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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卷
李文琪
时代：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尺寸：纵38.3厘米，横805厘米
明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卷（图1至图3），曾被收入《石渠宝笈》，为董其昌少见的大楷书作品，笔法遒美精致，体势浑然天成，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一 作品解读与传世情况
（一）作品解读
此卷引首董其昌自书“燕然山铭”四字并落款“董其昌”，卷中以大楷书写《燕然山铭》，卷末自题“辛亥（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重九董其昌书”，钤白文名章“董其昌”“大宗伯印”两方。
董其昌（1555～1636年），松江华亭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曾任明光宗朱常洛太子时期的讲师，官至太常少卿、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书法师法晋唐，自成一体，在清代以来受到最高统治者和主流书坛的追捧，影响很大，其书法作品以行草最为常见，影响亦最为广泛。《燕然山铭》原名《封燕然山铭》，为东汉时期班固所作的一篇典重华美的汉赋。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这篇著名的铭文，刻石纪功，颂扬汉军出塞三千里、奔袭北匈奴、破军斩将的赫赫战绩。本卷所写内容并非东汉班固《燕然山铭》原文，大致是在原班固《燕然山铭》的基础上，去掉“遂”“其”“兮”“于是”“然后”等连接词，将原文中叙述性较强的语句如“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直接改为“羌夷之长，骁骑百万”；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改为“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等等。以求文章节奏更为鲜明和铿锵。这种改动并非董其昌原创，而来自宋米芾小楷书《燕然山铭》。
图1 《燕然山铭》卷之一
图2 《燕然山铭》卷之二
图3 《燕然山铭》卷之三
虽然董其昌在题跋中并未予以说明，但楷书《燕然山铭》卷实在是一件精心的临帖之作，临仿的对象是米芾小楷书《燕然山铭》（图4至图7）。米芾这件楷书没有墨迹传世，现存拓本可见，收入《群玉堂帖》等丛帖中。故宫博物院藏《宋拓米元章小楷帖》册中亦包含此作，其中第1行“元”、第6行“天”“度”等字已损，拓本极精，神采丰茂。
图4 宋拓米元章小楷帖（故宫博物院藏）
图5 宋拓米芾小楷帖局部-《燕然山铭》之一（故宫博物院藏）
《宋拓米元章小楷帖》册的封面签条为董其昌手书，可见它曾由董其昌收藏，因此董氏在客观上具备研习临摹的条件；对比此卷与米芾原作，可以看出董其昌临习原作的用心极深。这种用心的结果主要体现为：对米芾小楷原帖的单字，在结体和态势方面的忠实再现。在结字方面，米芾小楷布置错落、似攲而正，虽为楷书，但在书写时因势变化，灵动多姿。如图（图8至图15）[1]所示，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不仅在结字方面做到了与原作形似，在字体的态与势方面，也达到了神似原作的效果，如“翼”字的右上之势，“缉”“锷”等字的左右错落，“熙”“截”“旋”“方”“外”等字的内张外弛，及“阙”“染”等字在书写过程中，自高悬的腕底而生发出的遒美之势。
图6 宋拓米芾小楷帖局部-《燕然山铭》之二（故宫博物院藏）
图7 宋拓米芾小楷帖局部-《燕然山铭》之三（故宫博物院藏）
图8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与米芾小楷 《燕然山铭》（放大）局部对比之一
图9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与米芾小楷 《燕然山铭》（放大）局部对比之二
图10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与米芾小楷 《燕然山铭》（放大）局部对比之三
图11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与米芾小楷 《燕然山铭》（放大）局部对比之四
图12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与米芾小楷 《燕然山铭》（放大）局部对比之五
图13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与米芾小楷 《燕然山铭》（放大）局部对比之六
图14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与米芾小楷 《燕然山铭》（放大）局部对比之七
图15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与米芾小楷 《燕然山铭》（放大）局部对比之八
（二）流传经历及著录信息
