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

闫娟

时代：明（1368～1644年）

尺寸：通高10.5厘米，口径5.8厘米

出土信息：1962年出土于北京市海淀区德胜门外小西天清代黑舍里氏墓

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1]（图1）为仿汉代玉卮，玉质温润细腻，抛光极佳，造型古朴。器物分为盖、身两个部分；卮盖中间镂雕一圆钮，钮上饰涡纹；盖边缘立雕卧狮、卧虎，凸起象鼻钮，卮把底部刻有剔地阳文篆书“子刚”款（图2），等距兽首作为三足。

一 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的出土墓葬背景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件考古出土的“子刚”款玉器。^[2]墓主黑舍里氏，身份显赫，为清初重臣索尼之孙女，索额图之女，康熙帝皇后赫舍里氏之堂妹。墓葬为砖室墓，墓室南北长1.82米，东西长1.82米，高2.95米。根据墓志志文，此女“生于康熙戊申年七月十三日，卒于甲寅年十二月二十七日”^[3]。据此可知，黑舍里氏入葬时是康熙十四年（1675）。

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玉器以及铜器类文物，其中玉器类文物共计18件（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玉器年代跨度很大，从战国、汉一直延续到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随葬玉器有一定序列和特点：第一，战国、汉、宋、元、明、清各有代表器物，尤其宋之青玉卧鹿，元之白玉凌霄花饰件，明之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清初的白玉、碧玉鸡心佩，均十分精美且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第二，余下的玉器文物种类，基本是文房用品，体现墓葬主人的出身、爱好及家庭背景。

图1 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

图2 玉卮把底部的“子刚”款

表1 黑舍里氏墓出土玉器

关于黑舍里氏的家族背景，索尼、索额图均为清初重臣，《清史稿》中有传。此墓葬主人为索额图之女，入葬之时正是索额图任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风头最盛之际，因此其女墓中得以有数量众多的精美器物随葬。

且根据前面对此墓葬出土玉器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索额图本人虽为清朝贵族，对古玩及汉文化却是非常有研究的。

这件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是此墓葬中的最为重要、最为精美的玉器之一，其雕刻的“子刚”款识，表明其出自明晚期琢玉大师之手。

二 陆子刚及“子刚”款玉器

陆子刚系明代苏州府太仓人，其生卒年无明确记载。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说陆子刚是中国玉器史上第一位在玉器上留下名字的玉雕大师。根据史料推测，陆子刚应主要活动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据传，他的玉雕技艺享称“吴中绝技”，堪与同时代唐伯虎的仕女画相提并论。根据文字记载和存世玉器实物上的落款，陆子刚的名字有两种写法，即“子刚”和“子冈”两种，而落在玉器上的款识基本有“子刚”“子冈”“子刚制”三种。

从陆子刚生活的明代晚期开始，他的玉雕作品和技艺就陆续出现在时人笔记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晚期。

（1）明高濂^[4]所著《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记载：“水注：有玉为圆壶、方壶者……又见吴中陆子冈制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上嵌青绿石片，法古旧形，滑熟可爱。有玉蟾蜍注，拟宝晋斋旧式者。”“水中丞：近有陆琢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亦佳器也。”“印色池：有陆子刚做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今多效制。”^[5]

高濂此书刊印于万历十九年（1591），因此高濂当是与陆子刚同时代的文人，他在其著作中将陆氏的名字写作“陆子冈”，他所见过或收藏的陆氏玉器有如下几件：①白玉嵌青绿石辟邪水注，仿造古物所制，特点是滑熟可爱；②玉蟾蜍水注，亦是仿造旧式；③玉兽面锦地水中丞，式样仿青铜酒器罍，制作精美；④白玉带盖螭纹印盒，工艺精致，有很多人进行仿制。

（2）陈继儒《妮古录》：“乙未（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初四日，于吴伯度家见百乳白玉觯，觯盖有环，贯于把手上，凡十三连环，吴人陆子所制。”^[6]

《妮古录》所记的这件“子刚”款玉觯，亦为仿青铜酒器所作。觯这种酒器，商代常见的多为圆腹、侈口、带盖，至西周开始出现体扁，而四角略圆的形式。但带耳或把的很少见。而陈继儒记录的这件白玉百乳觯，盖有环，贯于把手上，形制较为特殊。

