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

火焰纹堆补绣僧帽

柳彤

时代：蒙古汗国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

尺寸：帽高35厘米，口沿每边宽12.5厘米，顶部四角每方宽21厘米。帽耷长17厘米，下端宽35.5厘米，由后向两鬓斜收。左、右两护耳接帽口处宽10厘米，下端宽15厘米、长21厘米

出土信息：1955年出土于北京市西城区庆寿寺海云和尚塔塔基

火焰纹堆补绣僧帽于1955年在庆寿寺海云和尚塔内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系一级文物（图1）。僧帽为尖顶，正方口，顶作四阿式，左、右有护耳，后垂帽耷。僧帽通体以浅褐色为地，四周边沿及各面中心位置采用堆补绣工艺，将剪裁好的深褐色绣片用丝线绽锁复缀合成如意云纹图案和火焰纹图案。经鉴定，僧帽质地为烟色罗，经密为44根/厘米，宽0.15～0.2毫米；纬密为20根/厘米，宽0.4毫米。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蒙古汗国时期的织品。

僧帽出土时已有残损，此后因保存环境较差和频繁展出，霉朽日益严重，故于2005年交由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部门对其进行保护性修复，2008年完成修复工作，使这一国家瑰宝重新焕发原有的艺术魅力。

这件形制独特、做工精湛的僧帽，一经面世就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的发现对研究蒙元时期北方汉传佛教的传播和纺织工艺的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叙述来揭示这件重要文物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一 僧帽的发现与一座寺庙的兴衰

1955年北京城因扩建西长安街，将原坐落在西长安街28号的庆寿寺和寺中埋藏蒙古释教国师海云和尚及其弟子可庵和尚骨灰的双塔拆除。拆除双塔时，在海云大师塔塔基中发现石函，内有葬海云骨灰的木匣，匣为正方形，盖为覆斗形，上贴着织金纻丝。骨灰用丝棉包裹，外加黄地绣花绸袱，骨灰包上放有平金绸质僧帽一顶。^[1]这顶僧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火焰纹堆补绣僧帽。在佛教用语中“浮图”一词即佛塔，佛塔常为安葬圆寂高僧遗骨而建，高僧又与其生前住持的寺庙密切相关。海云和尚和他的遗物与庆寿寺关联在一起，带我们追溯这座古刹的兴衰沉浮。

图1 火焰纹堆补绣僧帽（折叠形式）

庆寿寺，历史上曾为北京名刹之一，初为金朝庆寿宫，创建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元代改称大庆寿寺。寺内西侧有元时建的两座八角形密檐式砖塔，一座是九级，据《帝京景物略》卷四载：“九级者，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七级者，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2]庆寿寺因此俗称双塔寺。至元十二年（1275）至十九年（1282）大事修葺后该寺完整雄壮，为京师之冠。明永乐年间，姚广孝以“冠而入朝，退仍缁衣”半官半僧的状态生活于庆寿寺内；正统十三年（1448）太监王振奏请重修该寺，“既成，壮丽甲于京都诸寺”^[3]。后更名为大兴隆寺，又称慈恩寺。嘉靖年间，大兴隆寺遭火灾，殿堂、碑刻损失惨重，仅存两座砖塔。经历此次劫难，庆寿寺元气大伤，风光不再。嘉靖十五年（1536）庆寿寺又被改为讲武堂、演象所，只是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规模。由于朝代更迭和战乱，到了清朝末年，双塔庆寿寺已奄奄一息，光绪《顺天府志》记述其“寺仅存数椽，余悉入民居”。进入民国，双塔庆寿寺大部分庙宇已荡然无存，仅剩双塔饱经沧桑地矗立在那里。1955年扩建西长安街将双塔拆除。当时，我国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力主保留双塔，将双塔作为一个街心小绿地景观，并手绘效果图，惜因历史原因未被采纳。

寺内双塔皆砖石结构，史载九级海云大师塔建于蒙古汗国宪宗蒙哥汗七年（1257），七级可庵大师灵塔建于蒙古汗国宪宗蒙哥汗八年（1258）。双塔塔基结构相同，海云大师塔塔基地宫瘗埋丰富，可庵大师灵塔塔基地宫内未见遗物。