此卷在清代先由高士奇收藏，后来进入内府，收藏于御书房，并被《石渠宝笈》著录于第三十一卷中：“明董其昌书‘燕然山铭’一卷，素绢本，大楷书，款识云‘辛亥重九董其昌书’，引首自书‘燕然山铭’四大字。”[2]此卷中，“江村”“江村秘藏”为清代高士奇的收藏印，其余皆为清宫诸帝收藏印。《故宫已佚书画目录》中提及“宣统十四年（1922）十一月二十九日赏溥杰董其昌书燕然铭一卷”，说明此卷在当时的去向；后来，其被首都博物馆收藏。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指出“董其昌《燕然铭》，不见著录，未发现，似重出”[3]。此卷亦不见于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
二 作品内涵
（一）结构精美，融合各家之长
董其昌在《书品》中提道：“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4]综观整卷，具有结字精美的特点，反映了董其昌早年浸淫唐代楷书诸家的书法功底。卷中一些结构单一的字，如第12行的“方”、第15行的“之”、第25行的“玄”、末行的“世”等，体现了明显的颜真卿楷书特征（图16）。此卷前面部分的结字大多左右均衡，显然取法于颜字，如第30行“绝”字、第11行“理”字，与《多宝塔碑》中的结构基本相同，然而在这一类字中，右半部分已呈现上倾之势的行书体貌，似乎已是李北海的笔意。此卷随着书写的进行，左右结构的字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打破均衡的情况，字体的右半部分被拉长，并且呈现左上右下的倾向，如第16行“师”（图17），第23行“阵”（图18），第36行“校”（图19），第38行“扫”（图20），等等。在这几个字中，最左侧的长竖笔，呈现明显的向左弯曲的弧形。此外，单一结构字的主竖笔也是如此，如第28行“下”字（图21）。这种情况在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中也存在，但在李邕《麓山寺碑》中更为常见和自然，且在后者中，这种左曲的竖笔与行书化的体势在整体上显得更为协调统一。本卷中，很多左右结构字将右半边主竖夸张地拉长，这种写法在李邕《麓山寺碑》中也常有出现。如第11行“御”字、第16行“师”字、第24行“神”字等（图22）。
本卷中上下结构的字，如第3行“窦”字、第8行“麓”字、第38行“萧”字、第39行“万”字等，是在颜体字的基础上，取势纵向，采取将头部加长的做法，增加了上半部分比例，同样与李邕《麓山寺碑》的结体有些相似（图23），但是整体仍然比较平正，保留了较多的颜字风格，这与其同时期所临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是相似的（图24）。
（二）以造势取胜
米芾所书《燕然山铭》为小楷，而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卷是行楷书，体量相对较大。董其昌在临写的过程中，将小字放大，既保持了原作中小楷书形姿灵动的优点，又有具备了大字行楷气势跌宕、磅礴大气的特征。此卷能做到这点，看似容易，实则从用笔到布局，无一不是精心筹划。
图16 宋拓颜真卿《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与董其昌《燕然山铭》局部对比
图17 《燕然山铭》 局部之一
图18 《燕然山铭》 局部之二
图19 《燕然山铭》 局部之三
图20 《燕然山铭》 局部之四
图21 李邕《麓山寺碑》与《燕然山铭》局部对比之一
图22 李邕《麓山寺碑》与《燕然山铭》 局部对比之二
图23 李邕《麓山寺碑》与《燕然山铭》 局部对比之三
图24 左起：宋拓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李邕《麓山寺碑》、 董其昌《燕然山铭局》部对比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卷，以颜真卿大楷书的点画和结体为主要基础，保留并体现了颜体楷书形态厚重、气象端严的特点，却不是明清以来千篇一律的颜体面貌。诚然，董其昌在少年初学书法时即开始学习颜真卿，但在中晚年以后对颜真卿书法的临习，与早年略有不同。董其昌在某次临仿颜书后题道“后之学颜者，以觚稜斩截为入门，所谓不参活句者也”，在他有关用笔的言论中，亦曾有“作书最要泯灭稜痕，不使笔笔在素成刻板样”[5]之说。作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楷书《东方朔画像赞》卷（故宫博物院藏，图25），比楷书《燕然山铭》卷的创作时间要早5年，从它上面单字的写法可以看出，董其昌在此时已开始在临习中对颜书进行改造，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弱化颜氏楷书中的波磔之笔，保留颜氏的点画态势及结体。对于这种努力，董其昌自己曾总结道：“‘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展而有余’，犹非笃论。若米老所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则以势为主，差近笔法。今榜书如米老之‘宝藏第一山’、吴琚之‘天下第一江山’，皆赵承旨之上，虽颜鲁公尤当让席。其得力乃在小行书，时留意结构也。书家之结字，画家之皴法，一了百了，一差百差，要非俗子所解。”[6]这一段话反映了董氏对于大字的“势”及“结构”的重视，结合他本人的作品来看，在这一方面他的确做到了“知行合一”。再如，董其昌楷书《倪宽传赞》卷（故宫博物院藏，图26、图27），属于大字楷书，此卷纸纵长36.8厘米，每行均为3个字，与楷书《燕然山铭》在单字的写法、大小及整体的章法上均十分相似。此卷卷末董其昌以行草书题道：“褚遂良有此帖，颇类八分。余以颜平原法为之，山谷所谓送明远序非行非隶，屈曲瑰奇，曾得百一耳。”从这段题跋可知，此卷所体现的即为董其昌所提到的“颜平原法”，而“法”的具体指向，即为字的“结构”及整体之“势”，这也正是此卷与楷书《燕然山铭》卷在根本上的共同之处。