高濂与陈继儒都是与陆子刚基本同时期的江南文人，他们在笔记中对陆子刚所做玉器的纹饰和器物做了比较清晰的描述，猜想其来源应是已经被当时的文人或收藏家收藏、购买的玉器，也许有些是直接得自陆氏本人也未可知。高濂与陈继儒提及的五件玉器，全部是摆设文房类用品，有盒、水注、水丞、觯，器形多仿效前代器物。这些器物有些在当时已经受到追捧，出现了仿品。

从笔记中对这几件器物的描述，大致得出陆子刚所做玉器的纹饰及雕刻风格具有以下特点。

①“兽面锦地”“连盖滚螭”“百乳”，说明纹饰精致、细密。

②“法古旧形”“滑熟可爱”“工致侔古”等，说明其雕玉好做仿古器物，工艺纯熟。

③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高濂笔记中描述兽面锦地水中丞时，用了一个“碾”字，说明他在制作玉器时应是使用砣具的。

大约50年之后，到了崇祯时期，崇祯十五年（1642）《太仓州志》卷五《 物产》篇记载：“雕玉器，凡玉器类砂碾，五十年前州人有陆子刚者，用刀雕刻，遂擅绝。今所遗玉簪，价一支值五六十金。子刚死，技亦不传。”这段话不仅说明陆子刚所制作器物珍贵、价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提及陆子刚有绝技，即其“用刀雕刻”的绝技。但这应该是一种误传。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玉器的琢磨碾制乃是用砣具配合解玉砂完成的，而传言陆子刚的绝技则是用刀雕刻其款识。事实上，根据邓淑苹先生的研究，以刀雕刻款识的绝技应为时人的误读，从而进一步神化其技艺，也使他的作品价格更高。

三 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及细部纹饰分析

长期以来，首都博物馆藏的这件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被学界公认是陆子刚的真迹。受到邓淑苹先生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陆子刚玉器研究^[7]的启发，在首都博物馆保护部赵瑞廷先生的协助下，对这件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的局部细节进行了显微镜下的检测，现将一些体会及部分细节图片发布，以期抛砖引玉（图3至图6）。

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玉质佳。这表现在颜色与体量两方面：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为和田白玉所制，玉质温润，色白，局部有糖色，杯身乃一块整料掏膛而成，足见此块原料的体量应该不小。且整块玉料基本无瑕，足见其贵重。

第二，采用多种雕刻技法进行琢制。玉卮采用阴刻、透雕、浅浮雕、高浮雕等不同技法琢制而成，不过从上面几个小兽的工艺手法来看，虽然不能否认陆子刚的技艺十分纯熟高超，但其所制作的器物仍旧符合明代的工艺特点及风格，风格仿古却不拘泥于古，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仍保留着趣致可爱的特点。

第三，“子刚”款阳文款识，在显微镜下显示，每一道刻痕都是中间比较宽，两端比较窄，与整个玉卮的其他纹饰刻法并无不同，这样的工艺痕迹表明“子刚”两字也应是使用砣具雕刻而成的。这也证实了所谓“昆仑刀”应是对陆子刚技艺的误读和一种夸张。款识的周边被剔掉，打磨得十分平滑，制造出阳文印章的效果。

四 关于此件文物的定名

此件文物在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账目上的名称，一直是“白玉‘子刚’款夔凤纹杯”，也有一些出版物，称其为“‘子刚’款玉樽”，但笔者认为从此件玉器的造型、体量以及功能上来说，称其为“卮”更为恰当。

图3 白玉“子刚”款 夔凤纹玉卮底足特写

图4 白玉“子刚”款 夔凤纹玉卮器柄特写

图5 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盖上小兽特写（显微照片由首都博物馆保护部赵瑞廷先生提供）

图6 子刚款识显微镜照片（显微照片由首都博物馆保护部赵瑞廷先生提供）

卮为一种酒器，产生于战国末期，到秦时杯、卮并用，卮流行于汉代。材质非常广泛，有银、铜、木、陶等，以陶及木的材质比较多见，玉卮最为珍贵。卢兆荫先生在文章《玉卮漫谈》中，曾引用《韩非子》的记载来说明玉卮值千金，极为珍贵。^[8]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汉朝，“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9]可见玉卮是在重大场合或宴会中使用的，且使用者一般身份等级较高。

