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十二个天体

既然地球曾被来自其他地方的高级智能生物造访过，那么，一个更进一步的假说就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存在着比我们更为高级的文明。

在过去，围绕外星高等生物的推测，都认为他们来自火星或者金星。然而，现在我们相当确定，这两个地球的邻居既没有高等生物也没有高等文明。所有那些仍持有地球曾被造访观点的人将眼光放到了其他的星系，认为那些更加遥远的星球才是这些外来宇航员的故乡。

这些假说的优势是，它们既不能被证明是真的，同时也不能被证明就是错的。而劣势则是他们所提出的外星“故乡”到地球的距离之远，对我们这种生物来说完全是个幻想，即便是光速也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到达。由此，这些假说的倡导者又提出了另一种假设，那就是，他们当初进行的只是通往地球的单程旅行：一队宇航员执行不返回任务，或者是一艘失控的宇宙飞船迫降到了地球。

这很明显不是苏美尔人所说的天国诸神。

苏美尔人认为有一个“天国居所”的存在，那是一个“纯洁之地”，“太初的居所”。当恩利尔、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去了地球并在那里安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阿努则在天国里做统治者。这可不是在众多的经文中偶尔才提到，而是有着详细的“神祇名单”，并在阿努“纯洁之地”的王座前，明确地写上了21对神祇伴侣的名字。

阿努自己则亲自统治着一座巨大而辉煌的宫廷。就像吉尔伽美什提到的那样（《以西结》书也有同样的观点），那是一个由宝石镶嵌着的美丽花园。阿努和他的结发妻子安图及6个妾、80个子孙（其中有14个是安图所生）一起生活在那里，还有他的总理大臣，三个管理Mil（火箭船）的指挥官，两位武器管理员，两位掌管写作知识的大师，一位财政大臣，两位主法官，两位“有着声音印记的”神和两位大文士和他们手下的助理文官。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常常提到阿努居所的富丽堂皇，以及那些守卫在大门前的全副武装的神祇。关于阿达帕的神话，记录了恩基向他提供了一个Shem：

为他指一条通往天国之路，

到那要上去的天国。

当他升到了天堂，

他到达了阿努之门。

塔穆兹和基兹达守卫着

阿努之门。

阿努的王座室是众神集会的地方，有SHAR.UR（皇家猎手）和SHAR. GAZ（皇家杀手）守护。这里有苛刻的进入和就座礼仪：

恩利尔进入了阿努的王座室，

坐在了右边皇冠的地方，

阿努之右。

艾进入了阿努的王座室，

坐在了神圣皇冠的地方，

阿努之左。

古代近东的天地众神不仅是从天国来，还可以回到天国去。阿努偶尔会从天国来到地球进行访问；伊南娜至少两次去了阿努的天国居所。恩利尔在尼普尔的中心装备着“天地纽带”。沙马氏管辖着鹰和火箭发射地。吉尔伽美什去过永恒之地并返回乌鲁克；阿达帕也有过类似的旅行并在之后回到了地球；这样做的还有《圣经》中推罗的国王。

古斯塔夫·古特博克对一些讲述阿普卡尔——源于苏美尔文AB.GAL，意为“伟大的领导者”或“指点方向的大师”的阿卡德词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的研究，证明了他们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被描述为“鹰”的“鸟人”。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文献提到，他“从天堂带着伊南娜，在伊安纳神庙降落”。这一段以及其他一些文献都指出，阿普卡尔是驾驶着太空船的纳菲力姆的宇航员。

双向旅行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预先制定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决定于苏美尔修建众神的门廊巴比利之后，诸神的领袖解释说：

当要去太初之地，

你们一起起飞，

应该有个夜里休息的地方，

来接纳你们。

当从天国而来，

你们一起降落，

应该有个夜里休息的地方，

来接纳你们。

同时，苏美尔人并没有说他们的神来自遥远的星系。众神居所的“遗址”在这里显露了出来，它就在我们的星系里。

我们看见过沙马氏穿着他的制服，就像是鹰的指挥官。他的两个腕关节，戴着看上去像是表的物体，用金属扣卡住。其他的鹰的描绘显示出，所有重要人物都戴着这样的东西。而它是真正有用还是仅仅作为装饰，我们无从知晓。只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些物件表示的是圆花饰——由中心放射出来的“花瓣”串（见图91）。

这种花饰是古代神庙符号中最常见的装饰，盛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西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希腊。比较被认同的观点是，将这些花饰作为神庙符号是因为它们代表着生长或者某种已经风格化的天体形象——行星环绕的太阳。这些古代宇航员将这样的符号放在制服的腕部更是支持了这一说法。

从一个关于阿努的天国门廊的亚述描绘可以看出，古代人熟知的一个星系就像我们现在的太阳系（见图92）。门廊两侧是两只鹰——指出需要他们的服务才能到达天国居所。带翼的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标志在门廊上。它被架在月牙和七颗天体之间，象征着（我们相信）阿努被恩利尔和恩基环绕着。

