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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鲜于枢行草书韩愈《进学解》卷
李文琪
时代：元至元、元贞年间（1271～1297年）
尺寸：横795.9厘米，纵49.1厘米
元鲜于枢行草书韩愈《进学解》卷（图1至图3），点画遒劲，气贯长虹，是一件兼具法度与意态的草书艺术珍品。
一 作品解读与传世情况
（一）作品解读
此卷写韩愈《进学解》全篇，兼行带草，偶见楷体，共计109行，704字，每行2至10字不等，无年款。与韩愈《进学解》原文相比，此卷有漏字和改字的现象，卷下边缘曾经遭火烧而损失多字，这些均已在释文中标识注明。卷后有元代刘致、班惟志二人题跋。此卷无鲜于枢题款，唯卷末钤朱文“渔阳”、白文“鲜于伯机父”、朱文“虎林隐吏”印章三枚。
鲜于枢字伯几，号渔阳，为元代著名书法家，兼善楷书、行书、草书各种书体，又以草书成就最为突出。韩愈，世称“韩昌黎”，为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首，以散文著称于世。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鲜于枢行草书韩愈《进学解》卷，是鲜于枢行草书作品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精品。此卷自开篇始至第20行，以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为主，节奏明快轻盈；第20行起开始出现墨色浓重、体量较大的行书单字，虽无明显连带，但在章法上仍是密切呼应；至卷末，则进入草书状态，但是结尾处“进其豨苓也”几个字，又采取了反常的姿态。这种字体放大、用墨浓重、章法奇特的情况在“兰陵是二儒者”至“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图4）一段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卷章法奇伟，节奏顿挫多变，挥洒激越，具有恢宏的气势。
图1 鲜于枢行草书《进学解》卷之一
图2 鲜于枢行草书《进学解》卷之二
图3 鲜于枢行草书《进学解》卷之三
根据同时代人对鲜于枢的描述，他是一个形貌伟岸、意气雄豪的人。如元代陆友仁在《研北杂志》中说：“鲜于枢……意气鲜豪……醉极作放歌颠草，人争持去以为荣。”[1]戴表元《困学斋记》亦记载他“醉极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悦”[2]。鲜于枢虽然才情高旷，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担任的是三司史掾之类品级比较低的文官，在性格上又具有狂放不羁的特点，经常出现“与其长廷正是非，一语不合，辄飘飘然欲置章绶去”，“渔猎山泽间以为乐”的情形，到后来干脆弃官“吏隐”。《进学解》是唐元和年间（806～820年）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向学生训话，勉励他们在学业、德行方面取得进步，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同时带有某些自我解嘲的色彩。鲜于枢的人生经历与韩愈的《进学解》产生了某些契合，而文中强烈的自我解嘲语气又使这位不羁之士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于是，因为文章本身字句韵律的特点，及内心对所书内容的强烈感受，鲜于枢在书写过程中出于一种抒发情感的需要，对这种感觉有意识地进行强调而又自发地在笔端流露，这种书写中的特别情绪通过笔墨被形象化于纸帛之上，形成此《进学解》卷中不符合常规章法的现象。本卷由平淡的叙述模式开始，书写者在书写时也自然地采取了行云流水式的平和状态；写至“觝排异端，攘斥老氏（此处韩愈原文字为“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书写者心中一边默诵其文，一边诉诸笔端，自然产生了和书写前面那种平淡叙事文句不一样的面貌；到后面的“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句，随着韵律和情感的变化，书法面貌又回复常态。尤其是在本卷显得极不合乎章法的“兰陵”一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书写者很有可能心中激扬着某种情绪，故而在笔端，不自觉地就选择了浓重的墨色、放大的字体、一顿一挫的节奏来进行表达，后面“其遇于世何如也”一句，这种强烈的反问语气，则立刻转变为圆劲爽利的点画倾泻而出。写至末句，为了进行强调，从“欲”字后面开始，“进其豨苓也”（图5），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而且逐字看去，这不是突兀的转变，而是一种渐进的加强；再加上倒数第二句“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年”字后面有意拖长的飞白一笔，在书法空间上营造了短暂的空白，更为末句强调的出现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蓄势工作。因此，由于书写者强烈的情感支持及运用自如的笔墨技巧，此卷是一篇书写内容与形式结合非常紧密的佳作。
