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理性历史观的哲学思考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生于1918年，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是俄罗斯汉学界最著名的人物。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1992年2月，笔者访问俄罗斯，与齐赫文斯基进行了深入交谈。本文系根据这次谈话的翻译记录稿整理（有所增删修改），集中反映了笔者对历史、历史哲学和“三种历史的编纂法”的基本看法，从而对我们研究和理解何新自己的历史学论著多有启示。

齐赫文斯基：想了解您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哲学观点。

何新：“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但现代西方人认为，“历史哲学”已经不必要了。历史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因此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是不必要的。

齐赫文斯基：这是否与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有关？自从培根和洛克提出“实验（经验/实证）主义”以后，到康德哲学，欧洲学术中兴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

何新：是。牛顿有一句名言：“物理学，要谨防形而上学！”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反形而上学是一种时髦。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恩格斯试图将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引入历史解释领域。他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作为物理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结构）重构社会历史，然后以经济实证作为基础，为一切人类活动找到现实的目的与解释，这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

齐赫文斯基：您是否认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

何新：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历史学虽然依赖于实证基础，但是哲学解释也是必需的。实际上，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本身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历史哲学。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不同，不仅在于哲学具有更抽象的思辨性（玄思），更重要的在于哲学是体现一种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方法思考。实际上，哲学的思考归根结底是关于“方法”或“认知工具”（包括关于语言与概念的逻辑框架）的思考。哲学必然是超越经验之上，“形而上”的。

所谓历史哲学，就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论。历史哲学是超越于直观、历史现象之上的抽象，同时也是对于认知历史、理解历史的方法的思考。

齐赫文斯基：那就是说，您认为探索历史哲学仍然是必要的。您是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何新：不完全是。

马克思主义，如您所知道的，是一个混合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恩格斯主义。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哲学比恩格斯有更深刻的见解。

在马克思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论部分）、中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系列总体理念，这构成了他的历史哲学。

但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没有见到任何的解释。马克思提到，“存在所谓‘三种历史编纂学’：（1）直观的；（2）反思的；（3）哲学的”。

齐赫文斯基：哦，是的，您怎么理解这些话？

何新：这几句话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中谈到了三种形态的历史著作。他说：“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1）原始的历史；（2）反省的历史；（3）哲学的历史。”

这三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所谓“三种历史的编纂法”。这三种形态的历史，实际是对历史著作的分类。

《历史哲学讲演录》在黑格尔生前并没有出版，是在黑格尔死后由他的学生根据讲堂笔记编辑的。所谓“历史哲学”这个名词，也是来源于黑格尔的这本书。作为一门学术，“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所创立的。在此之前，只有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并没有所谓“历史哲学”。

齐赫文斯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编纂学”，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两者并不相同。

何新：马克思所谓“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指对历史进行解释的方法，换句话说“编纂学”也就是关于历史的“解释”学。对于历史的任何解释，总是需要一套概念和语言的基本框架。通过这种框架观察历史现象，历史才能被解读和建构。这种概念和语言的逻辑框架也就是“方法”或“工具”。这也正是本来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所理解的）“方法”和“工具”。

换句话说，我认为编纂方法包括指导编纂思路的历史哲学。

齐赫文斯基：当然，历史哲学在解释历史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唯心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就彻底告别了唯心主义，包括历史的唯心主义。

何新：我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也许19世纪最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是马克思。

齐赫文斯基：现代历史学比19世纪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国家的历史得到历史学家的重构。所以，关于“三种历史编纂学”的说法，现代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

何新：我不这么认为。其实，我们读到的史学著作，仍然包括这样的三大分类。关于所谓“原始的历史”，或者“直观的历史”，就是历史事件的实录，直接的记录，第一手的历史素材的保存和记录，包括各种回忆录。

黑格尔说：“关于第一种历史……作者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例如，中国上古的《尚书》，在古代虽然属于神圣的经书，但实际上《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司马迁说：“《书》纪先王之政事。”还有周代的《百国春秋》（“百国春秋”一词，出于《墨子·非命》），包括鲁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等，孔子以前列国史大体都叫《春秋》，即《百国春秋》。

又例如，现代的各种档案资料、关于政治历史或文化的各种回忆录等，都属于这种“直观的”或“原始的历史”。在俄罗斯科学院中，保存着大批中国西夏国的历史档案，这也是属于原始的历史资料。

齐赫文斯基：当然，这种原始记录的历史，作为历史过程的直接实录，是比较客观的历史。

何新：那我倒是不相信。其实，直观记录的历史恰恰是最主观的历史。因为这种资料总是深刻渗透着当事人本身的主观感受、感想和感情。它们是形成历史认知所需要的重要素材，但绝不等同于客观的历史过程。基于个人主观感受的历史记述，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鸡讲鸡话，鸭讲鸭话”。

