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
裴亚静
时代:元(1271~1368年)
尺寸:高18.7厘米,口径4厘米
出土信息:1970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旧鼓楼大街豁口
一 元青花凤首扁壶的发现与同出窖藏瓷器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市标准件四厂工人在旧鼓楼大街豁口明清北京北城墙下挖土摔砖坯时,发现一处瓷器窖藏,北京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于杰和黄秀纯赶往现场,发现是一处瓷器窖藏,被埋在明代北城墙下的元大都居住遗址内。清理时发现窖藏瓷器放在一个大缸里,上面扣着一个铁锅。窖藏瓷器多有破损,两位考古工作人员将碎片从土中筛了出来,并将瓷片进行拼对粘接,拼好的瓷器中就有一件青花凤首扁壶,大概有1/3缺失,当时由魏群先生用石膏对缺失的部分进行了第一次修复,并在修补处画出缺失的花纹[1](图1)。窖藏包含16件瓷器[2],包括10件(套)元青花瓷器和6件青白瓷器。青花瓷器包括凤首扁壶、花卉纹盏托1对(图2)、龙纹碗2件(图3)、龙纹盘5件(图4)。影青器包括影青高足碗2件、碗2件、带流小灯碗1件、高足小酒杯1件。其中两件影青碗碗底用墨书写八思巴文“张”或“章”[3]。最为精美别致的便是这件青花凤首扁壶。
自从旧鼓楼大街元代瓷器窖藏被发现,元青花凤首扁壶发表之后,相关专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从各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冯先铭先生最早对当时国内保定元代瓷器窖藏、北京旧鼓楼大街窖藏等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进行了探讨,提出元青花的分期和起源问题,他认为如果将元代分为早、中、晚三期,那么与旧鼓楼大街元青花同时出土的两件枢府釉瓷器的烧造当在元代中期或之前。元青花继承了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传统技法,在器型和纹饰方面也有所借鉴,同时,元青花与吉州窑釉下彩绘也有密切的联系。[4]赵光林先生认为元青花凤首扁壶是由晋唐时期的天鸡壶发展而来,并吸收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辽金时期马镫壶的造型,是对马镫壶造型艺术的发展和提炼。[5]马希桂先生认为元大都出土的这批青花瓷,大多数浓重青翠艳丽,使用的是来自伊斯兰地区的“苏泥勃青”料。[6]龙霄飞认为元青花瓷器窖藏位于元大都繁华的贸易场所,扁壶和两件盏托是作为茶具来使用的,扁壶也不能排除作为酒器使用的可能。[7]扬之水通过追寻酒榼与酒鳖的渊源,以及对比青花凤首扁壶与辽三彩水波流云纹注壶,认为扁壶凤冠披垂的毛羽和凤尾之端分别随势做成扁壶的一对系,认为青花凤首扁壶的功能为酒鳖。[8]

图1 青花凤首扁壶

图2 青花花卉纹盏托(一对)