图4 鲜于枢行草书韩愈《进学解》卷局部
图5 鲜于枢行草书《进学解》卷局部
在鲜于枢《赠继荣古诗》卷（图6，上海博物馆藏）及草书杜甫《魏将军歌》卷（图7、图8，故宫博物院藏）这两幅长卷中，也有类似情况出现。这两卷所写内容都是极富热情、慷慨激昂的七言古诗，读来本就有抑扬顿挫的感受。前者，鲜于枢在书写开始时采取了一字一顿的节奏，点画与字态也比较统一，写到后来诗句结尾的高潮部分，同样采取了放大字体、加重笔墨的方式。后者写杜诗一首，起句“将军昔著从事衫”，是平淡的叙述，书写者写此句时，内心亦是平静的、未进入诗句的状态，随着诗句叙述的深入，魏将军英气锐发、威能弭患的情形逐渐体现，书写者亦随之进入了豪情挥洒的书写状态，最终形成了气贯长虹、雄强豪迈的书法形态。
图6 鲜于枢《赠继荣古诗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图7 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局部1（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王琎 摄）
图8 鲜于枢草书杜甫《魏将军歌》局部2（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王琎 摄）
（二）题跋及收藏经历
鲜于枢行草书韩愈《进学解》卷后第一段题跋为元代刘致所书。刘致，字时中，山西人，大约活动于元代元贞到至顺年间（1295～1333年），曾任太常博士、翰林待制等职，根据《书史会要》所言，他“风情高简，早负声誉，能篆，有所著《复古纠缪编》行于世。行草宗晋人而不纯书”。刘致题跋此卷的时间为鲜于枢去世后30年左右，跋文前面提到鲜于枢书法的师承及学书经历，可知他对鲜于枢其人、其书非常熟悉，后又提及“俞君子俊……得此纸临仿之久，时至骨换”。“俞君子俊”，指元代文人俞俊（字子俊），由题跋可知，当时这卷书法为其所有。
第二段题跋为元代班惟志书。班惟志，字彦功，号恕斋，河南开封人，博学多才，善书法，大约活动于元代至顺、至元年间，官至集贤待制。《书史会要》记载，他“早岁宗二王，笔势翩翩不失书家法度。晚年学黄华（王庭筠），应酬塞责，俗恶可畏。文宗尝评其书如醉汉骂街”。在题跋中，他称鲜于枢为“西溪先生”。根据目前可见的文献，元代将鲜于枢称为“西溪先生”者，还有赵孟頫的《题西溪图赠鲜于伯几》一首诗，有“君独胡为甘寂寞，坐对山水娱清晖。西溪先生奇崛士，正可著之岩石里。数间茅屋破不修，中有神光发奇字”[3]。班惟志从学于邓文原（邓在至元至大德年间曾任杭州路儒学正，此时他和赵孟頫、鲜于枢过从密切），大概年轻时跟随邓文原在杭州，即和鲜于枢本人有过交集，他对鲜于枢的认识应不只道听途说。他在题跋中说“西溪先生昔谢运司幕宾，买屋湖滨，居闲十年”，说的就是鲜于枢1290年在“两浙都转运司”任“运幕”时再次弃职，经营困学斋并于其中精研书法之道长达十年的事实。在他看来，“至书文公此解，得非潜寓己意”，实际上是鲜于枢本人的思想在《进学解》中找到了某种契合点，通过书写此文而达到抒发自我情感的效果。
从“晋府书画之印”“晋国奎章”等印章可见，本卷在明代时曾由晋王府收藏于山西；再由“郑邸鉴赏之章”“石琴道人”“郑亲王印”等收藏印章判断，此卷在清代时由曾袭封郑亲王的乌尔恭额收藏于京城的王府中。
二 鲜于枢书法特殊面貌的成因
鲜于枢书法的特殊面貌，与其学书经历、艺术思想及个人性格是分不开的。
（一）鲜于枢学习书法的两个阶段
根据书法史的记载和后世研究者的梳理，一般将鲜于枢的学书经历分为两个时期，即30岁以前居于北方的学习时期和渡江南下定居后博采众家的时期[4]，这一分法可以清晰地体现鲜于枢“学习”书法的经历脉络。
赴扬州之前，鲜于枢大概受当时的书法家王庭筠、张天锡、周奥敦及姚枢四人的影响。王庭筠（1151～1202年）字子端，号黄华山主、黄华老人、黄华老子，别号雪溪，为金代辽东（今营口熊岳）人，米芾之甥，是金代文学家、书画家。他的书法后世给予较高的评价。如他同时代的元好问认为，其书法“虽有北方胡羯末的雄悍之气，却也风流蕴藉”；元袁櫵说他“悉祖宝章，故其大气超轶抗衡”；明李日华在《六砚斋三笔》中评价其为“沉顿雄快，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元初，子山诸人不及也”。张天锡，号锦溪老人，书史记载其楷书得柳法，鲜于枢早期通过对他的学习，达到一种王庭筠书体的面貌[5]。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原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后迁洛阳（今河南洛阳），他擅写草书及欧体楷书，用笔爽利劲拔，鲜于枢早年也受过他的影响，这一点在此卷后刘致的跋文中有明确提及。由鲜于枢早年的学书经历可见，他主要取法时人，并没有临习过所谓“晋唐”真迹，但他颇有悟性，在书法用笔方面通过“自悟”得到启迪：“鲜于公蚤岁学书愧未能若古人。偶适野，见二人挽车行淖泥中，遂悟书法，盖与昔人观舞剑器者同一机也。”[6]