这些符号所指示的天体到底在什么地方？哪里才是天国居所？古代的艺术家们用另一个描绘来回答：一个大的天神将自己的光束散发到11个环绕着他的小一点天体上。这是指的太阳，由11颗行星环绕。

当然这并不是唯一一幅有这种场景的画，柏林博物馆的另一幅古代近东的作品，就描画了相似的事件（见图93）。

当柏林图章上的天体或者神祇被放大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七个天体环绕着一个大的、发光的星星，它们依次由24个小球连接着。这仅仅只是巧合吗？（见图94）我们星系也刚好有24个行星的卫星。

图91

图92

图93

图94

当然，也有一些蹊跷。描绘着太阳和11个天体的这些图案表示着我们的星系，我们的学者告诉我们太阳系由太阳、地球和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组成。也就是说，除开太阳，只有十个行星，哪怕把月亮也算上。

但这并不是苏美尔人想说的。他们认为，我们的太阳系是由一个太阳和11个行星（包括月亮）构成的，除了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行星，我们的星系还有第十二个成员——纳菲力姆的家园。

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十二个天体”。

※

在我们考证这个苏美尔信息的准确性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天地观。

今天我们知道，在巨行星木星和土星后面——在宇宙中这种距离甚至可以忽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极其遥远的——还有两颗较大的行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以及第三个，小一点的冥王星。但这样的观念其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天王星的发现是用天文望远镜证实的，那是在1781年。在观察它接近50年之后，一些天文学家指出它的运行轨道是受了另一颗行星的影响。在一系列精确的计算和推断之后，那颗被忽略的行星——海王星在1846年被天文学家们指出了所在位置。接着，19世纪末，又有证明指出海王星受着某种未知力场的拉扯。那么还有另外的行星存在于我们的星系吗？这个问题在1930年结束，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发现了冥王星，并为其定位。

而在那些更早的岁月，人们相信我们的星系只有七颗行星：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而地球当然不被算成行星，因为它理所当然是宇宙中心，其他天体都围绕着它运行——地球是神创造的最重要的天体，上面住着神最伟大的造物：人。

我们的教科书当然有着这么一章，赞扬尼古拉斯·哥白尼发现地球仅仅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在一个“日心说”系统中围绕太阳运行。这个发现动摇了地心说和地球的神圣地位。由于他惧怕狂怒的天主教会，一直等到他去世的时候（1543年）《天体运行》一书才得以出版。

几个世纪之前的发现时代，哥伦布、麦哲伦和其他航海家的发现，也证明了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这是哥伦布通过精确计算和在古文献中搜寻答案发现的。有一名支持哥白尼的教会人士，名叫卡蒂诺勋伯格，在1536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发现你不仅知道古代数理的基础，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体系……地球是运动的，而太阳才是中心，它居于最主要的位置。”

基于希腊和罗马的理念，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被遥远的天空覆盖着，而天上则布满了星星。与那些镶在天幕上的星星不同，有七个行星（希腊语中的wanderer，意为“流浪者”）绕着地球转。这七个行星根据一周七天和它们的名字来命名：太阳，Sun（星期天，Sunday）；月亮，Moon（星期一，Monday）；火星，Mars（星期二，Mardi）；水星，Mercury（星期三，Mercredi）；木星，Jupiter（星期四，Jeudi）；金星，Venus（星期五， Vendredi）；土星，Saturn（星期六，Saturday）（见图95）。

这种天文观点来自公元2世纪时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托勒密。托勒密的宇宙观一直延续了超过1300年——直到哥白尼将太阳放到了宇宙中心。

当一些人将哥白尼称为“现代天文学之父”的时候，其他人则认为他更像是一个早期理念的研究员和重现者。事实上，他深入研究了托勒密之前的希腊天文学文献，比如希帕恰斯和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克斯。后者于公元前3世纪指出，如果太阳——而不是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话，那天体的运行便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事实上，比哥白尼早大约2000年，希腊的天文学家已经从太阳开始，通过正确的顺序排列了那时已知的天体，而且认定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位于星系的中心。

日心说的观点仅仅是被哥白尼重提了；而更有趣的是，公元前500年的天文学家比公元500年和公元1500年的天文学家知道的都还要多。

的确，学者们现在都很难解释，为什么先是后希腊再是罗马认为地球是平的，它浮在一层黑暗之水上，水下则是哈迪斯或者“冥界”。而更早的希腊天文家们留下的证据，却显示他们反而知道得更多。

希帕恰斯，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小亚细亚，讨论过“冬至与夏至的标志移动”，现在这个现象被称为分点岁差。但是这种现象只能在“球面天文学”中进行解释，也就是需要一个球形的地球，被其他一些球形天体环绕着，并且，都在一个球面宇宙中。

图95

那么希帕恰斯早就知道地球是球形的了？他的计算和推测是基于球面天文学的吗？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种岁差现象可以通过将春分时间和黄道带星座上太阳的位置（从地球上看上去）进行联系来观测。然而从一个星宫向另一个星宫的切换需要2160年。很显然，希帕恰斯不可能活那么长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天文观测。那么，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息的？

