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吃得肚子都撑了（8）

45年后的1994年，李德生又到了义乌。

1949年时的义乌是个破旧不堪的老城市，城区不到两平方公里，它给当时的师长李德生留下的印象，并没有特别显眼的地方，同样是田园荒芜，百姓流离，百业凋敝。1994年，已经从中顾委常委离休的李德生再次踏上义乌这块他曾经指挥过战斗的土地时，这里已经是一幢幢高楼，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已成为全国知名度很高的小商品市场。李德生不禁感慨万千，欣然题词：“小商品，大世界。”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什么是战士？”

三十六师在渡过长江以后，自长江边溃退的敌一九二师、八十八师残部和保安团1万余人向南逃窜，军部命令三十六师尾追消灭该敌。

4月30日，一○八团进入屯溪，俘虏安徽省税警司令部等1094人；5月2日，三十六师参谋长安仲琨率一○六团一、三营，协同皖南游击队，迫敌暂编第二师在旌德以南投降，俘敌3500余人。

三十六师师长邢荣杰、政委刘昌率一○七团、一○八团在河泼地区包围了敌人一九二师五七五团，经过激战，迫敌于5月5日下午投降，俘敌1253人。

一○六团二营由副团长宋崇魁带领，紧紧地咬住了南逃的敌一九二师主力。当他们追到街口时，抓住了敌人的几个逃兵，经过审问，得知一九二师为了躲开解放军，已离开了公路，沿山路向浙江淳安及以东方向逃窜。

5月1日，一○六团二营经过急行军，在昌溪与敌接触。当年任一○六团作战股长的宜文光后来回忆说：

我们咬住敌人以后，敌人是一个师有3个团，还有一部分保安部队，我们只有一个营，其中五连还是刚成立的，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弄不好，反而会被敌人回过头来咬一口。因此，我们只能紧紧抓住敌人，逐渐消耗敌人，寻找时机，或者等大部队跟上来再消灭它。只要敌人一动，我们就赶紧追，敌人一住下来，我们也住下来，晚上就派一个班、一个排去袭扰他们，让他们昼夜不安。就这样和他们若即若离地保持接触。敌人也不行了，每天我们都能抓到十几个逃兵。到了5月5日，我们在王村埠以西的长岭，发现敌一九二师五七四团已经与其他部队拉开了距离，宋崇魁副团长就决定先吃掉它。到了晚上，我们开始攻打五七四团，但敌人的抵抗还比较顽强，结果只俘虏了他一个排。宋崇魁副团长就让我们停止战斗，控制了大小山头，把它包围起来再说。第二天，副师长王汝昭赶来了，还带着师里的山炮营，向敌人打了几炮，正好打中了他们的炮兵。敌人慌得不行，就派一个参谋出来，说是要和我们谈判投降。王汝昭副师长就充当副军长，宋崇魁副团长充当师长，我充当侦察处长。王汝昭让我带领两个通信员到五七四团去谈判。敌人的团部在河边的一个大院里，我一进院子，敌兵都惊奇地看着我，还有人问我身后跟的是不是副官。我说是通信员，他们就问我通信员是什么官。看到我穿的是粗布军装，他们就小声议论着说，怪不得解放军打胜仗，处长还穿粗布衣服。通信员很自豪地说，我们这是官兵平等，吃一样的，穿一样的，还不准打骂战士。他们听不懂，很奇怪地问：“什么是战士？”通信员说战士就是兵嘛。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敌人团长、副团长和3个营长正在吃饭。我一进去，他们都放下了筷子。有个营长开口就讲武汉事件，是说美军在武汉跳舞时集体侮辱蒋军留守家眷的事，他说从那时起他们就不想再打了，只是没有机会与友军和平解决。寒暄几句后，我们就开始洽谈投降的事。我给他们说，首先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营长以上的军官每人给一匹马，当兵的愿回家发给路费，不愿回家的也可以参加解放军。我还吓唬他们说，我军主力已经到达，要投降就赶快投降，不然我军主力部队发起进攻就不好办了。

他们一听，决定立即将部队集中，炮、机枪、冲锋枪、步枪分门别类集中放好。当时敌人一个副团长还比较反动，他好像对解放军挺了解似的，他说，你们有的是兵，就不要我们的兵了，让他们都回家吧，路费我们也不要，如果再当你们的兵，还是让他们送死。我当即义正词严地回答了他，当你们的兵死如鸿毛，当我们的兵死如泰山，他是为人民而死。同时我也郑重警告他，你们所到之处，不是抢，就是奸，我放你们走，你们走得了吗？老乡会把你砸死！他们的团长就过来打圆场，对我说，你过来清点一下人数和武器吧。我一数，有1000多人。

敌五七四、五七五团被解放军解决以后，敌一九二师仍率五七六团及所有残部向临歧方向逃窜，一○六团二营随即展开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