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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
柳彤
时代：明成化（1465～1487年）
尺寸：盘高0.9厘米，盘径16.2厘米，每边长6.6厘米，重272克
出土信息：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东庄万贵墓
明代宫廷金银器以装饰奢华明艳为特征，精湛的累丝工艺加上大量的玉石珠翠等镶嵌物，使器物显得光彩夺目、熠熠生辉。图案纹饰以龙凤、花蝶、福寿等题材为主。故而，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明代金银器缺少了唐宋时期追求的清秀典雅、意趣恬淡的风格，华贵艳丽的宫廷气息趋于浓厚。
首都博物馆馆藏明代金银器中有一件器物，从器型到图案纹饰都表现了与华丽浓艳特征截然不同的清新的风格，这就是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图1）。金盘呈八方形，窄沿，浅平盘心。盘沿錾刻一周连山纹，盘心细錾楼阁人物图，内容丰富，包括人物、楼台、树木、水波、马匹、山石等。盘中錾人物21位，形态各异，或骑马，或携琴，或交谈，或对饮。金盘采用锤揲、錾刻等工艺制成，纹饰刻画洒脱自如，似一幅中国传统工笔画卷，是明代金银用器中的佳品。
这件由纯金打制的方盘，金光璀璨，造型典雅，纹饰中蕴含山水绘画般的意境，令人观之难忘。金盘出土以来一直被作为明代金器佳品出现在各种文物图册中。在古代，能够拥有黄金器物的人，其身份地位多是显赫尊贵的。那么这件出土于明代墓葬中的金盘，它的所有者在当时会是怎样的人物？作为重要文物，金盘又是通过哪些表现形式展示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一 金盘主人身份揭秘
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出土于1957年，据考古简报记载：当年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关厢东庄农业社社员挖菜窖时发现了一座明代成化年间的古墓，墓室长2.8米，宽1.7米，深2.5米，未被盗掘。经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发掘清理，出土了金、银、玉、铜、瓷器等随葬物品，包括金执壶、金盏托、金杯、金盘、蟠龙镯、嵌宝石簪、银锭、银壶、银盒、白玉双螭耳杯等，其中大多数金器做工精美，十分珍贵，金八方盘就是其中一件完美的艺术杰作。
图1 明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
拥有如此奢华的随葬器物，其墓主身份当是非比寻常。根据墓中所出墓志知墓主为万贵及其妻王氏。万贵墓志铭文显示其生于“洪武壬申年（1392），卒于成化乙未年（1475）”，卒后被赐封“赠骠骑将军锦衣卫都指挥使”之职，志文首题“锦衣卫指挥使万公显宗今皇贵妃父也”[1]。
万贵之女为明宪宗宠妃万贵妃。万氏4岁入宫，为孙太后宫女。19岁开始照料年仅两岁的太子朱见深。《明史》记载她“机警，善迎帝意”，加之宪宗朱见深成长的特殊经历，万氏始终伴其左右，可谓风雨同舟，故在宪宗即位后，立年长自己17岁的万氏为妃，后因万氏生皇子，加封贵妃。虽皇子早夭，万氏再无生育能力，宪宗始终对其圣宠不衰。
正是借助女儿的威势，万贵及诸子都封官加爵，广受成化帝荫庇和恩赏，史载万贵之子万喜、万通、万达都受封过锦衣卫指挥使或指挥佥事等官职，万氏家族“父子兄弟贵震一时”，成为明前期显赫一时的皇亲国戚。
《明史》中虽对万贵其人着墨不多，但对其家族聚敛财富的记述俯拾皆是，如万贵“每受赐，辄忧形于色”“贵每见诸子屑越赐物，辄戒曰”、万贵“成化十年卒，赙赠祭葬有加”，特别是万贵之子万通尤为骄奢恣肆，史载其“既骤贵，益贪黩无厌，造奇巧邀利”[2]。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朝野中一些附会佞幸之徒，对万氏家族的逢迎巴结，如太监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等人，为讨贵妃和万氏兄弟的欢心，苛敛民财，倾竭府库，向万氏家族进献大量金银财宝。此外，花费巨额钱财为万氏家族营造祠堂宫观。 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万安，他认万通为同宗，每天像奴仆一样“朝夕至王所，谒起居”[3]。