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一个比希帕恰斯早两个世纪的小亚细亚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设计了一个天球，这个球上描绘了黄道带的星座。但是如果欧多克索斯将天想成一个球形，那么地球呢？他会认为这个球状天是依赖在平面地球上——这是个最尴尬的安排——或是他知道球状地球由球状天包围着？（见图96）

图96

欧多克索斯的研究原本已经失传了，但感谢阿拉托斯的诗歌让它们得以留存到我们的时代。阿拉托斯是公元前3世纪的诗人，他将天文学的事实“翻译”成诗歌的语言。在这首诗中——圣保罗一定很熟悉它，他曾引用过——这些星座被极为详细地描述，“画满了”，并把它们的分组和命名归在了一个很遥远的年代。“昔时之人构想的系统和命名，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名字。”

那些被欧多克索斯认为构想星座的“昔时之人”是谁？从诗中明显的线索来看，现代天文学家相信，希腊经文描述的天，就跟在公元前22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所观测到的一样。

同时，小亚细亚的希帕恰斯和欧多克索斯都被认为有可能是从赫梯得到这些知识的。也许他们甚至还去过赫梯的都城，看见过那些刻在岩石上的神圣队列；因为在那些行进的神祇中，两个牛人举起一个球体——它可以很好地激发欧多克索斯设计他的天球（见图97）。

图97

是否那些生活在小亚细亚的早期天文学家，比他们的继任者更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利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源？

实际上，希帕恰斯在他的记录中证实了，他的学说是基于已积累了上千年的知识的。他称他的导师为“埃里克、博尔西巴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家”。罗兹的吉米纽斯命名“迦勒底人（古巴比伦人）”为月球精确移动的发现者。史学家迪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在公元前1世纪写下的文字证明了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精确。他陈述道：“迦勒底人为行星命名……在他们星系的中心是太阳，那朵大光；其他行星都是他的‘后代’，反映着太阳的位置和光辉。”

已知的希腊天文学知识源头是迦勒底；那些早期的迦勒底人掌握了比他们的后人都还要伟大和精确的知识。一代又一代，遍及整个古代世界，“迦勒底”这个名字是“占星师”和天文学家的代称。

亚伯拉罕从“迦勒底的乌尔”中出来，当他讨论着希伯来未来的后代时，被上帝告知应凝望星星。确实，《旧约》充满了天文信息。约瑟将自己和兄弟同12个天体进行比较，族长雅各将他的12个后代与黄道十二宫建立关系来祝福他们。对于天的科学划分，以及其他天文学的信息，由此在古代近东流行起来，那时可比古希腊要早得多。

早期希腊天文学家从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中汲取的领域一定是很广泛的，因为考古学家们所发现的，足以构成一次文献的山崩——无数的文稿、描述、图章、浮雕、绘画、天体名单、占卜含义、日历、太阳和其他行星上升下降表，以及日月食预测。

很多后来的此类文献，都很显然是更具占卜意义的。天和天体的运行成为国王、神庙祭祀甚至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这种对星星的观测似乎是打算从天空中找到地球上所发生事情的答案：战争、和平、富足、饥荒。

R.C.汤普森在他的《尼尼微与巴比伦的法师和占星师口供》一书中，编译和分析了上百个公元前1世纪的文献资料，他告诉我们，这些观星者是试图从一种自然视角来观测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以及人民之上的统治者的命运，而不是一个个体的命运（如现在的星宫算命法）：

当月亮在预计出现的时刻却看不见的时候，

一个强大的城市将遭到侵略。

当一个彗星到达了太阳的轨道，场流减小；

一次骚乱将发生两次。

当木星与金星同时离开的时候，

地上的祷文将进入诸神的心。

如果太阳出现在月亮的宫位，

这片土地的君王将有着牢固的王位。

这些占星术甚至还需要广泛而精确的天文学知识，如果没有掌握那些知识的话，你会一个预兆也看不见。美索不达米亚人掌握了这样的知识，并区分开了所谓“不动”的星星和“漫游着”的行星，还知道太阳和月亮既不是不动的星星也不是普通的行星。他们很熟悉彗星、流星和其他天文现象，并计算出太阳、月亮和地球的移动与预测日月食之间的关系。他们观察着天体的运行，并将它们与地球的轨道联系，发现它们在太阳系中旋转。

为了让天体的运行轨迹及其天宫位置与地球和它们彼此之间保持联系，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制作了精确的星历表。这个表能够定位并预测天体的未来位置。乔治·萨顿教授，《公元前最后三世纪的迦勒底天文学》一书的作者，发现他们用两种方法进行计算：较新的在巴比伦使用着，较为古老的则来自乌鲁克。他对于后者的意外发现，让人们看到这种乌鲁克的方法相比之后的方法更加成熟和精确。他解释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指出希腊和罗马不正确的宇宙观源自一个几何世界观的变形，而迦勒底的占星师和天文家，则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想法和传统。