清理报告表明，海云大师塔塔基系用无纹的青砖铺砌，白灰灌浆。塔基中心下放置石棺，呈立方体形，棺内容积为75厘米×74厘米×60厘米，放置海云和尚的骨灰和殉葬物品。棺内物品布置为南向，北面安放一罗汉床，其上正中放骨灰匣，床前置龟趺座的小石碑，石碑前放条形小供桌，供桌中心为一钧窑瓷香炉（内存香灰）。炉两旁对称安放一对须弥座瓜式涂金小瓶，瓶中插木质莲荷、慈姑叶等，均已腐朽。棺内木制器物为沉香木，开棺时香气四溢。

骨灰匣内上层放绸质僧帽一顶，其下放骨灰包。匣底及四周空隙用白棉纸和织花残绸、织金纻丝残片填塞，因浸泡年久，白棉纸已成浆状。骨灰包最内层用净白丝绵扭裹骨灰，其外用一矩形缂丝织物包裹，再外为一层正方形黄地绣花绸巾包裹。匣底还有20余枚唐、宋、金年号铜钱和一个银耳挖。

塔基地宫所出器物包括不同质地，具体见表1。

表1 双塔及地宫出土器物一览

双塔庆寿寺出土的器物，是研究宋元时期木器、丝织工艺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这些物品中又以丝织品艺术价值最高，它们均为1257年以前制作，虽出土后色彩旋退，但纤维组织及针法花饰等仍清晰可辨，因此可作为鉴定宋元之际丝织绣品的标尺，且在研究丝绣断代问题上比传世品更具参考价值。此外，出土的释僧碑志，其内容可补史，亦是研究蒙元时期宗教问题的重要史料。

二 僧帽的功用与一代宗师的功德

海云大师塔内出土的火焰纹堆补绣僧帽形制独特，其尖尖的帽顶，长长的帽檐，庄重的色彩，动感的纹饰，都带着神秘的仪式性，令人肃然。僧帽被发现时覆盖在骨灰包上，表明其是海云和尚私人物品。从规格上看，此帽质地精良，罗绣工艺手法高超，是一件高品质的工艺品。在现有的汉传佛教实物和图像资料中均未发现这样形制的僧帽，由此我们推测这顶僧帽非日常所戴。那么这顶僧帽从何而来，它的功能又是什么呢？我们能否在海云和尚的事迹中寻求到问题的答案呢？

海云（图2）是金元之际北方佛教的临济宗师，他一生的活动对元代临济宗乃至整个元代佛教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佛祖历代通载》、双塔庆寿寺出土的《大蒙古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等文献，对其事迹均有详载，海云和尚可谓一生传奇，功德非凡。

图2 海云和尚石雕像（通高90厘米，宽70厘米）

海云和尚（1202～1257年），山西岚谷宁远人，俗姓宋，法名印简，道号海云。8岁为僧，事中观沼禅师，11岁，受金卫绍王恩赐纳具足戒。贞祐三年（1215），被金宣宗赐以“通玄广惠大师”之号。金贞祐五年（1217）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攻陷宁远，海云与中观被执，后归服大蒙古汗国。因献安民之策，受赐为寂照英悟大师。20岁到燕京庆寿寺，得法于中和章禅师，成为临济宗（禅宗的一支）第十六代祖师。此后，海云为复兴临济祖庭云游四方，传法授戒。海云和尚在蒙元时期受到统治者的最高礼遇，被赐予多处庙产和大量钱财。窝阔台汗赐以“称心自在行”；贵由汗“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4]；蒙哥汗即位后，1252年夏，海云被授以银章，领天下宗教事。1257年四月，海云在云中华严寺圆寂，世寿56岁。元朝廷赐谥号为“佛日圆明大宗师”（图3），并敕命在他生前住持过的七处寺庙为之建塔。燕京庆寿寺、潭柘寺，易州兴国禅寺等都建有他的舍利塔。

