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玉瓜瓞绵绵洗

张彩娟

时代：清乾隆（1736～1795年）

尺寸：高4.5厘米，长15.2厘米，宽11.7厘米，花形足足径6厘米

清代在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维护和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生产后，到乾隆时期，政权稳定，经济发达，物质繁荣，为各类工艺美术的繁荣昌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乾隆皇帝嗜玉成癖，千方百计地收藏古代玉器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创作新品种，使乾隆年间的玉器制作水平，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玉器制作工艺的顶峰，不惜工本、精雕细琢的“乾隆工”应运而生，在追求传统琢玉尽善尽美的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引进和仿制了外域的玉质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痕都斯坦”玉器。

一 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痕玉

痕都斯坦玉器产生发展的历史，并不十分清楚，但其作品的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阿拉伯艺术特征，以及受波斯艺术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据杨伯达先生考证痕都斯坦玉器进入清宫内廷，应在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之间。^[1]北京故宫李久芳先生考证痕都斯坦玉器进入宫廷的时间是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统治新疆南部的大小和卓曾遣使贡进玉盌一件，这是清代具有阿拉伯艺术风格的玉器首次进入内廷”。^[2]自此以后，痕都斯坦玉器源源不断通过呈贡、贸易等途径进入宫廷。因其器形独特别致、胎体薄如蝉翼、纹饰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很得乾隆皇帝欣赏。他不仅亲自考订了“痕都斯坦”的地望与译名，还写了数十首赞美痕都斯坦玉器的御题诗。据台北“故宫”邓淑苹先生统计，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诗题有‘痕都斯坦’字样的共约五十六首，但综合诗题、诗的内容等判断，述及自新疆地区贡入清廷玉器的诗与文共七十二首（篇）”^[3]。其内容大多为赞美之词，其一，赞美痕都斯坦玉器工艺细致精妙，如“痕都捞玉出河滨，水磨磨成制绝伦”^[4]“细如毛发理，浑无斧凿痕”^[5]。其二，赞美痕都斯坦玉器胎体玲珑薄透，如“在手疑无物，定睛知有形”^[6]“西昆玉工巧无比，水磨磨玉薄如纸”^[7]。其三，赞美痕都斯坦玉器器形、纹饰独特，如“玉瓢一握如瓜瓣，有蒂有叶还有花”^[8]“半匡芰荷叶翻上，一朵薝蔔花承底”^[9]。这些诗句充分表达了乾隆皇帝对痕都斯坦玉器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他的艺术欣赏品位。

二 器成瓜形，可水可浆

但也有与上述诗句不尽相同的，如下面这首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题为《咏痕都斯坦玉瓜瓣饮器》的御题诗：“天方瓜样夥，此器肖瓜形。瓤讶留斯白，皮宁藉彼青。一花承妥帖，五瓣列匀停。贮水郑门市，擎浆裴驿亭。种疑召家圃，泣匪楚王庭。绵瓞虽徵雅，宾夷亦惕经。”^[10]这首御制诗虽然前三联是描述一件痕都斯坦玉器的形、色、纹，但后三联则是借题发挥，彻底走出了单纯对痕都斯坦玉器形、色、纹赞美的窠臼。

这首御题诗琢刻在一件痕都斯坦风格的青玉瓜瓞绵绵洗（图1、图2）上。这件青玉五瓣瓜形洗用料正如乾隆皇帝御题诗中所说“皮宁藉彼青”，是和田青玉中品质最高的。说它品质高，主要有二：其一，玉色是明亮而柔和的天青色，与常见的和田青玉的青色中或多或少有些黄或灰的色调不同，没有丝毫的喑哑和灰暗，和白玉相比又多了些许石的沉着与水的灵动；其二玉质纯净细腻而又温润如脂，除了器口部有一处长2～3厘米的绺裂外，通体再无任何瑕疵，透过玲珑微透的器壁，可以看到玉料内均匀地布满了星星点点美丽的石花。琉璃等人工材质，虽以纯净见长，但若薄透，内中则空无一物，索然无味。天然材质，若石花太重，不仅影响材质的细腻，也会使其颜色喑哑，缺乏生动和灵气。痕都斯坦玉器多选择青玉、碧玉成器，喜欢采用镶嵌彩色宝石等工艺，或许是用来弥补器壁薄透对质感美的影响吧！

