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花叶蕃莲纹碗

闫娟

时代：清乾隆（1736～1795年）

尺寸：碗高5.1厘米，口径9.2厘米，每只重45克

首都博物馆藏有一对白玉花叶蕃莲纹碗（图1、图2），此对玉碗为白玉质，乃使用一块玉料琢制而成。口微撇，内壁光滑，外壁上层雕刻卷草纹及五瓣花，下层则装饰外凸内凹的细瓣蕃莲纹，花叶缱绻，碗足亦为蕃莲纹造型。这对碗莹润细薄，花叶繁复而细腻，碗壁极薄，壁薄不足1毫米，但上面所雕刻纹饰抚上有凹凸之感，亦使整体纹饰显得生动而立体。从内壁可以看到外壁之花纹，实在符合乾隆帝“抚外影瞻内，花擎叶反披”^[1]之赞美。

乾隆皇帝的这句诗其实是为赞美痕都斯坦玉器所作。可以说，这种来自异域的玉器，在清中期之后对中国传统的玉雕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并为乾隆帝所钟爱。

一 痕都斯坦玉器与仿痕都斯坦玉器

“痕都斯坦”这一地名，由乾隆皇帝亲自考证后得出。18世纪中叶，即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四年（1759），清军先后平定准格尔汗国及大小和卓兄弟，统一了“准部”与“回部”，恢复了清朝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清军在征战期间，获得数件来自天山南北路的玉器作品，这些玉器不仅是贡品，而且能体现乾隆帝统一新疆的“武功”，因此更加受到乾隆帝的重视。之后，新疆地区成为中国与南亚、西亚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

乾隆三十三年（1768），叶尔羌办事大臣旌额里进贡了一对印度北部制作的花叶纹玉盘，乾隆帝十分喜爱，在《天竺五印度考讹》一文中考证，制作这种玉器的地方为“痕都斯坦”，并将文章的一部分和一首题为《题痕都斯坦双玉盘》的御制诗分别刻在这一对玉盘的盘心处。此后，他将这种贡入的雕有花叶纹的玉器，皆称为痕都斯坦玉器。

图1 白玉花叶蕃莲纹碗（一对）

图2 白玉花叶蕃莲纹碗

乾隆帝的全部关于玉器的御制诗中，共有约56首是关于题咏痕都斯坦玉器的，其内容不仅涉及痕都斯坦玉器的名称、器型、装饰、工艺，还充满了乾隆帝本人对这种玉器的青睐之情。痕都斯坦玉器具有薄胎、打磨工艺精湛、花叶纹繁复精致等特点，在乾隆帝咏赞痕都斯坦玉器的诗句里，亦有围绕着这些特点的赞美，“抚触不留手”认为其是“水磨”，称得上“鬼工”“仙工”，像“在手疑无物，定睛知有形”^[2]，如“细如毛发理，浑然无凿痕”^[3]等，赞痕玉的工艺精湛、体薄剔透。他对这种玉器多加赞赏，认为其工艺技巧更甚于苏州玉工，“水磨天方巧，专诸未足论”。

根据邓淑苹先生的研究，痕都斯坦玉器更为准确的名字应为伊斯兰玉器，因为根据乾隆帝的考证，“痕都斯坦”仅特指北印度，即莫卧儿帝国。而实际上，从目前的实物特点分析，我们看到的痕都斯坦玉器，其产地并不单一，分别有中亚、南亚、西亚至东欧。

几个地区所制造的伊斯兰玉器的特点并不相同。中亚地区东到新疆，西至里海。这一地区所做玉器器壁较厚，抛光工艺较差，琢制粗糙，多光素无纹，常见的有碗、盘。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平定大小和卓部之后所得到的玉盘，就是中亚地区制作的伊斯兰玉器。南亚地区的伊斯兰玉器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玉器和南亚其他土邦所做的非典型莫卧儿帝国玉器。1526年巴布尔建立莫卧儿帝国，这个帝国最为强盛的时期疆域横跨印度、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东部。在17世纪贾汗吉和沙加罕两代帝王的大力发展下，其玉雕艺术达到巅峰，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玉器融合中国、中亚、印度、欧洲等地的玉雕工艺特点，以花叶纹、瓜果纹、马首、羊首等为题材，创造出存世最为精美的伊斯兰玉器。西亚至东欧地区的玉器主要是指奥斯曼帝国所制作的玉器，奥斯曼帝国的玉雕艺术受到莫卧儿帝国的影响，相比于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玉器，奥斯曼帝国所做的玉器器壁更薄，线条更为刚硬，和莫卧儿帝国一样亦有镶嵌金丝或宝石类的器物。

正是由于乾隆帝对这种异域玉器的钟爱，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回部领袖及驻疆大臣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进贡这种玉器。随后，为了讨好皇帝，身处中央的各级官员也纷纷呈贡痕都斯坦风格的玉器。这大大刺激了市场对这种玉器的需求。乾隆四十三年（1778），一件震惊清廷的贪墨案揭开了仿造痕都斯坦玉器现象的面纱。驻叶尔羌大臣高朴^[4]，倚仗其皇亲国戚的身份，利用职权，串通江南商人对当地出产的玉石进行偷采贩卖，贪墨数量巨大，这是一起私鬻玉石的大案。除了私贩玉料，还在衙署内雇用苏州等地的玉工来仿造痕都斯坦玉器。在此对高朴的贪墨案不做过多的讨论，而是经由这一案件，我们第一次看到仿制的痕都斯坦玉器出现于史料记载中。

