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的确有理由感到兴高采烈。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蒋介石更是欣喜若狂，称“这是大时代的开始”。

相反，共产党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自建党开始，共产党人都是非常善于利用和使用宣传这个有力武器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军事机构，都设有专门的宣传部门，从事宣传工作。宣传当然是要讲究策略的，运用得好，这是一个打击敌人士气、鼓舞斗志的有效工具。事实上，共产党人已经熟稔地掌握了这一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说解放军的宣传能力“几乎没有不超越官兵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1947年的文字中，给我们的印象依旧是鼓舞人心的。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必须把解放区军民动员起来，充满信心地与国民党军作战。但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我们还是通过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

在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战争动员，讲了一些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军事问题，最后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毛泽东的一个“熬”字，便把共产党人面临的严峻形势说得清清楚楚。对胜利时间的估计，毛泽东也是慎重的，他当时是准备长期作战的，他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间表定为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的。

战争打了两年多，共产党好像时时都在下风，解放区越来越小，许多地盘都丢掉了。但奇怪的是，即使在国民党军把“首都”延安都端了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讲“胜利”，并且还不是偶尔讲讲，而是天天讲，时时讲，坚定每个党员、每个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这是一种宣传手段，但也不仅仅是宣传手段，共产党人真的是这么想的，他们看得更远，胃口也丝毫不比蒋介石小，他们的目标就是全中国的解放，要的不是一块土地，也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个中国，因此他们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甚至许多城市都是共产党人不放一枪主动撤出来的。

对毛泽东来说，他似乎对土地的失去并不是很在乎，必要时连革命圣地延安说撤离就撤离了，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和蒋介石寸土必争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旦城池失守，蒋介石都要拿守城将领是问。毛泽东关注的则是敌人又被消灭了多少，他更希望尽可能地在战场上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在1946年9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

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区别。

战争一开始，实际上胜负已分，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了。

战争越打越大，但共产党不但没被解决，反而越打越强大，越打越多。

共产党人的法宝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事实上，解放军所实施的重大战役，几乎都是在“集中优势兵力”原则下展开的。刘邓大军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中，就是倾其所有对付国民党军整三师，其中担任主攻的六纵更是集中9个团的兵力攻击整三师主力五十九团，而此时的五十九团实际上只剩下了两个营。在1947年7月的鲁西南战役中，刘邓大军以十比三的兵力与敌整编六十六师激战于羊山集，恶战14天，歼敌1.4万人。对解放军这种打法，那些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一直颇有微词，称之为“人海战术”。不管是“集中优势兵力”，还是“人海战术”，效果却都是一样的，攻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令人惊心动魄，呐喊冲锋之声令人闻风丧胆，仗一开打，解放军在气势、士气上就压倒了对手，而气势一输，任何部队，恐怕都只有挨打失败的份了。

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肖永银将军也向我们回忆了一件往事。六纵在1946年9月定陶战役中血战大杨湖，歼灭了整三师，活捉了整三师五十九团代理团长吴耀东。吴耀东被押到六纵十八旅指挥所后，依旧很傲气，脖子挺得直直的，不用别人招呼，自己找张椅子就坐了下来，还跷起了二郎腿。时任十八旅旅长的肖永银问他当了俘虏有何感想，他竟指责肖永银说：“你们不讲战术，你们就是凭着人多乱打。如果是站在军人立场上，我可以跟你们打到底！”肖永银则回答他说：“你说我们不懂战术，那你很懂战术了，我问你，战术是什么？我告诉你，我把你战胜了，消灭了，这就是最好的战术。”

肖永银说的没错。不久后，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指示中，就把大杨湖战斗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典型范例。

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指导下，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只剩下一百余万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已经为时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发出“求和”信号，但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了，他们的命运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决定了。

共产党人终于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