万贵夫妇皆于成化年间去世，彼时万贵妃依旧圣宠无极，故其父母的墓志文满是溢美之辞，此亦能从反面反映出万氏家族权势强大、敛财无度的情况。再看万贵墓中所出的白玉耳杯、金银首饰和器皿，无不精雕细琢，巧工慧做，艺术水准皆可列入上品，佐证了史书对万氏家族财富的记载。今天我们在阅读上述文献史料以及碑刻铭文时，可以遥想当年这件金八方盘附带着怎样的殊荣被送进万府的厅堂，又带着怎样的祈愿随主人沉埋于黄土之下。
从近70年的北京考古工作来看，明代贵戚墓葬除万氏家族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夏儒夫妇墓、方锐墓、李伟夫妇墓等，这充分表明北京作为明王朝的帝都，在当时汇集了各色豪门显贵。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数量较多的金银器用和饰品，既反映了豪门贵族倚仗权势大肆聚敛财富的史实，同时，又为研究北京地区明代宫廷细金工艺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实物资料。万贵墓所出金盘即是鲜明的写照。
二 金盘的功用与审美
从1475年到1957年，这只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在地下默默陪伴了主人近500年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在古代，盘类器物按功能可分为盏盘和承盘。前者专门用来承托盏杯，后者用来盛放食品或其他器物，这件金八方盘就属于承盘。
纵观历代，盘的形状大致分为圆口圆形、花口花形和角口角形。其中圆口圆形是最常见的器形，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金盘则属于角口角形。考古资料显示，用金银材料制作的角口角形盘并不多见，目前公开发表的此类盘主要集中在南宋中晚期，如安徽博物院藏朱晞颜夫妇墓出土的连锁纹六角金盘、福建泰宁窖藏的银鎏金狮子戏球纹八方盘、福建邵武故县村窖藏的鎏金八角银盘等。元代多为漆器，如故宫藏杨茂款剔红观瀑图八方漆盘（图2）。明代的金盘中除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外，也仅见安徽休宁县文管所藏银群仙会祝八方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角口角形盘总有与其配套而出的杯盏，即杯盏与盘在器形和纹样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万贵墓中与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同出的就有一件仙人醉酒金八角杯（图3），此杯外壁錾刻八仙人物，与金八方盘的仙人楼阁纹样相互呼应。在明代中后期，描绘八仙题材的器物多是敬祝庆赏的礼品，那么这一杯一盘应是一套寓意吉庆的酒具，被宫廷作为敬祝礼品赏赐给万贵夫妇。
从形制角度来看，这种角口角形盘的盘形比圆口圆形的更具有造型感和装饰感，对边角的精准性把握难度更大，成型后的器物在视觉上给人增添了平衡感和舒适感，可谓赏心悦目。以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为例，先画出直径为16.2厘米的圆，然后将圆周8等分，再将相邻的等分点两两连接，形成等边八边形。这种八边形状在器物上更多见于雕漆漆盒，在建筑上则多见于古建筑的藻井、园林的花窗等，是中国传统美术图形，端庄、典雅。八边形的造型也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数字“八”的崇拜。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八”是和宽广无际的空间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美学意义、祥瑞意义、世界观及宇宙观意义，“八”是完美数、吉利数、大智慧数。
图2 元杨茂款剔红观瀑图八方漆盘（故宫博物 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胡锤 摄）
图3 明仙人醉酒金八角杯
从工艺角度来看，一件完美器物的诞生离不开匠人精熟的手艺。錾金是一种高超的黄金加工技艺，工匠用錾、戗等方法雕刻图案花纹，这些图案花纹有深有浅，富有艺术感染力。馆藏的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采用了细金工艺中的锤揲和錾刻手法。主要工序分作三步：第一步制板，利用金材料本身的延展性，将其锤揲加工成所需的大小形状；第二步摹图，将需要錾刻的图案通过毛笔描摹到作品表面；第三步錾刻，用相应的錾刀錾刻细节。“錾”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錾小凿也。从金，从斩，斩亦声。”《广雅·释器》也说：镌谓之錾。錾刻就是用各种“錾子”在金银的表面进行加工的手法。这件金盘中纹样的制作运用的是平錾技法，即在器物表面进行錾刻，直接勾勒出图案的线条，恰似一幅白描画。