青玉瓜瓞绵绵洗与中国传统玉器造型讲究规整对称不同，器形呈贝壳状，并纵向分成不等分的五瓣，每瓣横向、纵向都由流畅而优美的弧线构成，而且内壁、外壁兼工带作，内凹外凸或内凸外凹互相呼应。纵向的弧线在瓜蒂处聚拢呈旋涡状，并附着一片带齿边的茛苕叶。洗足是一朵盛开的六瓣花朵，花瓣边缘微卷，并琢有纵向平行凸棱，如此处理使花朵变得柔韧而生动。

试想青玉瓜瓞绵绵洗内若注入乳白色的液体，宛如一枚剖开的瓜，青青的瓜皮包裹着白白的瓜瓤，而在瓜蒂上附着的叶子和瓜下盛开的花朵，都带着从瓜蔓上刚刚摘下的清新和鲜美，那情形与乾隆御题诗前三联“天方瓜样夥，此器肖瓜形。瓤讶留斯白，皮宁藉彼青，一花承妥帖，五瓣列匀停”竟是十分地贴切。

图1 清代乾隆青玉瓜瓞绵绵洗

图2 清代乾隆青玉瓜瓞绵绵洗（外底）

但乾隆皇帝写诗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件痕都斯坦玉器外形的描述和赞美上，接下来，乾隆皇帝充分挥洒他在汉语和古典诗词方面的才情，着力于引经据典地宣扬他的帝王之术和道德说教。“贮水郑门市，擎浆裴驿亭。种疑召家圃，泣匪楚王庭”两联，一句一典，暗藏锋机。

“贮水郑门市”，典出东汉班固撰《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11]：“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郑崇出身名门望族，汉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为官正直，敢于直谏，颇得汉哀帝赏识，“数求见谏争，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后因反对汉哀帝封傅太后从弟为侯等事屡谏，得罪于傅太后，遭汉哀帝指责讥谤，“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覆。”其结果是“上怒，下崇狱，穷治，死狱中”。

郑崇以“臣门如市，臣心如水”，表白自己虽身在高位，处宦海风云之中，来往交通，满目缨簪，所谓门庭若市。但为官廉正，心境像水一样清白纯净，所谓心静如水。

用玲珑剔透的青玉瓜瓞绵绵洗来盛贮郑氏心如止水之水，真可谓清清白白、相得益彰。乾隆皇帝在此显然是要彰显郑崇清白为官的政治品格和清静如水的人生境界。用一件自己喜欢的艺术品来诠释自己赞赏的崇高品质，乾隆皇帝真的是出神入化。

“擎浆裴驿亭”，典出后晋刘昫撰《旧唐书·裴炎传》^[12]。“裴炎，绛州闻喜人也。少补弘文生，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岁余，有司将荐举，辞以学未笃而止。在馆垂十载，尤晓《春秋左传》及《汉书》。擢明经第。寻为濮州司仓参军。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唐高宗晚期拜相，辅佐皇太子李显，是为顾命大臣。后因反对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竭力维护李唐王朝的正统，裴炎与武氏矛盾日深，终遭杀身之祸，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被诬以谋反，处斩于洛阳都亭驿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炎叹曰：‘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竟无折节。及籍没其家，乃无儋石之蓄。”裴炎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对李唐王朝的忠贞不贰，清贫为官、大义凛然的气节，其生前所作《猩猩铭》^[13]更是以一群猩猩明知是人们设下的圈套，但经不住酒浆的诱惑，直至被人们擒获的寓言，说明了贪则胆大、贪则妄为、贪则智昏、贪则杀身的道理。

乾隆皇帝在此，明以青玉瓜瓞绵绵洗擎裴氏之浆，暗以裴氏之文告诫臣下，要扎紧道德的篱笆，抗拒诱惑，戒除贪欲，廉洁奉公，免遭杀身之祸。

“种疑召家圃”，典出《史记·萧相国世家》^[14]：“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后以“召平瓜”为安贫隐居或弃官归隐之典。“东陵瓜”“邵侯瓜”“邵平瓜”“青门瓜”“召家圃”等典同出一源。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作者和继承者，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功业观，或遇到朝廷腐败、政治黑暗之时，或在仕途坎坷、怀才不遇之际，多选择逃离政治权力中心，或纵情于山水，或隐居于田园，以渔樵耕读为乐。从三国时的阮籍、东晋陶渊明、北周庾信、唐李白、宋陆游，到明代朱希晦等，历代文人雅士皆有用此典的诗文传世。如东晋陶渊明在他的《饮酒二十首》其一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共生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相欢持。”表达出作者对自然界寒暑交互、衰荣更替的感慨，对人世间祸福相倚、世事无常的无奈，以及自己与世无争、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