海云和尚一生致力于弘法，功德昭彰。他为了禅宗教派在北方地区传播不惧辛劳，云游住持北方地区诸多大寺，如燕之庆寿、竹林，易之兴国，兴安之永庆，昌平之开元，真定之临济，云中之龙宫、华严，等等。曾做大法会七度，弟子千余名，名王才侯受戒律者百数人，士民奔走依向者以千万计。临济一派在海云的努力下得以在北方弘扬光大，元初时被官方奉为“临济正宗”；他不贪图富贵，把赐予的数量巨大的金帛、珍宝等财富，用于建寺斋僧、赈济贫困等善举；他巧言机辩，保护僧众。住持临济寺的第二年，赶上蒙古国首次颁行“僧道试经制度”，令不识字的人还俗，当时的僧人中不识字的人很多，在海云禅师的坚持下，虽然也进行了考试，但没有发生大规模强令还俗的事情，保护了广大僧人的利益，其影响深远；他通过和蒙古上层的接触交流，保护和传播了中原汉民族文化。海云在与忽必烈会见时，推行“以儒治国”的思想，并得到赞赏。

海云和尚悟境宏阔，说法圆融，深得蒙元统治者的推崇，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到蒙哥，四代君王一直对他崇敬有加，请他出面掌管天下佛教事务。元代真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尚未登上大位时，曾折服在他的座下，不但听从他的倡议，广求天下硕儒贤士治国，而且跟从他受了菩萨戒，成为他的正式弟子。官至宰相，并在营建元大都时功绩斐然的刘秉中最初也是因海云推荐得以被忽必烈赏识。

图3 双塔庆寿寺海云禅师塔铭

海云圆寂后，其影响仍延续不断。至元四年（1267），元大都建筑新的城垣，二师之塔地处要冲，本应迁徙。时相奏告世祖（忽必烈），他闻讯敕命不必迁徙，将城墙南退30步，修成半圆形绕过双塔，将双塔“圈裹入城内”。延祐元年（1314）程钜夫又奉旨撰写海云和尚塔碑文。可看出，虽经过57年，海云禅师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回到最初关于僧帽功能的问题，综上所述，海云和尚在蒙元时期有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地位，受到蒙古皇室贵族的高规格礼遇，蒙古皇室贵族追崇他宣讲佛法，并赐予他众多的地产和大量的财物。在文献中，有多处帝王赐赏海云和尚的记载。如忽必烈用珠袄金锦无缝大衣礼奉海云禅师。“甲辰护必烈大王。以珠笠奉师。”^[5]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蒙哥皇帝即位时，宣旭威烈大王蒙古万宣差，以金拄杖金缕袈裟段并令旨，奉师求法语。

这些记载表明在海云生前，蒙古帝王赐予他的物品包括银两和奢华的衣帽，甚至是织金的袈裟布料等。由此得出第一个推测：僧帽或为海云和尚举办法会，由蒙古皇室贵族赠予的专用法帽。赐帽，这并非蒙元帝王的偶一为之，1256年，蒙哥汗就赐给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二世活佛噶玛拔希一顶金边黑色僧帽。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一尊噶玛噶举派三世活佛让炯多杰铜像头上所戴即是黑色僧帽的样式（图4）。

图4 头戴金边黑帽的噶玛噶举派三世活佛让炯多杰像 （局部，明代）

第二个推测来自与僧帽同出的一件云龙纹绣花包袱，这件云龙纹绣花包袱在龙纹开光外的四角钉绣了“香花供养”四字（图5）。前文所述这件包袱用于包裹海云的骨灰匣，而僧帽又置于匣内骨灰包上。由此推测，这顶僧帽与绣花包袱等物品是作为供奉品随海云骨灰埋入塔内，供奉者可能就是蒙古皇室权贵。

三 僧帽的工艺与蒙古汗国丝织业的源流

2005年首都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纺织品保护研究工作室对庆寿寺出土的僧帽和龙纹绣袱等进行保护修复技术处理，至2008年完成修复工作，并发表了详尽的修复报告和研究文章，这是目前针对这批庆寿寺丝织品最新的研究成果。

