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黄魏紫

本来一部红楼，环肥燕瘦、姚黄魏紫，如楂梨橘柚，各擅胜场，而成兰菊竞芳、晋楚争长之势，偏后世论者，评及霄壤之别，鼎瓠之分。

赏之者，谓黛玉之高洁、宝钗之和善、湘云之豁达、妙玉之清高、迎春之仁慈、探春之自尊、惜春之单纯、凤姐之才干、李纨之恬淡、香菱之善良、袭人之贤惠、晴雯之率直、以至鸳鸯之刚烈。

而贬之者，上至黛玉之刻薄、宝钗之奸伪、妙玉之矫揉造作、迎春之懦弱、惜春之孤僻、凤姐之毒辣，下至晴雯之泼辣、袭人之阴险。争讼不休，以致兄弟阋墙，老友挥拳。

值得注意的是，赏之者的词汇，有道德、有能力、有性格相关，而贬之者的词汇，以道德词汇为最。

高尚的道德标准、目标和行为，不能，也不应成为我们横扫蛇神牛鬼的理由。他人的观点、行为和我们不同时，不能仅仅因为不同而否定。三毛说：“路是由足和各组成的，足表示路是用脚走出来的，各表示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反复强调，自己喜欢帽子，没必要强迫野蛮人带，自己喜欢腐肉，也不要喂给鸳雏吃。

阮籍丧母，裴楷去吊唁。阮籍刚喝醉了，散发乱坐，不哭，裴楷自己按照礼制哭完就走了。有人问裴楷：“按礼，主人哭，客人才跟着哭。阮籍既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尊崇礼制；我们世俗中人，所以要遵守礼制准则。”当时的人非常赞赏，认为双方应对都很得当。

这是尊重自我和尊重他人的典范，既不因自己“正确”而责备他人，也不因他人的“正确”而改变自我。正如宝钗、黛玉，才同貌同，而性格不同，因此言论不同、行事不同、心术不同，如双峰并峙，二水争流，“诚不可甲此而乙彼”。

本来只是鱼与熊掌，各是美味，各人取舍不同，不知何时，甲之美女，忽成乙之恶婆。无数英雄，尽入此彀，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考证此优彼劣，盛矣！

硬要辩得这种美压倒了那一种，毫无意义。李白狂狷不羁，杜甫沉郁深厚，谁又压倒了谁？宝钗弱了，作为对手的黛玉又怎能好看？反之亦然。晴雯被逐，袭人说过很没见识的话：“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哪里知道晴雯弱，则袭人弱，晴雯强，则袭人强。

六祖有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以仁者之心，观红楼诸艳，不是非关道德，而更多是性格。看到太多道德因素的人，多是因为自己心动，以己度彼，才觉得他人有道德问题，纳西塞斯照出的永远是自己的脸。比如宝钗以儒家风范为己任，且遵循不移。厌恶宝钗劝学的人，偏偏也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宝钗之上，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这里当然还有学识、阅历之分，然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读书人的性格。林语堂先生有论在先，只好做一把文抄公：

“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如问他欢喜黛玉还是欢喜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使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而著者本人则欢喜探春，她具有黛玉和宝钗二人品性糅合的美质，后来她幸福地结了婚，做一个典型的好妻子。宝玉的个性分明是软弱的，一点没有英雄的气概，不值得青年崇拜。”①

“读《红楼梦》的人，或偏于黛玉，或偏于宝钗。偏于黛玉的人，也必喜欢晴雯，而恶宝钗，兼恶袭人。女子读者当中，做贤妻良母好媳妇的人，却常同情于宝钗，而深恶晴雯，完全与王夫人同意，这里头就有人生处世的真理存焉。大抵而论，阮籍、嵇康之辈，必喜欢黛玉，尤喜欢晴雯；叔孙通、二程之流，必喜欢宝钗，而兼喜欢袭人。”②

《金刚经》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因此发宏愿，把红楼每个人都写成好人、善人，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