至元十五年（1278），鲜于枢与赵孟頫相识，大概从此时起，他开始接触江南文士，并得以见识众多古代法书名迹。如前所述，一般认为鲜于枢学习书法的第二阶段始自渡江之后、定居杭州之时，但从交游、博览这一角度考量，这一阶段自与赵孟頫结识起，就已拉开序幕。赵孟頫在《哀鲜于伯几》诗中说：“契合无间言，一见同宿昔。春游每拿舟，夜坐常促席。”这种一见如故、亲密无间的关系，再加上二人对书学的共同爱好，使鲜于枢在此方面眼界大开，并进入结识文友、阅览名迹、博采众长的阶段。至元二十年（1283），鲜于枢在东郓（今山东沂水县）曹彦礼处得到颜真卿《祭侄文稿》。至元二十二年（1285）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鲜于枢在北京游历，得到陈规、高鸣、杨果等十八人墨迹，又得到《王献之保姆碑》《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从至元二十四年（1287）在《李西台〈千文卷〉》上的题跋可知，此时，他还藏有李西台、高闲、赵模三家书写的《千字文》；此年他还在湖南见到唐李邕的《岳麓寺碑》。至元二十六年（1289），鲜于枢见到《智永真草千字文》。至元二十九年（1292）的活动记录显示，此时他已收藏到晋索靖《月仪帖》、王羲之《还期帖》，并见到张旭《深秋帖》、孙过庭《千字文》、唐摹《兰亭序》、萧子云《出师颂》等书迹。可见，鲜于枢书法艺术的成熟过程，是与他不断收集、观摩古代法书名迹的过程紧密相随的。
（二）鲜于枢书法的三个要素
整体考量现存的鲜于枢作品，再结合书法史等相关文献的记载，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书法艺术，即“复古主义”思潮、直抒胸臆唯“胆”是从的表现手法和独特的悬腕书写方法。
经过了两宋以来晋唐古法的一蹶不振，书法领域中的复古思潮在元代盛极一时。在行书和草书方面，鲜于枢非常尊崇二王，他千方百计搜求真迹，并在实际创作中处处以之为准绳。他说：“书家之有钟王，犹儒家之有周孔。”他在传世墨迹《论草书帖》（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说：“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鲜于枢的“复古思想”，零星地体现于他的各种书跋及书作中，虽然没有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这一说法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但是观其言论与具体创作，无一不是笼罩在这一思潮下。
元贞元年（1295）闰四月二十五日，鲜于枢在跋《女史箴临本》中题：“古人作文如写家书，作画如写字，遣意叙事而已。”[7]他认为，写字作画，都是抒发己意、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将“气韵神”当作评定优劣的第一标准，提出了“论书当论气韵神”的准则，与其对书法“遣意叙事”的定性相辅相成。元代的陈绎曾在其《翰林要诀》中说：“今世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瞑目伸臂曰，‘胆，胆，胆’！”[8]可见他认为，在法度之下，书写的胆识与气势同样重要。
鲜于枢作书时使用悬腕法。据其《困学斋杂录》中的《苏子美帖》云，“草书把笔，离纸三寸，取其纸宽，掌平虚，腕法圆转，则飘纵之体自觉出耳”[9]，他将这段话录入自己的笔记，大概是体会相同的缘故。元代孔齐在《静斋至正直记》中记载了当时鲜于枢作书时的情景：“鲜于困学公善书悬笔，以马三片置于座之左右及座顶，醉则提笔随意书之，以熟手势，此良法也。悬笔最好，可提笔，则到底亦不碍手，惟鲜公能之，赵松雪稍不及也。”此中具体不可一一细究，但是据此我们仍能看出，鲜于枢的确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其“悬腕”用笔功力。
正是以上这些经历与思想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今天看到的鲜于枢书法的特有面貌。
赵孟頫在1294年跋鲜于枢大草时即说：“困学之书，秒入神品，仆所不及。”1311年鲜于枢去世后，他在鲜于枢《临王献之鹅群帖》又跋道，“仆与伯几同学书，伯几过仆远甚”，虽然其中有自谦的成分，但对鲜于枢书法的肯定态度是跃然纸上的。鲜于枢定居杭州时，像赵孟頫、邓文原这样的书法大家与之过从密切，普通的江南文人也大多倾慕其书名，这一点在元、明人留下的各种笔记中都可见记载。如邓文原（1258～1328年）言：“伯机于书法用功极深，至每数日相见，辄云，近见子某帖，孰离孰合。言语必相摩切，率以为常。伯机仙去十载，非特书法如伯机者不可得，而朋友箴规之道亦使人慨然”[10]。柳贯说：“公在时，其书人已贵重，况今后之二十年余，明珠拱璧果何足珍惜哉！”[11]然而鲜于枢在1301年为任仲美所书《千字文》的后记中说：“余不解书，南方士大夫以余北人粗识点画，凡得数字，传玩以为稀有。仲美来自天京，如东平宋集贤、云中李昭文、巢陵周景远、彰德田师孟、真定李惟肃，皆一时善书之士。胡不求以为法？顾余贫陋多谤、曲学寡闻之人，奚足法耶？”[12]这是在鲜于枢去世前一年写成的，以其平常的个性，不是伪作谦虚之态的人，也许当时已有持不同观点的批评之声。明代方孝孺对其书法评价为“伯几如渔阳健儿，姿体充伟，而少韵度”。王世贞说其“以骨力胜而少韵度”“极圆健而不甚去俗”。对其肯定的评价，《中国书法全集》一书总结为：“一论鲜于枢的草书，法度精密，气势浩大；二意态多变，风神凛然；三笔力劲健，法有来由；四以神韵胜。”[13]这个评价比较客观地总结了鲜于枢书法的优点。启功先生在前人评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破的穿杨射艺精，赏音还在听弦声。渔阳笔外无余韵，难怪鸥波擅盛名。综而观之，无论字之大小，体之行草，莫不谨慎出之。点画似有定法，结字亦尽庄严，极少任情挥斥之笔。观其答人问书之语曰胆胆胆。乃知其所自勉者在此，而其不足者亦必在此。”[14]这一评价，十分精准地道出了鲜于枢在书法中以“胆”为旗帜追求抒发情意的努力，亦总结了鲜于枢书法字字法度森严的特点。