图5 “香花供养”云龙纹绣花包袱，左为原物照片，右为线图（图片来源：张国英，《刺绣“香花供养”云龙纹包袱保护研究报告》）

修复报告表明，僧帽为花罗质地，绢做衬、里，衬与里间夹一层平纹粗棉布。僧帽主体的织物结构为四经绞地两经绞起花的浅驼色小花罗，主体绣纹用料为褐色四绞素罗，镶边绲条用褐色四经绞地两经绞起花的小花罗。护耳、帽耷绣花用料和帽系用料均为褐色四经绞地两经绞起花的小花罗，护耳绲边为浅驼色四绞素罗，帽耷绲边为褐色四绞素罗。^[6]花罗是罗地起各种花纹图案的罗织物的总称，也称提花罗，从秦汉起就是罗中的名贵品种。宋代花罗的生产已达到鼎盛。僧帽的刺绣工艺，报告中称，为堆补绣，即将事先剪好的用作纹饰的绣片，用正反强捻合线钉缝在帽体上。

根据海云禅师碑铭可知，僧帽及同出的丝织品包括“香花供养”云龙纹绣花包袱、缂丝紫汤鹅戏莲残片、织金花残绸片和织金纻丝等，它们的制作年代不晚于1257年。此时，忽必烈尚未建立元朝，中国北方处于蒙古汗国的统治下，与南宋形成对峙。这批织物有些虽为残片，但仍可看出质地高档，制作精良，包括花罗、刺绣、织金、缂丝等高超的工艺技法，表明它们应是来自蒙古权贵阶层的赐予或供奉。这批丝织品是研究蒙古汗国时期丝织品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丝织工艺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宋启元的意义。

（一）动荡的历史背景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的各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国，至海云和尚圆寂的1257年的半个世纪里，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的率领下东征西讨，横扫欧亚大陆，1211年回鹘归顺蒙古，1218年蒙古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再灭金国，其间又征服了属于波斯帝国的花剌子模，并将战争势力扩张到中亚及欧洲地区。至此蒙古人用武力打通并控制了丝绸之路。一方面，征服者在入侵地洗劫财物、掳掠工匠、焚城屠戮，使原本富庶繁荣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另一方面，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时期，蒙古人在被征服地区恢复生产，沿路开设驿站，保证军需物资的运输，同时又颁布札撒（即法令），保护商贸往来。这样，被打通的丝绸之路促使不同地域的文化技术和宗教信仰，更顺畅地交融在一起，许多精良的手工艺品被带到帝国境内，或由征掠来的各国匠人制作于帝国官府作坊内，其中丝织品就是手工业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工匠的来源及安置

南宋人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载：“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后灭虏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记录了蒙古汗国的工匠来自被征服的国家。事实上，手工业工匠主要来源于战争掳掠、拘括和征召。在蒙古三次西征中，欧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这些移民或战俘中很多是技艺精湛的各地工匠、技师。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攻陷中亚名城撒马尔罕时获“有手艺的工匠”30000人，分赐蒙古王公贵族，谪为工奴。这些西域工匠后来很多流散到中原内地。征服中原期间，蒙古统治者也十分注意保留工匠。《元史》记载：武将何实在攻占汴、陈、蔡、唐等城池时，俘工匠七百余人。又载：蒙古将领孛鲁驻兵邢州时“分织匠五百户，置局课织”；窝阔台灭金后，从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余户”。南京（今开封市）城降后，令招集诸匠，“一日应募者数千”^[7]。《元史》还记载了成吉思汗西征前命镇海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并设局安置所掳获的汉地工匠。此后又将西域织金绮纹工300余户，以及汴京织毛褐工300户，交镇海掌管。同时，派人率中原各族炮手军驻谦谦州，上千名汉地工匠被带到那里，有的制作兵器和甲胄，有的“织绫罗锦绮”。这些材料反映了在元朝建立前，织造工匠就已在蒙古汗国的官营作坊中从事纺织生产了，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工匠，共同创造了蒙元时期风格独特的丝织工艺。