从纹饰的构图角度来看，明代金银器的纹饰通常以龙凤、花鸟为主，加上珠宝嵌物的点缀，色彩斑斓，不免带有喧闹之感，与此相比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的纹饰则显得清新别致。金盘的盘沿以錾刻简洁的连山纹作边缘装饰，盘心图案采用的是中国绘画中很有特色的一个门类—界画。界画指以宫室、楼台、屋宇等建筑物为题材，用界笔直尺画线的绘画，其他景物用工笔技法配合，通称为工笔界画。绘画史上流传着许多历代名家的优秀界画作品，比如元夏永的《岳阳楼图》、 李容瑾的《汉苑图》，明安正文的《黄鹤楼图》，等等。但是，把绘画技法应用于金属器皿的纹样装饰还是非常稀少，且很见功力。
设计者在錾花金盘 200平方厘米盘心内，将楼阁、树木、小桥、流水、人物巧妙有序地排列开来，画面右侧约1/4的空间是主体建筑歇山重檐楼阁，气势雄伟，绣窗雕栏，酒幌翻飞，阁内人物分作两组，上下呼应，或置酒对饮，或凭栏远眺，那些精细入微、笔直工整的线条颇具界画工整写实、造型准确之宗旨。
其他景物的排列更是匠心独运，石栏小桥、弯竹怪石皆分置于画面边角，尤其是楼顶斜压的一树松枝，松叶饱满，枝条遒劲，恰与桥边水波荡漾、垂柳婆娑之姿形成刚柔相济之态。
画面用楼阁、水波、石桥连成一线，巧妙地隔出上、下两个空间，下间大片空白留给一队姿态各异的行者：跨马扬鞭的主人，携琴荷担的侍者，窃窃私语的路人，扶栏下望，通衢大道，人马络绎，喧声鼎沸。上间构图则又紧凑收缩起来，在松枝柳条间，一对仙人脚踏祥云飘然而至。
综观整幅画构图，间架均衡，疏密有序，收放自如，画面似人间仙境，令观者叹为观止，不啻为一件以高超的细金工艺将中国绘画艺术完美展现的杰作。
三 盘心图案的文化含义
如果说金盘的外在艺术表现是巧妙的构图设计，那么金盘纹饰的主题思想则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含义。这件金盘被定名为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錾楼阁人物纹金八方盘。名物学家扬之水女士考证这件金盘的纹饰取材于元杂剧中马致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和范康的《陈季卿误上竹叶舟》的情节[4]，讲的是吕洞宾度化树妖和凡人得道成仙的度脱故事。盘中楼阁应是岳阳楼（图4），左上角负剑踏云的仙人就是吕洞宾，在杂剧《陈季卿误上竹叶舟》的第三、第四折中，都提到书生陈季卿发现仙人留下的一个荆篮，他读了篮中的字条，幡然醒悟，提篮追赶吕洞宾，并祈求其度化自己成仙的细节，由此推知图案中吕祖身边捧篮的人是被他度化的书生陈季卿，而楼间水畔的梅花柳树，暗合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度化梅精柳精的情节。
吕洞宾过岳阳楼的图式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吕洞宾与岳阳楼的传说始于宋代。宋人范致明所撰《岳阳风土记》中记载吕洞宾多次到访岳阳楼，而“朝游北岳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诗句更是留给后人无限遐想。宋元时期有关吕祖“飞升”岳阳楼的图像今尚能觅见一二，比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南宋吕洞宾过岳阳楼团扇（图5）（此扇年代尚有争议，有学者推测其应为明人仿宋之作[5]），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南宋《吕祖过洞庭图》团扇，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明仿元人夏永的《吕洞宾过岳阳楼册页》（图6）等。明人安正文、谢时臣等也在他们精湛的界画作品中描绘过《岳阳楼图》（图7）。到明代，这一图式也应用到金银、漆器等器物上。由此可知，金八方盘盘心图案刻画应是工匠按此类图式，再根据所选故事情节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而成的。
