物站立，头束高髻为壶口；身着宽袖对襟长袍，胸部袍上有凸印飞鹤纹，前系蔽膝，双手拱于胸前执笏，体内中空，以笏板为壶流；颈后至腰际置一曲柄，通体施青绿色釉。这件人形壶被推断为北宋耀州窑产品，其造型与白釉童子诵经壶相近。

人物身材变形的壶有2例，均出土于安徽。^[14]一件是宿松县文管所藏，1994年出土于宿松县城东郊北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墓的北宋青白釉褐彩仙人吹笙壶（图14），该壶通高19.3厘米。另一件是1971年怀宁县出土的北宋青白瓷人形注壶，该壶通高23.9厘米。^[15]注壶设计以壶的功能性为主，为了实用，在壶身设计上有重要变化：首先，是人物造型及身材已变形，这样能使壶更多地贮存液体；其次，壶流的长度被大大地延长，这样浇注时壶身倾斜角度不必过大，而且比较省力；最后，壶的执柄已经上移至人物的项背部，这样更利于直接在热源上取放。

综合前文所列情况，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童子诵经壶是倚坐和站姿类人形执壶中制作年代较早、制作最精美的作品；从出土地点看，除定窑外，广东潮州窑、陕西耀州窑等窑口都曾烧造人形注壶，说明人形注壶的烧造比较普遍。

图13 北宋耀州窑人形壶（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胡锤 摄）

图14 北宋青白釉褐彩仙人吹笙壶 （宿松县文管所藏）

四 白釉童子诵经壶的用途

对于白釉童子诵经壶的功能与用途，以往有几种不同的认识，分别为酒具说、净瓶说、茶具说和陆羽像说。笔者根据器形及社会风俗、宗教习俗等内容对这几种认识逐一分析如下。

关于酒具说，唐宋时期的人形壶多为酒具。但笔者认为本文所介绍的这件童子诵经壶的出土地点为净光舍利塔塔基，而净光舍利塔位于佛教寺庙内，佛教戒律明确戒酒，因此这件童子诵经壶不可能为酒具。

关于净瓶说，有学者因该壶具有执壶的造型和功能，而且出土于佛塔地宫，故认为其属于净瓶。对于这种观点也需要考证两方面内容。一是造型，与童子诵经壶一同出土的器物中已有白瓷净瓶类器物（图15），其造型与首都博物馆藏密云冶仙塔塔基出土辽代绿釉“杜家”款净瓶（图16）造型一致，同时这几个净瓶也与河北北宋静志寺塔塔基地宫出土的白釉带盖净瓶（图17）等造型一致。而童子诵经壶造型与之不同，从造型看用途，这件童子诵经壶不应是净瓶。

二是实用性。经测量这件童子诵经壶高27厘米（图18）。根据对各部位尺寸数据分析及进行的实际持拿操作试验情况，这件器物不具备实用性。首先，圈形柄的设计过于细、小、薄。当壶内盛水时柄部无法承受壶身及液体的总重量。其次，圈形柄至器壁的进深约1.7厘米，这个距离只可放入成年人的中指和食指，因此无法以全部手掌来握住壶柄，而只能采取握住壶身的持拿方式（图19）。根据这两方面分析，认定其持柄仅为装饰性部件。另外，由于用作壶流的“经书”过短，当壶腹内液体较少时，需将器身前倾约90度，出水口才会向外流水，这样的设计在使用时极不方便。这也是上述北宋青白釉褐彩仙人吹笙壶之壶流做得既细且长的原因。另外，辽代的饮茶习惯应与唐、宋时相近，如果是因袭唐俗，则无须执壶，若是采用宋俗，则按上述持拿方法使用时，人手无法忍受高温。另外，笔者检视过此壶内部，未发现使用痕迹。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此壶虽具备执壶的造型与功能，但不具有实用性，不是实用的“壶”。

图15 顺义净光舍利塔出土的白瓷净瓶

关于茶具说，其因不具备实用性，故不是实用的茶具，但不排除其与当时饮茶习俗有某种关系。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组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河北唐县的邢窑茶具及瓷人像^[16]（图20），孙机先生经考证推定其中同出的瓷人像为陆羽像。

图16 密云冶仙塔塔基出土辽代绿釉“杜家”款净瓶

图17 白釉带盖净瓶（定州博物馆藏）

关于陆羽像说，需要考证塑像人物的身份。孙促威在《茶圣陆羽像考》^[17]中认为这件童子诵经壶是“茶圣”陆羽像。刘毅在《宋辽高丽人形注子探析》^[18]中认为是“陆鸿渐”（即陆羽）像。笔者认为此像人物的身份尚需继续探讨。若将其作为陆羽像看待，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目前尚解释不通的问题。童子的形象在世人心中有清净、纯洁等美好的含义。首先，在孙促威《茶圣陆羽像考》、童正祥《“唐处士陆羽鸿渐小像”述评》等文章中都提到陆羽少年成名，因而将其视作“童子”是合理的。其次，自唐代至宋代将陆羽像作为茶神而供奉的情况已经在民间普遍存在，“陆羽像在唐代已经较多地供奉于茶肆间。据《因话录》记载：当时‘鬻茶之家陶为其（陆羽）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陆羽传》也称：‘（唐）时鬻茶者至陶（陆）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另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当时江南道有一位精明强干的驿吏，某次接待刺史，陪同视察馆驿，先后参观了‘酒库’、‘茶库’、‘葅库’，其中茶库之内毕陈诸种茶具，还有一件神像，库吏告以是‘陆鸿渐’，大得刺史之欢心”^[19]。最后，僧人供奉陆羽像，如南宋杨万里诗句“一瓣佛香炷遗像几多衲子拜茶仙”^[20]中的“衲子”就是僧人，而且供奉陆羽像用的是佛香。所以，此童子诵经壶是可能被作为茶神而接受僧、俗供奉的。从这件童子诵经壶的造型样式、图案纹饰、胎质釉色及制作工艺等诸方面考察，此物是定窑产品中的高档产品，其产量不会太大。若以经济价值来思考，此物应既不大可能成为茶肆中普遍供奉的具有保佑“利市”功用的民俗神，也不会作为商家促销手段中的赠品，更不太可能成为商家在生意不好时怪罪，乃至被淋开水的对象。