（三）多元风格并存的丝织品工艺

从庆寿寺出土织物来看，这一时期的丝织品呈现各种风格相交融的特征，有中原的儒雅清秀，西域的绮丽神秘，北方游牧民族的热烈粗犷。其中僧帽的花罗，一直是中原地区流行的品种，宋代达到鼎盛，据《宋史》记载：各地上贡给皇室的“贡罗”，每年多达10万匹。四经绞罗是中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峰，由此可以看出，僧帽的面料是由中原优秀织工制成，惜此织造技术早已失传，成为中国丝绸技术的历史之谜。此外，从刺绣手法上看，堆绣起源于唐朝，前身是丝绫堆绣。刺绣传入北方民族后，这种堆绣在蒙古族当中是较为普及的刺绣形式。成品看起来粗犷大方，醒目庄重，图案层次清楚，主次分明，对比强烈。绣花不宜做大块面的花纹，因为费工太多，而堆补绣解决了大块面的花纹与色彩问题。由此推测，这件僧帽可能是在官营作坊中，由中原的织绣工匠结合了蒙古刺绣特色精心制成。

另一件经过修复的云龙纹绣花包袱，为绸质赭黄色地，中间绣有黄龙和彩云，四角绣有莲荷、牡丹、芍药、菊花及“香花供养”四字，四周还绣有牵牛、野菊和串枝杂花。绣工精细，构图严谨，针法多变，包括平绣、接针、打籽、刻麟针、眉睫针、撒针、戗针、网绣和钉金等刺绣工艺，四角用片金钉绣“香花供养”四个汉字。^[8]这种满绣写实花卉的风格深受北方民族的喜爱，而细颈龙的样式也表现了元代龙纹的特征，其黄龙纹饰当为帝王专属。

这批织物中的缂丝残片，颇具北方游牧民族风格，以紫色为地，上施以黄绿相间的水波纹和卧莲图案，卧莲之间有鹅嬉戏，故被称为“紫汤鹅戏莲”（图6）。它的织造方法是“通经断纬”，采用宋人偏爱的池塘小景构图，纹饰则是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捺钵”内容的春水题材，其构图自然，用色简单，工艺以平缂为主，织造手法粗犷。这件织物与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墓地出土的缂丝紫汤荷花靴套风格完全一致（图7），该墓年代考证为13世纪早期，墓主人属于蒙古汪古部贵族。

图6 缂丝紫汤鹅戏莲残片

图7 缂丝紫汤荷花靴套（内蒙古博物院藏）

庆寿寺出土的织金织物残片，反映出游牧民族对黄金的崇尚。中国北方地区早在辽金时期已大量使用加金方法来装饰织物，一般使用的是纬插合的方法，但来自西域波斯的织工更善于织造特结类的织金锦，被称为纳石失。织金锦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金箔捻成金丝同丝线交织而成，称为捻金或圆金法。这种锦光泽比较暗淡，但是牢固耐用。另一类是用片金法织成，即将切成长条的金箔夹在丝线中，这种锦由于金片较丝线阔粗，因此显得金光闪闪，十分艳丽。蒙古军队在西征时从中亚掳来伊斯兰工匠，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织造织金锦的高手。这些不同民族的工匠被安置在同一地区无偿地进行生产劳动，相互交流，共同推进了织金锦技术的推广和提高，也使这一时期的北方丝织物在织造及纹样上都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

上述分析表明，庆寿寺的丝织品应出自官府甚或蒙古皇室御用作坊，由蒙古权贵赐予或供奉给海云和尚。

火焰纹堆补绣僧帽是一件珍贵的蒙古汗国时期文物。它不仅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还蕴含重要的历史价值。它的艺术价值表现在工艺上，给我们展现了宋元之际纺织技术的发展水平，揭示了业已失传的工艺技法，为传承优秀传统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历史价值上，它见证了海云作为临济派一代宗师，为弘扬传播佛法倾尽毕生精力的高能大德，同时作为皇权阶级的颁赏，揭示了蒙元统治者尊崇佛教、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宗教政策实质。

[1]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北京考古集成》第6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553页。

[2]（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157～158页。

[3]（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三·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684页。

[4]（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77子部·释家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第420页。

[5]（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77子部·释家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第420页。

[6]傅萌：《火焰纹堆补绣僧帽保护研究报告》，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馆藏纺织品保护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第58页。

[7]胡祗遹：《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噶齐王公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十六，转引自http：//c.sou-yun.com/eBooks/四庫/紫山大全集 元 胡祇遹/卷十四～卷十六.pdf。

[8]张国英：《刺绣“香花供养”云龙纹包袱保护研究报告》，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馆藏纺织品保护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