图3 青花龙纹碗

图4 青花龙纹盘
二 青花凤首扁壶独特的造型和装饰
(一)独特的造型
青花凤首扁壶整体塑造为凤的造型,小口,扁腹,椭圆形圈足。壶以凤首为流,用镂空的方式做出凤的喙,两侧各有一出孔,凤眼则用青花画出来。凤首流采用立体造型,凤身则以绘画的方式展现。凤颈后用留白的方式来表现羽毛,背部的羽毛画出鳞片,凤的双翼垂于扁壶两侧。后面的凤尾巧妙地做成壶柄,卷草形凤尾分列于壶柄两侧。壶的下半部分为折枝莲花,整体来看,好像一只飞凤翱翔于莲花丛中。青花凤首扁壶采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以下简称“苏料”)进行绘画,这种钴料中铁的成分多于锰的成分,纹饰笔触中会出现一些铁的结晶斑,青花颜色浓重鲜艳,使用苏料绘画更加突出了凤于莲花丛中展翅欲飞之动感。壶整体采用立体的凤首与壶腹绘画凤身和莲花的组合,既满足了立体感的呈现,又充分利用了绘画的形式,为雕塑与绘画的结合。
(二)扁壶上的凤纹
凤是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也是古代艺术品中一种常见的装饰题材,不同尾翼的凤凰或者鸾凤装饰在宋代建筑及艺术品上已经普遍出现。1982年浙江德清武康银子山出土一批南宋时期的金银首饰,其中有一对银鎏金凤凰衔花簪[9](图5),一枝簪子凤尾为卷草式,一枝凤尾为散锯齿式,这对簪子现藏于德清县博物馆,曾在2015年浙江省博物馆“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展上展出。鸾凤或凤凰或为一雌一雄,或为同一性别。根据尾部的不同特征来区分雌雄,一种为散的锯齿状尾,一种为卷草式尾。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中附有鸾凤插图[10](图6),图中散锯齿式尾为“鸾”,另一图两只不同尾部的称为“凤凰”,那么卷草式尾则为“凤”,锯齿状尾则为“鸾”或“凰”。宋代漆器、铜镜和吉州窑瓷器上也有鸾凤花纹,两者或同时出现,或单独出现,倪亦斌先生对鸾凤的考释已有专论[11]。元代鸾凤纹更多出现于各类艺术品中,同样也多用于元青花瓷器的装饰,如英国大威德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在其颈部青花蕉叶纹及题记下面一面绘有卷草式凤,一面为有锯齿状尾凤的鸾凤纹饰。[12]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地白花凤凰穿花纹菱口盘[13]中部也有双鸾双凤相间穿花的装饰(图7)。红海沉船中也出水一件残的元青花罐,其肩部绘画鸾及麒麟穿莲花纹。[14]据《营造法式》插图可知,首都博物馆藏这件青花凤首扁壶凤纹应属于“凤”。也有单独的鸾或凤出现的情况,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青花凤穿莲花纹执壶[15],是鸾与莲花竹石的组合。
鸾凤纹在元青花瓷器上非常多见,鸾凤常与牡丹、莲花、菊花、云纹或麒麟进行组合装饰。莲花飞凤是元青花瓷上较为常见的一种装饰花纹。目前所见,除凤首扁壶外,凤穿莲花还见于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凤凰瑞兽穿花纹四系扁壶[16],扁壶一面是孔雀飞翔于山石牡丹丛中,一面绘画鸾与麒麟穿梭于莲花丛中。河北保定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的两件青花海水白花龙纹八棱梅瓶,其四个云肩中分别装饰鸾穿莲花、凤穿莲花(图8)及麒麟穿莲花[17]。鸾凤穿莲花既可以作为主体纹饰,也可以作为辅助纹饰。
除了元代瓷器外,同时期的其他艺术门类上也经常有鸾凤纹装饰,如1966年北京桦皮厂附近的明城基下出土了雕刻精致的汉白玉锦地双凤麒麟石刻[18](图9),在海棠形开光内,花丛之中一鸾一凤上下翻飞,凤的形象虽与首都博物馆藏元青花凤首扁壶上的凤不完全相同,却也可以看出仍是一雌一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元代鸾凤纹刺绣(图10),其尺寸为143.2厘米×134.6 厘米。四角为花瓶内插缠枝花卉纹,中心为用金线绣制的一鸾一凤团形图案,鸾凤之间绣有火珠,非常精美。鸾凤是元代艺术品上的独特装饰花纹,或同时出现,或单独与莲花、牡丹相伴出现。

图5 银鎏金凤凰衔花簪 (德清县博物馆藏)

图6 (宋)李诫《营造法式》鸾凤插图

图7 元青花大盘鸾凤纹局部(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8 八棱梅瓶凤穿莲花纹云肩局部 (左:河北博物院藏。右:故宫博物院藏,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赵山 摄)

图9 汉白玉锦地双凤麒麟石刻

图10 元代鸾凤纹刺绣(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Credit Line:Purchase,Amalia Lacroze de Fortabat Gift,Louis V.Bell and Rogers Funds,and Lita Annenberg Hazen Charitable Trust Gift,in honor of Ambassador Walter H.Annenberg,1988
Accession Number:1988.82
(三)以凤首为造型的瓷器
中国古代瓷器中很早就有以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进行立体装饰的,比如隋代的鸡头壶[19]、蛙形水盂等。凤是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传说中的动物。元代瓷器除了以凤纹作为花纹之外,还以凤为造型,比如首都博物馆这件青花凤首扁壶。此外,韩国新安沉船中出水了元代的青白釉凤形小水注[20](图11),其柄部贴塑了三条泥条,作为凤尾装饰,看起来应为鸾。东南亚也发现过小型的青花凤形水注[21](图12),其凤尾直接卷起而为壶的柄部,这件壶应为凤。
无独有偶,1998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芦草沟镇西宁庄村征集到一件元青花凤首扁壶[22](图13),现藏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这件凤首扁壶和首都博物馆藏品非常相似。新疆那件扁壶凤首和柄部已残。虽然凤首已残,但残存的部分和首都博物馆的凤首比较,还是能看出区别,新疆扁壶的凤首毛发更为简洁、粗放,首都博物馆扁壶凤首毛发更为复杂、细腻。两件凤首扁壶的最大区别在于凤的尾部,首博扁壶的凤尾为卷草状,两条卷草状尾分别绘于壶柄两侧。新疆扁壶的凤尾为散锯齿状,四条凤尾分布于壶柄两侧。通过对两件扁壶凤首和凤尾的比较,推测可能是雌雄性别的区别。从花纹看,凤身下面的莲花纹绘于扁壶下面的空白处,莲枝、莲花、莲叶的起点和走势也各不相同。此外,两件扁壶底足上的花纹也不同,首都博物馆扁壶为覆莲装饰,大小莲瓣相间,新疆扁壶底足上的边饰是回文。从绘画风格和青花色调看,两件扁壶的发色都很纯正,首都博物馆扁壶的青花发色更为稳定、清晰,而新疆扁壶的青花发色晕散。从两壶的尺寸看,两壶口径相同,首都博物馆扁壶高18.7厘米,略高于新疆的18.4厘米。首都博物馆扁壶底足宽8.3厘米,略长于新疆的8.2厘米。整体来看,两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图11 青白釉凤形水注 (新安沉船出水韩国国立中央美术馆藏)