图18 童子诵经壶各部位尺寸

图19 持拿方式示意

图20 河北省唐县出土邢窑茶具及瓷人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通过前述分析，笔者排除了此物在功用方面的多种可能性。但新近的考古发现又带来了新的启示：2016年10月在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群西区出土了一件与首都博物馆所藏童子诵经壶极为相似的瓷器残件（图21）。此器高23.1厘米，肩宽8.4厘米，底宽11厘米，顶冠宽2.2厘米，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根据地层关系将其年代确定为五代时期，根据该遗址出土的残碑铭文推断该处建筑为寺庙建筑，“修建年代为唐，可能在唐武宗时期受到破坏，五代后唐重新塑像或修葺，最终毁灭于宋初”^[21]。

将这件晋阳古城出土的白釉人形壶与首都博物馆所藏童子诵经壶比较，两者不仅在造型、体量、釉色等方面都极为相似，而且一件出土于寺院遗址、一件出土于佛塔地宫，都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推测这类器物与佛教关系密切，应都是礼佛用具，至于其具体功用目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为像生类器物用于礼佛。例如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和净众院塔塔基地宫中出土佛舍利和瓷“像生”，如黄釉鹦鹉壶（图22）、白釉刻划海水纹法螺（见图6）、白釉龟等（图23）以及许多刻有“官”字款的瓷器^[22]，与北京顺义净光舍利塔地宫出土文物的类别十分相似。其中黄釉鹦鹉壶高15.8厘米，足径为6.3厘米，通体呈鹦鹉形。其功用或许与童子诵经壶一致。由此推论，这件童子诵经壶或许和鹦鹉壶一样被作为高档的陶瓷像生类器物用于礼佛。另一种可能是被作为茶神供奉于佛寺和佛塔地宫中，这与当时的饮茶习俗有关。

五 总结

对这件白釉童子诵经壶的认识如下。

首先，这是目前所知制作年代较早且最完整的一件倚坐和站姿类人形注壶。

其次，童子诵经壶也是最精美的人形注壶之一，是定州造像艺术与制瓷技艺完美结合的定窑白瓷杰作。

最后，因现有的两件此类器物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又不具备实用功能，故推测童子诵经壶最有可能为瓷质像生类礼佛用品。其作为茶神（民俗信仰）或某种神像的可能性还需进一步研究考证。

图21 晋阳古城出土白釉人形壶正面及背面（图片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韩炳华提供）

图22 黄釉鹦鹉壶（定州博物馆藏）

图23 白釉龟（定州博物馆藏）

[1]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8期，第49页。

[2]于璞：《北京考古史·辽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1页。

[3]于璞：《北京考古史·辽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1页。

[4]文章中所称“20世纪60年代初，因城建改造需拆除塔基”之说，亦未见于其他资料记载。任思音：《顺义辽无垢净光舍利塔出土文物资料整理与浅析》，《首都博物馆论丛》第29辑，2015，第231页。

[5]北京市顺义档案局（馆）网站顺义地方志栏目中“三、顺义区志”，http：//www.dangan.bjshy.gov.cn/dsqz/sydfz/201310/t20131016_24624.html。

[6]任思音：《顺义辽无垢净光舍利塔出土文物资料整理与浅析》，《首都博物馆论丛》第29辑，2015，第231页。

[7]任思音：《顺义辽无垢净光舍利塔出土文物资料整理与浅析》，《首都博物馆论丛》第29辑，2015，第230页。

[8]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4内蒙古》，科学出版社，2008，第60页。

[9]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全集·辽、西夏、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第171页。

[10]图片出处：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潮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第92页。

[11]郭学雷：《宋“胡姬劝酒”壶小考》，《收藏》2016年第7期，第67页。

[12]杜文：《解读唐宋时期的陶瓷人形壶》，《收藏》2011年1期，第45页图16。

[13]杜文：《解读唐宋时期的陶瓷人形壶》，《收藏》2011年1期，第42页图10-1。

[14]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科学出版社，2008，第98、150页。

[15]杜文：《解读唐宋时期的陶瓷人形壶》，《收藏》2011年1期，第43页图9-1。

[16]孙机、刘家琳：《记一组邢窑茶具及同出的瓷人像》，《文物》1990年第4期，第37页。

[17]孙促威：《茶圣陆羽像考》，《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第226页。

[18]刘毅：《宋辽高丽人形注子探析》，《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第76页。

[19]刘毅：《宋辽高丽人形注子探析》，《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第77页。

[20]（南宋）杨万里：《题陆子泉上祠堂》，《杨万里诗文集·朝天续集（三）》卷二十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517页。

[21]韩炳华、裴静蓉：《晋阳古城二号建筑遗址群》，待发表（经作者同意后引用）。

[2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