高朴因贪墨被惩处，但仿造痕都斯坦玉器的风尚并没有消失，甚至痕都斯坦风格逐渐与中原玉器的风格和器形相融合，产生了一类工艺精湛带有伊斯兰风格的玉器新品。首都博物馆藏的这一对白玉花叶蕃莲纹碗正是这样的仿痕都斯坦玉器的代表。

二 白玉花叶蕃莲纹玉碗的特点

为何认为这对白玉花叶蕃莲纹玉碗是仿制的痕都斯坦玉器呢？

第一，从器形上来说，这对玉碗的造型特点是典型的中原地区风格：深腹、口微外撇。这对玉碗的大小和器型与中原地区饮茶所用盖碗形制相近，唯碗足做成蕃莲花瓣形。

而典型的伊斯兰玉器的玉碗器形，器壁较薄，撇口，体量较中原地区的碗要大，有些带双柄。特别是腹壁比中原玉碗薄这一点，是符合伊斯兰文化特点的。

第二，玉碗所琢刻的花叶纹不具有典型性。根据邓淑苹先生的研究，这对碗上半部分所琢刻的花叶纹，应是变形的茛苕叶纹饰，而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的茛笤叶纹饰可见图3。此外，除了变形的茛笤叶还有缠枝花卉，这种组合花纹在典型的莫卧儿帝国及奥斯曼帝国玉器中均十分少见。腹壁上的细瓣纹看起来更像是中国传统玉碗、玉杯装饰上常见的菊瓣纹，也有专家认为这是细瓣蕃莲纹。碗足底部那颇具伊斯兰风情的蕃莲花纹亦与伊斯兰玉器上的莲纹有所不同（图4）。

第三，我们以往对痕都斯坦玉器鉴定的一个要点就是，痕都斯坦的玉器一般胎壁非常的薄。而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所制作的伊斯兰玉器，也确实具有器壁莹薄这一特点，但这并非判断是否为伊斯兰玉器的唯一条件，仍然要结合器形和纹饰等，才能判断是不是一件真正的伊斯兰玉器。

此外，中原地区的玉工并非没有实力制作薄胎玉器，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用玉和赏玉观念更讲究玉石的温润之美。受儒家文化及君子以玉比德观念的影响，玉雕工艺要尽力展现玉石的润泽之美。早在清代以前，我们的工匠就已经可以制作薄胎玉器了。

图3 典型莫卧儿风格的玉器上的茛苕叶纹（引自《国色天香—伊斯兰玉器》）

图4 碗足的蕃莲纹

然而，由苏州玉工仿作的痕都斯坦玉器，虽然从风格上来讲并不纯粹，但亦是将中国玉雕的特色与伊斯兰玉雕相结合，工艺精湛出色，也是清乾隆时期中国玉文化的一股新风。

仿痕都斯坦玉器除了前面说的这种工艺精湛，结合中原玉器与伊斯兰玉器的作品外，还有一部分则是完全按照由南亚、西亚等地传入的伊斯兰玉器仿造而成的。这些玉器因为工艺上无法完全复制，或图样记录不清等问题，在纹饰、形制和细节处理上露出纰漏。这部分玉器，工艺粗糙的多是新疆当地玉工仿制，工艺较为细腻的则多是苏州工匠所制。

乾隆帝于三十三年（1768）收到的那一对玉盘是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玉器，后来进贡的痕都斯坦玉器数量越来越多，其间不乏仿制的痕都斯坦玉器。但观察分析能得到乾隆帝青睐并题诗的器物，基本是莫卧儿帝国所制作的最为精美的玉器。我们不妨推测，乾隆帝当时或许已经对伊斯兰玉器有一定的甄别能力了。

今天，对于完全照搬却又漏洞百出的赝品和融合了伊斯兰风格的新风尚中国式仿痕都斯坦玉器精品，我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态度来分别看待。

正是因为不断发生着民族融合，发生着不同玉雕文化之间的碰撞，才有了悠远绵延而又不断迸发新活力的中国玉文化。

三 总结

对于首都博物馆藏的这对白玉花叶蕃莲纹碗，长期以来，我们都根据它的工艺和纹饰，认为它具有伊斯兰玉器的典型特点，是痕都斯坦玉器。此次写作过程中，通过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专家老师的指导，加深了对伊斯兰玉器的认识和理解，将此对白玉花叶蕃莲纹碗认定为国内玉工制作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玉器。

这一对白玉花叶蕃莲纹碗，结合了中原玉器与伊斯兰玉器两种玉器文化的特点，成为18世纪后半段出现的中国玉器的新风尚，既体现了清代玉雕艺术在此时期的水平，也显示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结果，值得我们细细地鉴赏品味。

[1]《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五集卷四十七。

[2]《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二十三。

[3]《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三集卷七十七。

[4]高朴，镶黄旗满洲人，是乾隆帝的宠妃慧贤皇贵妃高佳氏之侄、文渊阁大学士高斌之孙；其堂叔高晋，任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其父高恒，曾任两淮盐政，因侵蚀盐引余息数万两，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被正法。但高朴仍受到皇帝的恩宠，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月由给事中晋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兵部右侍郎衔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高朴到新疆就职后，就开始贪污偷运采买玉石，后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被当地回民告发后败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