在过去的100年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重现天日，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我们知识的根源无论是在天文领域还是其他很多领域，都是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而尤其在天文方面，我们继承和发扬了苏美尔的遗产。

萨顿的成果经O.纽格伯尔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后得以加强。在《楔形文字的天文手册》一书中，纽格伯尔说他很惊讶地发现，巴比伦的这些天文学家的星历表十分精确，却并不是自己观察得来的。相反，它们是“通过一些固定的计算……给予”并使用的，“并不受干预”。也就是说，他们不干预那些“固定的”算法。

这种对“算术”的坚持得到了带有星历表的“步骤资料”的帮助，它基于某种“严格的数学理论”，“给予了计算星历的每一个步骤的规定”。纽格伯尔指出，巴比伦天文学家对这种系统是无知的，哪怕他们的星历和他们的数学计算都基于此。他同时还认为，这个精确图表的“观测和推论基础”的范围是很广的，这与现代学者们也不同。然而他相信一点：古代天文理论“必定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计划，是不可能制定出一套高难度的计算法则的”。

阿尔弗雷德·耶利米亚教授在《古代东方精神文化手册》一书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很熟悉逆行现象——从地球上看行星，有时会感觉行星轨迹不稳定甚至呈蛇形，这是因为地球绕太阳运动的速度比其他行星要么快一些，要么慢一些。这些知识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逆行是一种与围绕太阳的轨道相关联的现象，同样还体现在了观测上。

这些结构复杂的理论是在哪里产生的呢？纽格伯尔指出：“在步骤资料里，我们看见了一大批完全无法阅读的术语，不过懂它们的意思。”一定有另一群远远早于巴比伦时期就掌握了天文和数学知识的人，当然，比后来的亚述、埃及、希腊和罗马还要早得多。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将他们大部分的天文学努力都融汇到了一部精确的历法中。就像犹太历法，它是一部以月亮为主体的太阴历，将一年设置为刚刚超过365天，每个太阴月都刚刚低于30天。历法对于日常事务和其他小事都是相当重要的，它的准确性可以让人们确定哪一天是一年中较为特殊的节日或时刻，或者是祭神的日子。

要测量并把握太阳、地球、月亮和其他行星的复杂的移动规律，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和祭司相信一种复杂的球面宇宙学。在这种学说看来，地球是一个带有赤道和两极的球体；天空，则由假想中的赤道和极线分开。天体的经过与黄道带有关，黄道带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太阳运行的轨迹，也就是太阳在“天球”上运动的轨迹；此外，这个年代所使用的天文知识还包括对岁差和冬夏二至点的认识。

然而巴比伦和亚述并没有制定出一部自己的历法或者为之设定很好的秩序。他们的历法——和我们所使用的一样——源自苏美尔。有学者发现过一部历法，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使用了，它是后来所有历法的基础。最重要的历法是尼普尔历，而尼普尔正是恩利尔的地盘和管辖中心。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历法正好是基于尼普尔历的。

苏美尔人认为，当太阳越过春分点的时候，新年就到来了。S.朗盾在《德莱海姆档案》中发现，舒尔吉（Shulgi，又称Dungi）——大约公元前2400年的乌尔统治者留下的记录显示，尼普尔历选择了一个特殊天体，它能够测算出新年的具体时间。对于这一点，他指出，“可能是在舒尔吉时代2000年之前”完成的，也就是大约公元前4400年！

难道这就是苏美尔人在没有必要设备的时候，仍然拥有了如此成熟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的原因，哪怕它们是基于球面宇宙学和几何学上的？

他们有这样一个术语——DUB，（在天文学中）意思是360度“世界圆周”，同时，他们也提到过天空的曲度和弧度。根据他们的天文和数学计算，他们画出了AN.UR——以他们测量出的天体的升降为标准的假想的“天平线”。他们还假想了一条与这条天平线相垂直的竖线，叫作NU.BU.SAR.DA；在它的帮助下他们得知了天穹的顶点并称其为AN.PA。他们描绘出了被我们称作子午线的经线，称其为“分级的轭”；纬线被称作“天国中线”。纬线标出了苏美尔的（冬、夏）至点，例如，AN.BIL的意思是“天国的炙热之点”。

阿卡德人、哈兰人、赫梯人和古代近东的其他杰作，都是苏美尔原版的翻版，他们大量学习了苏美尔与天体和天文现象有关的语言和词汇。巴比伦和亚述学者在碑刻上列出星体表或计算行星运行时，往往会标注出它们的苏美尔出处，并指出他们是在引用或者翻译。曾于亚述巴尼波时代被存放于尼尼微图书馆的25000个天文学和占星学文献，显示出它们所承载的正是苏美尔的知识。

一个主要的天文学说被巴比伦人称作“主之日”，是从亚甲的萨尔贡时代留下的苏美尔碑文中拷贝来的——萨尔贡时代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一个来自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同样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碑刻，十分清晰地描述并列出了一系列天体，现代学者甚至很轻松地就能识别它们的身份，就像是读一个星座分类资料一样。它们包含了大熊座（Ursa Major，即北斗星）、天龙座、天琴座、天鹅座和仙王座，以及北边天空的北三角座、猎户座、大犬座、长蛇座、乌鸦座、和南部天空的半人马座；最后，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黄道十二宫。