图25 董其昌楷书《东方朔画赞碑》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26 董其昌楷书《倪宽传赞》卷局部之一
（故宫博物院藏）
图27 董其昌楷书《倪宽传赞》卷局部之二
（故宫博物院藏）
图28 董其昌行书《岳阳楼记》卷局部之一
图29 董其昌行书《岳阳楼记》卷局部之二 （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楷书《燕然山铭》卷毕竟是一件临帖之作，它与米芾小楷《燕然山铭》的相似处更多，而与标准的颜真卿楷书有较大不同。它十分鲜明地具有米芾小楷书体态活泼、形姿灵动的特点，而又充满一气呵成、倾泻而出的磅礴之势。这与董其昌对米芾行书的力学是分不开的。在楷书《燕然山铭》卷创作的前后两年间，董其昌还创作了两幅重要的大字行书作品，即作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岳阳楼记》卷（故宫博物院藏，图28、图29）和作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的《天马赋》卷（上海博物馆藏，图30、图31）。比对这三幅作品，可以发现三者在用笔、结字及章法上的相似性，由此可见董其昌在创作楷书《燕然山铭》卷的前后几年中，对相似的创作路线多有尝试。行书《天马赋》卷是一幅明显忠实于米芾原作的临习作品，它以遒劲而浓重的笔墨、顺势而成极富动感的字态及豪迈超逸的章法来表现董其昌对米芾书法技巧的力学，而这三点也恰好是楷书《燕然山铭》卷的闪光之处。更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将厚重端严的颜体楷书与灵动超逸的米芾行书如此自然地糅合于一件作品内，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他多年来对李北海的研习领悟。行书《天马赋》卷由于是刻意临仿米芾之作，所以这种痕迹不十分明显，而在行书《岳阳楼记》卷及楷书《燕然山铭》卷中，李北海的书法在两种书风的过渡中显得十分重要。唯一的区别在于，《岳阳楼记》卷是标准和常见的董其昌行书面貌，而《燕然山铭》卷是董其昌少见的在大字楷书方面的尝试（图32）。此外，作为大字楷书，《燕然山铭》并不是“正襟危坐”的面貌，而是一种“顺势而成”的自然天真之态，充满了“奇”与“正”的微妙变化，这一点在“骁骑”“阵”“扫”“逾”“跨”等许多字及章法内部的呼应关系上都有体现。这固然是董其昌遍学北海、米芾诸家后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这幅作品体现的并不仅仅是董其昌所学得的前朝巨匠的面貌，更是他通过这种学习，已然掌握了古人作书“以奇为正”的奥妙所在。楷书《燕然山铭》卷创作于1611年，董其昌57岁时，在此前，董其昌说过这样一段话：“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处耳。过此关，即右军父子亦无可奈何也。转左侧右，乃右军字势。所谓‘迹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7]还有“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兰亭非不正，其纵宕用笔处，无迹可寻。若行模相似，转去转远……余学书三十年，见此意耳”[8]。楷书《燕然山铭》卷的“自收自束”“似奇反正”之处，体现了董其昌在追求与古人“能离能合”道路上的努力。[9]
图30 董其昌临米芾《天马赋》卷局部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
图31 董其昌临米芾《天马赋》卷局部之二 （上海博物馆藏）
（三）三临米芾《燕然山铭》
图32 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 李北海《岳麓寺碑》、董其昌 行书《岳阳楼记》局部对比
根据现存可见的资料，董其昌有三个版本的临米芾《燕然山铭》卷传世，除首都博物馆所藏之外，还有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藏两幅行书卷。其中，上海博物馆藏本（沪1-1426）尺寸最小，为纵26.6厘米，横261.1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本（辽1-214）尺寸最大，为纵52.7厘米，横736厘米。两幅行书卷并未题写创作年款，若将三幅临米芾《燕然山铭》卷放在一起比较，可以推断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上海博物馆藏本尺幅最小，每行5～6字，使用董其昌常用的小行书写成，点画流滑，体势浮动，与米芾原作面貌相差很远，且缺乏气势，应该是最初或较早的临本；首都博物馆藏本尺幅居中，每行3字，使用大字楷书写成，字貌与米芾原作很接近而较有气势，显然是董其昌“小字放大”理论的实践成果；辽宁省博物馆藏本尺幅最大，每行4～5字，字体大小与首都博物馆藏本相似，其字貌尚能明显看出米芾原作的结体特点，但已是放大的字形及完全行书化的体势，且整体看来更具气贯长虹之势，其创作的时间也最晚。