所以，黑格尔认为需要第二种历史，也就是所谓“反省——反思”的历史。

反思的历史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素材，而是包含了著史者的主观评价，是在一定的政治观点或者道义观点下引导性地重建的历史。在价值观背后，常常关联着某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所以，这种历史也不是所谓“真实”的历史，而是主观的评价性历史。

我认为，现代的大多数的历史著作都是这种反思的历史。

齐赫文斯基：这种评价性历史，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就是中国历史家说的“春秋笔法”吧。

何新：对。毫无疑问，“春秋笔法”是一种主观的历史。孔子当年重新编纂《春秋》，主要寓意在于进行道德审判的所谓“微言大义”。

孔子作《春秋》，褒贬周天子、诸侯、士大夫，成为当时主导舆论的权威（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古代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家的道德权威高于君王的政治权威。孔子是中国私人著述历史学的最早开创者，他也开创了中国的主观道德史学。

后世称孔子为“素王”。所谓“素王”，就是执掌舆论之王，亦即所谓“无冕的布衣之王”。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诈，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太史公曰：余闻董生言，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

这种主观史学的成立，使得历史学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社会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因而，此后就有所谓“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文章可作。

事实上，中国早期最重要的两部史学名著——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和司马迁的《史记》，都可以看作是这种体现史学家反思历史的主观史学的著作。对历史的道德反思，不仅体现在《史记》中“太史公曰”的说教议论中，也体现在司马迁对于史料的抉择、取舍中。但是，历史学家参与政治斗争有时会付出重大代价，如司马迁就是因此（为李陵说话）而被处以宫刑（阉割）。

例如，《史记·汉文帝本纪》的太史公评语：“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胜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这就是以仁义为准则评论帝王。

实际上，中国的官修二十五史体系以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英国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都是属于这种寓意于道德反思类型的史著。

《资治通鉴》卷一记周天子承认晋大夫三家为诸侯，事后评论：“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所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这就是以不同朝代的政治价值观念为根据，来总结、反省、评述和褒贬前代的历史。

齐赫文斯基：现代的历史学著作，可能仍然存在道德反思的传统。道德反思或者积极的价值评价，对于总结历史的教训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何新：反思史学的意义，除了褒贬历史人物和评价历史事件以外，历史学家认为自己负有一种“道德”使命，即试图为后代君主从道德角度总结所谓“历史的教训”。但是，人类总是无法摆脱盲目或误判的玩弄，即当你自以为吸取了历史教训的时候，常常是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所以，黑格尔对此曾讽刺说：“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人们惯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是各民族和各政府从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对这点来说，每个时期都太独特了。”（《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269—270页）

列宁的《哲学笔记》引用黑格尔的话说：

“黑格尔又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环境，每个时代都面临如此之独特的状况——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之际，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实’的生动和自由。”

道德史观的根本局限性在于，由于著史者所依据之价值观念不同，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也就自然不同。所有的翻案文章，其实无非是采取了某种新的价值观而已。但是只要又出现了另样的价值观，这种反思的历史就不得不重新写。历史解释的差异，不过是反映了价值体系的差异而已，其结果必然是“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汉书·艺文志》）。

所以，黑格尔指出：“任何著史的人都可以利用各种资料，各人都自信有能力去整理这些资料，而且每个人大概都把他自己的精神，当作是那时代的精神。”黑格尔曾特别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我们今天看中国出版的那种种历史书，也无非基本如此。

齐赫文斯基：如果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必须超越道德的评价，那么，就需要客观主义的历史思考。但是，难道历史中没有是非与善恶了吗？如果完全不要做这种道德评价，历史学的终极意义又何在呢？

何新：史料史学和反思史学显然都不是客观主义的史学。但是，所谓客观主义也不是第三者眼中的史学——因为那仍然是第三者眼中的主观史学。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形态规律性的思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重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导论”中提出的历史哲学思想。我认为，客观主义的历史哲学，需要探索历史的终极性意义和目的，需要认知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

齐赫文斯基：这样，您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自己的目的就是解释历史规律。

但是，究竟什么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呢？总是人见人殊。例如，英国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出了历史中的大文化形态（文明）观点，并且认为各种文明之间所不断面对的挑战与回应，是人类历史变动的原因。

何新：汤因比的历史文化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哲学。汤因比的学说是很华丽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哲学是一种高度主观论的历史哲学。我对他的书评价极低。

齐赫文斯基：历史是亿万人的自由行为的产物，这种自由行为的方向是难以预测的。说历史是理性的，有一种预定的必然方向，这是一种决定论。

但事实上，历史的未来并非不可以选择，未来走向往往是难以理性地被预测的。

何新：这恰恰是反思史学与客观主义理性史观的差异所在。历史中存在理性的逻辑必然性，这是一种自动组织的机制。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共同的历史认知。我赞成。