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秘密被天文学家和祭司们守护、学习和传播着。三位耶稣会神父——约瑟夫·艾平、约翰·斯特拉斯曼和法兰兹·X.库格勒将失落的“迦勒底”科学带给了我们。库格勒在他的杰作《巴比伦的星学和占星师》中，解读了一大批文献和列表。有一个例子，是用数学方法“回溯天空”，可以显示出在公元前1800年，在巴比伦上空一个有33个天体的清单，非常整齐地排列成现在的样子。

在完成了判定哪些是真正的星群、哪些又只是一些子群的大量工作之后，世界天文组织于1925年同意把从地球上看见的天空分成三个部分：北部、中部和南部，并把其中的星星归类于88个星座。这项工作所完成的，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因为苏美尔人才是第一个将天空分为三段或三“路”的：北“路”以恩利尔命名，南路由艾命名，中段则是“阿努之路”，并让他们管辖各类星座。现在的中段，也就是黄道十二宫，与阿努之路刚好相符，苏美尔也将这一路的星星分别归入12个天宫。

在那古老的年代里，也如同今天一样，都有着黄道带这样的概念。地球围绕太阳的这个大圈被等分成了12个部分，每个部分30度。每个部分或“天宫”里的星星合在一起组成了星系，而它们的形状看上去像什么，就被叫成什么。

这些星系及它们的内部细分星群，甚至是星系里面的某个单独的星星，在西方文明里都有着自己的名字和描述，而这些都取自希腊神话——西方世界回溯了接近2000年才能从希腊人那里借来这些东西。然而，很显然，早期的希腊天文学家仅仅是将一个从苏美尔人那里得来的、已经成型的宇宙观放入自己的语言和神话中。我们已经讲到过希帕恰斯、欧多克索斯和其他人是如何得到这些知识的。甚至连泰利斯，最具影响力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据说他预测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全食，而正是这场日食停止了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之间的战争。他的知识的源头正是前闪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始，名字是苏美尔。

我们从希腊语的“动物圈”——因为那些星星组成的形状看上去就像是狮子与鱼等——这个词得到了黄道带这个词。但是这些假想的形状和名字实际上是由苏美尔人发明的，他们称这12个黄道带上的星座为UL.HE（意为“闪光的兽群”）：

图98

1.GU.AN.NA（天牛），金牛座。

2.MASH.TAB.BA（孪生子），双子座。

3.DUB（夹子/钳子），巨蟹座。

4.UR.GULA（狮子），狮子座。

5.AB.SIN（她的父亲是辛），处女座。

6.ZI.BA.AN.NA（天命），天秤座。

7.GIR.TAB（抓撕者），天蝎座。

8.PA.BL（卫士），弓箭手，射手座。

9.SUHUR.MASH（山羊鱼），摩羯座。

10.GU（水神），水瓶座。

11.SIM.MAH（鱼），双鱼座。

12.KU.MAL（牧场居民），白羊座。

这些黄道带的图画或符号，从苏美尔人创造它们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见图98）。

直到望远镜发明后，欧洲的天文学家们才接受了托勒密的想法，认为在北部天空只有19个星系。到了1925年，通用规范的分类方法被接受，在苏美尔人所说的恩利尔之路上又发现了28个星系。我们对此完全没有理由感到惊讶，那些古老的苏美尔人早就认识、鉴别了所有的北部天空的星系，并且为之命名和分组，列出了一长串让托勒密无法想象的清单！

在恩利尔之路上的星系里，有12个被认为是属于恩利尔的——就像是在阿努之路上的12个黄道带天体。同样地，在南部的空中——艾之路——星系被标了出来，不仅是作为南部上空的一员，更是属于神艾的。除了这些属于艾的12个主星系之外，也标注了一些其他的南部星系——尽管没有今天我们看见的那么多。

艾之路对致力于研究破解古代天文学的亚述学家们来说可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是要破解那些术语，还必须知道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之前，人们看见的天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从乌尔或者巴比伦观测南部的天空，那些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们能看见的南部天空刚好过半；其余的都隐藏在地平线之下。然而，如果识别正确，艾之路上的一些星系也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如果像学者们所推测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就像后来的希腊人所相信的那样）地球是一团浮在混沌黑暗的阴间（希腊人的冥界）之上的干地——一个平的碟状世界，天空像个半圆形的罩子罩在地球上，那么如此一来，就根本不存在南部天空了！

受美索不达米亚人抱有平板地球观这种推测的限制，现代学者们并不允许在他们的观点中有低于赤道线的世界的存在。而我们的证据则显示，苏美尔人的三条“路”很明显地说明，他们眼中的地球是一个球体，而不是平的。

1900年，T.G.平切斯在向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报告中，说他可以重组和重建一个完整的美索不达米亚星盘。他做出来的是一个圆形的碟子，像一块蛋糕一样被切成了12瓣，同时也划分出了3个同心圆，最后就得到了36个小部分（见图99）。