这三件临米芾《燕然山铭》卷不仅是董其昌创造性临帖的成果体现，还是一个书法家于书艺苦心钻研的明证。董其昌在跋王羲之《官奴帖》中说：“抑余二十余年时书此帖，兹对真迹，豁然有会，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假令当时力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怀素有言：‘豁焉心胸，顿释疑滞。’今日之谓也。时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洙泾道中，日书《兰亭》及此帖一过，以《官奴》笔意书《禊帖》，尤为得门而入。”[10]这段文字写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距楷书《燕然山铭》卷的成书早3年，董其昌在题跋中表达了20余年来每日临写《兰亭》及《官奴》二帖，“渐修”日久，终于在某一时刻“顿证”出其中真谛的感受。
三 综述
作为创造性地临帖作品，楷书《燕然山铭》卷既体现了与原帖的“能离能合”，又体现了董其昌“小字放大”及将小楷原作行书化尝试的成功性，亦具备董其昌书法独有的“生秀”“平淡”的特点。董其昌所留下的类似此卷的大楷书作品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董其昌76岁时所作行书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上海博物馆藏，图33），此卷以行书为主，偶杂以楷体，与楷书临米芾《燕然山铭》卷相比，在笔法的遒美精微、结体的“似奇反正”、通篇的浑厚天成等方面显然要更胜一筹。因此，楷书米芾《燕然山铭》卷，是董其昌在书法“渐修”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而不并属于他在书法上“顿证”性的终结点。这种类型的大楷书作品，在清代及以后的临习及研究中并不如董其昌的行草书受重视，虽然它们不能取代董氏行书成为其代表性的风格，但作为董其昌书法全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被忽视的。
附录：董其昌楷书《燕然山铭》卷释文
燕然山铭。董其昌。有汉元军，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帝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士，螭虎之校，爰该六师。羌夷之长，骁骑百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度高关，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图验传，穷览山川。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光祖宗之玄鉴，振大汉之天声。乃封山刊石，昭上威灵。辞曰：铄王师，征荒裔，剿凶虐，截海外。夐其邈，亘地界，封神丘，建隆嵑，熙帝载，振万世。辛亥重九董其昌书。
收藏印章（左起，每行由上至下依次为）：
朱文“江村秘藏”“石渠宝笈”“御书房鉴藏宝”；
朱文“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江村”；
朱文“江村秘藏”；朱文“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
朱文“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该文刊发于《博物院》2018年第6期）
图33 董其昌行书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1]图片采自 王连起、薛永年主编《米芾法帖全集》（法帖·十二），紫禁城出版社，2010。
[2]张照等编《石渠宝笈》第3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62页。
[3]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佚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567页。
[4]董其昌：《董其昌全集》，《容台集》别集卷之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第561页。
[5]董其昌：《董其昌全集》，《画禅室随笔》卷之一，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第62页。
[6]董其昌：《董其昌全集》，《容台集》别集卷之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第536页。
[7]董其昌：《董其昌全集》，《画禅室随笔》卷之一，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第63页。引文中这段文字产生的时间，董其昌自述为“予学书三十年”，综合他所留下的其他文字资料记载，他在许多题跋及笔记中均以“十七岁”作为学书之始，那么“学书三十年”可以推算为四十七岁这年。
[8]董其昌：《董其昌全集》，《画禅室随笔》卷之一，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第63页。
[9]董其昌：《董其昌全集》，《容台集》别集卷之二：“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第548页。
[10]董其昌：《董其昌全集》，《容台集》别集卷之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第5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