许多人认为，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选择，是因为人有决定性的力量。选择取决于权力。历史中的权力杠杆，无非是四种：政权、舆论权（道德压力的基础）、民意，以及经济力量（在现代就是金权，即金钱力量）。这四种力量都操之于人。人要影响或者改变历史，无非就是借助这四种力量。

齐赫文斯基：历史进程方向当然是可以选择的，特别是有很大权力的人。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历史进程也许就不是现在这样的。

何新：当然。

但是，拿破仑晚年在圣赫勒拿那个岛上反思自己的平生时说过一句话：“我不过是历史的奴隶。”我认为他的这种反省非常深刻。

在广义上，国王、皇帝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

齐赫文斯基：那往往只是事后的说法。怎么知道什么是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

何新：知道与不知道，这种判断力就是伟大与昏庸的区别。

齐赫文斯基：历史运动归根结底服从于经济基础。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呢？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还是具有极大的可能性的。

何新：其实，历史就是瀑布的运动。瀑布的向下运动，它有一种明确的大方向——受地心引力（重力）的影响，这就是它必须服从的命运——无论作为瀑布，它有没有意识到地心引力的存在，它都无法选择逃避这种必然。

任何个人，在历史中也只不过是一个水滴。

对于一个瀑布，也许它的每个水珠都幻想自己可以做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的自由选择运动。在瀑布的运动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那些仿佛自由运动着的大大小小的喧闹的水花，但是没有一个水花——无论怎么积极地跳跃着——最终能够不服从那种固有的、必然向下运动的总轨迹。事实上，这些自由跃动的水花轨迹会构成每一个瀑布运动的某种确定的图像或者模式，以至后来的水花也都无法超越，而只能填补在前者流过的那个动点的轨迹。

为什么流动中的瀑布令人百看不厌？就是因为在亿万水滴的貌似自由的跃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周期节奏，具有内在的秩序和规律性，貌似无序中的有序，这就是美，是在貌似的自由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理性和规律性。

人类历史也是如此。黑格尔说，历史活动的基础是个人。个人行为的原动力是私欲和热情——每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个人利益，为追逐利益的活动，构成人类的历史。但是其碰撞和平衡，却导致形成“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是必然性。这种理性秩序，在历史中也是在无意识中组织起来的。

齐赫文斯基：这是不是就是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您也相信历史中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

何新：古代的中国人称这种主导万物的内在秩序、自然秩序为“道”，就是老聃所说的“道”。“道”，就是内在的必然性秩序，就是近代西方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历史中，不仅存在看不见的“手”，而且存在看不见的“脑”。历史进程天然地具有一种被内化的理性必然秩序。

人类的历史活动就是如此，看起来每个人都很自由，其实“道”在其中，个人不过是瀑布中跃动的水珠或者泡沫。即使是动荡的时代，动乱局面也不过是大进程中通向既定目标的必然。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在历史中主观的自由意志作为历史发生的现象学存在，必然从属于作为历史进程实体的理性主义本质。这就是我理解的理性主义决定论的历史观。

马克思的历史观，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颇有意义。马克思认为，经济结构、社会分工结构决定阶级的分化，使个人利益的竞争（嫉妒）转化为结合成集团谋求利益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这句话是铁一样颠扑不破的真理。

阶级斗争论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阶级斗争并不是永远需要保持一种紧张的社会节奏，并非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总是有斗争平衡、一张一弛的交替。

在历史中，阶级矛盾平衡的时期，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时期，总是比较久长的时期。

但是归根结底，阶级斗争、利益集团的斗争这种种社会矛盾，确实总是成为推进历史进程的原动力。

齐赫文斯基：这是毛泽东思想著名的观点。毛泽东总是强调斗争决定一切。当时，他们甚至也与我进行斗争，中国报刊指责我是“沙皇的辩护士”。

何新：在中国人眼里，毛泽东仍然很伟大，高不可攀。

齐赫文斯基：是的，我知道毛泽东的伟大。他的很多思想对于指导革命斗争很重要，但是不利于治国，总是强调不断地斗争，社会无法稳定。

何新：阶级分析的观点，对于观察任何社会的政治形势和判断历史方向仍然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只是阶级斗争的方法不能用来治国。

自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区域分割的历史就成为一体化的世界史。原来那种封闭国族社会内的集团利益竞争、阶级斗争，在现代历史中已提升到民族、国家、宗教以及文化之间大规模竞争的水平。这一方面导致了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也推进着不可逆转的全球一体化的运动。这是未来世界的大趋势，瀑布运动的大方向，国别史必然演进成为全球史。

齐赫文斯基：问题在于，谁，哪个国家，在未来能作为旗手主导全球化运动呢？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

何新：恐怕只有天知道。

但是在冷战以后，依靠武力征服而建立新的世界帝国已经愈来愈不可能。未来主导世界的国家，仅仅依靠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