这整个设计中出现了带有12片“叶子”的花状物，每片“叶子”上都分别写有每个月的名字。平切斯为了方便，用1到12标注了它们，从NISANNU（相当于我们的1月）开始，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历法的第一个月份。

这36个部分还分别包含了一个底部有小圆圈的名字，表示着天体的名字。这些名字在许多文献和“星表”中都被发现过，不用怀疑它们就是星系、恒星或行星的名字。这36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有一个写在天体名字下边的数字。在最内层的圆内，这些数的范围是30到60；在中间的圆内，是从60（写作“1”）到120（六十进位中写作“2”，意思是2×60=120）；而在最外面的圆内，是从120到240。这些数字是想表达什么？

图99

在平切斯报告之后的近50年，O.纽格伯尔在其作品《古代天文史：疑问和解答》中，也只能说“这整个文稿组成了某种图解式的天体图……在这36个部分的任意一个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个星系的名字和一个简单数字，不过数字的意思还不太清楚”。这个项目的另一位领导专家B.L.范德瓦尔登，则在其著作《巴比伦天文学：三十六星体》中，描述了这些数字在一些节奏上有较为明显的升降，而这只能表明“这些数字是与白昼的持续时间有关的”。

这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丢掉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平板地球的这个观念，并认识到他们的天文学知识与我们的一样好——倒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仪器，而是因为他们知识的来源是纳菲力姆。

我们认为，这些难解的数字所表达的是天弧的度数。以北极开始作为起始点，而这个星盘是一个平面天球图，也就是说，是用一个平面来表示球体。

随着这些数字的增减，恩利尔之路的数字（如Nisannu-50，Tashritu-40）加起来就是90；所有阿努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则是180；而那些艾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就是360（比如Nisannu200，Tashritu160）。它们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球形的圆周的各个部分：四分之一个圆周（90度），半个圆周（180度），或者整个圆（360度）。

这些标记恩利尔之路的数字非常适合表示从北极开始，然后一直延续至60度的苏美尔人的北部天空，在赤道下方30度与阿努之路分界。阿努之路到赤道两侧是等距的，一直到赤道南方30度。接着，更南边以及从北极算起最远的地方，就是艾之路——从南极点开始30度的天球和地球的部分（见图100）。

艾之路里面的数字在阿达加（Addaru，相当于我们的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和乌鲁鲁（Ululu，相当于我们的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里加起来等于180度。这是唯一一个从北极延续180度的点，无论你是往西南方还是东南方走，都是朝着南极方向。

岁差现象是由地球地轴的不稳定造成的，这导致地轴的北端（指向北极星的地方）和南端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壮丽的大圈。地球相对于星系的明显减速在一年的合计是大约55秒（表示弧度），或者是每72年一度。由此得出这个大圈——它将地轴的北端再次指向同一颗北极星——一圈要持续25920年（72×360），这就是天文学家所说的大年或者柏拉图年——因为很明显，柏拉图曾意识到这种现象。

图100

在古老的年代，各种星星的升起和降落被认为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而且春分（带来新的一年）的精确测量，与黄道宫中所发生的天文现象有着较大的关联。由于岁差的存在，春分和其他天文现象，被一年一年地延迟，最终会在2160年之后到达下一个黄道宫的重临。我们的天文学家继续使用着“零点”（白羊座的起点），它代表大约公元前900年的春分，但现在，这个点已经被切换到了双鱼座。大约在公元2100年的春分点，又将进入宝瓶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正在进入宝瓶座时代（见图101）。

因为从一个星宫到另一个星宫的切换需要超过2000年，学者们想知道希帕恰斯是怎样或从何处学来这些知识的，而那时还是公元前2世纪。现在已经清楚了，他的知识源头是苏美尔。朗盾教授的发现显示出，尼普尔历是在大约公元前4400年建立的，那时是金牛座时代，这反映出，岁差以及黄道带星宫切换要花上2160年时间的知识早已掌握了。将美索不达米亚天文文献与赫梯天文文献进行对比的耶利米亚教授，同样告诉我们，更古老的天文文献记录了从金牛宫到白羊宫的转换；并且他还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预测到了从白羊宫到双鱼宫的转换。

图101

在看过这些结论后，威利·哈尔特勒教授在《近东，最早的星座史》中提出，苏美尔人留下了大量的图画证明这些现象。当春分点还在金牛宫的时候，苏美尔的至点还在狮子宫。哈尔特勒注意到，在苏美尔的描绘中，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就有着周期性的“牛狮之争”，并认为这种斗争表现了公元前4000年的观测者从北纬30度（比如乌尔）所看到的金牛座和狮子座的关系（见图102）。