图12 元青花凤形水注(东南亚出土)

图13 青花凤首扁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
除扁壶和水注外,元青花瓷器中还可见到凤首梅瓶,目前所见有两件,一件梅瓶[23](图14)原收藏于日本,后来为浙江省一位收藏家收藏。这件青花梅瓶的花纹为鸾和牡丹的组合,颈部绘鸾的毛发,上腹绘鸾穿牡丹纹,下半部分分层画卷草纹和莲瓣纹,从口沿和腹部花纹可以判断其盖子部位应为凤首。这件梅瓶原本没盖,收藏家后配盖子,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梅瓶原盖的样子。青花鸾凤牡丹纹梅瓶曾经在浙江省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瓷器艺术展进行展示[24]。无独有偶,意大利拿波里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元青花凤首梅瓶[25](图15),同为牡丹飞凤纹,凤尾为卷草形,和原藏日本的那件梅瓶不同的是,这件上半部分为凤的肩腹,下半部分为卷草形凤尾和折枝牡丹纹,从器身所绘的凤的羽翼也可以推断此梅瓶的盖子为凤首,遗憾的是,这件梅瓶的盖子亦为后配。

图14 元青花鸾凤牡丹纹梅瓶(私人收藏 )
由此看来,元代凤纹装饰较为普遍,以凤首作为壶流或梅瓶口部,而在壶身或瓶身绘画凤身部分,我们看到凤首扁壶并不是孤例,这里既有凤首水注、凤首扁壶,还有凤首梅瓶。在装饰上,也不仅仅只有鸾或凤,我们既看到绘画鸾穿莲花的凤首扁壶和鸾穿牡丹的梅瓶,也看到凤穿莲花纹的扁壶和鸾穿牡丹梅瓶。而两件青花扁壶的装饰手法及花纹更为接近。