三 综述
至元二十六年（1289），鲜于枢任浙西道提刑按察司时弃官。此后不久，赵孟頫在寄鲜于枢的一首诗中提道：“之子称吏隐，才高非众邻。脱身轩冕场，筑屋西湖滨。”本卷钤有“虎门隐吏”一章，创作时间绝不会早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再与《赠继荣古诗卷》（藏上海博物馆）及草书杜甫《魏将军歌》卷（藏故宫博物院）两书相比，这两卷同样属于“气韵神”至上的作品，亦均无年款，但鲜于枢在处理这种饱含情绪的书写过程中，没使它们有略显生硬的停顿，显见衔接更为自然流畅，因此，韩愈《进学解》卷的创作时间应早于这两者。徐邦达先生认为，“此书雄畅俊健，是鲜于枢行草杰作，可能已是晚年之笔”[15]。鲜于枢在元贞和大德年间的作品，如作于元贞二年（1295）的《唐人杂诗卷》，作于大德二年（1298）的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作于大德四年（1300）的陶渊明《归去来辞》卷（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卷（藏上海博物馆），以及作于大德五年（1301）的韩愈《石鼓歌》卷（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些行草书作品，在追求章法变化时已做到寓奇崛于平淡，整卷看来，极少再有突兀之处；且这一时期作品多有明确的年代题款，更易辨识。据此判断，韩愈《进学解》卷是1289年后较近一个时期内的作品，且至晚不会超过大德元年（1297）。
行草书韩愈《进学解》卷，它的单字法度严谨、结构精美，体现了对元代书坛盛行的“复古主义”理想的实践及其成就；同时，又由于鲜于枢所坚持的、激昂的个人情志在此卷书写中的发挥，这件作品成为一件森严的法度与旷达的意态兼具的难得佳作。
附录
（一）正文释文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此[16]（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17]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探（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尝（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
抵排异端，攘斥老氏（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
沉浸醲酭（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声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宏（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诚（成）矣。
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功公[18]，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长（常）途之役役，窥尘（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伤（商）财贿之有无（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右韩文公进学解。”
（二）题跋释文
鲜于困学之书，始学奥敦周卿竹轩，后学姚鲁公雪斋。为湖南宪司经历，见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至江浙，与故丞旨赵公子昂诸人游处，其书遂大进，以之名世。行草第一，人多喜其大书吊轴，予又以其书扇为胜。此卷用笔极精，既为行又为草，复杂以正书，是其得意时书之。自亦不知其为草为行为正也。俞君子俊，好学天性，工笔札，素喜公书吊轴，已骎骎逼人。又得此纸，临仿之久，时至骨换，其青于蓝可计日而待。虽使困学老见之，亦必曰当放子出一头也。时至顺四年六月初吉，河东刘致书。
西溪先生昔谢运司幕宾，买屋湖滨，居闲十年，所以文章字画大进，仆非得之途人语。盖在家庭趋侍先考，尝言之，至书文公此解，得非潜寓己意云，读者试一思之。后学班惟志信笔书于嘉禾遂闲亭。
（三）鉴藏印章