大多数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将金牛座视为其第一个星座，不仅是因为黄道带的古老证据——可以回溯至公元前4000年，同时还可以证明的是，苏美尔文明的建立是多么突然。耶利米亚教授在《古老东方之光下的<旧约>》一书中，说他发现了一些证据，显示苏美尔的“零点”刚好是在金牛宫和双子宫之间；通过这一点和其他一些档案，他指出黄道带这个概念是在双子宫时代设计出来的，然而那时苏美尔文明压根没有开始。存放于柏林博物馆的一个苏美尔的碑刻（VAT.7847），是从狮子座开始交代黄道十二宫的——它带我们回到了公元前11000年，那时的人类刚刚开始耕种。

图102

H.V.希尔普雷奇特走得更远。通过研究几千个带有数表的文献，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比伦探险考察》中指出：“所有来自尼普尔和西巴尔图书馆的乘除法文献，以及所有亚述巴尼波图书馆（在尼尼微）的文献都是基于（数字）12960000的。”在分析这个数字及它所代表的意义之后，他再次指出它只可能与岁差现象有关，并且苏美尔人知道25920年，一个周期的大年。

这绝对算是一种幻想，一种在不可能的时代的天文幻想。

正如有证据显示，苏美尔天文学家掌握了他们不可能通过自身而掌握的知识一样，这里有证据证明，他们拥有的大量知识，事实上都对他们没有实际作用。

这不仅与被使用的那套相当成熟的天文方法有关——在古代苏美尔哪个人又真正需要去建立一个天体赤道，谁能举个例子出来？还与各种测量各星体之间距离的复杂文献有关。

其中有这样的文献，被称作AO.6478，列出了26个主星，它们都是可以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北回归线上清晰地看到的。文献中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测量出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首先是用一个被叫作mana shukultu的单位（意为“测量和称量”）给出的。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聪明的构想，它将流失的水的重量与时间的推移联系起来。它让用时间来测算两星之间的距离成为可能。

第二种方法是由天弧的度数得来的。一整天（白昼和黑夜）被分为两个12小时，整个天弧包括了360度。因此，一个“贝鲁”或者“两个小时”代表着30度的天弧。用这种方法，地球上时间的推移完成了指定天体间距离的测量。

第三种测量方法是beru ina shame（意为“天之长”）。F.塔里奥-但基教授在《星之距离》中指出，前两种方法都是依靠其他现象才能得以实现，第三种方法则是直接的测量。他和其他一些人都相信，一个“天上的贝鲁”，相当于10692个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米（11693码）。由此，26个主星之间的“天距”在文献中被计算了出来，加起来是655200个“贝鲁”。

这三种测量星体之间距离的方法的实用性，表现出了这类事物的重要性。然而，生活在苏美尔的男女老少到底又是谁需要这样的知识，而且他们中的谁又能发明出这样的方法并实际使用它们？唯一的答案是：这是纳菲力姆的知识，只有他们需要如此精确的测量。

具有宇宙旅行的能力，从另一个星球到达地球，在地球上空漫游——他们是唯一能够在人类文明还需要数千年发展的曙光时期掌握这类知识的物种，是他们拥有如此成熟的数学与天文学的概念和方法，而且他们需要教导人类的文士如何抄写和记录这些天文信息，例如星星之间的距离，星系、天体的升降和秩序，天文历法，以及其他那些精确得不现实的天地知识。

有着这样的背景，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们在纳菲力姆的带领下，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土星之后的行星——他们并不知道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他们对于太阳系——地球的家园的知识，还不如他们对星星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的排列秩序的知识。

上百个被详细记录古代天文信息的文献列出的天体，按照它们的秩序——或者神祇，或者月份，或者土地，或者所属星系——整齐地排列着。有一个这样的文献，经过《巴比伦天文手册》的作者恩斯特·F.威德纳分析，被认为是“大星表”。上面有5列有10位数的天体，并被相互联系起来，涉及月份、国家和神祇。另一个文献列出了正确的黄道十二宫里的主要星体。一个被编入索引的B.M.86378文献在它已较为破损的部分，按照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排列出了71个天体；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确实，苏美尔人和他们的继承人知道，我们的星系是日心星系，太阳是主宰，而地球只是普通行星；此外，他们也知道在土星后面还有更多的行星。

同时，苏美尔人也把所有的天体（行星、恒星或者星系）都称为MUL（意为“在高处闪耀”）。阿卡德词语kakkab也代表任何天体。但有一些MUL被表述成LU.BAD，以便很明确地指出是我们星系的行星。

得知希腊人称这些行星为“漫游者”，一些学者们将LU.BAD理解成“漫游的羊”，由LU（意为“他们是牧羊人”）和BAD（意为“高远”）派生出来。但事实上，BAD的另一意思是“古老的”“基础”或“归宿”。