不知乾隆皇帝是否赞赏陶渊明的弃官归隐人生观，但身为天子的他，在日理万机困顿之时，是否曾经羡慕过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呢？这个问题无从考证，也许他只是借东陵瓜来形容这件青玉瓜瓞绵绵洗完美的外形罢了。

“泣匪楚王庭”，更是来自一个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卞和泣玉”的故事。典出《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之璞而献之武王，武王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为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者刖足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石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在这里玉璞虽然两度被斥为普通的石头，但终遇楚文王，经雕刻加工后显现天下至宝的本色，以事喻理，坚贞忠诚之士要审时度势，才得以施展才华，而君主更需要运用“帝王之术”，知人善任，量才而用，方能人尽其才，悉用其力，如此君圣臣贤，达到天下大治。

纵观以上四则典故，均以人臣忠诚不贰、贞良死节为主题，反映出乾隆皇帝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除了用“法”“术”“势”来统驭臣下，也会以诗文的艺术形式，喋喋不休地说教，传达出自己的意念，教化臣下，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最后一联，乾隆皇帝又回到器物本身“绵瓞虽徵雅，宾夷亦惕经”。“瓜瓞绵绵”一词，出于《诗·大雅·绵》“瓜瓞绵绵，民之初生”，讲述了一个民族迁徙、繁衍、昌盛的故事。“瓜瓞绵绵”后来演变成一个祝颂子孙昌盛、繁衍不绝的吉祥词。在这里乾隆皇帝望形生意，以此赋予器物以美好的器名和寓意。

三 形意相得，亦饮亦鉴

最后还有一个器物的定名问题，在前面我们称其为“青玉瓜瓞绵绵洗”或“青玉五瓣瓜形洗”，只是延续使用了博物馆文物账上的旧名或俗称，揣测原定名者一方面根据其造型和大小未必适合作饮器，另一方面定名为“洗”，作为文房用具，更显高雅，并因其形如瓜而乾隆御题诗中有“瓜瓞”二字，故而采用此名。可是根据《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九所记，乾隆皇帝曾明确将其定名为“痕都斯坦玉瓜瓣饮器”。

其实，无论是从乾隆皇帝定名为“饮器”，还是今人定名为“洗”，都是出于臆度，器物的原始用途和名称，已无人知晓。但根据目前存世的痕都斯坦玉器多是杯、碗、盘、盒等实用器的事实和痕都斯坦玉器收藏家、研究者乾隆皇帝的观点，以及参照台北“故宫”同类型器物的定名^[15]，将该器定名为青玉瓜瓣杯也许更确切些。

清史学者戴逸先生在评论乾隆皇帝时，说他是一个“既仁慈，又残暴；既英明，又短视；既充满巨大智慧，又浅薄虚荣的帝王”。^[16]显然戴逸先生认为乾隆皇帝是一个性格极为复杂的人。他所作诗文虽多，但多为应时应景之作，没有太多的文采。但乾隆皇帝主张诗以言志，贵有神韵，“机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过数十篇，诗则托物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17]。昭连在《啸亭杂录·纯庙博雅》中道：“纯庙天纵聪慧，揽读渊博，万几之暇，惟以丹铅从事。御制诗五集至十余万首，虽自古诗人词客，未有如是之多者。美意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着。然后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无不佩服。”通过解析这首琢刻于青玉瓜瓣杯上的御制诗的诗里诗外，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文人雅士舞文弄墨的情趣，同时也能品味出寓于诗中的封建帝王褒扬的为君为臣之道，以及以器为用，以诗为记，以史为鉴的创作理念。

[1]杨伯达：《清代宫廷玉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

[2]李久芳：《清代琢玉工艺概论》，《中国玉器全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3]邓淑苹：《台北故宫藏伊斯兰风格玉器简介》，《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4]《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三集卷九十。

[5]《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三集卷七十七。

[6]《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二十三。

[7]《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十八。

[8]《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九。

[9]《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十八。

[10]《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四集卷九。

[11]（东汉）班固：《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中华书局，1962。

[12]（后晋）刘昫：《旧唐书·裴炎传》，中华书局，1975。

[13]姚铉：《唐文粹》卷七十八。

[14]（汉）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

[15]邓淑苹：《台北故宫藏伊斯兰风格玉器简介》。

[16]戴逸：《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序）》，《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7]戴逸：《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序）》，《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