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1）

枪毙王道士时，我是流了泪的，王道士作战很勇敢，我是很喜欢他。现在回头看看，枪毙王道士，是不是有点过了？我不清楚，但说实话，还是有好处的，这件事对全体指战员触动很大。部队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农民，比较懒散，大大咧咧的。通过这件事，都知道这次是动真格的，谁也不敢再以身试法了。那些能打仗的连排长们，也不敢再咋咋唬唬了，别说动手打人，就是骂人也很少了。淮海战役补充了一大批俘虏，有些开小差被抓回来了，也不敢再打骂人家了，而是关心他、教育他、感化他。部队后来从长江边打到浙江丽水，我们这个团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需要补充的是，枪毙王道士时，上刑场的却是两个人，还有一个是四十六团三营九连指导员。他犯的错误也是打人。

原十六旅警卫连战士李献功回忆说：

淮海战役打黄维时，我在掩埋组，是军务科李科长组织的，还有政治部几个干事。当时我们对烈士的处理很重视，组织了很多支前民工，老乡们拉来了不少棺材。一开始打仗，我们就挖好了坟墓，棺材也放了进去，前方牺牲的战士一来，先把烈士洗干净，包上白布放进去，再把棺材盖子盖上，然后就埋了。四十六团打大王庄，很激烈，牺牲的同志太多了，棺材不够用。九连被打剩下十多个人，其中有个三排长也牺牲了。这个排长很能打，指导员也很喜欢他。但这个排长被抬下来时，正好没有棺材了，我们就按照惯例，没有棺材，就在坟坑四周钉上木桩，两边放两块木板，用白布裹了放进去。九连来了两名战士，流着泪看着我们埋完，当时也没说啥。他们回去后，指导员问他们：“棺材好不好？”那两个战士就给他讲了我们是如何处理的。他一听，生气了，觉得我们亏待了三排长，跑过来问我们：“为什么不给他一副好棺材？”政治部蒋干事给他解释：“棺材用完了。”他还不信，在那里骂骂咧咧：“有好棺材不用，留着装你们吧！”蒋干事说：“真的没有棺材了……”话还没说完，这个指导员就上前抽他两个嘴巴，我们忙把他拉开，他还不干，捡起一块石头追着去打蒋干事。

枪毙王道士时，这个指导员也上了刑场。本来不枪毙他的，只是陪绑给他一个教训，让他记住。那天天气也不好，灰蒙蒙的。枪声一响，王道士当场就死了，子弹从这个指导员的头上飞过去，他当场就晕了过去。唐明春还以为执行枪决的战士的枪法太臭了，把他打死了，气得差点要上去揍那个战士。但这个指导员受了刺激，成了精神病，听不得枪声，仗是没法打了，后来好像是接复员处理了。

淮海战役虽然打得非常艰苦，伤亡很大，但是，最终是胜利了，缴获俘虏多，六纵全军上下沉浸在一片喜悦中。在整训期间，有家属的中高级干部，家属们也陆续来到蒙城，同久别的亲人团聚。唐明春团长两口子的团聚，还有段小故事。

在蒙城休整时，部队暂时远离了硝烟和炮火，习惯了南征北战的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此时也有了一块“心病”。唐明春回忆说：

我们四十六团在淮海战役时血战大王庄，打出了名气，到蒙城后，中野《人民战士》报记者来采访我。他问我：“唐团长，在淮海战役时，你最想的是什么？最担心的又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最想的是多死敌人，少死我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我老婆。”那个记者不解，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说：“我担心老婆变了心，跟人跑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12岁参加红军的，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大王庄这么残酷的战斗，一个排上去，不到几分钟就没了，到处是死人、火光、鲜血，我心里想，我死了，我老婆知道不知道呢？当时旅里机关有人讲，你老婆不爱你了，心里有人了，要不，她3年为什么不给你写一封信？我也想知道她为什么3年不给我写信，可我一想起来真有点害怕，她是个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我没上过学，不识字，又比她大十几岁。她可能以为我死了，再找一个人也是对的。要么就是知道写了信也是别人念给我听，不好意思写。我们刚结婚就南下了，她留在邯郸六纵留守处，都3年了，也不知道她又结婚了没有，她人在哪里。我走时，她还给我讲，她一个人在家，很害怕。我也怕别人打她主意，给她弄了100发子弹，留了一把手枪，教她怎么用枪。我说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用枪吓他打他，晚上睡觉时，把枪放在枕头下。打完淮海，到了蒙城，我急得不行，知道六纵留守处现在搬到了河南濮阳，也不知道她还在不在。我把侦察连一个排长找来，对他说，你能不能回去一下，帮团长一个忙，老婆现在在哪都不知道。你回去帮我找到她，你要是找不到，回来我要打你。你找到她了，问她为什么不来信，把情况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