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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水观音

《隔水观音》是我的第十三本诗集，也是我来香港后的第二本诗集。书以《隔水观音》为名，寓有对海岛的怀念。“观音”不但指台北风景焦点的观音山，也指整个海岛，隐含南海观音之意，所以“隔水观音”也不但隔淡水河，更隔南海的烟波。

在主题上，直抒乡愁国难的作品减少了许多，取代它的，是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探索，《湘逝》最后的五六句，写的虽然是杜甫，其中却也有自己的心愿，而且暗寓了艺术比政局耐久的信念。文化渡海，浅者在前；最先是歌，然后是小说，最后，当然是诗。

在语言上，我渐渐不像以前那么刻意去炼字锻句，而趋于任其自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追求所谓张力，有时到了紧张而断的程度；七十年代矫枉过正，又往往松不成弦，连坏散文都说不上。紧张的诗不容易写得恰到好处，所以六十年代真能传后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恬淡的诗也难恰到好处，今日许多标榜朴素的作品，其实只是随便与散漫而已。

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忧国愁乡之作大半是儒家的担当，也许已成我的“基调”，但也不妨用道家的旷达稍加“变调”；其实中国的诗人多少都有这么两面的。另一类则是超文化超地域的，像《惊蛙》这样的诗我也喜欢写。除了和我的散文《牛蛙记》是一胎双婴之外，它一空依傍，没有来历，纯然是现代的产物。有时候，诗人也不妨写几篇令学者手忙脚乱的作品。

余光中
1982年秋末于沙田（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