（一）汉代玉卮

目前所知明确为墓葬出土的汉代玉卮共有5件，分别为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勾连云纹玉卮（图7）、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朱雀踏虎衔环玉卮以及带盖朱雀纹玉卮、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镶铜玉卮以及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的龙凤纹玉卮。这几件汉代玉卮除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镶铜玉卮卮身是由玉片及铜托拼镶而成，其他玉卮卮身皆是用一整块玉料雕琢而成，分为盖（有些缺盖）、身两个部分，卮身呈圆桶形，高度一般在11厘米至13厘米之间，上下大小略有差异。盖顶正中有环形钮或带花瓣的圆形捉手，卮身一侧有环形耳。纹饰一般以云纹或勾连云纹为底纹，上面或饰有像生纹饰（如朱雀纹、龙凤纹等）。

传世的汉代玉卮有两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玉卮，卮身纹饰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玉卮大致相同，都是在谷纹基础上加饰夔凤纹。台北“故宫”所藏汉代玉卮则器身高浮雕双身朱雀，并在其中穿插五只螭虎，台北“故宫”研究人员认为这件玉卮可能由新石器时代的玉琮改制而成。

图7 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勾连云纹玉卮 （徐州博物馆藏）

图8 白玉夔龙纹玉卮（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胡锤 摄）

（二）明代仿古（汉代）玉卮

玉卮发展到唐宋时期仍有少量，后逐渐衰微。一直到了明朝中晚期，文臣儒士的地位不断提高，市民经济进一步繁荣，使民间的手工业快速发展。明朝时为迎合市场和文人审美，仿古玉器逐渐多了起来，开始有仿古（汉代）玉卮出现，如北京故宫藏有一件白玉夔龙纹卮（图8），口径为6.9厘米，通高11厘米。此件玉卮无论尺寸还是形制都与小西天黑舍里氏墓出土的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颇为相似。台北“故宫”亦有这种形制的明代仿古玉卮，可见这种玉卮为明代中晚期较为流行的一种仿古器物。无疑，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带有“子刚”款识的也是一件明代仿古（汉代）玉卮。

五 结语

白玉“子刚”款夔凤纹玉卮，这一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的存世佳作，其精美的纹饰、高超的工艺和古朴大气的风格让我们领略了琢玉大师的精湛技艺，而其背后的故事和陆子刚玉器仍然留存的许多未解之谜，更使这件玉卮显得珍贵。

[1]玉卮1962年出土于黑舍里氏墓。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1期，第50页。

[2]笔者在查阅资料时，曾查到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万历年间许裕甫墓中出土的带有“子刚制”款玉簪。后经邓淑苹先生指点，查阅此墓葬的出土报告（《文物》1977年第3期），出土报告中记录此墓中出土的玉簪是光素的。而在徐湖平主编、殷志强编著的《古玉菁华—南京博物院玉器馆展品选萃》一书中，误将一件院藏的带有“子刚制”款识的征集品当成许裕甫墓中出土的玉簪，特此说明。

[3]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1期，第56页。

[4]高濂，生卒年不详，其专著《遵生八笺》刊于1591年，即万历十九年。

[5]（明）高濂：《燕闲清赏笺》，李嘉言校注，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第124页。

[6]（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9页。

[7]邓淑苹先生在其文章《从西域国手与专诸巷论南宋在中国玉雕史上的重要意义》中写道，根据对子刚作品款识的仔细观察与研究，陆子刚的篆刻款识应是其使用砣具在玉料上所创造出刀刻的效果。这种用刀刻的误读应为不了解玉器制作工艺之人因崇拜其高超技艺从而对陆子刚的一种谬赞，而这以刀雕刻的误传，亦使得陆子刚的作品价值升高。

[8]卢兆阴先生《玉卮漫谈》（刊于《文物天地》1998年第3期）中提及《韩非子》记载：“堂溪公谓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无当，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此段话说明玉卮在战国时期价值很高。

[9]（汉）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中华书局 ，1960，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