图15 元青花凤首梅瓶(后配盖,意大利拿波里博物馆藏)
三 青花凤首扁壶与元代丝绸之路
2009年北京艺术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合作举办了近些年来官方的第一次元代青花瓷器展,展览第一次会聚了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元青花瓷70件。在这次展览中,发现于新疆伊犁的青花凤首扁壶[26]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参加展览,两件扁壶一鸾一凤,在600多年前的景德镇同时被工匠烧造出来,然后各奔前程。600多年后,两件历尽沧桑的扁壶在分离后第一次相聚于北京,相聚于故城元大都,相聚于首都博物馆展厅,展现在观众面前!
新疆青花凤纹扁壶的出土地距离霍城县西北的阿力麻里古城很近。“阿力麻”是突厥语“苹果”的意思,“里”在突厥语中是“城”的意思。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的黄文弼先生和同事在完成工作后,考察了新疆伊犁的几座古城,其中包括霍城的阿力麻里古城[27],后又根据史料记载和地理位置,确定了阿力麻里古城的地理位置。唐代此地为葛逻禄部王城,元代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建察合台汗国于此,并以阿力麻里为察合台汗国的首都[28],阿力麻里被欧洲人称为“中央帝国之城”。元代以后,阿力麻里古城再不见于文字记载,直到2015年再次被发现。2015年新疆文物局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多光谱遥感探测等高科技手段发现了阿力麻里古城,并探明了遗址的布局与规模。[29]据《新唐书》记载,阿力麻里古城始建于8世纪左右,在唐代处于丝绸之路北道,非常繁盛,曾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除了元青花凤首扁壶外,哈萨克自治州还出土过青花高足碗、青花莲纹钵等瓷器[30],在辽代阿力麻里也是一座有名的古城。
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尊号“成吉思汗”。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汗位,建立元朝,1272年正式定都北京,即元大都。元大都是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世界的中心城市。元大都具有繁荣的商业经济,世界各地的商人来到这里进行贸易,意大利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述了元大都的繁荣,各地富商巨贾皆聚于此,市场上无奇不有。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凤首扁壶正是发现于旧鼓楼大街,当时繁华大都城的中心,而同一窖藏中共出土10件(套)当时非常稀有的元青花瓷器。这对儿孪生的元青花凤首扁壶,一件发现于元大都—当时的繁华的国际都市,对于元代陆上丝绸之路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另一件发现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阿力麻里城,两件青花凤首扁壶造型独特,融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于一体,又将中西文化结合于一壶。
四 结语
元青花凤首扁壶是元代青花瓷器的精品,目前所见同样精美的青花扁壶存世也只有两件。元代将器物做成凤形也不是绝无仅有,仍可见两件绘画一鸾一凤的青花梅瓶,两件梅瓶虽然盖子都已缺失,但仍然是非常珍贵的资料。首都博物馆所藏青花凤首扁壶上的凤穿莲花纹及新疆出土扁壶的鸾穿莲花纹是元青花瓷器中一种特有的样式,鸾穿花或凤穿花纹样单独存在,或鸾凤穿花同时在一件瓷器上作为装饰花纹,多装饰于元代立件的瓷器上,如元青花双系壶、梅瓶,或大罐的肩部。鸾凤是元代艺术品中较为重要的一种装饰图案,《元史·顺帝二》记载至元二年(1336)夏四月丁亥诏谓:“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31]青花凤首扁壶以鸾凤为型,雕塑与彩绘相结合,制造工艺繁复,应是元青花瓷器中较高等级的瓷器。旧鼓楼大街元青花窖藏伴随青花凤首扁壶出土一对青花花卉纹盏托[32],推测扁壶和盏托可能为配套使用的酒器。六百年前同时烧造于景德镇的两件青花凤首扁壶,一件发现于元大都城,一件发现于新疆阿力麻里古城遗址,是元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物。
(该文刊发于《博物院》2018年第6期)
[1]黄秀纯:《考古人生—古燕斋谭屑》,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第48~49页;黄秀纯:《筛出来的国宝—记元大都遗址出土青花窖藏》,北京艺术博物馆编《元青花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中国国学出版社,2009,第297~299页。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第19~28页。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考古》1972年第4期。
[4]冯先铭:《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从中国出土文物展览陶瓷展品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第20~27页。
[5]赵光林:《试探青花瓷器的起源和特点—元大都出土青花瓷扎记》,《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第96~99页。
[6]马希桂:《简论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北京市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上,北京出版社,2004,第18~27页。
[7]龙霄飞:《对旧鼓楼大街元代窖藏青花瓷器性质的思考》,北京艺术博物馆编《元青花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中国国学出版社,2009,第292~296页。
[8]扬之水:《提匣与行具,附:酒榼与酒鳖》,《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54~159页。
[9]浙江省博物馆:《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中国书店,2015,第146页。
[10](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三十三彩画作制度图样,清代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1]倪亦斌:《看图说瓷》,中华书局,2012,第177~188页。
[12]Reglan Krahl,Jessica Harrison-Hall,Chinese Ceramics-Highlights of The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pp.52-53.
[13]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第136~137页。
[14]康蕊君:《西亚与南亚发现的元青花瓷器:以红海沉船为中心》,《幽蓝神采—2012上海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96~212页。
[15]耿宝昌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第8页。
[16]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图版31。
[17]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科学出版社,2008,第185页;北京艺术博物馆、北京市元青花文化交流中心、首都博物馆:《元青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14~15页;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2012,图版57。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第19~28页;《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3,第82页。
[19]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20]﹝日﹞三上次男:《世界陶瓷全集13辽金元》,日本小学馆,1976,第207页,图188;푸르름속에핀순백의미,경덕진요청백자,p.72。
[21]John Carswell.Blue and White: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00,p.32.
[22]殷福兰:《新疆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中国文物报》2007年3月21日。
[23]《世界陶瓷全集13辽金元》,第211页。
[24]吕章申主编《中国古代瓷器艺术》,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第150~153页。
[25]﹝日﹞龟井明德:《元样式青花白瓷の研究》,亚洲古陶瓷学会《亚洲古陶瓷研究》Ⅳ,第1~35页;叶喆民:《意大利所藏中国古陶瓷考察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第6~14页。
[26]北京艺术博物馆 北京市元青花文化交流中心、首都博物馆主编《元青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66~68页。
[27]黄文弼:《新疆的考古发现—伊犁的调查》,《考古》1960年第2期,第8~10页。
[28]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第555~561页。
[29]王瑟:《失落古城阿力麻里,终于找到你》,《光明日报》2016年2月4日,第10版。
[30]新疆博物馆:《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代瓷器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8期;殷福兰:《阿力麻里出土的元代瓷器及其相关问题》,《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
[31](明)宋濂等撰《元史·顺帝二》,中华书局,1976,第834页。
[32]《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编委会、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下,北京出版社,2004,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