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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陵少年

纳入《五陵少年》的这三十四首诗，完成于一九六○年初春到一九六四年初夏之间，也就是说，都是我留美回台北后迄赴美讲学前那一段日子的作品。

我的诗集之中，恐怕再找不出第二本像《五陵少年》这么风格庞杂的了。《五陵少年》之中的作品，在内涵上，可以说始于反传统而终于吸收传统，在形式上，可以说始于自由诗而终于较有节制的安排。

我常常想：如果那时我不赴美，也许继续发展下去，与目前的风格将不很相同。因为在二度赴美的前夕，我感觉自己在散文的创作上也渐渐有点eureka的迹象。我的诗和散文，往往有一胎二婴、一题二奏的现象。例如一个婴孩的天逝，倒映在诗上，是《黑云母》，在散文上，便成为《鬼雨》了。

自从开始现代抒情散文的创作以来，面临一个题材，左右手的缪斯往往要争论许久，才决定究竟应该由左手的缪斯或右手的缪斯去处理。

艺术家对于自己风格的要求，似乎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是精纯的集中，一生似乎只经营一个主题，一个形式。另一类是无尽止的追求，好像木星，乐于拥有十二个卫星。雷诺阿、莫迪里阿尼属于前者；毕加索属于后者。我的个性也倾向后者。同时，我更相信，凡是美，凡是真正的美，只要曾经美过，便恒是美，不为另一种美所取代。在这样的信仰下，我写了《吐鲁番》，也写了《圆通寺》，创造了《史前鱼》，再创造《月光光》。我不愿站在《吐鲁番》那边，说《圆通寺》太古典；或是站在《圆通寺》这边，说《吐鲁番》太猛烈。我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五年，不算太短的日子。当我写《五陵少年》最早的几篇作品时，好几支犀利的诗笔，黄用的笔，望尧的笔，仍非常多产。到我写其中最后的几篇时，那几支笔早已搁下来了。这真是何等可惜的事。所谓“头脑外流”，非但科学界如此，文学和艺术也是一样。

余光中
1967年4月16日
厦门街闹书灾的书斋（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