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的图案讲的是仙人度脱的故事，据文献所载，仙人度脱故事多出自或改编自元杂剧的曲目。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元杂剧分为十二科，其中第一科即名为神仙道化，其内容主要是演述修炼成仙、教化度人的故事。神仙道化剧的宗教精神直接来源于“全真”“正一”等元代流行的道教各派的思想，认为神仙能超越人天、超越个体生命的极限以获取不朽，故而修炼成仙是道教追求的终极目标。神仙道化剧的特点即“仙凡化仙”的环形结构，这也是受道家的尚圆思想和道教普度凡人升仙教义影响的结果。比如《陈季卿误上竹叶舟》中，仙人吕洞宾遇凡人书生陈季卿，进而吕洞宾通过竹叶化舟点化陈季卿顿悟成仙，达到圆满。
图4 岳阳楼对比 （左为根据故宫博物院藏 元末明初夏永《岳阳楼图》 制作的岳阳楼模型）
图5 南宋/元 佚名 吕洞宾过岳阳楼团扇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Unidentified Artist | The Immortal Lü Dongbin Appearing over the Yueyang Pavilion | China | Southern Song，Yuan or early Ming dynasty | The Me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0093？ searchField=All& sortBy=relevance&when=A.D.+1000-1400& where=China&ft=*& offset=580&rpp=20& pos=595
Dimensions：Image：9 3/8 ×9 7/8 in.（23.8 ×25.1 cm），Mat：15 ×15 in.（38.1 ×38.1 cm），Credit Line：Rogers Fund，1917，Accession Number：17.170.2
图6 明 佚名 吕洞宾过岳阳楼册页及局部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Unidentified Artist | The Immortal Lü Dongbin Appearing over the Yueyang Pavilion | China |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Me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5677？ searchField=All& sortBy=relevance& when=A.D.+1400-1600& where=China& ft=*& offset=40& rpp=20& pos=44
Dimensions：Image：8 5/8 ×7 3/8 in.（21.9 ×18.7 cm），Credit Line：From the Collection of A.W.Bahr，Purchase，Fletcher Fund，1947，Accession Number：47.18.41
图7 明 安正文 岳阳楼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神仙道化剧兴盛于元代，它的大量产生，有沉重的社会背景。元初，统治者歧视汉族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制度，知识分子原先那种读书做官的缙绅之路被堵塞，不少知识分子遂投身于道教戏曲的创作。神仙道化剧就是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写照。借助仙人度脱“点化”过程，表现人间的黑暗和无可留恋，抒发对神仙世界的美好向往之情。元代的神仙道化剧充满了愤世嫉俗、深沉的感叹、不遇的绝望与悲怆的情结，而明代的神仙道化剧已逐渐淡化了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更多的是宣扬对人生不幸的解脱、 对长生不老和世俗享乐的追求等世俗情结。