这很适合描述太阳，而且在那之后就是LU.BAD，不是“漫游的羊”，而是被太阳放牧的“羊”——太阳之下的我们的行星。

这些LU.BAD的位置和它们之间及与太阳的关系，在很多美索不达米亚天文文献中都有描述。它们有些“在上面”，有些“在下面”，库格勒猜对了，其参照点就是地球自身。

只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星都是在讲述MUL.MUL——这是一个让学者们不停猜测的词——的文献中才提到。由于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多数学者已经同意MUL.MUL代表着昴宿星团，金牛座中的星群，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穿过春分线（对巴比伦而言）。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常常提到MUL. MUL包含了7个LU.MASH（意为“近亲漫游者”），学者们由此推断它们是昴宿星团中最亮的7颗星星，用肉眼就能看见。事实上，基于分类的原则，这组星体中要么有6个，要么有9个亮星，反正不是7个，这是个问题；但是这一点被忽略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能解释MUL.MUL的含义了。

法兰兹·X.库格勒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昴宿星团这个说法，但是，当他发现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较为模糊地表达了MUL.MUL不仅包含“漫游者（行星）”，还包含了太阳和月亮之后——完全可以推翻昴宿星团的说法，他感到相当惊讶。同样，他还见到了一个很清晰的表述：“MUL.MUL UL-SHU 12”——意思非常明显：MUL.MUL是一个“十二地带”。

我们建议将MUL.MUL这个词看作星系，用重复的词（MUL.MUL）来表达这个全面的、“包含了所有天体的天体”。查尔斯·维洛列伍德在《迦勒底占星学》中翻译了一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索引号K.3558），上面描述了MUL.MUL或者kakkabu/kakkabu的成员。文献的最后一句说得相当明确：

Kakkabu/kakkabu

它的天体数为12。

它的天体量是12。

月亮的月份一共有12个。

这个文献毫无疑问地表明：MUL.MUL——我们的星系是由12个成员所构成。也许我们不该为这一点感到惊讶，因为希腊学者迪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在解释迦勒底的这三条“路”以及随之而来的36个天体的时候，陈述道：“在这些天神中，有12个占主要地位；对每一个，迦勒底人都为其标注了一个月和黄道带上的一个符号。”

恩斯特·威德纳的研究显示，除了阿努之路和它的黄道十二宫，在一些文献中还提到了“日之路”，同样也是由12个天体所构成：太阳、月亮和10个其他星体。在所谓的TE-碑刻的第二十行上有这样的陈述：“naphar 12 shere-mesh ha.la sha kakkab.lu sha Sin u Shamash ina libbi ittiqu。”意思是：“总的来说，十二个成员在太阳和月亮的所属地，那里行星围绕。”

我们现在可以抓住在古代世界中12的重大意义了。苏美尔大神圈，以及在那之后奥林匹亚十二主神，都是由刚好12个构成的；年轻神祇只有在老神退休之后才能晋级到十二神之中。同样地，这个神圣数字12的空白必须被填上。与之相对的，一年有12个月，一天有两次12个小时。苏美尔的每一项设计和发明都参照了12个天体，以此来保证好运。

许多研究，例如S.朗盾的《巴比伦月历和闪族历法》就显示出，从一开始的时候，将一年设计为12个月就与十二大神有关系。在他之后，弗里茲·霍米尔和其他人证明这12个月与黄道十二宫有着紧密联系，而且他们都是源于那12个主要天体。查尔斯·F.简则在《苏美尔词汇学》中重制了一个苏美尔的24天体表，将黄道十二宫与我们星系的12个成员进行配对。

一个长篇文献，由F·塔里奥-但基鉴别为是巴比伦的新年庆的寺庙活动过程。对大神庙而言，如埃萨吉拉，有12个大门。通过连续背诵12次“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所有天神的力量将在马杜克被授予，神的仁慈将被祈求12次，他伴侣的仁慈也将被祈求12次。这总共是24下，刚好契合黄道十二宫和我们星系的天体。

一块由苏萨国王刻下天体符号的界石，描绘出了24个符号：有12个像黄道带，还有12个代表我们星系成员。它们是美索不达米亚的12个星形神，和哈兰、赫梯、希腊以及所有其他古代神话中的一样（见图103）。

虽然我们的自然数的基础是数字10，但数字12渗透到了苏美尔消失很久以后的各类天文和神圣的事物中。希腊有12个泰坦，以色列有12个部落，以色列的大祭司魔法般的护甲有12个部分。数字12还存在于耶稣的12个门徒，甚至我们在十进制的数中从1数到12（英语中1至12的单词是完全没有重复的，而13开始则是由两个数字单词组合而成），仅在12之后我们才变成了“10和3（ten and three，组成thirteen）”，“10和4（ten and four，组成fourteen）”，以此类推。

这个具有如此力量的数字从何而来？是从上天。

图103

因为这个星系——MUL.MUL包括的，除了我们现在已知的，还有阿努之星，它的符号——一个发光的天体在苏美尔文献中代表着阿努和“神圣”。“至高权杖之星是MUL.MUL里的一只羊”。当马杜克篡夺了阿努的王位，成为这颗星的主人之后，巴比伦人说道：“MUL.MUL中出现了马杜克之星。”

纳菲力姆在教导人类认识真正的地球和宇宙时，向古代的天文学家和祭司们传授的知识，不仅涉及土星之前的行星，还涉及他们那颗最重要的行星，也就是纳菲力姆的家：

第十二个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