本卷所钤鉴藏印，自右起依次为：朱文“晋府图书”、朱文“清河”、白文“问□过眼”、白文“珍秘”、朱文“希世之宝”“子孙宝之”、朱文“晋国奎章”、朱文“永保”、朱文“缉熙敬止”、朱文“石琴道人”、朱文“清河”、朱文“晋府图书之记”、朱文“郑邸鉴赏之章”、朱文“晋府书画之印”、朱文“清河堂章”、白文“郑亲王印”。
（四）著录信息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书法卷》
[1]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鲜于枢字伯机，渔阳人也。少为郡吏，后以材选为行御史大夫掾。意气鲜豪，每晨出则载笔椟与其长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欲弃去。及日晏归，焚香弄翰。取鼎彝陈诸几席，搜抉断文废歇，若明日急有所须而为之者。客至则相对指说吟讽，或命觞径醉，醉极作放歌颠草，人争持去以为荣。”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90页。
[2]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丁亥之春，余识鲜于伯机于杭。方是时，伯机以材选为三司史掾，意气雄豪。每晨出则载笔牍与其长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飘飘然欲置章绶去，渔猎山泽间而后为快。轩骑所过，父老环聚指目曰，此我鲜于公也。及日晏归，焚香弄翰，取数千百年古鼎彞器陈诸阶除，捜抉断文废歇，若明日急有所须而为之者。门无䙝宾，至则相对吟讽松竹之间，或命觞径醉，醉极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悦。余虽龌龊，骤见伯机如此，真以为世外奇崛不凡人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2页。
[3]《宋元诗会》第7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21页。
[4]这种分类方法见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中楚默《鲜于枢书法评传》一文、山东大学薄传沙的硕士学位论文《鲜于枢的交游与书法艺术研究》（2015年）及多篇有关鲜于枢书法研究的论文中。
[5]解缙《春雨杂述》：“王庭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传子澹游，至张天锡，元初鲜于伯机得之”，《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500页。
[6]苏天爵《滋溪文稿》第28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36页。
[7]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荣宝斋出版社，2000，第287页。
[8]孙岳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第4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38页。
[9]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7页。
[10]孙岳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第79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28页。
[11]柳贯《待制集》第18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81页。
[12]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荣宝斋出版社，2000，第285页。
[13]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荣宝斋出版社，2000，第14页。
[14]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荣宝斋出版社，2000，第14页。
[15]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故宫出版社，2006，第197页。
[16]括号中单字，为此卷被火烧去之字，或与韩愈原文不一致之字，根据明代徐氏东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补入，特此注明。下同。详情不再赘述。
[17]根据明代徐氏东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此处漏掉“于”字，特此注明。下同。详情不再赘述。
[18]此处明代徐氏东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为“公”，此卷先写“功”字，随即写“公”，应为在书写过程中及时更改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