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盘心图案为什么要选取度脱戏剧？原因有二，一是明皇室倾仙慕道，偏爱神仙道化。明初统治者中也多崇尚道教者，如朱元璋曾重用过的道士有刘基、张中、周颠等，还亲自撰写《周颠仙传》，记周颠仙事。明成祖朱棣为了给“靖难之变”找合法依据，宣扬自己是真武神之化身，在北京营建真武庙，并将其定为京师九庙之一。藩王中崇尚道教的有朱权，其号即为涵虚子、臞仙等，所著《太和正音谱》中即有“黄冠体”，内容包括“神游广思，寄情太虚，有餐霞服日之思”。二是明统治阶级以戏曲教化民众，宣扬歌舞升平。制定于洪武时期的《大明律》规定：乐人演出，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但扮演神仙道士，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之列。可看出明朝统治者对戏曲搬演的内容是严格控制的，而对神仙题材和欢乐太平题材却很宽宥。明成祖朱棣在燕邸时，曾聚集一批由元入明的杂剧作家，如汤舜民、杨景贤、贾仲明等，特别是贾仲明深得明成祖的喜爱。贾仲明（1343～1422年）系元末明初杂剧作家，在元代生活了20多年，入明后，曾侍明成祖朱棣于燕王邸，甚得宠爱，时时参与宫廷宴乐，所作传奇戏曲、乐府极多，骈俪工巧，“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6]朱棣将这些人带入南京，并于永乐年间下令在南京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御勾栏，专演出杂剧。在君王和法律的倡导鼓励下，明初皇室藩王府中演剧习舞之风很盛。
前文提到，金盘图案故事取材之一似是马致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其实在明初的杂剧中也有诸多依托此剧的改编版，比如贾仲明的《桃柳升仙梦》、谷子敬的《三度城南柳》，不过这些杂剧在表现形式上比马氏《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冷酷性更温和，说教性更强。以八仙度脱故事为题材的戏剧一向是最受人们喜爱的，到了明代八仙题材的戏剧成为王公府邸庆寿宴席中的必演剧目，有皇室杂剧作者将其认为言辞不善的曲目去掉，自行编制欢乐喜庆的新式八仙剧。如有藩王身份的杂剧家朱有炖（1379～1439年），他在《瑶池会八仙庆寿·序》里就说过吕洞宾岳阳楼曲目为不宜用者，其中有言辞不善的地方。朱氏观点似为其个人所持，“吕洞宾岳阳楼”曲目是否在他以后的庆寿宴席中被禁演，不得而知。至于这件成化时期制作的金盘，其图案选用此题材，应是该剧太脍炙人口，能让观赏者一目了然，况且《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如上所述亦有明人改编的温和说教版本，故金盘即便作为贺寿礼品，也是极为应景之物。
由此看来，明代杂剧的搬演已经从元代民间的勾栏瓦肆跃升到宫廷内苑，具有了宫廷化和贵族化的倾向，演出的目的也由民间的商业活动变为宫廷的娱乐消遣，作为庆寿、节令或者一般宴享佐樽之用。此时的神仙道化剧逐渐演变为专为上层贵族宴乐所作，它歌功颂德，展现的是一幅幅太平盛世的图景。在这些剧中，度化升天被群仙庆贺代替，帝王圣明，母后仁慈，人间太平，五谷丰登，使人们充分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可以说，皇室对神仙戏曲的倾慕，势必会影响宫廷用器在纹饰题材上的选取。万贵墓的这件錾花金盘与并出的金杯应属宫廷庆赏之物，它的制作年代应该在成化十一年（1475）（以万贵墓志所载其薨年计）或更早时候，其图案创作动机该是迎合皇室倾仙慕道，推崇度脱戏曲，粉饰太平盛世之好吧。
錾花山水人物金八方盘是一件明代宫廷细金佳作，它与同墓出土的仙人醉酒金八角杯组合为一套酒具，从形制到纹饰兼具实用和观赏双重功能。根据墓志铭和文献对墓主万贵夫妇的记载，这套杯盘应是皇室赐予万贵夫妇的庆赏礼品，它虽没有像明代大部分金器那样镶石嵌玉，但它十足的成色（经仪器检测，其含金量达92%）、典雅的形制以及精美的纹饰无不让观者赏心悦目。它反映了明代细金工艺的发展水平，显现了劳动者的精工巧慧，包含了国人传统的审美情趣，这些成就了它极高的艺术价值。
[1]郭存仁：《明万贵墓清理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2，第239页。
[2]《明史》卷三○○《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中华书局，1974，第7674～7675页。
[3]《明史》卷三○○《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中华书局，1974，第7675页。
[4]扬之水：《终朝采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95～96页。
[5]杜浩远：《大都会博物馆藏〈吕洞宾过岳阳楼〉图研究（上）》，《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9期，第90～95页。
[6]钟嗣成等：《录鬼簿（外4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