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

约翰·波顿·桑德森·霍尔丹

编者按

阿瑟·爱丁顿的那篇关于决定论在衰落的短文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生物学家霍尔丹批驳了爱丁顿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尤其是他认为：如果原子的运动是不可确定的，则人类的思想也不例外。随后霍尔丹列举了同卵双生双胞胎在行为上具有相关性的例子。他说如果其中的一个在某段时间内触犯了法律，那么另一个会触犯法律的可能性高达0.875。（这个数据肯定有问题。）爱丁顿指出这种说法缺少实际的证据。但霍尔丹辩解说爱丁顿的说法纯粹是由推理得到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实践上的验证。ft　　英文

阿瑟·爱丁顿爵士在他的关于决定论的衰落[1]的讲话中提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对等关系，“如果原子具有不确定性，那么人的思维肯定也会具有同样的不确定性；因为把思维说成比原子更机械的理论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的。”即便从非定量的角度上看，这种说法与事实也有一定的差距。比如：我在试图解一个很简单的波动方程时也许会得到众多解中的任意一个；而阿瑟·爱丁顿爵士在解同样的方程时会得到可靠性更高的解。我不会因此而认为他的思维比我的思维更机械，不管多么地像是这回事。事实上人们在说一个人可靠时通常是在称赞他，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ft　　英文

然而，幸运的是，定量数据似乎表明，就道德行为而言，某些人的思想意识确实比一些原子的辐射行为更容易确定。对于某一个人M1，在T1与T2之间的任意时刻内，这个人付诸一个行动的概率为p，比如说他会因违反法律而被监禁。如果我们不了解有关M1的更多情况，则p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小于0.01。然而，如果M1有一个同卵孪生兄弟M2，他们在相同的环境下一直长到14岁，且已知M2在16岁至40岁之间曾因犯罪被监禁过，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M1的天性与M2相同，后天培养与M2相似，所以他很有可能在相同的年龄段内也曾被监禁过或将要被监禁。根据兰格[2]的研究结果，当我们已知以上信息时，在德国南部p约为0.875。如果我们能了解更多的情况，例如，知道M2未曾有过头部损伤，则p的值还会更大一些。在这类情况下，如果我们了解的信息量足够多，可以把p的值取为1，我认为，这说明我们已经证明了某种决定论的存在，至少是在道德选择的层面上。实际上，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证明p>1–ε。如果阿瑟·爱丁顿爵士是正确的，则不管我们掌握的信息多么全面，ε都将是一个比较大的有限数。显然再多的观测结果也不能证明ε为零。但如果能说明ε的值小于0.01，则在伦理学理论的一级近似中我们就可以把它忽略掉，如果能证明ε小于10–6，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说人类的行为不会比包含约2×1027个原子的系统更难以预测。ft　　英文

我认为从现有数据进行的推理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利用上述事件中的所有可用信息，那么ε的值会小于0.05。但遗憾的是：在哲学或情感的范畴内，对所有能够用科学方法测量的量进行预测都只是一种臆断。从发现的角度上看，决定论的优点是它可以被证伪，当可获得的信息量越来越不确定，ε趋于一个有限的值时，我们就应该认为该命题不成立。从另一方面来说，非决定论是不能被证伪的，除非其支持者能够明确规定一个ε值，而这一点正是他们一直谨慎回避的。当人类行为的真正规律性被发现时，很可能所有学派的哲学家都没能完全预测出来，就像他们没有预测到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出现一样。人类的行为是科学研究的一门学问，而不是先验的臆断。ft　　英文

（沈乃澂　翻译；李淼　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